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整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6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河大合唱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周年论文,冼星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化部委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与中国音乐家协会6 月15—16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李焕之、副主席孙慎、分党组书记吴雁泽，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尹志良、艺教司社科处处长陈迎宪，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薛若琳、副书记王泽洲，1938年冼星海在武汉政治部三厅工作时的同事林路（86岁，原湖北省音协主席、武汉音乐学院院长，现湖北省文联副主席），1939年《黄河大合唱》首演的指挥者邬析零（83岁，原抗敌演剧三队音乐组长，文化部离休干部），冼星海指挥《黄河大合唱》演出时《黄河怨》的首位演唱者莎莱（76岁，原武汉市文联主席），冼星海指挥《黄河大合唱》演出时的伴奏乐队成员罗浪（79岁，1949年开国大典军乐队的总指挥、总政军乐团的首任团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苏夏、汪毓和、梁茂春、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聆群，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向延生、魏廷格，歌唱家刘秉义，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陶亚兵，星海音乐学院教授罗小平、何平、周广平、房晓敏，桂林文化局的陆铿荣、左超英，武汉音乐学院教授田可文，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孟维平，《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张光年的夫人黄叶绿、曲作者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夫妇以及中国文化报、人民音乐、北京音乐台、音乐生活报的编辑记者等共50余人和来自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代表团（他们的长辈曾救助流落在该国的冼星海）出席了研讨会。
研讨会由音乐研究所副所长韩宝强和向延生主持。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在致词中，热烈欢迎来自各地的有关领导、音乐界前辈和专家学者赴会，并对近百年来同样以“黄河”为题材的音乐作品中，《黄河大合唱》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源进行了剖析，吴雁泽代表中国音乐家协会致词，并对《黄河大合唱》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产生这首作品的动力与基础作了探讨。尹志良代表文化部祝贺研讨会的召开，说明这次研讨会是文化部举办的“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6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认为《黄河大合唱》在弘扬不朽的中华民族精神，艺术创作上把音乐艺术与时代精神完美的结合，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薛若琳、王泽洲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祝贺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指出冼星海的作品是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黄河大合唱》对当前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会者对《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演出、传播、版本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黄河大合唱》的创作
邬析零等人介绍了《黄河大合唱》诞生的经过：1938年10月底抗敌演剧三队奔赴山西吕梁山抗日根据地时，首次乘木船渡过黄河，目睹了黄河的惊涛骇浪，聆听了激昂的黄河船夫号子。此后数月的紧张战斗岁月里，祖国雄奇的山河，万山丛中游击健儿的英姿，强烈地震撼着随三队同行的诗人光未然（时任演剧三队中共特别党支部书记）的心弦，开始酝酿写作长诗《黄河吟》。1939年初演剧三队再次渡过黄河去延安学习、汇报工作时，光未然又见到了冼星海，两人第三次的合作产物就是《黄河大合唱》（1937年在上海、1938年在武汉政治部三厅时，他们已合写有多首歌曲）。2月26日冼星海去医院探望治伤的光未然后， 光未然躺在延安和平医院的病床上，5天口述了《黄河吟》400多行的诗句（由三队队员胡志涛协助笔录）。3月11 日演剧三队举办的元宵节晚会上，光未然一气呵成地朗诵了自己的这部新作。掌声中，激动的冼星海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此后邬析零应邀去冼星海处详尽介绍了三队渡过黄河的情景、黄河壶口瀑布的壮丽景观和吕梁山抗日根据地的战斗情况，为此冼星海特别记写了好几个邬析零学唱的黄河船夫号子的动机音型。
根据冼星海的《创作杂记》，他是3月26日开始写作《黄河吟》， 到3月31日仅6天时间，就把总谱与合唱都写成了（包括《黄河颂》的三稿）。在这些短的时间里，冼星海就写作了这部名扬国内外的大型合唱套曲，真可谓是神来之笔。陈聆群说这除了冼星海的天资与勤奋，还要看到这之前冼星海有半个月的酝酿时间；而且在这之前冼星海创作的众多歌曲、收集的许多民歌、特别是写作《生产大合唱》，在音乐的民族语言和风格，创作大型合唱套曲等方面，都为冼星海快速创作《黄河大合唱》（冼星海4月9日日记里，才首次出现了这个曲名）积累了经验，作了准备。
《黄河大合唱》的演出
在冼星海的帮助、辅导下， 作为演剧三队离开延安的告别节目， 1939年4月13日晚《黄河大合唱》由抗敌演剧三队的30 余人首次演出于延安的陕北公学礼堂（鲁艺音乐系的部分师生参加乐队伴奏）——指挥邬析零，男女独唱是田冲、蒋旨暇，对唱是史鉴、刘晨喧，串连“说白”的是胡丹佛，《黄河之水天上来》由光未然亲自吟诵（由李鹰航弹奏三弦伴奏）。经冼星海再次指导后，4月16 日三队在延安第二次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为筹备纪念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一周年，由鲁艺各系师生60余人组成的合唱团（后人数陆续增多），4月25 日起由冼星海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5月11日晚“鲁艺一周年纪念第一次音乐晚会”上， 冼星海指挥100余人的鲁艺合唱团，在20余人的中西混合乐队伴奏下， 成功地演唱了《黄河大合唱》（男女声独唱是陈地、莎莱）。唱完时，出席观看的毛主席等人都跳起来热烈鼓掌，很感动地连说了几声“好”。12日晚又演给党校及马列学院看，得到延安各界的好评。此后延安遇到重大的晚会，如欢迎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邓宝珊将军、茅盾以及蒙古代表、国民政府的调查团、慰劳队等，都是以演唱《黄河大合唱》作为中心（女声独唱改为唐荣枚）。1940年2月16日欢迎西北摄影团时， 演出人数曾经多达500名。当年5月冼星海离开延安去苏联后，由李焕之继续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
罗浪新近提供的一张1939年鲁艺《黄河大合唱》伴奏乐队的合影照片里，经多人传看已辨认出的成员有：小提琴—向隅（队长）、汪鹏、梁寒光，二胡—李凌、时乐矇、白苇，笛子—谌亚选，三弦—李鹰航，曼陀林—朱荣辉，用洋油桶自制的低音二胡—陶建新，口琴—韦虹、罗浪（兼打大军鼓），打击乐器—李焕之。另有3人未认出。
《黄河大合唱》的传播
演剧三队依照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安排，1939年4 月离开延安返回国民党治理区继续工作后，5 月即在二战区司令部所在地陕西宜川县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又把歌谱寄给演剧四队，11月四队就在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湖北老河口演出了《黄河大合唱》（这是三队以外，目前所知此曲在国民党治理区的首次演唱）。1941年初演剧三队、十队和抗敌宣传四队在河南洛阳联合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1939年4月29日鲁艺音乐系油印了《黄河大合唱》的简谱本， 途经延安的西北摄影团一次就要去了42本（见冼星海1940年2月18 日日记）。由鲁艺部分师生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7月奔赴抗日前线， 《黄河大合唱》的歌声很快就回响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天空。西北战地服务团1939年也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指挥周巍峙）。
林路1940年初在桂林收到夏衍转来的《黄河大合唱》歌谱后，即把它陆续刊登于他主编的《每月新歌选》1940年第4—7期。这年7 月林路还指挥“乐群社”等歌咏团体的200 余人在桂林演唱了《黄河大合唱》（见1940年桂林出版的《七七之歌》）。
在李家鼎、张锐、李仁荪等人主持下，为募捐寒衣，西南联大合唱团，歌岗合唱团等1940年9月14—16 日在云南昆明公演《黄河大合唱》（指挥徐守廉，男女独唱秦克中、沈家萱）。
李凌去重庆创办《新音乐》月刊后，1940年3 月起陆续刊登了《黄河大合唱》。生活书店1940年7 月在重庆出版了《黄河大合唱》的单行本。据原“孩子剧团”成员回忆，1940年8、9月间他们在重庆郊外金刚坡政治部总务厅草地的土台子上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据保存下来的当年演出的节目单，在政治部三厅人员赵启海、明敏和李凌等人的组织下，重庆“业余合唱团”以“国际反侵略协会重庆分会主催、重庆市文化团体第二次联合公演”的名义，1940年12月15日在重庆临江门戴家巷口的“留法、比、瑞同学会”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指挥明敏，男女独唱赵沨、易桦，朗诵光未然，大提琴助奏李元庆）。为防国民党特务破坏，周恩来同志曾亲临作镇。
1942年初，剧宣七队将《黄河大合唱》改编为造型演出，增加了布景、灯光和表演，努力用生活动作和人物形象使音乐语言具有立体感，很受观众欢迎。1947—1948年中国歌舞剧艺社（由剧宣五队和七队的骨干人员组成）多次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演出了歌表演《黄河大合唱》。
1942年2月中旬，光未然率领的缅甸华侨战工队， 在缅甸曼德勒连续3天公演《黄河大合唱》（指挥赵沨，男女独唱吴章斌、 陶朔玉、朗诵光未然），这是此曲在海外的首次演出。之后还在密支那等地演出多场，影响远及印度、新加坡。1940年刘良模把《黄河大合唱》的歌谱带到了美国，1943年普林斯顿大学合唱团用英文首次在美国演唱《黄河大合唱》。
此后《黄河大合唱》广泛演唱于华北、东北、上海以至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地。但是台湾当局却以“作者附共”为由，1949年以后一直禁止在台湾演唱《黄河大合唱》。经过台湾众多著名音乐家多年来的努力和新闻界、广大民众的强烈要求，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终于仅修改了其中的9个字（将《河边对口唱》中的太行山上打游击”， 改为“齐心敌后打游击”；《怒吼吧！黄河》中的“新中国已经破晓”，改为“全中国已经破晓”、“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改为“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1989年6月24 日宣布解除了《黄河大合唱》在台湾演唱的禁令。次日台北爱乐合唱团与台湾省交响乐团就首先在台湾的台中市联合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指挥杜黑，男女独唱蔡正骅、顾企兰，朗诵余章平）。
《黄河大合唱》的版本
《黄河大合唱》目前共有五个版本（前四个版本均刊载于《冼星海全集》）：
[版本一] 这是冼星海1939年在延安写作的简谱版本，也是其后四个版本进行修订的基础。当年它是为抗敌演剧队（中型业余演唱团体）这个特定对象“量身缝衣”创作的，貌似简单，却是深入浅出、严谨成熟、原汁原味的大俗大雅之作。因而按照这个版本，即使是中学生组成的业余合唱队，稍加训练就能唱得很有效果。它也是1975年以前的近40年间演唱得最多、影响最深远的版本。苏夏认为后来者的一些艺术加工，在许多方面似乎仍没超越这个“初稿”。
[版本二] 1941年春天冼星海在苏联莫斯科改写的五线谱版本（李焕之回忆冼星海在延安时就曾经说过延安的条件比较简陋，将来我要把《黄河大合唱》编写成规模宏伟的交响性的大合唱）。这个版本是冼星海经过两年多的创作磨炼和演出活动后的反思之作，冼星海采用三管编制的交响乐队来担任伴奏，终曲的末段甚至采用6个圆号、12 个小号和12个长号参加演奏。冼星海在这个版本里加写了一首乐队《序曲》，加写了用于“说白”和各章连接的乐队音乐，将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三弦演奏旋律改写为乐队音乐，《黄水谣》改为女声二部合唱，《河边对口曲》在终止前增加了8小节男声合唱以轰轰烈烈地结束， 《黄河怨》在旋律特别是调性、节拍、节奏上有很大的改变，并增加了想象力丰富的女声三部伴唱（梁茂春对此非常欣赏），《保卫黄河》由三部轮唱增加为四部轮唱。这个版本是为高水平的专业合唱团与大型管弦乐团写作的，一些和弦结构和应用、声部组合或织体写法均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运用了多种复杂的艺术表现手段。当时冼星海远离祖国，生活动荡，总谱完成后没有机会试奏、修改，这个版本在和声、配器、织体写法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956年李德伦在莫斯科指挥演奏这个版本时，事先曾经请苏联的作曲家作了一些整理）。
[版本三] 李焕之根据版本二整理的版本。为了演出的需要，在延安时李焕之就已经为《黄河大合唱》编写过钢琴和小乐队两种伴奏谱。建国后他见到了从苏联送回来的版本二，又两次进行整理，用于：1.北京电影制片厂1955年拍摄的音乐艺术影片《黄河大合唱》，（由总政歌舞团演唱，指挥时乐矇）。2.为编辑《冼星海全集》，1987年由上海乐团演唱（指挥曹鹏）。它是目前《黄河大合唱》的后三个版本中，较接近版本二的版本，但是仍有一些待完善的地方。
[版本四] 在严良堃主持下，中央乐团创作组整理的版本。国务院文化组根据江青“留曲不留词”的指示，1973年布置该团整理《黄河大合唱》（后因周恩来不同意仍保留了原词）。由施万春、田丰、陈兆勋执笔完稿7个乐章（1987 年施万春又补写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乐队部分），1975年严良堃指挥中央乐团首次演出。这个版本3／4以上的篇幅是按版本一编写的，也有一些参照版本二、三的地方。该版本的音乐风格协调、调性统一、采用传统的功能和声、删去了一些花腔式的旋律修饰，很简洁、实用，稍有专业基础的合唱团与乐队就能胜任；再加上著名指挥家严良堃的推广，成为了当前《黄河大合唱》最流行的版本。
[版本五] 由瞿维整理并配写有钢琴伴奏谱的版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年出版）。1941年周恩来赠送给鲁艺的钢琴运到延安后，瞿维一直就担任《黄河大合唱》演出时的钢琴伴奏。这次瞿维重新写作了钢琴音乐，但是没有给“说白”配写音乐，更略去了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说用钢琴伴奏“恐无效果”）。这个版本的声乐部分基本上依照版本一，仅改写了《黄水谣》的女中音声部。总的来说其和声结构严谨，声部进行相当流畅，保留了原作的民族风格，但是各曲之间的难易程度不一（如最后一个乐章的两次转调A—F—B， 音区扩大，增用半音和声等）。
与会者的呼吁和希望
1939年诞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的历史名作《黄河大合唱》，以中华民族的摇篮——曲折蜿蜒、奔腾咆哮的母亲河“黄河”为象征，赞颂了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华民族伟大而坚强的意志，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苦难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词曲作者继承发扬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光荣传统，以鲜明的时代特色，浓郁的民族风格，雄伟深厚的气势和撼人心弦的巨大艺术感召力，满腔热情地成功塑造了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形象。颂扬了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发出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警号。数十年来，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一直受到中国人民、全球华人和外国人士的欢迎、认同和珍爱。与会者指出《黄河大合唱》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音乐史诗，是本世纪以来全球华人的音乐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音乐巨著，是中华民族灿烂历史文化的杰出艺术瑰宝，也是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继承、发扬的珍贵遗产。
这次学术研讨会对《黄河大合唱》的时代特征、历史意义、内容与形式、音乐创造、文化价值与文化场等议题进行研讨的同时，着重对它的多种版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认为后人的整理本是有新的意图，在某些方面确有它发光的东西、有与新的演出形式相配合的东西，应该继续演唱。但它们也可能出现一些顾此失彼，偏爱某些现场效果，反而失之于零碎，不一定全优于原作。当前广为传唱的《黄河大合唱》版本四（中央乐团演唱本）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整理者的思想、想象力与艺术手法的应用，当时多少会受到束缚、影响（因而现在还有再加工的余地）。这个版本的旋律、节奏、和声、调性处理、声部进行与安排都作了较多的改动，与冼星海所作的版本一、二相比，已有相当的距离（邬析零认为这个版本的《黄河船夫曲》大为削弱了抢渡黄河时人与大自然搏斗的惊险，更象只是一味比速度的“赛龙舟”）。因此版本四以及版本五，已非冼星海的原貌，按国际惯例应另署整理者的姓名。研讨会期间播放了1989年苏联音乐家在苏联莫斯科指挥演唱的《黄河大合唱》（版本二）的录音，很多专家学者都对这个以前没有听过的版本很有兴趣。由于历史条件和环境的限制，《黄河大合唱》的莫斯科版本仍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版本，难以完全按谱演出；再加上冼星海当年在法国学习的是印象派音乐，因而《黄河大合唱》的手稿里，哪些是冼星海的想法？哪些是笔误？哪些是天才的创造？都需要谨慎、仔细地辨别和区分。因此与会者认为如何很好地重新整理、出版冼星海写作的版本一、二（冼星海出于不同的考虑而创作的两个版本，似是同一作者创作的同一内容的中国画与油画，各有所长），已经是应该引起人们特别是有关领导（文化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重视，进行研究、具体落实并尽早开始行动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
整理冼星海的音乐作品，首先要对冼星海的生活、思想、成长与创作道路、写作技巧与手法、艺术风格等方面下功夫进行全面地研究（同时代人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整理时负责领导机关应调集多方面的一流音乐人才，提供必要的时间、资金和物质条件，并提前做好各方面的安排。参与整理者应在充分尊重与爱护原作、认真学习研究原作的基础上，共同谨慎、细致、从容地进行整理（不要为迎接或庆祝什么节日而赶时间，应付了事）。似乎应该先从一些最基础的地方入手，如组织得力人员先以缩谱的形式，从音乐思维、和声、复调、织体、配器、乐器法等不同方面，一个乐章一个乐章进行研究、整理。然后落实到总谱上，再经过乐队试奏，核实音响效果，反复试验修订、精益求精，最终形成一个经典性的标准版本。其目的是力图实现冼星海在版本二里所渴望达到的艺术理想和追求——使《黄河大合唱》成为一部宏伟、壮丽、具有中国气派的史诗性交响大合唱；把冼星海的宝贵音乐遗产很好地保存下来。李焕之为此已经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仍有某些有待推敲、加工、完善的地方。希望冼星海的学生们或有志者能共同致力于版本一、二的整理、出版工作，希望著名指挥家严良堃将来指挥重新整理后的版本二时，也具有同样的热情并达到他指挥中央乐团演唱版本那样的水平。
长达125句的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占全部歌词的1／4）， 是喷发诗人心声的呐喊，是《黄河大合唱》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演唱与出版《黄河大合唱》时它却经常被删略，从而损坏了全曲的完整性、艺术风格和独创性，该曲的词作者张光年为此已写有多篇文章予以论述。诗是最难翻译的文艺形式，1956年在苏联用俄语演唱《黄河大合唱》时，严谨的苏联艺术家把《黄河之水天上来》全都译成了俄语朗诵，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有什么理由要舍弃它？1999年5月11 日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组织演唱《黄河大合唱》时，鲍国安朗诵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赢得了听众数次热烈的掌声，也说明听众是能够接受并欢迎它的。
除了现有的五种版本以外，希望有更多的《黄河大合唱》的改编本问世。但是很好地重新整理、出版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版本一、二，则是目前的当务之急，首要任务（冼星海的学生现在多已年届八旬）。李焕之也再三呼吁，希望演出单位和指挥家爱护、支持冼星海花了相当多的心血整理的《黄河大合唱》莫斯科版本，让它在中国的乐坛上占据它应有的地位，早日与广大中国听众见面。与会者希望最迟于2005年冼星海百岁诞辰时，能够听到经过重新整理的《黄河大合唱》的标准版本的演出。苏夏指出出版附钢琴伴奏谱、民族乐队或小型乐队伴奏谱的版本一，也将是一本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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