周恩来1946年谈判功勋卓著——读《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功勋论文,卓著论文,文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一结束，在中国便开始了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1945年末至1946年底，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代表团的谈判斗争，便是这一决战开始阶段的重要一役。通过这场政治决战，“使党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被群众所认识”，使党完全赢得了人心，为最终在军事上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谈判斗争在周恩来的革命政治生涯中占有特别突出的位置。 其中1946年的谈判，又是在条件极端艰难、环境极其险恶、关系极为复杂、情况变化多端、斗争极度紧张激烈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周恩来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紧紧依靠党中央和坚强的革命集体，顽强、机智、果敢地同谈判对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因而圆满地完成了代表团所肩负的重要使命。这次谈判积累了丰富经验，它是老一代革命家为我们留下的一笔十分珍贵的革命遗产。因此，50年后的今天，编辑出版《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重温这段历史，总结和学习周恩来在谈判中所展现的策略思想和斗争艺术，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争取和平，争取民主
1945年秋“双十协定”签字，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权利，同意国共合作和平建国，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继续同国民党进行和谈。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和平与民主的希望，感到欢欣鼓舞。但是由于协定中没有真正解决人民军队和解放区问题，因此人们对蒋介石究竟会向何处去，也有担心。果然，协定墨迹未干蒋便密令下发《剿匪手册》，频频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解放区军民被迫自卫反击，内战烽烟再起。中国的政治晴雨表犹如雾都重庆的天气乍晴又阴，中国的前途命运如何，又成了人们普遍关注和焦虑的问题。
蒋介石在主观上（即本质上）是要反共和灭共的，但在客观上却受到了种种限制。首先，他要反对和消灭的已经不是江西时期的共产党和根据地了，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解放区拥有一亿多人口、130万军队、 250万民兵、120多万党员，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因此蒋介石也不得不慨叹：共产党已经不像在江西那样好对付了！其次，“人心厌乱，兵心厌战”，已经成为“一般人的心理”，“反内战求和平”已经成为“大众的呼声”，蒋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再次，美国对华政策声明和莫斯科三国外长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都表明，同盟国及国际舆论不论出于哪种考虑也都不赞成中国内战和独裁。此外，从国民党内部看，在和与战、民主与独裁的问题上，也是意见分歧，矛盾重重，派系关系错综复杂，并非铁板一块。周恩来指出，这种复杂的背景决定了蒋“总是在和与战之间摇摆”，“一时偏和，一时偏战”，周恩来已摸到蒋的底牌：如果战的目的被他达到，“他便要压迫我们接受只许在某几省框子内保有行政专员”，“如果战的目的不能达到”，“他便可经过谈判答应较高的条件。”这充分说明，当时确确实实存在着和平民主与内战独裁两种可能性，而两种可能性转变的关键就在于双方力量的对比和国内外各种压力的发展变化，也在于我们是否积极去争取。
上述情况也表明，争取和平民主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和坎坷。周恩来和代表团不畏艰难险阻，为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付出了艰辛和真诚的努力。周恩来提出“反内战必须与人民争民主的运动联系起来”。在以他起草的提案为基础形成的“双十协定”中，关于停止内战的问题是同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起提出的；关于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问题是同承认“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的要求并提出的；关于承认解放区的问题则是放在国家民主化和改组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的问题中提出的；关于中共军队的问题是放在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下提出的。又如周恩来在1945年12月18日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代表团的任务，一是参加政协会议，二是进行国共谈判；要解决的问题是，停止内战、和平建国方案、国民大会和纪要的实施。这充分表明中共参加谈判和政协会议，绝不是为一党的私利来争地盘、争军队、争席位和表决权的，而是为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奋斗的。这正是中共能够赢得人心的关键之一。
为了争取和平与民主的实现，周恩来还提出“即称和，便须有妥协”的策略思想。他认为妥协是争取和平民主的途径之一，因为“政治解决就是相互容让、妥协。”“协商本来就是为求妥协”。他指出，我们作必要的妥协让步甚至必要时作出较大牺牲（如军队国家化取消军队中党组织），可充分显示我们的诚意，从而赢得人心。同时他也强调，“容让、妥协也要有一定原则”，就是决不能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是“要有一个基本点”，即“双十协定”我方提案的基本点；二是“必须在原则上有共同点”即“要有确定的共同纲领”；三是不能“在形式上妥协了，而实际上不解决任何问题”；再就是对无理的要求必须坚持斗争，坚决顶回去。
为了争取和平与民主的实现，周恩来特别注意争取和团结各方面的人。他以杜鲁门对华声明和三国外长协议为契机，积极争取马歇尔对中共立场的理解与支持，争取他为中国的和平与民主做出积极的努力。他还利用黄埔军校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旧关系积极争取国民党军政要人。他还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等人交朋友，使得好战分子陷于孤立。
事实证明，周恩来提出的一系列方针策略正确反映了党中央对谈判的指示精神和客观实际。1946年1月5日停止冲突协议的达成、10日恢复交通命令与声明的签字和蒋介石四项保证的发布、31日政协五项协议的通过，2月25日整军方案的签署、2月底至3 月初三人小组视察各地的顺利进行等，都充分说明第一阶段的谈判已取得了一些和平民主的重要成果。
挽救和平，挽救民主
周恩来指出，第一阶段所取得的成果对蒋介石来说是极“不情愿的，是被迫接受的”。因此在3月1日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上，顽固派大吵大闹，要推翻政协的全部协议。接着便在东北挑起冲突，在关内围困我中原解放区，还非法搜查北平军调部我方机关，无理逮捕和扣押我方人员，派飞机到延安上空挑衅，还发生特务捣毁新华社和投恐吓信等恶性事件。这表明局势已经发生变化，蒋之两面派做法已日益明显。与此同时，美国一面调停一面援蒋内战的两面政策也日益明显。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方针和斗争策略也必须及时调整。这就是挽救和平，挽救民主。
周恩来对第二阶段的形势有一基本分析，他认为“今天局势尚未绝望”，故“推迟内战危机”，“并非不可能”。依据是，蒋对舆论尚有顾忌，还需争取群众和美援；美虽助蒋，但又怕中国大乱损害其在华利益，故不愿直接卷入冲突。因此他提出，我们方针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为此，应“以两面对两面”，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继续坚持反内战、求和平、争民主的基本方针，坚决维护协议，“坚持与扩大和平民主的统战政策，不放松任何一种矛盾的利用……以推迟内战危机”；另一方面，要“把握蒋美矛盾及蒋之两面派弱点，用全力打击其反动一面，使其一切问题都不能模糊哄骗。”为此，代表团首先紧紧抓住谈判一环，要对方“明确地回答和解决问题”。其次，周恩来向党中央建议以和平方针为矛，坚决抵抗为盾，以军事斗争配合政治斗争，不取“消极防御与等待”的态度，“对顽方进攻给有力反击”，“打得顽痛，以利谈判”。再就是“应据实揭露蒋之内战方针及挑战阴谋”，给顽方增加舆论压力。
关于对待美国的策略，他主张，“仍以争取为主，批评为辅。适当与严正的批评应在个人谈话时多多为之。公开舆论应要求停运、撤兵及督促国方停战，并表示公正调处。各地停战小组起作用者与美工作关系……亟谋改善。”但是，对赋予执行小组中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这一损害国家主权原则的提案，则坚决顶住始终未予应允。
第二阶段的谈判斗争尽管十分艰难，但由于代表团坚持正确的方针策略，机智果敢地斗争，使得挽救和平民主的努力仍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这主要是，3月底关于东北调停的协定和4月初关于东江问题的协议以及5月10日关于停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的达成和6月初东北停战令的颁布等。由于关内大规模内战的推迟，中原解放区伤病员和部分军政领导骨干五师主力6万人以及东江纵队得以顺利转移。
揭露内战，揭露独裁
自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和7月3 日国民党政府单方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大”之后，国内局势一天天严重，和平民主的危机一天天加剧。7月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暗杀。8月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下令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立即撤销。9 月上海《群众》周刊社遭搜查，国民党军队10月11日攻占张家口。这表明蒋介石全面大打和最后分裂的决心已定。因此，第三阶段的谈判斗争是揭露内战，揭露独裁。周恩来分析说，“现在的情况是由局部的内战向着全面内战发展和扩大。”由于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无顾于国际舆论和人民的要求”，所以“也不放弃谈判”。因此，“目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还会继续一个时期。”广大群众渴望和平与民主，对蒋美的欺骗尚未识破，仍存幻想。根据这一分析，周恩来提出我们的斗争策略应以揭露为主，重在争取和让事实教育中间分子。
在谈判问题上，周恩来坚持绝不主动退出的原则，为表明诚意，打破僵局，揭穿蒋之和谈骗局，代表团一再做出重大让步。但蒋则得寸进尺，一再违背政协协议提出无理要求，企图逼中共就范。8月6日提出停战的五项条件，10月2日提出停攻张家口10天的两项条件， 在其攻占张家口后，又于10月16日向中共发出哀的美敦书，要中共接受八项条件才肯停战。他如此刁难的用心在于，要么中共全部答应他的条件，等于投降；要么拒绝，则破坏停战、谈判的罪名便落到中共头上！对此，周恩来一面据理驳斥严辞拒绝，一面诉诸舆论，彻底揭露其阴谋，使公众及时了解真相。
在对美态度上，由于美蒋在“不承认全国内战、不承认调解失败、不愿撤兵三点上已取得一致”，美方不但公开偏袒国民党方面，而且公开助蒋，向其售让战时剩余军用物资，美海军陆战队替蒋军保护铁路和城市以直接助战，甚至以签订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中美商约”为条件向蒋提供5亿美元的借款。 这些都充分暴露了美国助桀为虐的真面目。因此，周恩来提出，“现实斗争已临最后一幕”，斗争的“中心是对美”。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舆论公开揭露美国两面政策，并严正抗议美国的错误政策及行动；另一方面继续保持同美方的联系，不使关系弄僵，同时严正要求美国不要放弃公正调处的立场和职责。这些斗争也取得了积极成果，年底在全国掀起以抗暴运动为标志的反美浪潮和美方确保中共代表团及中共驻京、沪、渝办事处的全部安全撤回就是证明。
在对待第三方面的态度上，由于蒋要装扮和平民主的形象以欺骗民众，所以对第三方面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一面以增加代表名额封官许愿为诱饵进行拉拢，一面又以逮捕、殴打、暗杀相威逼。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强调要做好他们的工作，指出“争取动摇分子目的在教育群众。”如蒋军攻占张家口后表明和平已无望、谈判已无必要，但第三方面一些人仍幻想从绝境中挽救和平，赶到上海劝说周恩来。为再次表明我们的诚意，周恩来随他们一起回到南京。但蒋仅安排8 分钟接见各方代表便飞台湾去了。第三方面的心一下凉了大半截。其次对某些人的犹豫、动摇和无原则让步，则进行了批评和斗争。如10月底，第三方面一些人背着中共起草了一个对中共极为不利的“折衷方案”，先送蒋、美，再送中共，并商定哪方接受这个方案就站到哪方去。周恩来得知后骤然变色，严厉批评他们“不守信义，落井下石”，说“我们是打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他们自知理亏，立即到孙科、马歇尔等处收回“方案”。但某些人未接受教训，在伪国大召开前夕，又背着中共给蒋写信，要求“国大”延至12月召开。周恩来严厉指出这是“自投火坑”！经过反反复复斗争，第三方面逐渐认清美蒋反动派真面目，最终站到人民大众一边。11月15日伪国大开场，只有青年党等少数党派和个别无党派人士参加，蒋介石真正成了政治上的孤家寡人。
伪国大召开表明蒋已关闭和谈大门，不久南京政府又下了逐客令，限3月5日前中共驻京、沪、渝办事处全体人员必须撤离，最终关闭了一切谈判之门。表面看谈判的协议都被蒋撕毁，代表团回来两手空空，实际上代表团是满载着人心，满载着人民的信赖与期待而归的，这个胜利和收获比起那些“协议”、“纲领”不知要重多少倍！经过这一年多的斗争，使广大民众分清了是非，打破了对蒋美的幻想和崇美心理，使共产党赢得了人心；在政治上孤立了反动派，初步形成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及广大民主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合作共事的政治关系；在经济上由于推迟了内战，使解放区得到休养生息、巩固壮大，为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在军事上发展壮大和锻炼了人民武装力量和广大民兵，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积蓄了军事力量；在对外关系上不仅认清了美帝国主义欺软怕硬、外强中干的本质，而且积累了宝贵的国际斗争经验，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外交骨干。所有这些，都已远远超出了谈判本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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