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荣赫鹏侵藏英军对拉萨等地综合探察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萨论文,等地论文,英军论文,世纪论文,初荣赫鹏侵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2-08-14
中图分类号 N092∶N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12)03-0314-15
1903～1904年英国军官荣赫鹏(F.E.Younghusband，1863～1942)无视我国主权，悍然率军入侵西藏并进入拉萨，最终迫使西藏地方政府与其签下《拉萨条约》。在此过程中，随军的多名地理、地质、博物学家在沿途进行了大量地学和动植物学等方面的探察活动。此次探察与普热瓦尔斯基(N.Przhevalsky，1839～1888)、斯文赫定(S.A.Hedin，1865～1952)等西方探险家在中国西部进行的地理探险有着很大不同，进入到此前无法涉足的拉萨及其周边区域，因此所取得的探察成果是前所未有的。其多名成员后来著有大量游记、考察报告，从多个方面记录了此次探察活动。很显然，对它们进行全面解读，对于了解近代英国不断在西藏渗透的所作所为及其在地学、生物学等方面的学术影响是非常必要的。
1 相关研究综述
有关西方人在西藏的探险考察，前人已做了大量基础性的研究。按照其侧重点可将这些研究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对西人在西藏的探险历史进行了梳理。这类工作包括我国已故气象学家徐尔灏的《青康藏新西人考察史略》[1]、著名地质学家杨曾威的《近世西洋学者对于西藏地学之探察》[2]和沈福伟的《外国人在中国西藏的地理考察(1845～1945)》[3]、刘爱兰编译的《印度班智达对西藏地理的考察》[4]、黄博的《清代中外西藏阿里的自然地理知识初探》[5]、高距的《近代西方人在中国川滇藏地区的探险考察与旅行》[6]、房建昌的《英、印驻噶大克商务代办及国外探险西部西藏小史》[7]等论著。另外美国麦格雷格(J.Macgregor)的《西藏探险》[8]与《西藏探险编年史》(Tibet：a Chronicle of Exploration)[9]等也是这方面比较重要的专著。另有一些研究对西方人在西藏进行地质、地理调查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如已故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曾鼎乾的《西藏地质调查简史》[10]以及庞振山等人的《青藏高原地质调查简史》(1949年以前)[11]。此外，英国桑德博格(G.Sandberg)的《西藏探险：1623～1904年的历史和详情》[12]①、霍尔迪奇(T.Holdich)的《西藏秘闻》(Tibet，the Mysterious)[13]以及罗林(C.G.Rawling)的《大高原》(The Great Plateau)[14]、兰登(P.Landon)的《西藏的开放》(The Opening of Tibet)[15]、华达尔(L.A.Waddell)的《拉萨和它的神秘》(Lhasa and Its Mysteries)[16]以及荣赫鹏的《印度与西藏》(India and Tibet)[17]等均对1903年以前西人考察西藏的历史作了不同程度的回顾与评述。
第二类是对西人探险西藏留下的大量西文文献的整理和译介。我国著名地理学家、青藏高原科考的先驱徐近之曾编有《青康藏高原及毗连地区西文文献目录》[18]一书，迄今为止仍是收录有关西方人考察西藏相关西文文献最全的一本著作。另外，魏治臻的《有关我国西藏的六十种外文图书简介》[19—21]也涉及了一部分在西藏地理考察的西方人留下的游记。在西文文献译介方面亦有一些工作。1934年，荣赫鹏的《印度与西藏》中译本《英国侵略西藏史》[22]出版。在此之前，英人沃德(F.Kingdon Ward)的《西康神秘水道记》②[23]也由相关学者翻译出版。另有英人海登(Sir H.H.Hayden)和考森(C.Cosson)合著的《在西藏高原的狩猎与旅游——西藏地质探险日志》[24]也已在国内翻译出版。另外王启龙、邓小咏的《二十世纪上半叶藏区地理研究述评》[25]一文虽不是对西文文献的专门译介，但对民国时期国内学者译介西人西藏游记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第三类是以英军劫掠西藏古籍文物为中心的研究，其中重要的有巴桑旺堆的《关于英国入侵西藏时所盗走的藏文文献典籍相关情况介绍》[26]、张英敏与余太源的《近代各国“探险队”对中国古籍文献的攫掠》[27]以及华达尔著、陈泉译的《在执行拉萨荣赫鹏使团任务期间搜集到的藏文手抄本和书籍的情况》[28]均对华达尔在拉萨搜集藏文典籍进行了论述。另有一些英文文献对英军在拉萨大肆抢掠寺院的行径进行了研究③。
显而易见，上述三类研究虽然不同程度地提及荣赫鹏在西藏的探察活动，但是均未对其在以拉萨为中心的区域所进行的包括地理、地质、气象、动植物标本采集等多方面的具体活动进行研究。有鉴于此，作者拟在此对这个问题作一专门的探究，期望在全面分析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能将此项研究引向深入。
2 此次综合探察的基本情况
虽然在此之前，就有些西方人进入过西藏甚至到达拉萨④，但除了康熙年间在耶稣会士指导下对西藏进行测绘并完成了西藏地图的绘制外，都不具备在西藏进行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察的能力。欧洲人进行自然考察的目标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逐渐有了眉目，从那时起⑤，围绕三大地理问题(即有关玛旁雍错的大河源头、雅鲁藏布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及恒河的关系、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与一个梦想(即揭开拉萨的神秘面纱)，西方展开了激烈竞争。西方国家地理学会的众多探险家如英国人莫尔克罗夫特与何塞(H.J.Hearsey)、斯特雷奇兄弟(H.Strachey & R.Strachey)、李特戴尔(C.G.Littledale)夫妇、鲍尔(Bower)、索罗尔德(Thorold)、韦尔比(Wellby)、戴西(H.H.P.Deasy)，法国人邦瓦洛(P.G.E.Bonvalot)、奥尔良王子(Henry of Orleans)、兰斯(D.de Rhins)，美国人柔克义(W.W.Rockhill)，瑞典人斯文赫定，俄国人普热瓦尔斯基、罗博罗夫斯基(Roborovsky)、科兹洛夫(P.K.Kozlov)以及佩夫佐夫(M.Pevtsov)等与英印政府专门训练的印度本土测量间谍班智达如纳英·辛哈(N.Singh)和克兴·辛哈(K.Singh)等人不断进入西藏勘测和考察，但是上述探险家除克兴·辛哈秘密到过拉萨并进行了测绘外，其余探险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西藏西部和北部地区，对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腹地始终难以完成考察。而荣赫鹏队伍是第一个以近代科学方法和技术，同时对这三大问题进行了实地勘测并且揭开拉萨神秘面纱的西方团队。
1903～1905年荣赫鹏率英军入藏，尽管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将侵略队伍粉饰为“使团(mission)”⑥、“和平使团”，但这只能是欲盖弥彰。原因在于，它不是一次简单意义上的探察活动，而是伴随大规模军事入侵、占领而进行的综合探察。
2.1 综合考察的目的
早在1898年，后来成为此次行动重要成员之一的华达尔就在自己的书中对西藏的富庶进行了极具煽动性的描述：
这块神秘的土地目前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考虑到大清帝国即将土崩瓦解。它的金矿，可能是世界上储量最丰的，仅此就使它具有商业重要性，尽管多数金矿分布在就像克朗代克一样不适合居住的地区。尽管如此，它的大部分土地适合居住并有很多未经开发的资源。如果英国能够取代大清对这里的宗主权，取得对西藏的保护，将把从富庶的扬子江流域一直到东部西藏的边界地区均置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内，英国不仅能防止俄国可能介入印度、缅甸和大清之间，并能巩固它从印度洋到北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因此获得它在亚洲地区至高无上的地位。([29]，ppViii)
华达尔的这一观点后来在报纸上进行报道，被认为是“给出了英国外交部关于向西藏进军这一尚未宣布的命令的一些理由。”[30]
当时，英国人的这种侵略意图只有他们自己心领神会，甚至连美国人对他们的做法也感到十分不解。“可能大部分的美国读者已经真的对报纸上关于荣赫鹏远征军或者称作‘使团’进展的消息感到迷惑。大不列颠和西藏有什么关系?它为什么想去那里?这些都是当下的消息所引起的但并未回答的问题。”[31]于是有人在《当代评论》(The Contemporary Review)上撰文对此做出解释。他将主要原因归为英国为了抗衡俄国，尽管他也提到了西藏潜藏的金矿以及英国可能获得的贸易平衡。[31]他这里提到的贸易上的原因，引起的争议较大，有人认为这不足以构成原因，因为“英国和西藏一年的总贸易额也不超过80万美元。”[31]但也有分析指出，“这个入侵队伍用来伪装的所有美好和模糊借口的背后，是它被派去实现的真正目的是为印度鸦片和锡兰砖茶打开新的市场。……英国的鸦片和砖茶将销往西藏，那才是由于此次轰动和奇特的冒险所可能发生的一切”。[32]徐近之指出，“英人由印度向北侵略，目的甚多，其中一个，便是把西藏当做‘印度的瑞士’⑦，供殖民者应时前往休养之用”。([33]，11页)实际上，垂涎于西藏的诸如金矿在内的资源，并非是英国军事行动的根本原因，徐近之等人指出英国欲将这一地区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进而北上与俄国争夺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是其具体的考察活动的确有为以后取得资源做准备的意图。
2.2 人员组成
关于人员组成，国内一些学者已做过深入的研究[34—35]。对于英军的总人数，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数字。有外国研究者说其队伍组成为“一小帮官员和500人的护卫队”[36]，另有800名士兵之说[37]，还有1150名战斗人员之说。([38]，502页)但无论如何，这些研究都是以其军队编制为中心的，尚未见到有对其探察人员组成进行论述的。英军之所以能够完成地质矿产探察、动植物采集、气象观测、地理勘测等工作，正是得益于队伍中多位声名显赫的博物学家、地质学家等，这些人之前已多次在西藏境内或藏印边境地区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险活动，以下对这些人员进行简要的介绍。
荣赫鹏，被称作“大英帝国最后一位探险家”⑧，于1919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
华达尔⑨，此次任医护长，文化顾问。在队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其身份缺乏应有的认识和重视。此人于1878年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1880年入职有着军方背景的印度医疗队[39]，曾获印度帝国勋章中的三等勋章(C.I.E)。在加入此次侵藏英军队伍之前，在喜马拉雅山区驻留14年，广泛猎取并收集动植物标本。同时在西藏、尼泊尔边境地区做民族学考察。([29]，preface)在这期间，他学会藏语，为进一步收集有关那些地区部落分布、地形地物和自然史的情报资料打下基础。在大吉岭地区广泛结交了印度派出的一些间谍，并从他们那里获知了很多信息。他曾于1892年乔装打扮进入拉萨未果。([16]，ppVii)看得出来，此人对于喜马拉雅山地区无论民族、宗教、语言等民族学的资料还是动植物、河流山川等自然信息都非常热衷于搜寻，而这些为他后来进入拉萨进行各种活动已经积累了厚实的基础。他在军中的名义是军医，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不能以他在军队中拥有头衔这一事实就认为他是一名职业军人。事实上，他是军医主任，也是古物研究者，当时英国主要的藏学家。”[40]而这些还不足以概括他的实际工作，他在进入西藏后，绘制地图，拍摄了大量照片，收集动植物标本，进行气象观测和记录，四处搜集藏文典籍。难怪有人称他为队伍的“文化顾问”。这些内容后文将进一步详细说明。
沃尔顿(H.J.Walton)，供职于印度医疗队，后作为医生和博物学家参加此次行动，期间他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动物标本。([15]，419页；[41])《西藏的开放》一书的自然史部分即由他完成。
普仑⑩(D.Prain，1857～1944)，植物学家，当时在加尔各答植物园任职，1905年成为英国邱园园长。
海登，著名地质学家，随英军进行地质调查和勘测，其所获得的地质勘测结果后来发表在《印度地质调查所专报》上。
兰登，《泰晤士报》的记者，随军进入西藏。正是他不断向《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发回的大量报道，使得全世界获悉英国在西藏行动的进展(11)。作为一名记者，其文字功底当属上乘。荣赫鹏在给《西藏的开放》一书作序时曾说：“我坚信对西藏使团所见所为的记录无人能出其右，我们真的很幸运有这样一位充满激情和力量的作者和我们一起。”
罗林，探险家，先随队伍进入拉萨，后于1905年作为噶大克(12)(Gartok)探险队队长前往西藏西部。在此之前，他于1903年已经对西藏西部进行过一些探察。
赖德(C.H.D.Ryder)，供职于印度测量局，此次任勘测负责人。在英军向拉萨进发时，他与同伴沿途进行三角测量。其后又成为噶大克探险队勘测工作负责人，与伍德(H.Wood)、贝利(F.M.Bailey)等一起进行勘测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人员中有一位叫阿里(Hazrat Ali)的测绘员(13)，正是后来于1908～1909年参与克拉克探险队在黄土高原地区考察的测绘员。赖德在此之前已经分别在我国西部的云南和藏东等地进行过两次探险；而伍德在那之前刚刚完成在尼泊尔的旅行，在那里他观测了喜马拉雅山的许多雪峰，并在其后的噶大克探险中确认了这些雪峰。([14]，162页)赖德凭借在云南和此次的勘测工作，获得了1905年皇家地理学会金奖章。另外，贝利于1916年、罗林于1917年分别因其在印度、西藏边境的探险，尤其是探寻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向与在西藏西部、新几内亚的探险活动也获得了此项奖章(14)。
2.3 路线和范围
英军于1903年11月6日由印度西里古里(Siliguri，海拔397英尺)出发，沿梯司塔(Tista)河谷至伦波(Rangpo)。尔后出梯司塔河谷，开始翻越高山，经甘通(Gnatong)分别过吐廓(Tuko Pass，海拔13550英尺)、吉拉普山口(Jetep Pass，海拔14390英尺)进入西藏境内；接着经亚东、春丕(Chumbi)、帕里(Phari)、堆纳(Tuna)、康马(Kangmar)、江孜(Gyangtse)、拉龙(Ralung)、羊卓雍错边的浪卡子(Nagartse)、雅鲁藏布江谷地的曲水(Chaksam)，进入吉曲(Kyi Chu，即拉萨河)河谷。最后经聂当(Netang)进入拉萨。([16]，504～507页)考察范围主要是以江孜、拉萨为中心的区域。从入藏路线上看，此次所走的是从大吉岭经亚东到拉萨的路线。虽说此前也有英印政府派出的一些印度本土测绘人员如克兴·辛哈、桑德博格、达斯(S.C.Das)分别于1878年、1881年、1881～1882年经此线进入拉萨，但仅限于一些测绘活动。无论是调查范围、规模还是就内容广泛性而言，此次探察都远胜于之前，尤其是动植物标本采集方面更是首次深入拉萨及其周边地区。
3 相关“成果”
此次考察成果主要体现在华达尔《拉萨和它的神秘》(15)、兰登《西藏的开放》、罗林《大高原》等书中，尤其是它们的附录部分。另有时任皇家地理学会主席霍尔迪奇的《西藏秘闻》。霍氏并非军中成员，此次行动的内容在他这本回顾西方人探险西藏历史的游记中也仅占两章而已，但是他对于这次探察的意义和价值作出了独具慧眼的肯定和精辟的评论，因此本文也将其列入。除上述著述外，有关此次英军探察活动的文献还有荣赫鹏、赖德等人于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并发表于皇家地理学会地理期刊上的考察报告，这些报告大都以回顾整个远征军行程和沿途所见所闻为主要内容，就此次探察所取得的具体成果而言，其记述的深度和广度远不如上述三种著述。
《拉萨和它的神秘》等三部著作，其相同之处在于都对欧洲人探秘西藏的历史以及此次入藏始末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并且都有内容丰富的附录；不同之处在于对考察成果记录的丰富程度和侧重点。《拉萨和它的神秘》一书，共有插图(照片或者素描图)86幅，地图8幅。另有附录18个(16)，分为藏历纪年法、西藏气候与气象、西藏人口、羊卓雍错土壤分析、西藏的黄金、贸易、动物、植物、地质、从加尔各答至拉萨的沿途高程记录、远征军大事记等。《西藏的开放》一书附录中有关于当地动物的丰富记述。值得一提的是它还记录了此次英军的人员组成和主要装备。《大高原》一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记述英军侵入拉萨的经过，第二部分记述他被派往西藏西部噶大克探险及相关人员的勘测等工作，其附录部分还对沿途进行的动物标本收集工作进行了记录。下面据上述材料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分门别类的简要介绍。
3.1 动植物标本采集
有关这方面的成果收录于前述三本游记的附录部分。不过，三者各有不同。第一本书中的动植物内容主要是由华达尔自己完成的；第二本书中只有有关动物的记录，是由博物学家沃尔顿完成的；第三本书中所记动物内容由该书作者罗林完成。尽管前两者的记载都是按照哺乳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昆虫、鱼类等这样的分类展开，但是各具特色。
华达尔记载了沿途所见的雪豹(Panthera uncia)、猞猁(Lynx lynx isabellinus)、兔狲(Otocolobus manul)、云豹(Neofelis nebulosa)、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红鹿(Cervus affinis)、白唇鹿(C.albirostris)、原麝(Moschus moschiferus)、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i)、羚牛(Budorcas taxicolor)、盘羊西藏亚种(Ovis ammon hodgsoni)、岩羊(Pseudois nayaur)、牦牛(Bos grunniens)、西藏野驴(Equus kiang)(17)等近40种哺乳动物以及近80种鸟类。对少数爬行类和两栖类也有涉及，还专门对自己新发现的三种鸟类进行了记述。([16]，479～490页)值得注意的是，华达尔记述了英军于1905年1月将一只藏野驴安全运抵伦敦，作为麦克唐纳送给国王的礼物。(18)([16]，485页)这是其所记内容中有关西藏动物活体运输的唯一记载。
华达尔记述的特点在于除给出每一物种英文名和学名外，还发挥自己的特长，给出了每个物种的藏文名称。并对部分物种的数量规模、形态、发现地点、其皮毛在拉萨市场上是否存在交易等信息加以描述。存在的问题是他给出的物种学名甚为混乱，有难以辨认的亚种名称，有他自己尚存疑的命名。尽管他之前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停留多年，并一直进行动植物采集方面的工作，在《拉萨和它的神秘》一书序言部分，他也记述了自己收集的西藏西南边境地区鸟类的大宗标本当时存于著名的格拉斯哥大学亨特博物馆(Hunterian Museum)，并曾在1894年发表了他对此分析的文章，但他自己毕竟不是专业的博物学家。他记载的不少物种是他将标本送给一些博物学家为他鉴定和描述的，其中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的动物学家托马斯(O.Thomas)(19)将他们在羊卓雍错捕到的一只有斑纹的野猫鉴定为兔狲；而那三种新的鸟类由伦敦动物学会的德雷瑟(H.E.Dresser)(20)进行鉴定、描述并发表在动物学会会报上(21)；另外，由皇家学会的动物学家包兰格(22)(G.A.Boulenger，1858—1937)命名的一蜥蜴新种，其文章发表在《自然史杂志年刊》(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23)；大不列颠博物馆的鱼类学家里甘(C.T.Regan)则命名了来自羊卓雍错的鲤鱼新种，还于沃尔顿在拉萨采集的鱼类标本中发现了七个鲤科新种(24)；此外，由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埃龙(Heron)鉴定了四种昆虫。这些都是造诣很高的动物学家，他们的鉴定工作是相当专业和出色的，而鉴定和描述物种的论文也刊于各自专业领域的顶级刊物上。
有关拉萨地区的植物部分(25)，是华达尔将采集的标本带回英国后，由皇家学会会员、英国邱园园长普仑完成鉴定和命名工作的，总计有植物48科160余种，其中17种为新种。
沃尔顿所记哺乳动物要比华达尔的少得多，仅20种左右，所记鸟类的种类与华达尔所记大体相同。但在命名方面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博物学家的专业性。他给出的哺乳类和鸟类的拉丁文学名，没有出现任何用三名法命名的亚种。对于每个物种的描述，都采用独立段落，显得很清晰。阅读者能够很快了解其所描述的动物种类。他对物种鉴定的严谨性更是为华达尔所不及。对于别人有关某种动物的描述，如果自己未亲眼看到，他一般都持谨慎态度。他曾于一段描述中说：“我在江孜附近两次看见一种小的浅色的猫，可能是兔狲，但我没有成功猎到标本，加之在拉萨未见到可以确定为该物种的毛皮，因此，我不能确定它究竟为哪种动物。”([15]，421页)对于前人鉴定存疑的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如针对英国植物学家胡克(J.D.Hooker)在《喜马拉雅山日记》(Himalayan Journals)中提到的藏羚羊在拉姆拉错附近出没这一情况，他指出：“不论胡克时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确定如今在西藏这一地区已经没有藏羚羊。”相比于博物学家沃尔顿的冷静和严谨，作为一名业余博物学家，华达尔显得过于热衷于发现新物种。这种情况早已有之，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许多业余科学家的最大快乐就是让林奈用他们自己名字的拉丁文译名来命名他们所发现的新种。”([42]，462～463页)，华达尔亦未能免俗。
沃尔顿带回英国的8种哺乳动物标本，由伦敦林奈学会、伦敦动物学会的邦霍特(J.Lewis Bonhote)进行了详细的鉴定和描述(26)。
相较于华达尔和沃尔顿，罗林记述的动物种类要少得多，仅有西藏野驴、牦牛、藏羚羊、藏原羚、岩羊、盘羊(Ovis ammon)、赤羊(Ovis vignei)、亚洲狼(Canis laniger)、高原兔(Lepus oiostolus)、西藏毛腿沙鸡(Syrrhaptes tibetanus)(27)以及鹅、鸭子、水鸭等动物。([16]，307～319页)他的特点在于对每种动物的分布范围、形态、生活习性、标本尺寸等方面都有细致的描述。可以说，在对此次考察中所见西藏动物描述的3个文本中，罗林的动物描述最全面和细致。
3.2 气象与气候
由于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复杂和严酷性，进行气象观测和记录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为研究全球气候特征和世界各地的气候，收集气象方面的第一手资料非常重要，西方殖民者和探险家向来非常关注这方面的工作。1896年英国上尉戴西和后来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都在其考察西藏过程中，有逐日的气象记录[3]。不过，他们都是从列城进入西藏，其考察区域集中于西藏北部和西部地区，并未涉及拉萨在内的西藏南部地区。这样此次所获得的气象资料更显稀有。《拉萨和它的神秘》等书中有关于沿途地区降水量、温度的一些数据记载。另外，《拉萨和它的神秘》附录4为一篇题为《气候与气象》的文章，其中有从1903年11月6日起至1904年9月30日沿途所经地区的气象记录，包括站点的海拔、日最高与最低温度、天气状况等。其中，中国境内的站点有37个，虽然大部分站点只有一日至数日的温度记录，并无太大意义，但是堆纳(1904年1月8日至4月3日、24日、6月18日)和拉萨(1904年8月3日至9月22日)这两个站点的记录还是非常可观，逐日温度记录日数分别达到87天和51天，可以确定相关月份的温度极值。([18]，456～466页)该文亦对日喀则的气候特征作了一番定性的描述。
如上所述，受自然条件限制，西藏地区的气象方面的基础资料在大规模科学考察之前非常缺乏，以至于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地理学家徐近之编写《青藏自然地理资料》时，仍然引用了华达尔书中气象、植物等记录。([33]，9页，22页，25页，35页；[43]，48页，87页；[44]，7页，9页，44页)。显而易见，这部分资料填补了此前相关领域的空白。
3.3 地质
由于垂涎西藏的金矿等自然资源，地质矿产一直是英国等西方殖民国家在西藏考察的主要对象。此次英军进入拉萨及其周边地区，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随军的海登正是一位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山地区地质的著名地质学家。记录其此次地质勘测成果的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印度地质调查局记录》(Record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Vol.xxxii.p.160)和《印度地质调查局专报》(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Part 2，Vol.36，80pp.，Maps，Ills.，Profiles，and 2 Indexes.Calcutta，1907.)上。其中重要的发现有：在锡金边界地区发现新生代海床，并有之前冰川从喜马拉雅山向北相当大规模扩展的证据；拉萨附近的花岗岩是在广阔的侏罗纪地层中侵入形成的，经历了多次破碎和变质；这一地区并不富于矿藏，甚至宝石也是进口的。[45]1907～1908年，海登和另一位地质学家伯拉德(S.G.Burrard)合著，记录他们在喜马拉雅山地质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相关地理勘测结果的《喜马拉雅山和西藏地理地质概论》(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Geology of the Himalaya Mountains and Tibet，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一书出版。该书共分为亚洲高峰、亚洲的主要山脉、喜马拉雅山和西藏的河流与喜马拉雅山地质四部分，其中前三部分主要是关于地理的内容，绝大部分内容由伯拉德撰写。第四部分全部内容是关于地质方面的，由海登独立撰写，标题为喜马拉雅地质，共分为喜马拉雅山的地质分层、亚—喜马拉雅山区域、喜马拉雅山区域、西藏区域、喜马拉雅山过去的历史、喜马拉雅山的年龄，以及喜马拉雅山经济地质学等七个方面。该部分另有附图13张，分别为喜马拉雅山断面图、亚喜马拉雅区的褶皱、藏卫两区的地质图、克什米尔地质图、喜马拉雅山地质图等，可以说这部分对西藏以及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地质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由于该书是这一领域集大成的成果，引起了当时地理地质学界的广泛关注。从1908年至1910年，在《美国地理学会会报》(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英国《地理期刊》(The Geographical Journal)上共有3篇文章对该书进行了介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该书于1933～1934年再版后，1935～1936年在《地理期刊》和《地理》(Geography)上又有3篇文章对第2版内容进行介绍，并指出其中的一些改动存在问题。[46]
顺便提一下，华达尔《拉萨和它的神秘》附录12内容亦为西藏地质，但华达尔本人非地质学家，这部分内容基本上只是对前人研究的综述。
3.4 大地测量
大地测量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向拉萨进发途中进行的，第二阶段是主力返回印度同时派出的噶大克勘测队进行的。
第一阶段勘测取得的成果有：(1)三角测量——完成了对连接拉萨与印度的45000平方英里范围的测量，固定了所有可视的重要山峰以及它们的高程；(2)地势测定——对17000平方英里的范围以1∶253340完成了绘制，对其中春丕谷、江孜及拉萨周边的3000平方英里还以1∶126720作了绘制；(3)路线图绘制——以1∶63360的比例，完成了对到拉萨路线的绘制；另外对江孜和拉萨还进行了大比例尺的平面图的绘制。[47]
第二阶段勘测取得的主要成果有：用平板仪测绘了西藏西部大约40，000平方英里的范围。对从日喀则上至雅鲁藏布江源头进行了勘测；勘测了玛旁雍错，解决了有关它与拉昂错(Rakas Tal)连通的存有疑义的问题。勘测了萨特累季河从源头至流入英印境内这部分，并且勘测了印度河的噶大克支流。另外，计算过程中的三角测量对纠正平板仪工作和固定很多高程有重要价值。[48]对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完全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的富有成果的勘测，主要由噶大克探险队完成，霍尔迪奇因此将其概括为赖德对雅鲁藏布江上游的勘察和罗林对西部西藏部分地区的探险。([15]，294页)不过真正令噶大克勘测队出名的是他们解决了两大地理悬案。一是有关是否存在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峰(28)，二是关于玛旁雍错及其姊妹湖的连通问题，以及是否有河水从该湖外泄流出。对此，霍尔迪奇认为，
如果赖德上尉只是证明了没有比尼泊尔北侧的埃佛勒斯峰更高的山峰，仅仅这个就不枉此行。何况他还朝若干问题的答案迈进了许多，这些问题是在讨论印度和西藏中部的分水岭时产生的。看起来他没有给出中部湖泊区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分界线的位置，但他终止了有关玛旁雍错姊妹湖连通问题的争议，证明如斯特雷奇(29)宣称的那样，两湖的连通是存在的，并且这些湖不是萨特累季河的源头。([15]，296页)
对玛旁雍错及拉昂错周边的地理考察意义重大，因为在其周边几英里范围内，诞生了四条大河——印度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即雅鲁藏布江)、萨特累季河以及恒河，前两者差不多环绕印度([16]，247页)。而对珠峰的勘测，则直接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攀登珠峰的浪潮(30)打下了基础。
3.5 影响
此次探察，深入西藏腹地，直抵拉萨，使得长期以来笼罩在西方人心头有关“圣城”的社会、宗教乃至自然地理、生物的那团迷雾得以彻底解开。
人们可能会怀疑西藏旅行的魅力现在是否已经死亡。但是毫无疑问，自从拉萨的街道被脚蹬军靴骑着高头大马的英国人蹂躏后，它的魅力已经多少有些褪色，无情的手已经将这座离奇有趣而又肮脏的城市的面纱揭开。那些记述有关此次行动的著作，其中一些叙述拉萨引人入胜并且具有指导意义的章节，已经使得这座圣城在公众面前的熟悉程度几乎和欧洲大陆任何一座城镇一样。([15]，preface，294页)
毫无疑问，英帝国主义借助此次侵藏行动，在与俄国等其他国家对西藏综合考察的竞争中占得了先机。正如兰登在报道中喜不自胜的表述那样，
毕竟，相比于它的历史趣味，这座深藏不露之城的美景相形见绌，很高兴人们记住，是英国而非其他国家，最终揭去了蒙在这座亚洲中部神秘之城头上的面纱。[49]
对于探察活动所取得的成果，荣赫鹏在其书中不无得意地写道：
除了取得这些政治结果，还有科学成果。赖德上尉的勘测活动已提及；海登进行了有价值的地质标本采集，如今收藏在加尔各答博物馆，他所做的描述收在印度地质调查局记录中。沃尔顿的自然史和植物标本采集被收藏于南肯辛顿自然史博物馆和邱园中，并已被不同的科学著作所描述。华达尔上校没有发现传说藏于西藏古代世界的任何秘密，但是他收集了不少西藏典籍，现藏于大英博物馆。([19]，337页)虽然他于1905年2月13日在皇家学会上报告时故作谦逊地说道，
尽管我今晚将讲述前往禁城的一次旅行，但我担心，严格地讲，我几乎说不出什么新内容。……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证实和突出前人的工作，尤其是那些勇敢的印度探险家兴克·辛哈以及其他人，进行了如此细致的勘测和有趣的记录，使得我们的一些错误被消除。[50]
当然，此次探察最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西方人有关西藏荒凉、贫瘠、高寒的主观观念(31)，他们发现原来西藏也有像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这样拥有肥沃土地、适于耕作的地区，这是由之前的探险家偶尔提及而被荣赫鹏等人重新建立和确认的最重要的地理事实。[50]所以，其成果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在19世纪以来多位探险家一系列成果累积的基础上完成的。它所起的作用就是在对这些成果进行全面总结的同时填补尚存在的空白(32)，从而勾画出整个西藏的自然概况。
4 结语
以科学的眼光看，呈现此次探察活动诸科学成果的一系列相关著作、报告、研究论文等，学术水准不尽一致，但有关地理、生物、地质等方面的论文(见附录)，由于资料的珍贵性，很多成为后世相关领域研究必须引用的文献。
与发表在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地理期刊》上几篇专业性一般的文章不同，动植物标本收集与鉴定都是由当时顶尖的专家进行的，而其论文亦分别发表在当时物种鉴定方面最为专业和权威的期刊上，如《自然史杂志年刊》、《伦敦动物学会会报》(Proceeding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国际鸟类科学期刊》(Ibis)等。尽管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由华达尔带回英国并经德雷瑟鉴定为新种的3种鸟，后被证实只有1种为新种[53]，但由于这一地区鸟类学乃至所有动植物资料的匮乏，其对后世科学家研究西藏动植物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研究者在195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指出，“除华达尔和沃尔顿之外，还没有人曾经在拉萨收集鸟类标本，因此他们获得的标本对论文的撰写是非常珍贵的”[51]。沃尔顿题为《西藏南部鸟类》(On the birds of Southern Tibet)的两篇文章以及贝利《西藏东南部哺乳类和鸟类》(Some notes on mammals and birds in south-eastern Tibet)在2007年仍被研究者认为是“有关拉萨地区鸟类学最好的英文资料”，“是这一地区鸟类学信息的主要来源”。[52]而兽类方面，以邦霍特的《西藏使团带回的哺乳动物》(On a Collection of Mammals brought home by the Tibet Frontier Commission)一文为例，到了21世纪，其仍被一些学术论文作为重要资料引用[53—54]，如《西藏珠穆朗玛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状况与保护》一文在列举珠峰保护区哺乳动物种类时就引用了该文，足见其珍贵性。
注释：
①该书英文原版作The Exploration of Tibet，Its History and Particulars from 1623 to 1904，尚未出现中译本。
②该书新的中译本《神秘的滇藏河流》已于2002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译者为李金希和尤永弘。
③Tim Myatt,Trinkets,Temples,and Treasures:Tibetan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1904 British Mission to Tibet,收入 Revisiting Tibetan culture and history: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Young Tibetologists,2011年，123～154页.Michael Carrington,Officers,Gentlemen and Thieves:the looting of monasteries during the1903/4 Younghusband Mission to Tibet,Modern Asian Studies,2003,37(1):81～109.
④关于早期耶稣会士进入西藏传教的历史，伍昆明著《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是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专著，因与本文关系不大，不再赘述。
⑤可从1812年莫尔克罗夫特(W.Moorcroft，1767～1825)等对玛旁雍错和拉昂错进行地理考察算起。
⑥有学者将“mission”一词翻译为“考察团”，如孙鸿烈在《西藏高原的综合科学考察史》(刊于《中国科技史料》1984年第5卷第2期)中说“双手沾满西藏人民鲜血的英国军官荣赫鹏将他率领的侵略军称为‘考察团’”。另外，《发现西藏》一书的跋尾部分有对“mission”一词的详细说明：“有时是布道的传教区，有时又指商业考察团，也指外交使团和科学考察团，甚至是指由追求个人梦想者们组成的‘私人团’。”
⑦华达尔《在喜马拉雅山中》一书序言里称锡金为“东方的瑞士”。
⑧对于荣赫鹏其人其事，英国作家法兰区(P.French)的专著《西藏追踪》(郑明华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作了专门的研究，此书的英文原版书名即为《荣赫鹏：大英帝国最后一位探险家》(Younghusband：the last great imperial adventurer，London：Harper Collins，1994)。
⑨关于此人的中文译名，出现过多种。按照《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应作“沃德尔”，此人在其《拉萨和它的神秘》一书中110页出现的中文名帖作“花得乐”，徐近之《青藏自然地理资料》(气候部分)中出现“花得乐”、“瓦德尔”两种译法，《西藏通史》504页作“瓦德勒尔”，本文参考文献3、6中均译作“华达尔”，《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一书中亦作“华达尔”，本文即采用这种译法。
⑩该人名采用徐近之在《青藏自然地理资料》(植物部分)的译法。
(11)这一点在《纽约时报》1904年11月5日一篇关于荣赫鹏和华达尔即将出版他们所著游记的无标题报道中有说明。笔者在该报上检索到4篇相关报道，这4篇报道篇幅都很大，其中一篇较早的报道是有关在江孜城内的情形，另外3篇或转引或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详细叙述游走于拉萨城内所见所闻。其标题、日期分别为：(1) The Wondrous sights of Tibet now seen by European eyes,unveiled mysteries of Gyang-Tse show what may be expected at Lhasa.March 6,1904; (2)Lhasa:the forbidden city at last entered by the British,its glory centered in the temple of the grand lama-a marvel in stone-approach to the city.September 18,1904; (3)Within the city.September18,1904; (4)Forbidden City of Lhasa proves to be another wonder of the world.January 22,1905.这些报道当是兰登从西藏发回的，对照英军进入拉萨城的时间(1904年8月3日)和第三篇报道发回的时间(1904年8月5日)，也可以确定其中的后三篇为从拉萨发回的报道。
(12)即今天阿里地区的噶尔县。
(13)赖德于其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报告中提到此人见C.H.D.Ryder：Exploration and Survey with the Tibet Frontier Commission，and from Gyangtse to Simla Vi
Gartok[J].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05，26(4)：369～391.
(14)见皇家地理学会网站提供的Gold Medal recipients PDF格式文件，网址为：http：//www.rgs.org/AboutUs/Medals+and+Awards/Recent+Awards.htm
(15)此书曾多次再版，本文所引内容依据其第3版。
(16)该书第1版附录共分17部分，在第3版中增加了拉萨植物这一部分，总计18部分。
(17)此处给出的是华达尔书中所记载哺乳动物现在的拉丁文学名，原书中给出的学名分别为：雪豹(Felis uncia)、猞猁(F.isabellina v.lynx)、兔狲(F.manul)、云豹(F.sp.)、金猫(F.nigrescens)、红鹿(Cervus affinis)、白唇鹿(C.albirostris)、原麝(Moschus moschiferus)、藏原羚(Gazelle picticaudata)、藏羚(羊)(Pantholops v.Kemas hodgsoni)、羚牛(Budorcas taxicolor)、盘羊西藏亚种(Ovis hodgsoni)、岩羊(O.nahura)、牦牛(Poephagus grunniens)、西藏野驴(Equus hemionus)。
(18)此事并未出现在沃尔顿关于西藏野驴部分的记载中。
(19)此人是研究我国兽类动物的巨擘，有关其事迹，罗桂环先生的《近代西方对中国生物的研究》一文对此有深入的研究。
(20)英国鸟类学家，伦敦动物学会成员。
(21)Henry E,Dresser:Descriptions of Three new Species of Birds obtained during the recent Expedition to Lhassa,Proceeding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1905,75(1):54～55.
(22)此人以研究中国爬行动物而著名。
(23)G.A.Boulenger:On some Batrachians and Reptiles from Tibet[J].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1905,XV.-Seventh series:378～379.
(24)里甘有关这八个鱼类新种的描述分别见于以下3篇文章：C.Tate Regan:A Synopsis of the Species of the Silurid Genera Parexostoma,Chimarrhichthys and Exostoma[J].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1905,XV.-Seventh series:182～185。C.Tate Regan:Descriptions of Five new Cyprinid Fishes from Lhasa,Tibet,collected by Caption H.J.Walton,I.M.S.[J].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1905,XV.-Seventh series:185-188。 C.Tate Regan:Descriptions of Two new Cyprinid Fishes from Tibet[J].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1905,XV.-Seventh series:300～301.
(25)这部分在《拉萨和它的神秘》第1版附录中并未收录，直至第3版才作为附录llA收入，这一点华达尔自己在该书第3版序言中也有清楚的交代。后来拉萨植物这部分又被徐近之作为附录收在《青藏自然地理资料》(植物部分)一书中。
(26)J.Lewis Bonhote:On a Collection of Mammals brought home by the Tibet Frontier Commission[J].Proceedings of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1905,2:302～308.
(27)罗林书中给出的动物拉丁文学名分别为：西藏野驴(Equus hemionus)、牦牛(Bos grunniens)、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i)、藏原羚(Gazelle picticaudata)、岩羊(Ovis nahura)、盘羊(Ovis ammon)、赤羊(Ovis vignei)、亚洲狼(Canis laniger)、高原兔(Lepus hispidus)、西藏毛腿沙鸡(Syrrhaptes tibetanus)。
(28)因之前西方人都是从尼泊尔一侧对喜马拉雅山诸高峰进行测量的，并不确定在中国西藏一侧是否还有比之前所认为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埃佛勒斯峰)更高的山峰。
(29)斯特雷奇(H.Strachey)，英国探险家，曾于1846和1849年两次进入西藏探险，对玛旁雍错与拉昂错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考察。
(30)从1921年至1938年，共有8支英国登山队尝试攀登珠峰。
(31)华达尔在其《拉萨和它的神秘》一书第21页中有这样的论述：“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阻止进入西藏本部的任何地方，哪怕是迷人的拉萨以外很远的地方，这看起来已经导致近些年来许多欧洲旅行家将‘西藏’一词的界限向北延伸地如此之远，以至于包括了整个广大的不适合居住的羌塘(Chang-t'ang)，它位于适于居住的西藏地区与高原的昆仑山北界之间。不论是这片无人区本身还是其周边都不为藏人所有，也没有人禁止上百英里的道路。这样的一个结果便是将一个错误的印象传递给公众，那就是西藏是一个广阔的荒原，荒凉、贫瘠、没有树木，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这与真实情况远远不一致。”
(32)罗林在其《大高原》一书中说“我们的探险队以核实先前的成果为目的，填补各种不同的空白，尤其是进入并探察那些未知的地区”，见文献[14]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