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中的符号学思想初探RQ收稿日期：1996年7月5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稿论文,符号学论文,说文论文,日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加以研究尚不足百年，但符号现象的存在和符号问题的探讨却几乎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同样久远。在西方，符号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古罗马哲学家奥古斯汀就曾给符号下过一个简明的定义：“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1]本世纪初，这一思想传统得到了极大的深化与扩展，并形成了现代符号学。现代符号学是以符号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它“关心的是人类的‘给予意义’的活动结构和意义，即这个活动如何产生了人类的文化，维持并改变了它的结构。”[2]由于语言是人类迄今最典型、最完善的一种符号系统，因此，语言问题占据了符号学的中心地位。
符号学思想并非西方文化所独有，符号、尤其是语言文字符号的重要特征和意义，也是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先哲们所认识。我们的祖先早在东周时期便开始了对汉民族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汉语、汉字的研究，并在两汉时期达到空前的繁荣，产生了《说文解字》这部解释古汉语文字的不朽之作。从现代符号学观点看，《说文解字》中蕴藏着丰厚的符号学思想，把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来理解和阐释，是《说文解字》中体现的语言文字思想的核心。《说文解字·叙》是许慎的汉字符号学理论纲领。其中，对汉字的符号性质、汉字符号的来源与演变、汉字的形体结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字形与字义的关系以及构字写词的方法与条例等等都有明确的阐述。《说文解字》正文则是对上述符号学理论的应用与实践。另外，它还在对文字的具体解说中，向我们提供了“以形索义”、“因声求义”以及“直陈词义”等与汉语言文字特点相适应的语义学方法。
一、汉字的起源、演变、孳乳是一个符号化过程。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开宗明义，对汉字起源问题，从符号学角度作了总结性描述：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王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1.符号的来源是客观之“物”
符号的来源是什么？人们是怎样学会使用语言文字符号的？汉字作为符号是怎样产生的？许慎从朴素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上述符号学的根本问题作了回答：“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史前时代符号产生的真实图景。先民们在劳动与生活的实践中，逐渐发现了两物并立、两物对比的事实，并从这种并立和对比中看到了物与物之间的“天然联系”，这种联系使得用某物记录和标示另一物成为可能。而“一个符号，……即一种可以通过某种不言而喻的或约定俗成的传统，去标示某种与它不同的另外的事物的事物。”[3]于是，符号的观念和使用符号的行为便产生了，这即是许慎所说的“易、八卦”。“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也。”“卦者，挂也，言悬挂物象以示于人。”这样，不仅符号表现的对象是客观之物，就连原始符号本身也是一种客观之物。这充分表明了符号与对象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符号作为对象的标志和指称物，是随着人们生产、生活和交际的需要而产生的，离开了客观的对象世界，就不会有符号世界的存在。这样，许慎给汉字符号的产生找到了源头和依据。正如郭沫若所说：“文字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4]当然，许慎囿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把创造符号的功劳归于劳动，但他对符号来源于物的解释，却是值得称道的。这也导致了他的符号意义观上的“指称论”立场。
许慎不仅正面阐明了汉字符号的客观来源，而且对当时文人儒生中流行的靠主观臆断、望文生义来解字释经的作法甚为反感，称他们“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以致于造成了“人用己私，是非无正”的混乱局面。像“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等等都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许慎作《说文解字》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对上述猥言谬说加以匡正。《说文解字》自始至终都力求按照实际语言中确曾用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词义来求得与字形的一致，而不是以字义的说解去附会字形。例如：“若，择菜也。从从右。右，手也。”“斩，截也，从车斤，斩法车裂也。”都是从客观现实中来找依据的。关于这一点，陆宗达先生在《训诂方法论》一书中有过详细论述。如同王筠在《说文释例·序》中所总结的：“其字只为事而作者，即据事以审字，勿由字以生事；其字之为物而作者，即据物以察字，勿泥字以造物。”这一原则正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倡导和贯彻的。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形、音、义关系的复杂性，许慎不可能完全做到“据事以审字”、“据物以察字”，在其对文字的解释中也不乏牵强附会的情况。例如：“哭，哀声也，从从狱声”、“球，玉声也”等等解释，并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对此，段玉裁曾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2.汉字的起源、演变和发展是一个符号化过程
在许慎看来，汉字是从原始符号逐渐发展而来的，“易、八卦”——“结绳”——“书契”，展示了一个从以物记物、以符记事再到以字记言这一符号演变的历史轨迹。许慎有关文字起源的上述论断，并非一种臆断，而是对前人经验和论述的总结与发挥。在《说文解字》之前的《易经·系辞》、《尚书·序》中均能找到类似的描述。从现代符号发生学角度看，许慎的论述也是合理的。先民们在劳动生活中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用另一物来表现，于是产生“易”的符号观念，在“易”的观念引导下，人们进行了无数次“挂物记事”、“结绳记事”的符号性实践活动。符号的观念和行为使得人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拓宽了。由于符号的使用给劳动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就鼓励人们去创造大量形式更简便，意思更复杂的符号。于是，人类终于掌握了用刻画的线条和图形来作记录的符号，以记载更为复杂的内容，这就是许慎所说的“书契”。它作为中华民族的“形象符号集”，构成了汉字的雏形，即具有了“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特点。但是，由于最初的这些线条和图形往往表述一个全息形象，不能自由组合与交换，于是先民们发明了以笔画拼构图形表字的方式，扩大了文字表述信息的自由度和准确性，文字得以迅速的产生和孳乳。这便是许慎随后论述的以独体之“文”向合体之“字”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文字作为一种记录符号，是随着社会和语言的发展，在实践过程中逐步走向符号化的。因此，汉字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一个象形性渐趋减弱，而符号性渐趋增强的符号化过程。
二、汉字作为符号具有系统性，这一系统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诸多符号性质作了揭示。诸如它的指示性、约定性、人文性等等都有所论及与暗示，这里仅就许慎所着重强调的汉字具有系统性，它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这两个方面进行符号学分析。
1.汉字符号具有系统性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其形体结构、流变发展、字形与字义的关系等等都有一定规律可循。只有将文字作为系统性的符号看待，从形、音、义的关系入手，才能对汉字作出系统性的整理和描述。反过来说，对文字符号的系统性描述，也反映了对文字本身所具有的系统性的发现和理解《说文解字》正是将汉字作为形、音、义的统一体，按汉字符号构成的内在规律，首次加以系统性整理和阐释，使得10516个汉字“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为此，段玉裁给以高度评价，“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原以纳流，执要说详，与史籀篇、凡将篇乱杂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5]北齐颜之推也称赞《说文解字》：“隐括有条例，剖析求根源。”[6]
许慎之所以使得《说文解字》条分缕析，井然有序，正是基于对汉字符号系统性的认识。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汉字本义的诠释和对字形的解说上。
首先，许慎全面分析了汉字的形体结构，认为汉字构造虽然复杂，但却不是杂乱无章的。不同的汉字，在笔划结构上有许多相同相近的地方。这是因为汉字的发展是通过将有限数量的独体字拆开作为构造新字的基本元素（偏旁），然后用“形声相益”的方法重新组合，从而使汉字“孳乳而寝多”的。而这些相同相近的笔画、偏旁为把汉字“据形系联”、分别编排提供了可能。许慎在述及《说文解字》编排体例时说：“凡部之先，以形之相近为次”。这一点，从《说文解字》第一卷上的几个部首的编排次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一
二 蒙一而次之。
示 示从二，蒙二而次之。
王 蒙三而次之，从一母三也。
王 亦蒙三而次之。
玨 蒙王而次之。
……
这里许慎显然是把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由初始符号，根据一定的形成规则，而渐次展开的。
其次，字词的意义也不是孤立的、不可捉摸的，而是相互关联，有规律可循的。如上所述，人们把独体的象形、指事字拆开来构造新字的时候，不仅给新字提供了形体相同的偏旁，而且还把原字的本义也带入了这些偏旁中，因此，人们往往把汉字叫做“会意字”，即是说根据字的构形，便可考知词的义类。比如凡是“木”旁的字，便一定与树有关，带“鱼”旁的字，则往往表示某种类型的鱼。基于此，许慎将《说文解字》部首内部的意义相关、相近的字排在一起，“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
例如：
敂，击也。
攻，击也。
敲，横也。
玨，击也。
关于这一点，黄季刚先生有过精当的论述：“许书列字次第，大氐先名后事，如玉部自
以下，皆玉名也；自璧以下，皆玉器也；自瑳以下，皆玉事也；自瑀以下，皆附于玉者也……。”[7]这种编排足以反映出许慎对汉字系统性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2.汉字作为符号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也必然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语言的发展而变化，这就是许慎所说的“改易殊体……七十有二代，糜有同焉。”许慎在这里特别强调文字的易变性，主要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字“父子相传，何得改易！”的“巧说邪辞”而言的。为此，他在“叙”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字体变化的历史，旨在表明，语言文字的流变发展，造成了形义关系的复杂性，给人们正确理解词义造成困难。但是，另一方面，许慎又表明，汉字形体的变易并不是任意的、不可捉摸的，只要找到了文字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就能排除障碍，求得正确的途径，进而“厥义可得而说。”
《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分析和说解是以篆文为主，并参以古籀而进行的，即许慎所谓“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这里所说的“篆文”即秦代统一的文字小篆，它是根据史籀大篆省改而成的，其字形能较好地体现商周古文字的印痕，是汉字形体演变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因而鲜明地体现了汉字形体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在许慎看来，尽管文字有着“六书”、“八体”，后来“诸侯为政”又造成“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但文字的世代更替却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小篆就是在古文、籀文基础上省改的，因此，它可以为字的形、义说解提供线索和方便。
我们这里姑且不论许慎论述的文字演变的具体过程是否有错漏之处，仅就这一表述反映的文字符号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这一点来说，是具有深刻的符号学意义的。从现代符号的生产理论来看，具有了确定形式和意义的符号，并非一成不变的，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不断要求人们创造出更方便、更丰富、更有效的表达手段来，这也迫使已相对稳定的符号作出让步，从相对的稳定状态又进入到变动状态，从而生成或约定出新的符号。汉字的演变同样适合符号形式的演变规律。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认识成果的丰富、语言交流的增多，必然对汉字的形式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象形字到会意字，从古文到篆文，从繁难的字到简便的字，都是适应这一要求的结果。因此，应当说许慎对汉字符号性的认识是深刻的，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文字的不断发展、孳乳，才有通过说解以寻本求源的必要；反过来，有了文字内在的规律性和稳定性，才有对文字正确说解的依据和可能。
三、汉字符号系统与汉语词符号系统的关联与重合
文字符号系统与语词符号系统是不同层次的两种符号体系。但对于汉语言文字来说，二者却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在上古，往往一个字就表示一个词，绝大多数字与词都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符号学创始人索绪尔早就注意到这一特点：“一个词只用了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8]由此看来，在中国古代，文字符号系统与语词符号系统有着很大程度的关联和重合。
许慎著《说文解字》也正是基于这两个符号体系的联系。显然，在他看来，词汇系统是个极不稳定的符号体系，它总是处于不断的丰富和替变中，而文字系统则相对稳定得多。如果直接解释词义，不仅工程浩繁，而且容易使人迷失，不易举一反三，而文字与语词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对文字本义的说解足以使人们从词源意义上了解和推知词义，从而达到正确理解经义，服务于“王政”的目的。清代江源说：“许书以说解名，不能不专言本义也。本义明而后余义明，引伸之义亦明，假借之义亦明。”这充分揭示了许慎由字义而达词义最后以明经义的思想脉络。也可以说《说文解字》虽是对文字意义的说解，却是以解释词义为直接目的的。这在《说文解字》正文中不乏例证。比如，许慎并非对每个字都进行本义的分析，对某些常用字则是直接分析词义的。“群，辈也。”“周，密也。”“浅，不深也。”都不是字的本义，而是对词义的直接解释。
当然，文字系统和语词系统是本质不同的两种符号体系，许慎将其混淆起来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对于古代汉语言文字来说，从文字系统和语词系统的联系入手，将二者统一起来考察，这对认清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及对具体字词意义的理解，都是一条简便有效的途径。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汉字从一开始的象形文字，就不仅仅是用直接记录语言的方式来表达语言的符号，而是通过“象形”、“指事”、“会意”等直观的方式直接与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背后的客观事理相通。就是说，汉字不单单是汉语的书写符号，更重要的它还能直接作为汉民族的一种文化符号，通过各种视觉符号形式，显示出汉文化历史发展的线索，蕴涵着汉民族的哲学、艺术、宗教和文化心理。许慎对汉字研究的重视，应该是基于对汉字这一独特的符号性的认识。其目的在于探究字的本义，以及从本义引伸开去的更为深层的文化隐义。很显然，这本质上属于一种语义学研究。
四、汉字符号的发生学分类
如何对众多的汉字符号进行界说和归类，是《说文解字》的又一重要符号学内容。在《说文解字·叙》中，许慎从符号发生学角度指出了“文”与“字”的区别，厘定了“六书”造字写词的方法，并以此作为符号分类的依据和线索，制定了540个部首，使得成千上万个汉字符号能够对号入座，各有所归。
1.“文”与“字”，汉字符号的两种基本类型
《说文解字》顾名思义，是对“文”与“字”的说解。在许慎看来，“文”与“字”是两种不同的汉字符号。他在《说文解字·叙》中简明扼要地指出两者的区别：“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许慎在这里明确指出，根据形与声两个构成汉字的要素，可以把汉字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文”是用“依类象形”的方法制造的，这一类字直接指称某一具体事物，具有独立的形体，不能再拆开来分析了，拆开以后，就不成其为字了。
例如：
第二类是用“形声相益”的方法构成的，严格地说，这是一种写词的方法，它是由独体之“字”拆开和拼并构成的。
例如：
倌，小臣也，从人官声。
竝，并也，从二立。
泣，无声出涕曰泣，从水，立声。
归结起来，许慎对“文”与“字”的区别，有如下几个标准：
第一，“文”与“字”是汉字的两个发展阶段，从产生的时间上看，“文”在前，而“字”在后。
第二，“文”代表的是字源，“字”是在文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表述得很清楚。他在许慎的论述中加了“文者物象之本”，强调指出了“文”与“字”的这种源与流的关系。
第三，“文”体现的是造字的方法，而“字”则体现写词方法。因此，实际上“文”与“字”的区分也是文字符号与语词符号的区分。
第四，从汉字的形体结构上看，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2.以“六书”为依据的分类
许慎在作了“文”与“字”的区别后，进一步认为，就“文”与“字”的内部来看，各符号间也有很大差异，还可根据不同的造字写词方法，再作具体分类。这就是以六书为依据的分类。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前人的六书之说进行了理论总结，并首次给出了明确简要的定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是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在这里，许慎不仅给出了每种方法的定义，而且还举了两个实例，这种六书分类法经许慎的阐发，得到后世的公认和普遍采纳。有了上述界定，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几乎对每个字都按六书作了分析，指出其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者，都以六书的定义为依据，而不是主观臆断，盲目立论。这样，以六书为依据，《说文解字》将9000多个汉字分别作了归类。
许慎的六书之说虽得到了普遍赞同，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对六书的次序问题，转注与假借的性质问题，六书是造字之法还是写词之法等等都有过一些争论。但无论如何，许慎首次用六书之法对汉字符号作了全面系统的分类整理，功不可没。
3.以偏旁部首为依据的分类
许慎的六书之说只是给汉字的分类提供了线索和依据。为了把成千上万个汉字理出头绪，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并据以分类，编成字书，《说文解字》中编制了540个部首，按照汉字的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和归类，并用六书的方法来分析每个汉字。从语形学角度看，实际上许慎是把为数不多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充作部首，并看作整个字符系统的初始符号，然后以六书原则为形成规则，刻画出一个不太严格的汉字符号形式系统。这确实是中国语言文字史上的一件创举。
综上所述，我们将许慎所作的层次分明、条理清楚的系统性分类列图如下：
除此之外，《说文解字》中的符号学思想还在许多方面体现出来，比如探索语义的方法，常用的文字符号学术语，与西方语言文字思想的差异等等。对此，我们将另文探讨。
注释：
[1]转引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2][日]池上嘉彦著，张晓云译《符号学入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页。
[3][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4]《奴隶制时代：古文字辩证的发展》
[5]《说文·叙段注》
[6]《颜氏家训·书记》
[7]《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8]《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