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参与南南合作的历程及其启示
杨 娜
[关键词] 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中国参与
[摘 要] 南南合作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深化合作的国际机制，也是南方国家合力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途径，更是他们面对国际重大事务协调彼此立场的有效平台。作为南方国家的重要一员，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经历了以独立和反霸为主要目标的接触期、以改革开放和国际经济危机为内外驱动的快速融入期、以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为背景的引领期三个阶段。由于国家实力大幅增强、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南方国家经济与政治诉求的变化以及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中国参与南南合作在以下方面发生了变化，从聚焦政治领域到追求“政治与经济并重”再扩展至全球治理诸议题、从单方面无偿付出到注重互利共赢、从参与为主到引导创建新机制、从“韬光养晦、和平发展”向“奋发有为、命运与共”的合作理念演变。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启示体现在，保持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贡献的平衡、利益协调的目标是寻找最大公约数、在南南合作整体框架下推动南方国家之间实现“多层级—多速合作”、南方国家之间和南北国家之间的关系为“合作+合作”模式。
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通力合作、共谋发展的实践探索。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对南南合作的定义为：“通过南方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领域合作的广泛框架，可在双边、区域、区域内和区域间展开。发展中国家通过共同努力共享知识、技能、专长和资源，实现发展目标。”(1) 《联合国南南合作日》，https://www.un.org/zh/events/southcooperationday/. 《哈瓦那行动纲领》中强调南南合作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指出“当前全球经济环境受到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南南合作，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和实现发展的重要工具，也是确保发展中国家公平有效地参与新兴全球经济的办法之一，还是在国际论坛上就发展中国家关切问题达成共同立场的主要工具。”(2) 《哈瓦那行动纲领》，https://www.un.org/zh/ga/55/doc/A55-74.htm.
学者们从多元视角对南南合作进行研究，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是历史论者，主要关注南南合作的发展阶段。査道炯将南南合作分为兴起(1955—1978)、式微(1980—2000)、复兴(2000—2018)三个阶段，他认为“南南合作从反殖民、反霸权政治斗争运动转变为谋求南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潮流”。(3) 査道炯:《南南合作运动历程：对“一带一路”的启示》,《开发性金融研究》2018年第3期。 第二类是机制论者，认为一系列国际协议的签署为南南合作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经济合作的决议》强调南方国家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共处原则，197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侧重南方国家间技术合作的业务规范，2000年《哈瓦那行动纲领》是77国集团首次南方首脑会议发表的纲领。(4) 朱洪：《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比较优势》，《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11期。 第三类为领域论者，强调南南合作在诸多领域都有自身的诉求及原则。在政治领域，要求遵循相互尊重主权与独立、不附加任何政治附加条件、不干涉别国内政；在经济领域，需加强贸易、投资、技术交流和地区一体化建设。(5) 黄梅波、唐露萍：《南南合作与中国对外援助》，《厦门大学国际发展论坛》2013年第5期。 第四类为关系论者，聚焦南南国家间关系与南北关系。他们以新兴国家出现为界，此前南方国家间合作以经验和技术交流为主，在全球分工中是竞争关系；之后，一些曾在南北贸易中存在的分工合作，在南方国家内部也出现。(6) 周文、冯文韬：《在全面对外开放中推进新型南南合作》，《开放导报》2018年第3期。 发掘南方国家经济贸易潜力，进行专业化分工，可减少对发达国家的过分依赖。(7) 朱洪：《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比较优势》，《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11期。 第五类是理念论者，侧重考查南南合作理念的变迁。如有学者归纳中国南南合作与整体外交理念的演变，梳理了从“三个世界”理论思想到“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的新思路。(8) 何晓静：《南南合作视野下的中拉论坛》，《国际展望》2016年第5期。 第六类为中国引领论者，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是新型南南合作的引领者，在提供资金、国际机制创新、发展经验等方面都贡献了中国方案。(9) 周瑾艳：《国际合作体系变迁下的新南南合作：挑战、使命及中国方案》，《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年第5期。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分析，都无一例外的认同中国是南南合作的关键行为体、中国在南南合作的理念与实践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力量崛起，国家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广度与深度都发生显著变化。对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历程及其特点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图14中，实线区域表示FM的2维空间域，虚线区域表的2维空间域。若仅以交点轴线圆柱域上下表面间的距离为分配要求，和的公差分配值为
一、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历程
中国参与南南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国际机制的认知调整及南南合作本身发展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经历了与南南合作主要机制的接触合作、融入发展及引领革新三个阶段。
1.以独立、反霸为主要目标的接触期。
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被认为是南南合作的开端，也是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起点。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成为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之一，一直指导着南南合作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实践。1961年，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不结盟运动兴起，中国虽未立即加入该组织，但对其发展给予关注和支持。随着不结盟运动的关注重点从政治领域转移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0) 高志平等:《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的态度及其变化(1961—1991)——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决策与信息》2018年第9期。 中国通过国际会议和国内官方媒体等途径表达了对不结盟运动反对“经济霸权”等诉求的支持。1964年，发展中国家创建了以“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推动南北对话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关于七十七国集团》，https://www.fmprc.gov.cn/ce/ceun/chn/zgylhg/jsyfz/77jt/t40359.htm. 为宗旨的七十七国集团。在经社领域，形成“七十七国集团+中国”的互动合作模式以促进在国际事务中形成共同立场。
这一时期的南南合作，以万隆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及七十七国集团的建立为主要标志，召开国际会议、确定基本原则和建立国际组织成为南南合作初期的主要合作方式。两极对峙为特征的国际体系决定了国家对外政策呈现出特殊的历史色彩。首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一如既往的支持南南合作，特别是以贸易优惠为特征的经贸合作、以提供发展援助为目标的货币金融合作及以技术服务和培训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合作；其次，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这一阶段，中国积极与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加强合作，但未即刻加入其中；再次，中国在此阶段参与南南合作侧重政治方面，具体体现在，支持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开展对外援助等。(12) 朱洪：《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比较优势》，《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11期。
在经济资助方面，中国承诺2015—2020年“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24) “6个100”项目包括，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2万个来华培训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为发展中国家培养50万名职业技术人员；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并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20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25) 《习近平在南南合作圆桌会上发表讲话》，新华网，2015年9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7/c_1116689451.htm. 在治理实践中，中国积极引领新南南合作进程，如主办金砖峰会、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等。“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南南合作贡献的全新公共产品。2017年联合国大会上提交的《南南合作情况报告》中第5条明确提出，“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为包括南南合作在内的国际合作提供新的机遇和动力，该倡议旨在加强政策协调、基础设施和设备连通、贸易畅通、金融一体化和民间交往。”(26) 联合国大会文件A/72/297，《南南合作情况》，http: //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302932/files/A_72_297-CN.pdf；查道炯：《南南合作运动历程：对“一带一路”的启示》，《开发性金融研究》2018年第3期。 目前南南合作过半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相契合。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已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多个项目对接，如“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发展中国家青年领袖培养项目”等。(27) 白云怡:《专访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王晓军：南南合作已与“一带一路”对接多个项目》,《环球时报》2018年6月4日。
2.以改革开放和国际经济危机为内外驱动的快速融入期。
20世纪70—8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危机对那些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重创，南南合作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停滞的合作状态，南方国家做出新的尝试。一方面，南南合作由国际层面向区域层面扩散，具体体现在，国际石油危机引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出现一系列国内经济危机，他们意识到只有通过独立自强、团结互助才能度过危机。因此，这一时期许多区域性合作组织应运而生，如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南部非洲发展协会、西非经济共同体、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1997年，中国成为“东盟10+3”的重要成员，借这一机制强化与东盟国家的合作，这是中国在东亚地区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尝试。另一方面，合作呈现多样化趋势，如东盟与欧盟之间的地区间合作、南北对话增加等。(13) 孙欣、李广民：《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与南南合作》，《国际援助》2016年第6期。 合作领域也由经济向科技领域扩展。1978—1990年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了2 000余项科技合作项目，与96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经济与科技合作协定。(14) 刘光溪、张汉林:《WTO与中国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
宝玑先生一生共创作35枚陀飞轮时计，其中已知存留于世的不到10枚。西班牙波旁王朝唐·安东尼奥（Don Antonio）亲王于1808年购入的No. 1188陀飞轮精准计时怀表是品牌史上顶级时计杰作之一。这款怀表将自2018年6月26日起进驻设立于宝玑苏黎世精品店的宝玑博物馆进行展出。此外，宝玑还珍藏着另外两枚极具历史意义的陀飞轮怀表，分别为宝玑先生于1809年售出的No.1176以及于1812年售出的No.2567，其原始记录一并贮存，记载下了每一步历史创作的过程。
以上特点及变化，与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南方国家诉求的改变及国际关系结构调整密切相关。
3.经济全球化深化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背景下的引领期。
21世纪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和始于2011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国内经济陷入困境甚至停滞。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实现经济飞跃式发展，对国际经济的贡献明显增加。新兴经济体11国2009年在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了33.3%，金砖国家在2013年的经济比重约占全球的21%，对全球经济发展长期保持在60%的增长贡献。(19) 林跃勤、周文：《金砖国家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中国作为经济增速最快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引领南南合作进程、改革现有机制及创建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国际新机制的呼声强烈。
椎管内麻醉患者术后产生尿潴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并发症，有研究结果显示[8-9]，近40%的术后患者无法自主排尿，产生术后尿潴留的患者比例近45%。本研究中患者产生尿潴留的比例为21%。有关研究结果显示[10-11]，超过70岁的术后患者使产生尿潴留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其主要原因可能为老年患者不具有较高的抵抗力，松弛的盆底组织，腹肌及肛提肌不能有力收缩，神经功能无法迅速恢复，进而容易产生尿潴留。
不可忽视的是，一些南方国家由于未能及时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导致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处于更为被动和不利的境地。这些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南方国家群体中呈现出利益诉求分化的趋势。在这一阶段，南方国家难以以一个声音说话，新兴国家崛起和诉求分化的新格局为南南合作的转型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些变化给新型南南合作(20) 有学者认为，新型南南合作主要体现在南方国家的分化。申文、季宇将其分为三类：作为领导者和施动方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在某区域或领域有优势的中等规模南方国家、处于世界格局边缘位置的不发达国家。 增加整合难度的同时，也因多样化的利益和优势互补的需求而增加合作的动力。多元南方行为体的出现急需具有领导能力和意愿的国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带领他们统合诉求、在与发达国家谈判中赢得更多权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拥有较充足财富、能力和资源推动南南合作的力量，也是在面对北方国家压力时极少能坚定地坚守立场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成为有希望引领南南合作的国家。(21) Branislav Gosovic著、张泽忠译:《南方国家重整旗鼓与全球南北关系的重塑》,《国际经济法学刊》2015年第3期。 习近平在万隆60周年会议上表示，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应抱团取暖，积极开展各领域合作。(22) 《追寻万隆精神的时代梦想——写在亚非领导人会议暨万隆会议60周年之际》，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4/23/c_1115071838.htm. 同年，习近平在印尼亚非会议纪念大会上指出，“加强南南合作，需发挥好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机制作用，建设好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金砖国家等平台，探讨南南合作新架构。”(23) 《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4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4/22/c_1115057390.htm.
在工作室中开展教学活动，学生同教师之间的直接的互动也更加频繁，教师似乎更能发挥其言传身教的作用，再加上工作室相对固定，更能使交流保持近距离、长时间、高频度，有利于形成教师和学生之间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从专业培养的角度讲，这种师生关系能够营造出宽容而亲切的教学环境，增加师生之间的相互信任[8]。正是这种信任，大大加大了学习者的学习意愿和学习效果。
二、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特点
国际体系结构、国家间力量对比以及南方国家的各自发展状况都发生变化，致使南南合作的形式、特点与成效发生相应改变。中国作为南方国家的一员，经济力量的崛起促使其参与南南合作的角色、方式和路径进行调整。
第四，从“韬光养晦、和平发展”向“奋发有为、命运与共”的合作理念转变。传统的南南合作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推动力、旨在挑战发达国家主导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以交钥匙工程、成套项目、修建基础设施、派遣医疗队为主要途径。(38) 周瑾艳：《国际合作体系变迁下的新南南合作：挑战、使命及中国方案》，《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年第5期。 在政治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反霸、经济上抱团要求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同时，中国为了保持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尽可能减少与北方国家的冲突与对立，为国内经济恢复与增长求得稳定的发展环境。然而，伴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群体性崛起、中国经济的腾飞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削弱，南南合作的目标与模式都做出相应调整，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方式、程度和理念亦发生变化。在南南合作乃至全球治理的一些具体领域中，中国着手扮演“积极引领”的角色，以多边机制为依托、共赢为微观目标，将世界各国特别是拥有更多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广大南方国家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长远目标，南南合作有了“命运与共”的合作理念为指导，才能有持久合作的可能性。
第一，从聚焦政治领域到追求“政治与经济并重”，再扩展至全球治理领域。许多南方国家历史上曾沦为殖民地或丧失部分自主权。二战结束后，南方国家致力于恢复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进而谋求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美苏对峙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寻求维护主权独立、自主发展的正当权益。因此，中国参与南南合作主要以国家独立自主的政治诉求为动力。南方国家相继独立后，经济发展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呼吁改革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提高南方国家在既有国际经济金融机制中的投票权。在改革进展缓慢的情况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另辟蹊径，创建有益于南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新机制，如亚投行、金砖新发展银行等。“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依托、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发展倡议，亦是将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置于一个统一框架下协调发展的尝试。在南方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发展后，其政治诉求的内涵亦发生变化，由“追求独立自主”到“在国际重大事务中谋求更多政治影响力和更多话语权”。从政治诉求的变化可知，前者是单个国家的基本目标，后者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的长远目标。新型南南合作的领域还扩展到区域治理乃至全球治理议题。南方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政治影响力加强，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也逐渐上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场合或国际会议上积极表达自身对全球治理事务的关注和看法。2018年7月，金砖约翰内斯堡峰会以“金砖国家在非洲：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共同繁荣”为主题，重申南方国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28) 周瑾艳：《国际合作体系变迁下的新南南合作：挑战、使命及中国方案》，《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年第5期。
第二，从单方面无偿付出到注重互利共赢。建国初期，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基于政治因素考量。“当时对外援助政策致力于支持反帝、反霸和民族解放运动，故其是单向和无偿的，在受援国的选择上具有较强政治性”。(29) 黄梅波、唐露萍：《南南合作与中国对外援助》，《厦门大学国际发展论坛》2013年第5期。 援助非洲确定了“八项原则”，包括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时延长还款期限，尽量减少受援国负担。(30) 《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http://history.mofcom.gov.cn/?newchina=%E4%B8%AD%E5%9B%BD%E5%AF%B9%E5%A4%96%E6%8F%B4%E5%8A%A9%E5%85%AB%E9%A1%B9%E5%8E%9F%E5%88%99. 由此可看出，对非援助的出发点是非洲利益，未从中国自身的经济收益考虑。坦赞铁路是中国支持非洲跨国基建项目的典型，为非洲提供9.88亿人民币无息贷款，发运设备材料近100万吨，派遣工程技术人员5.6万人次。(31) 自1966—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每年都超过国民总收入的1%，给当时的中国带来沉重负担，项目的可持续性堪忧。(32) 龙行报告:《中国对南南合作的贡献：案例与启示》之“南南基建合作”，2019年4月8日，https://www.sohu.com/a/306547468_51645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参与南南合作愈加重视经济意义。“对外援助政策的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的诉求，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中国和受援国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以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33) 黄梅波、唐露萍:《南南合作与中国对外援助》,《厦门大学国际发展论坛》2013年第5期。 1983年，中国政府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在援非问题上，不再单方面强调非洲国家的发展，聚焦点也不局限于政治解放，而是强调中国与非洲双方经济和社会共同进步与发展。(34) 胡美、刘鸿武：《中国援非五十年与中国南南合作理念的成长》，《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 对外援助作为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重要形式，从“不求回报”到“互利共赢”，从单纯的政府无偿援助行为到“援外+合资+商贷”，由完全政府行为到突出市场作用，致力于实现援助效用最大化、援助国与受援国双方共同受益。
第三，从参与为主到引导创建新机制。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将政治上独立自主、经济上恢复发展作为国家内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尚不具备领导南南合作的实力、聚焦自身发展的中国当时并无意愿充当南南合作的“领头羊”。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主导推动的国际机制，中国对此的态度为支持和参与，具体表现为参加万隆会议、“七十七国集团+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南南合作等。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开始从南南合作的“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联合国副秘书长曾表示，“中国是推动南南合作的领头羊，在南南合作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35) 联合国副秘书长阿查里雅：《中国是南南合作的领头羊》，新华网，2015年9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5/c_1116682203.htm. 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的引领作用具体体现为：在经济领域，由中国倡导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的组建、丝路基金的成立、金砖新开发银行的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的发起，都为南南合作提供了贸易、投资、资源整合等方面的跨区域合作机制；在政治方面，通过倡导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峰会、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等国际或地区间机制，为南南合作加强交流与对话提供更多的平台；思想方面，2013年以来，习近平提出构建中国与非洲、拉美及加勒比、阿拉伯世界、亚太地区以及中国和巴西、巴基斯坦等多边与双边命运共同体的主张，(36) 《为南南合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新华网，2015年9月1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11/c_1116537462.htm. 为新型南南合作的开展指明发展方向；在实践经验方面，中国牵头开展了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家治理经验交流，促进发展中国家国内形成稳定的政治环境、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及官员的行政能力。(37) 周文、冯文韬：《在全面对外开放中推进新型南南合作》，《开放导报》2018年第6期。
(2)学生明确测试的自变量(测试桥的结构)，控制无关变量(桥的长度、跨度)，掌握科学的实验方法，对实验过程作好记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在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同时，探寻与发达国家更多合作的可能性。邓小平指出，要解决发展问题需加强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解决南北问题的办法是南南之间发展合作，只有南方国家自己发展之后，南北对话才切实可行。(15) 中央政策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1983年中国承办了主题为“发展战略、谈判及合作”的南南国际研讨，(16) 此次会议的背景是发达国家遭受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深刻的经济危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会议有来自第三世界26国70余位代表参加；会议出版了《南南合作勃兴：北京南南会议、发展战略、谈判及合作讨论会文集》。 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南南合作，(17) 如负责技术援助的多边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成立于1974年的南南合作办公室。 专门设立了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行对接。1993年，在南北对话促进世界繁荣大会上，中国就南北关系提出了四项原则。(18) 四项原则为：改变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平等互利、发达国家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做贡献以及各国自主决定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 彼时的南方国家较北方发达国家在国家实力上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南北对话形式大于实质，更多体现了发达国家维护既得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力图争取更多权益的斗争。
首先，国家实力大幅增强，为中国深入参与南南合作提供物质基础。历经多年实践，新中国在内政外交上逐渐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正确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促使中国经济获得飞速增长，日益融入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世界市场中，成为国际机制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1978年至2018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5%左右。(39) World Bank National Accounts Data，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 如今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34倍。(40) ⑥ 林毅夫：《40年间，中国是全球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经济日报》2018年5月2日。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0%，远超发达国家的贡献率。(41) 国家统计局:《十八大以来我国GDP年均增7.2%，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中国新闻网，2017年10月10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7/10-10/8348895.shtml. 国家实力的增强，使得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较大变化，对外政策亦做出相应调整，对于在本地区乃至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定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致力于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全球或区域公共产品，承担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中国作为南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成员，在协助整合南方国家资源、促进南方国家多边合作机制的构建以及代表广大南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谈判等方面责无旁贷。2018年7月，习近平参加“金砖+”领导人会议时指出，拓展“金砖+”合作，建立金砖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发挥优势互补和协同效应，打造深化南南合作的平台。同年9月，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上强调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提出，将“一带一路”建设同落实非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对接，积极落实中非“十大合作计划”。(42) “十大合作计划”是2015年中非在约翰内斯堡合作论坛峰会上达成的，包括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基础设施合作计划等内容.
一般地，设X0∈＜a，b＞，X∈＜c，d＞，且X0∈X，则点x关于区间X0和X组成的区间套的位置规定为:
其次，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促使南南合作朝优势互补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规模日趋庞大、经济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显著提升。这些都是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相比的优势所在，为南方国家贡献可供参考的发展经验、提供技术支持和发展资金，促使南南合作朝着政治目标趋同、经济发展互补的新模式发展。中国已建成较为完整的工业发展体系，在其他南方国家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领域，中国拥有难以替代的作用，通过合作方式将自身优势分享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促使南方国家取得整体发展。(43) 周文、冯文韬:《在全面对外开放中推进新型南南合作》,《开放导报》2018年第6期。 1978年以来，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从“农产品或农产品消费品占出口产品总量的75%”发展为“工业制造品占出口产品的97%以上”。⑥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不仅形成有别于其他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可与其他南方国家形成互补发展、共同成长的局面，有助于南方世界的团结合作，更有益于推动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构建。
（71）日本鞭苔 Bazzania japonica（Sande Lac.）Lindb. 马俊改（2006）；李粉霞等（2011）
再次，南方国家经济与政治诉求的变化，是中国深入参与南南合作的外在动力。两极格局的终结、经济全球化的兴起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增强，促使南方国家的国际政治诉求发生较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群体由“坚决反帝、反殖、反霸”转变为“根据自身生存和发展利益、灵活务实处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44) 董漫远:《发展中国家大分化的战略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5期。 这种变化使得广大南方国家由专注敌对和斗争向强调合作与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作为南方国家的一员，国际政治诉求亦发生同向变化。发展中国家逐渐接受了现有经贸秩序、分工和分配体系等短期内无法被推翻的现实，适应、融入现有经济体系并等待时机促变革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经济诉求。随着国家经济利益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愈加密切，中国实现了从“参与、融入以WTO、IMF为代表的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到“倡议发展‘一带一路’、组织建立丝路基金、大力推动创建亚投行为特征的引领全球经济新秩序”的飞跃。此外，逆全球化抬头，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南方国家的产品出口极为不利。协力维护有益于自身的经贸治理机制，成为南南合作的新动力。
最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为南南合作的深化发展提供稳定的国际环境。国际关系格局从两极到多极的演变，导致南北国家间关系走向缓和，从绝对的同盟或敌对关系朝合作发展转变。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促使经济合作、政治和解、技术交流与人员流动，新兴力量崛起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经验意识，国际体系变化真正具有了全球性的地理意涵和超越西方经验的观念形态。(45) 崔洪建：《国际体系具有了真正的全球格局》，《环球时报》2018年1月8日。 这种客观与主观层面的变化，促使实践领域发生相应改变。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广大南方国家深入参与经济与金融领域的全球治理，世界经济重心呈现分散化趋势，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从主要由西方大国主宰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协调转变。(46) 唐永胜：《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战略选择》，《当代世界》2016年第5期。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显著增强，中国作为南方国家不可或缺的关键成员，在推动改革现有国际机制和创建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新机制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美国频繁退出现有国际机制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南方国家期待中国在全球治理的特定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因此，中国在南南合作乃至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由参与者、合作者转变为引领者和建设者。
然而，数据是所有能够输入并存储到计算机程序里的符号集，数字不过是符号集的一部分而已。比如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方法、基础水平、课堂表现、所用教材、教师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所有因素进行整合后就组成了一组大数据。在学校教学中，数据成为教学改进最为显著的指标。课堂上的教学效果可以由数据来说明：如英语口语课堂上，学生的出勤率、课堂互动的频率、口语练习的准确率与时长、多次口语测试中取得的成绩等，这些收集的数据经过专门的整理和分析就是所谓的大数据。
三、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启示
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过程，是中国如何更好地处理与其他南方国家关系、平衡国家利益与“南方利益”、协调南北关系的实践探索，为发展中国家之间深化合作、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保持良性竞合关系提供诸多启示。
一是保持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贡献的平衡。中国是南方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且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国家之一，理应积极推动南南合作的深入开展，向南南合作提供更多物质层面与理念层面的公共产品。然而，提供公共产品应与国家实力相匹配、兼顾国内经济发展现状，维持国内经济社会稳定与对外持续贡献的平衡。即，勇于承担大国责任和义务，同时保持国内发展与对外责任的平衡。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贡献”的“共同永续发展”(47) 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2015年9月27日，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27/c1024-27638350.html. 目标。中国引领南南合作进程，意味着：在积极推动南南合作的进程中，提供合作所需的全球或区域公共产品；致力于推进南方国家间宏观发展战略与微观实践政策的对接；在南方国家共同关注的全球治理领域，特别是与特定地区、在特定领域深化合作。例如，设立中非发展基金、编制《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规划》、设立中拉合作基金等。在第二届南南合作高级会议上，农业南南合作成为重点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明确指出了中国在全球抗击饥饿和贫困中的领导力，赞扬中国是全球粮农组织南南合作的最大贡献者。(48)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中国：农业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和贡献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2018年10月30日，http://www.moa.gov.cn/xw/zwdt/201810/t20181030_6161951.htm. 截止2017年底，中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计划，在11国实施了13个全国性项目，派遣了逾300名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联合国粮农组织派500余人赴中国学习农业技术和发展经验。(49) 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中国是南南合作计划的最大贡献者》，《经济日报》2018年8月2日。
二是南方国家类型多样，利益协调的目标是寻找最大公约数。经济全球化推动贸易自由化和资本的加速流通，加剧了南方国家的利益分化，促使其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一些南方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接近，形成暂时“议题合作型”双边或多边关系；有些南方国家忌惮中国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与部分发达国家联合抵制中国产品，建立“制衡竞争者”的关系；还有部分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相近，形成“价值同盟型”南北关系。南方国家内部的分化与重组，与国家自身的利益、价值观以及中国国力的增强有关。这种分化趋势是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巨大挑战，长远看也不利于南南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积极主动推进“带路”“金砖”等广大南方国家共同发展的平台，有助于南方国家内部缓解紧张关系、将关注的重点转向如何找寻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安排、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所处的地区环境都存在较大差异，目前为止，形成一致的“南方利益”或建立统一的“南方共同体”并不现实。基于南方国家共同的经济与政治诉求，找到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是最具操作性的做法，也是合作最为可行的切入点。
三是在南南合作整体框架下推动南方国家之间实现“多速—多层级合作”。中国是南方国家中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致力于积极推动南方国家以各种形式深化合作。然而，南方国家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造成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仅构建统一或普遍的南方合作机制并不能满足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所有南方国家的需求。因此，有必要依据南方国家中的新兴经济体、最不发达国家以及“中间地带”(其他发展中国家)，找到适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南方国家的合作模式。即经济水平相近的南方国家在南南合作整体框架下建立“次级论坛”，形成较为一致的利益诉求，与其他“次论坛”通过协调沟通、讨价还价，再达成有一定共识的合作方式。中国参与南南合作在多个层级得到拓展。在国际层面，联合国框架下建立了一系列促进南南合作开展的机制，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等，联合国系统内强化南南合作与三角合作，(50) 三角合作指的是，两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开展的发展合作，见《亚非部长级会议呼吁加强南南合作与三角合作》，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4/20/c_1115030820.htm. 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备忘录，双方还设立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工作组；在国家层面，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加强双边或多边合作，实现技术转移与知识共享，如中国与巴西的地球资源卫星合作，是高科技领域南南合作的典范；在次国家层面，中国非官方机构或单位与其他南方国家地方层级开展合作，如中国农业大学帮助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发展农业、增产脱贫。(51) 《中国农业发展经验的南南合作探索与实践》，中国网，2018年3月2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6052107494822030&wfr=spider&for=pc.
四是南方国家之间、南北国家之间的关系为“合作+合作”模式而非“合作+对立”模式。二战结束后，南方国家寻求独立自主，与主导国际体系秩序的北方国家之间常出现冲突或摩擦，部分南方国家从属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和西欧国家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甚至呈现出敌对状态。南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普遍处于弱势，团结合作的目的为“抱团取暖”，联合起来与北方发达国家作斗争。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以和平发展为特征的多极化时代，南方国家实力增强，追求更能体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国际秩序，共同促进反映当下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国际机制改革或新机制的建立。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使得国家间高度相互依存，对立状态不利于发展，唯有摆脱冷战的零和思维，才能实现互利共赢。南北国家之间，特别是南方国家中的新兴行为体与发达国家力图探寻双方共同发展的途径。例如，G20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重要国际经济问题进行讨论的合作论坛，以期增进彼此了解、共同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金砖五国机制是新兴国家组成的跨地区的经济合作尝试，不仅能够带动金砖成员各自所在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还为广大南方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金融稳定提供资金支持。金砖机制是南南合作复兴的标志之一，发展援助的提供方增多，北方发达国家不再垄断南方受援国的资金、技术与知识来源，使得南南合作从反霸的政治斗争性质转变为南北国家殊途同归的潮流。(52) 査道炯:《南南合作运动历程：对“一带一路”的启示》,《开发性金融研究》2018年第3期。 “一带一路”是中国倡议提出并积极推动的、开放的发展框架，也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的桥梁，也是推动南南、南北“合作+合作”模式的新动力。“一带一路”建设中，南南合作在领域、水平、模式等方面实现新的提升，创新了合作模式。(53) 许利平：《“一带一路”为南南合作增添新动力》，《解放军报》2017年4月23日。 在带路框架下探索第三方合作的可能性，是兼顾南方国家发展、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的新尝试。在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北方国家保守化倾向加强的逆全球化背景下，南北国家重新调整彼此关系、推动构建新型南北合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中国将成为新型经济合作模式的开拓者。(54) 姜跃春：《中国将成为新型经济合作模式的开拓者》，国研院，2017年12月5日,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7-12/05/content_40091370.htm.
四、结束语
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以经济技术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双边、多边、区域内或地区间的合作。中国是南方国家的重要成员，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努力融入南南合作的实践中，在理念、行动和机制建设等方面探索与其他南方国家之间拓展合作。70年来，国际体系结构变迁、国家间力量对比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以及中国的崛起，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动模式、南南合作的方式、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的角色和作用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具体表现为，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向南南合作提供互利共赢、开放合作等全球治理新理念，在继续支持并参加联合国框架下南南合作的基础上，倡导创建金砖合作机制、亚投行，引导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南南合作提供新的平台和发展方式。
然而，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导致以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及拥护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机制遭遇挫折。美国相继退出部分全球治理机制、北方发达国家重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经济强国或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协议有取代传统多边经贸合作机制的趋势，对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既是挑战，也有机遇。一方面，以上逆全球化表现为那些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的发展中国家带来诸多挑战，一些南方国家暂时陷入经济发展困境；另一方面，不利的国际竞争环境倒逼南方国家国内经济改革，促使南方国家共同努力应对发展难题，深化合作的同时思考新的合作方式、寻找新的合作机遇，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日渐呈现南方特色。作为公正、开放、自由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在南南合作乃至全球经济治理中被赋予引领者的责任。保持国内发展与全球贡献的平衡、为协调多元的南方国家利益创建新的机制、促进南北国家在更多领域实现合作大于竞争，既是中国参与南南合作乃至全球治理的首要目标，亦是事关合作成效的关键所在。
The Process and Enlightenments of Participating into South -South Cooper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Yang Na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Key word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North-South Dialogu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China’s participation
[Abstract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s 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which developing countries seek co-development and deep cooperation, a key channel which south countries participate into global governance together, also an effective platform which south countries coordinate position facing international big events. 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south countries, China participating into South-South Cooperation experiences three stages: engagement period in order to achieve independence and anti-hegemony, rapid integrating period whose dynamics include Open and Reform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is, leading period at the background of emerging countries’ rising together. Since national power enhancing greatly, Chinese industrial adjustment and upgrade, changes of south countri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ppeals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structure, there are changes of China attending South-South Cooperation, such as from focusing on political field to pursuing bo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reas then extending to global governance agenda, from unpaid aid to emphasizing mutual benefits, and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to “aim higher and work harder, joint destiny”. The enlightenments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to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volve, keeping a balance betw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contribution, seeking greatest common divisor as interests coordinating objective, achieving “multiple speed-multilevel” coope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the cooperative pattern is “Cooperation+Cooperation”between South countries and South-North countries.
[作者简介] 杨娜，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 刘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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