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波动的统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统计分析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是结伴而行的，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其经济增长不呈现经济波动状态。我国4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也同样是在经济波动中实现的。认识这种波动的特征，分析导致波动的机理，控制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促使经济均衡稳定地增长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基于统计资料从实证的角度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波动的周期作一划分，揭示这种周期波动的特征，并对波动的机理作一初步分析。
一、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波动的统计特征
由于缺乏系统的国民生产总值历史资料，我们采用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作为考察工业经济增长波动的指标。根据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交替升降，我们把增长率从一个峰值到下一个峰值的时间作为一个经济周期。表1给出了1953—1992年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周期波动的计算结果。
表1 1953—1992年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波动周期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
表2 经济增长率(%)
年 份
工业总产值增长率 国民收入增长率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1953 30.3
14.0 —
1954 16.35.812.1
1955 5.66.4 2.5
1956 28.1
14.152.8
1957 11.54.5-6.0
1958 54.8
22.084.5
1959 36.18.231.9
1960 11.2
-1.413.2
1961-38.2 -2.97
-62.5
1962-16.6
-6.5
-44.1
1963 8.5
10.733.7
1964 19.6
16.542.2
1965 26.4
17.030.7
1966 20.9
17.017.5
1967-13.8
-7.2
-26.3
1968 -5.0
-6.5
-19.3
1969 34.3
19.362.9
1970 32.6
23.349.1
1971 14.77.013.4
1972 6.92.9-1.1
1973 9.58.3 6.1
1974 0.61.1 5.7
1975 15.58.317.6
1976 2.4
-2.7-3.9
1977 14.67.8 4.6
1978 13.5
12.322.0
1979 8.87.0 4.6
1980 9.36.4 6.7
1981 4.34.9
-10.5
1982 7.88.226.6
1983 11.2
10.012.6
1984 16.3
13.624.5
1985 21.4
13.541.8
1986 11.77.717.7
1987 17.7
10.216.1
1988 20.8
11.320.2
1989 8.53.7-8.2
1990 7.85.115.1
1991 14.87.724.3
1992 27.5
14.445.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
1.周期波动的频率与长度
40年中，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波动经历了11个周期，其中前10个是完整周期，平均每3.64年发生一次，周期波动的长度是不规则变动，长度为2年、3年、4年的各三次，长度为5年、7年的各一次， 周期的平均长度为3.5年，标准差为1.4年，变异系数为0.41。
2.周期波动的振幅
我们用同一个周期内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峰值与谷值之差——落差作为波动振幅的度量。由表1可见，周期振幅也是不规则变动， 落差最大值为93%，最小值为5%，平均落差为23.4%，标准差为24.2%。
3.峰值和谷值交替有一定统计规律性
由表1可见，在一个周期内凡峰值较大的，谷值一般较小， 峰值最大值（54.8%）和谷值最小值（－38.2%）均出现在第三周期（1958—1965年）。峰值与谷值相关系数为－0.668，两者有着较强的负相关性。这说明，在存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经济的超常增长必将造成经济结构关系的失调，因而为使经济均衡稳定增长对结构进行调整付出的代价也越大。
4.工业总产值周期波动基本上与国民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同步
由表2对国民收入增长率资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除个别周期略有不同外，其波动周期起止年份与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波动周期起止年份基本上是一致的，不仅波动频率大体接近，而且峰值年份、谷值年份基本对应。通过计算，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90，相关程度比较强， 这与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一直较大有关。
二、改革前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波动的比较
尽管40年中工业经济增长始终是在周期性的波动中实现的，但是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25年和后15年，我们发现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在改革前后有着比较显著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波动频率减慢，周期长度加长，趋于均匀
改革前25年共出现7次周期波动，平均3.43年发生一次， 周期平均长度为3.43年，标准差为1.68年，变异系数为0.94，周期长度极差为5年。这段时期周期长度变化剧烈，三次短周期波动均发生在这一时期，最长的一次周期达7年也在这一时期。改革后15年共出现4次周期波动，平均3.75年发生一次，周期平均长度为3.75年，标准差为0.83年，变异系数为0.22，周期长度极差为2年，周期长度趋于均匀。
2.波动振幅减小，波动趋于平缓
改革前25年中，工业总产值几度出现大起大落，落差变动剧烈，特别是第三周期（1958—1965年）、第四周期（1965—1969年），落差分别达93%和40.2%。改革前最大落差为93%，最小落差为8.9%， 平均落差为32%，标准差为26.7%，改革后最大落差为 13%，最小落差为5%，平均落差为8.4%，标准差为3.2%，改革前的最小落差与改革后的平均落差基本持平。改革以来，工业经济增长虽然没有摆脱波动，甚至出现了振幅逐渐加大的趋势，落差由第八周期的5.8 %增大到第十一周期的13%，但总体上较改革前波动趋于平缓。
3.由两种类型周期并存转换为完全的增长型周期
改革前的7个周期中， 第三周期和第四周期为很有代表性的古典型周期。第六周期、第七周期很近似于古典型周期，只有第一、第二和第五周期属于增长型周期。这25年工业总产值多次出现负增长和停滞不前，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改革后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平均为13.3%，最低值为1981年的 4.3%。这一时期工业总产值始终处于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在不同年份有快慢之别。因此改革后的4个周期均属于增长型周期。 在这些周期波动中，收缩期并不意味经济衰退，只是增长速度的减缓。
4.收缩期相对变短，扩张期相对变长
改革前7个周期中，多数周期波动的收缩期长于扩张期， 波动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使经济复苏的日程延迟。改革以来的4 个周期中，除第十一周期治理整顿期间收缩期为二年外，其余3 个周期收缩期均为一年，明显短于扩张期，表明经济抗波动的能力明显增强，复苏有力。
三、波动的机理分析
导致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基本的原因是投资的周期波动、资源约束和瓶颈制约。尽管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工业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有所不同，但它们是始终都在起作用的因素。
1.投资波动的影响
由表2计算可知， 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有相当高的线性相关性，相关系数达0.925， 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是引致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波动的主导因素。利用表2 统计资料可得工业总产值增长率（y）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x）的回归方程
y＝5.04+0.52x
在0.01的显著水平下该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它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变动1%，将导致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同方向变动0.5%。事实上40年来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相当剧烈，其增长率最大落差达147%， 平均落差为42.5%，标准差为38.5%（表3）， 这样剧烈的波动必然引起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巨大波动。
表3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波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
改革前25年投资波动剧烈程度较改革后15年为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平均落差和标准差高达51.2%和45.7%，改革后分别下降为27.15%和7.03%，这是改革前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波动剧烈而改革后波动趋于平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分时期计算，改革前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942，高于全时期的相关系数0.925，这说明改革前固定资产投资波动诱发工业经济波动的作用更强。改革后两者相关系数下降为0.796，大大低于改革前的数值，这说明随着改革的深入，传统的计划体制开始被打破，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加大，体制上的双轨制已经形成，传统体制下集中体现国家计划作用的投资对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有所减弱。
2.资源的约束和“瓶颈”效应
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能源、交通、农业始终是起着制约作用的“瓶颈”要素。从1953年到1992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从5192万吨标准煤增长到107526万吨标准煤，增长了近20倍，同期工业总产值增长了71.6倍，能源增长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仅为0.27，远小于1。分时期计算，改革前能源增长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84，改革后仅为0.15，这表明改革后能源的“瓶颈”效应是抑制工业经济增长扩张的突出要素。从1953年到1992年，工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从36.26%上升到66.38%，但交通运输所占比重一直在3%上下徘徊， 交通运输的缓慢发展成为制约工业经济增长扩张的显著要素。40年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也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农业的波动直接影响到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部门，再通过投入产出关系进而影响到整个工业部门，因此农业的波动将以滞后的方式影响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变化，成为制约工业经济增长扩张的基本要素。
以上分析说明，固定资产投资波动是导致工业经济增长波动的主要原因，强烈的投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及“瓶颈”要素的制约形成巨大反差，引致工业经济增长过程的周期性波动。因此，要使我国工业经济均衡稳定地增长，必须控制适当的增长速度，速度过高是不符合国情的。“瓶颈”要素的存在是限制经济增长的制动力，要使经济增长有一个合理的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就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规模，其增长也必须有一个合理的速度，只有这样，才能减缓周期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199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