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几点看法(一)_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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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家统计局郑京平来信说,近来本报对地区差距问题报道较多,其中许多观点或方法有失偏颇:如利用现价进行比较,没有考虑货币在不同地区的购买能力;仅仅考虑了地区间的绝对差额,没考虑相对差额;与国外的对比不尽确切等等。他寄来他和几个同事做的一个研究报告,本报将分期刊出,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迥异的多民族的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基本国情,由来已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并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地区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加上改革开放以前地区间原有经济基础的差异,十多年来,地区差距呈逐步扩大之势。但其程度如何,发展趋势怎样?是否会引发一系列诸如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放慢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对地区差距的定量分析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如何衡量地区间发展差异,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现状究竟如何?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何在,对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是什么?如何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协调地区间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及演变趋势

(一)指标的选取

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内涵十分丰富,因研究者的理解和偏好不同,往往有不同的侧重,并由此得出不同的研究结果。本文是基于地区间已实现的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来研究该问题的。据此,我们选取了如下五个指标来考察地区间发展差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小学入学率和每百万人口中卫生技术人员数等。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从总的经济发展状况来衡量经济的发展;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则是从居民消费的角度考察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造成的居民实际生活的差异;小学入学率体现了居民受基础教育程度;每百万人口中卫生技术人员数反映居民基本卫生条件。前三个指标是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考察地区发展差异,后两个指标的选取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居民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卫生保障是国家在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必须向每个社会成员提供的,不能差异过大;二是这两个方面均体现了居民的素质,是促进经济发展、保证今后地区发展差距不再扩大的重要因素。

根据以上选出的五个指标,我们采用了三种指数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

(1)标准差差异系数S。首先,分别计算五个指标的相对离差,即标准差除以均值。其次,用加权平均法将五个标准差差异系数综合为一个地区间的综合差异系数,各指标的权数依次为0.6、0.15、0.15、0.05和0.05。标准差差异系数S越大,表明地区间差异程度越大;反之亦然。

(2)最好最差地区差异系数R1。即最差地区占最好地区的比重。计算过程也分为两步。首先,分别计算五个指标最好最差地区差异指数。其次,用加权平均法对这五个指标的最好最差地区差异指数进行综合,得出最好最差地区差异综合指数(权数与上同)。最好最差地区差异系数R1越大,表明地区间发展差异越小;反之则越大。

(3)相对最好最差地区差异系数R5。即以5个最差的地区作为最差地区与5个最好的地区作为最好地区,计算出的最好最差地区差异系数。相对最好最差地区差异系数R5越大,表明地区间发展差异越小;反之则越大。

以上三种指数中,第一种指数反映的是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平均差异状况;第二种指数反映的是最好地区和最差地区的差异状况,说明了极端情况下的地区差异程度;第三种指数克服了第二种指数的偶然性和极端性,选择前5名和后5名作为最好最差的代表进行比较,来衡量最好最差地区的差异,相对来说比较合理。

此外,为了剔除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异,我们分别对包括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不包括京、津、沪三大直辖市的情况计算了以上三种指数,从而使我们对问题的判断更加合理。

(二)计算的结果

根据以上方法,我们分别对1978年、1985年、1990年和1994年分地区的有关数据计算了各个指数。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用数据都是以各地区1978年的价格作为不变价计算的,增强了各年、各地数据的可比性,从而比许多研究地区差异的分析中使用各地现价进行比较的结果更接近客观实际,更科学。我们的计算结果如下:

表一:标准差差异系数(包括直辖市)单位:%

其中:N1代表人均GDP

N2代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78年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N3代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78年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N4代表小学入学率

N5代表每百万人口中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

(下同)

表二:标准差差异系数(不包括直辖市) 单位:%

表三:最好最差地区差异系数(包括直辖市)单位:%

表四:最好最差地区差异系数(不包括直辖市) 单位:%

表五:相对最好最差地区差异系数(包括直辖市) 单位:%

表六:相对最好最差地区差异系数(不包括直辖市) 单位:%

由表一可以看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N1、小学入学率N4和每百万人口中卫生技术人员数N5三个指标标准差差异系数均明显缩小,说明这三个指标的包括直辖市的地区差异在缩小。而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则呈扩大之势,分别由1978年的17.6%和24.7%增大到1994年的21.2%和38.6%,且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上升幅度高于城镇,这说明包括直辖市的人均消费支出地区差异在扩大,其中农民的差异更大。经加权综合后的综合标准差差异系数呈缩小趋势,即包括直辖市的地区差异在缩小。这个结论似乎与人们的感觉不一致,我们在下边再解释。

由表二可以看出:五大指标变化各异。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N1、城镇人均生活消费支出N2的标准差差异系数呈先缩小再扩大趋势;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N3一直趋于扩大;小学入学率N4趋于缩小;每百万人口中卫生技术人员数N5基本稳定。就总体过程来看,除小学入学率N4和每百万人口中卫生技术人员数N5外,1994年其他三个指标标准差差异系数(地区差距)比1978年明显地扩大。经加权综合后的综合标准差差异系数呈先缩小再扩大趋势,但1994年仍比1978年扩大了5.3个百分点。说明不包括直辖市的地区差异在扩大。这个结论与表一的结论正好相反,对此,我们认为并不矛盾,因为各直辖市基础虽较好,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各省的发展有机会快于直辖市的发展,省与直辖市的差距缩小了,自然,反映地区差异平均状况(包括直辖市)的地区发展差异指数就缩小了。而如果剔除城市的影响,则各省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在扩大。这恐怕正是人们所强烈地感受到的。

由表一与表二相比较,包括直辖市的地区发展差异程度明显大于不包括直辖市的地区发展差异程度。1978年,前者为68.8%,后者为25.3%;1994年,前者为49.6%,后者为30.6%。但它们的逆向变动使得包括直辖市的地区发展差异与不包括直辖市的地区发展差异相接近了,这也同样说明在从总体上看,省的发展要快于直辖市的发展。

由表三、表四可以看出:最好最差地区差异系数的综合指数稍有波动,基本保持不变,特别是1994年与1978年更加接近,包括直辖市的综合指数介于25%到27%之间,1994年与1978年只相差0.6个百分点;不包括直辖市的综合指数介于44%到49%之间,1994年与1978年只相差0.2个百分点。这说明极端情形下的地区发展差异,呈相对稳定状态,并没有扩大。

由表五可以看出:包括直辖市的相对最好最差地区差异系数略有增大,相对平稳,表明以此衡量的地区差异略有缩小,这与表一的结果相近。

由表六可以看出:不包括直辖市的相对最好最差地区差异系数的综合指数先增大、后缩小,由1978年的57.2%增大到1985年的61.1%、再缩小到1994年的42.9%,表明以此系数衡量的地区差异先缩小、后扩大,特别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扩大趋势比较明显。

综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如果将三大直辖市和省(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16年来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呈缩小之势。用相对最好最差地区差异指数来衡量,缩小了8.7%。而仅仅考察省(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则16年来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呈不断扩大之势,用同期的相对最好最差地区差异指数衡量,扩大了25%。这是值得我们引起重视的。

2、包括直辖市的地区发展差异程度大于不包括直辖市的地区发展差异程度,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呈缩小之势,用相对最好最差地区差异指数衡量,1978年二者相差20.6个百分点,到1994年而二者仅相差3.1个百分点。

3、极端情形下,用最好最差地区差异指数来衡量,不管包括直辖市与否,地区差异都基本上没有变化。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人均GDP和每百万人口中卫生技术人员数均是按户籍管理制度下统计的人口计算的。但近年来,广州、深圳、海南等东南沿海地区外来无户籍的常住人口越来越多。这样便形成了较多的人口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被较少的人口来平均的事实,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地区间发展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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