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伦理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优良传统论文,北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立于世纪之交亦是千年之交的历史转折点上，回溯近代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伦理文化的传承、建设及其伦理现代化过程，总结伦理学科百年来发展的经验教训，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北京大学并将其与北京大学联系起来作整体观照。没有哪一所大学像北京大学那样在创建之初就注重伦理之学的研究与教学并始终以阐扬伦理真义为职志，也没有哪一所大学像北京大学那样将伦理学的思考与求索同国魂民魂的锻铸、社会道德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期化理论为德性，变哲思为人伦，更没有哪一所大学像北京大学那样在百年的伦理学术史上群英荟萃、大师辈出，刘师培、蔡元培、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张岱年、周辅成、朱伯崑等各以其精思睿识不仅引导着20世纪中国伦理文化的潮流，书写着20世纪伦理文化的丰厚篇章，而且启发着国民的心智和伦理觉悟，指导着道德启蒙和伦理现代化建设。他们的著作与人品早已融入民族伦理的机体之中，化为人们实践—精神地掌握世界的动力资源。
一、北京大学是近现代中国伦理学的源头
弗兰西斯·培根在谈到人类诸知识的作用时曾指出，伦理之学使人庄重。中国素有重视伦理道德的传统，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载着沉甸甸的一份伦理道德遗产。然而，也许是综合性或偏重于统观性的思维方式的局限，也许是只求人伦实用而忽视理性的分析，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未能有科学意义上的伦理学（尽管它的伦理道德思想极为丰富）。作为一门学科化的伦理学，本质上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一批先进的思想家会通中西并借助西方伦理学来整理、改造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结晶。在这一融会中西和创造中国特色伦理学的过程中，刘师培、蔡元培、杨昌济等北大教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师培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编著的《伦理教科书》（上海国学保存社印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体系化的伦理教科书。该书既旨在继承传统伦理思想，弘扬传统伦理思想之精粹，又兼采西方伦理学学说，熔中西各种伦理说于一炉，阐幽发微，统合整观，以期“振励国民之精神，使之奋发兴起”，颇多理论建树。全书共分上下两册，每册36课，上册详论身心关系并以此阐述个人伦理，下册重点在论述家庭及社会伦理。该书以身心关系互相制约、个人与社会互相影响为基点，强调伦理是社会进化和社会生活的产物，伦理的本意是各守其为人之规则，它要求以己为主体，以家庭、社会、国家为客体，因而首重修身。在强调修身的同时，该书提出勤劳、节俭、和睦、严肃四项齐家之道和仁爱、正义、秉礼、诚信、洁身等社会公德，主张合群之道必须由近及远，由个人而社会。作为中国第一本体系化的伦理教科书，该书所作出的开创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虽然以传统伦理为宗，理论核心是儒家思想，但对宋儒道学的腐败道德观又颇多抨击与贬抑，指陈宗法伦理之弊，倡导对传统伦理进行全面的清理与改造，具有一定的伦理启蒙作用，不失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伦理思想的代表作。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伦理之学更被提到国民教育的首要地位，在他的德、智、体、美教育方针中，道德教育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蔡先生以“公民道德为中坚，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的精神献身并改造教育，充满着对伦理之学的无比推崇。不特如此，蔡先生本人还精心探究伦理道德问题，写下了《中国伦理史》、《中学修身教科书》等重要的伦理学著作，并翻译了德国著名伦理学家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将伦理学的教学与研究推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蔡元培看来，道德教育乃国民教育之根本，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这个民族文明的核心内容。真正的爱国主义“在养成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道德教育实为完全人格的根本性工作，“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基于此种认识，蔡元培十分重视德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他的《中国伦理学史》是第一部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学术著作，阐释并论述了从孔子到王阳明二十八位思想家的伦理思想，附录中列叙了戴震、黄宗羲、俞正燮三人的道德学说。该书以科学的方法分析和评价了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及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各家的伦理学说，辨析其优长与缺失，审度其弃取与抑扬，既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又合情合理，褒贬有度。尤有意义的是，蔡元培在此书中将法兰西革命中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同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进行比较，主张中西汇通，互相学习，因而他特别注重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这样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孔孟的中庸之学，认为这是民族伦理或民族精神之根本；二是孟子所谓大丈夫的品格，认为这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座右铭；三是以礼乐教化为治政之本的政治理想。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修身教科书》是蔡元培对伦理学所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该书上篇侧重于道德实践，对个人修身、婚姻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均有独到而深刻的论述，提出并阐发了与之相关的道德原则或规范，诸凡勤勉正直、谦让公正、爱护公物、敬业乐群、孝悌博爱等均在其中。下篇侧重于伦理学原理的论述，由“绪论”、“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和“德论”五篇组成。在“良心论”中，认为良心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良心是人行善的动力，也是一种深刻的道德责任感，良心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结果而不是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同情心是良心作用的基础。在“理想论”中，提出至善的学说，认为至善是个人完美的道德境界和人生的目的，它既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也是品德高尚之人的行为动机。在“德论”中指出为善、去恶、悔悟、自责等养性的方法，推崇自知和自我完善。蔡元培的伦理研究，推崇公民道德或国民道德的培育，认为只有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民族才能振兴繁荣。“顾兵可强也，然或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则奈何？国可富也，然或不免智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玄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则奈何？曰：教之以公民道德。”他把公民道德的具体内涵界说为自由、平等和亲爱，认为此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源，“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杨昌济是北京大学早期著名的伦理学教授，为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及其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18年夏天，应蔡元培校长之邀，他举家北迁，出任北京大学教授，专门讲授伦理学和伦理学史。杨昌济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拒绝出任湖南省教育司长的职务，应聘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后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伦理学。他抱着“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的人生理念献身教育，“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以其发生”。他在湖南一师所教的伦理学，对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等学生影响极大，被人称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受其熏陶的学生“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杨昌济的道德观“融合中国的性理学与英国的功利学派的伦理观而贯通之，故极重实践。其处世接物一本至诚，而一切都以人情物理为归”。除了多年系统讲授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外，杨昌济还著有《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翻译有《西洋伦理学史》，该讲稿曾被毛泽东工工整整抄了七大本，积有一大网篮，存放在韶山家中。毛泽东认为杨昌济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杨昌济认为，伦理学应以阐发人生的大本大源、锻铸高尚的人格为目标，伦理学本质上是道德实践之学，“实行之中含有二义，一贵坚忍，一贵勇敢。勇敢和坚忍，其实一德也。勇于创始，忍以要终，要本于意志之力。人生斯世，无在而不须苦战奋斗”。当今之世正处于社会大变革和大整顿时代，“中国立于此全世界大改革、大整顿之时代，亦不能不为大改革、大整顿。而欲为如斯之事，非勇者不能，吾故标一尚勇之义”。杨昌济在伦理观上，力主“贵我”，“通今”，强调“知行合一”、“实践为本”，把新造民族之生命和改造社会视为伦理之学的天职。杨昌济的道德教育实践及其理论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同时也强化了伦理学在北京大学的独特地位。
刘师培、蔡元培、杨昌济是北京大学伦理学创始阶段的代表人物。经由他们的播种和开拓，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从此成为一门科学，他们在伦理学领域里所作出的奠基性工作及其创造性贡献，与伦理学事业同在。他们的著作文章与人品，是我们走向新世纪的伦理文化资源。
二、北京大学是孕育伦理新思潮的摇篮
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伦理学肇始于风雷激荡的世纪之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经受洗礼而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与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升降沉浮，化作伦理觉悟和道德启蒙的不尽波涛。北京大学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既受惠于辛亥革命后的文化论争和伦理启蒙，也引导和推动着中国伦理现代化的进程，科学、民主、伦理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三大口号或纲领，构成北京大学的精魂并使北京大学成为现代伦理思潮的中心。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启蒙引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也只有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才有可能孕育出新的伦理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及其特定的伦理文化背景产生出20世纪三大伦理思潮即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伦理思潮、东方文化派及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这三大伦理思潮的奠基性人物和代表人物均依托北京大学特有的文化环境，并使之成为各种伦理思潮对立互补的重要营垒。一时间新知旧说交相并至，论战争鸣纷纷扬扬，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人围绕着中国伦理如何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讨与论争。他们强调伦理觉悟和道德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把伦理之学视为改造国民性、锻铸国魂和民魂的根本，注重从伦理道德上启发国民的心智和觉悟，谋求伦理现代化的合理路径。三大伦理思潮之间的同一和斗争，铸成了20世纪伦理文化发展的一座丰碑。
李大钊、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他们在北京大学最先撑起科学、民主两面大旗，主张用科学、民主的精神改造并建设伦理；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又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劳工神圣，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和论证伦理道德问题。他们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伦理文化向何处去和建设现代化的伦理道德的问题。在李大钊、陈独秀看来，中国古代文明曾对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现在则应作出第二次贡献。而要作出这种贡献，就必须“铲除种族性之偏执”，正视“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从而虚心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文化知识，吸取西洋文化中的科学精神、进步精神，“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当然，西洋文化也有许多缺点，李大钊、陈独秀认识到，“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李大钊、陈独秀看到了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的希望，他们为苏俄革命的胜利而欢呼，决心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中国人民。在伦理观上，马克思主义强调道德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同经济状况、利益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必将造成道德伦理的变化。因此，“适应从前的生活和社会而发生的道德，到了那种生活和社会有了变动的时候，自然失了他的运命和价值”，新的生活和新的社会必然要求有新的伦理道德。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道德“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陈独秀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道德，“正是要彻底发达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彻底消灭本能上黑暗方面，来救济全社会悲惨不安的状态”。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不能发达人类本能上的光明方面，资本主义的利己自私、侵略战争也不能解除全社会的悲惨状态，因此唯一的出路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来指导我们的道德建设，弘扬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道德精神。
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主张照抄照搬西方伦理文化和死心踏地去学习吸取其伦理文化，并认为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就是中国伦理现代化的有机构成或必由之路。在胡适看来，西方近现代的道德是高度社会化的道德，它较之中国纯粹私人化的道德要优越和先进许多。西方伦理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而中国伦理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不知足的西洋文明显然要高于知足的中国文明。既然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如西方的伦理道德，那么中国的伦理现代化就不能指望复兴旧道德和传统伦理的自然转型来完成，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实行全盘西化。西方近现代以个人为本位的伦理文化既是过去三四百年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大潮流、大方向，也是今后世界伦理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只有走西方伦理文化近现代化的道路，才能解放中国的民族精神，造成“有人味的社会”，实现中国伦理文化的重建。胡适指出：儒家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中国独有的宝贝不过是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贞节牌坊之类。中国的男子要求他们的妻子守节，自己则公然嫖娼，公然纳妾，再嫁的女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婚的男子却一毫不损自己的身分，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伦理吗？胡适特别反对用法律褒扬烈妇烈女，认为褒扬烈妇烈女的法律是野蛮残酷的法律，歌颂烈妇烈女的伦理是野蛮残酷的伦理。1918年6月， 他发表《易卜生主义》的文章，竭力宣扬健全的个人主义，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价值的为人。他引易卜生的话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胡适强调发展个性和个性解放的作用，认为社会国家如果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胡适所宣传的个人主义其矛头针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在五四前后起过最大的兴奋作用和思想解放作用。需要指出，胡适的全盘西化的伦理观建筑在对中国人惰性的分析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中国人惰性太重，进三步退二步，要前进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充满着痛之切、责之深的伦理情怀，并不曾因此而失去对民族未来的希望。
梁漱溟作为东方文化派的最大代表和现代新儒家的奠基人，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伦理主张，同时也赞同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孔孟儒家的伦理文化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1917年秋，蔡元培校长邀请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梁漱溟却抱着阐扬儒家学术的使命感跨进北大，他直接告诉蔡元培，我此来除去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别的事情。面对着当时的中国学术界“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的情势，梁漱溟力排众议，决意为孔子学说争一地位，并明确表示归宗儒家。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意欲”和“直觉”立意，全面比较中西印三大思想文化系统，抉发了东方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孔子的生命哲学和道德境界，预言西方文化肯定会走上中国的路、孔子的路。梁漱溟认为，西方推崇个人和功利的伦理文化虽在改造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精神上却因此受了伤，道德上产生深刻的危机。正因为西洋人把人生放在欲望上面，“以为人生不外乎种种欲望之满足”，“一味向外追求”，因此西洋无论什么人“都要聚精会神在经济竞争上：小心提防失败、贫困、地位降低，而努力刻意营求财货，时时刻刻算帐并且抑制活泼的情感，而统驭着自己”，其结果陷入了道德沦丧的悲惨境地。反之，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顺天理而无私欲”的伦理价值学说却表现出随遇而安、无往而不怡然自得的品格，产生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中国人那般人与人、人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实在是对的可贵的，比较西洋人要算一个真胜利。虽然中国人的一切起居享用都不如西方人，然而中国人在物质上享受到的幸福倒比西方人多。穿锦绣的未必便愉快，穿粗布的或许很快乐。“孔家所以值得特别看重、超过东西一切百家的，只为他圆满了生活，恰好了生活”。孔家的生活不同于算帐的生活，算帐的生活是一种重理智、贵自私、主功利的生活，孔家的生活“尚情而无我”，处处体现出一种以他人为重、与人为善的品格。因此，孔子的伦理思想必将在未来重现它的光芒，再度泽被人类。
梁漱溟之后，被海外一些学者称之为现代新儒家一代宗师的熊十力，也曾应蔡元培之邀一度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他的“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在北京大学酝酿成熟。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的伦理学说，上承梁漱溟的主体性原则，以体用不二、理气统一为特征，将伦理学与本体论合而为一，赋予宋明儒学以一更为坚实的形上学基础及更多的动力论性格，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展奠定了阔大深宏的理论基础。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熊十力的伦理思想，培养出几代新儒家思想的传人，唐君毅、牟宗三等都出自熊氏门下，并对熊氏思想作了广泛的传播与深入的阐发，使现代新儒家学说后海先河，愈趋泛滥。抗战时期，冯友兰推出了新理学的哲学思想体系，贺麟则创立了新心学的思想体系。在新理学和新心学的思想体系中，伦理思想一直是最为关键和核心的部分。冯友兰将程朱的“理在事先”与西方的新实在论结合起来，认为道德是维持社会存在的规律，在未有人类社会之前，早有道德的规律存在，无论何种社会都必须依照道德的规律方可存在；在实际中可以没有人类社会，但在真际中却始终存在着道德的规律。冯友兰依据对宇宙人生觉解的不同将人们的精神境界区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四种，并认为功利境界高于自然境界，道德境界高于功利境界，天地境界高于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是人生最高的精神境界。处于天地境界中的人并不一定有什么奇才异能，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过着洒扫应对、担水砍柴的平凡生活，其所以不同于普通人完全在于他们对宇宙人生具有真正深刻的觉解，因而能够知天、事天、乐天和同天。贺麟的新心学从合心而言实在出发提出对理念尽忠，并因此主张重新评价三纲五伦，认为三纲的依据不在人际关系方面，而是本体界中的理念。贺麟还认为，道德是能支配经济的价值观念，在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不是经济决定道德而是道德决定经济，指出为经济所决定的道德不是真道德，但只有为道德所决定的经济才是真正的经济或者说经济是伦理的收获。
20世纪中国三大伦理思潮均孕育或诞生在北京大学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而向外传播，从而使得北京大学成为探寻中国伦理现代化的重要营垒，成为道德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云集之地。是北京大学特有的文化氛围和学术地位催生或化育了三大伦理思潮，三大伦理思潮的对立与互补编织成20世纪上半叶中国伦理学史的重头画卷，进而影响着20世纪后半叶以至未来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进程。
三、北京大学是当今中国伦理学科的基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伦理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居于领导地位并因此支配着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潮日趋瓦解，影响日趋缩小，其活动中心由大陆移至港台。需要指出的是，解放后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段坎坷曲折的历程。1952年院系调整将伦理学作为一门伪科学而取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也被迫停顿，这种情况直到60年代初才有所缓解，但是好景不长，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刚刚恢复的伦理学研究又被迫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终于迎来了中国伦理学发展和繁荣的春天。20年来伦理学的快速发展，既在学理上求精深和新颖，亦在实践上求应用和推广。而无论是60年代伦理学的恢复性研究还是80年代以来伦理学的攻坚和全方位研究，北京大学都起了巨大的或者说是关键性的作用。这两个阶段在北京大学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伦理道德问题，形成了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和伦理学原理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取得了十分可观的学术成就。
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是以张岱年、朱伯崑为代表。早在三四十年代张岱年就写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和《品德论》、《道德之变与常》等著作和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来分析和研究道德问题。他所提出的“生活理想之四原则”即理生合一、义命合一、与群为一和动的天人合一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道德原则的基本理解。50年代末期，张岱年写出《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一书，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阶段及其分类作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论证与分析，初步奠定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的基础。80年代张岱年又写出《中国伦想思想研究》的学术专著，对中国伦理学说的基本问题、道德的层次序列、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仁爱学说、三纲五常、意志自由及天人关系等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使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日臻成熟，同时也为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指明了方向。在中国伦理思想的断代研究方面，朱伯崑先生的《先秦伦理学概论》无疑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它第一次对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墨道法四大家的伦理思想作了科学的探讨与阐释，对这四大家伦理思想的阶级属性、历史地位和社会作用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评价，实现了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阶级分析与社会分析的有机统一。朱伯崑先生的学生、哲学博士、青年学者陈少峰近著《中国伦理学史》上下册，不但资料丰富翔实，而且内容观点颇有创发性，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在西方伦理思想的研究特别是西方伦理思想资料的整理与编辑方面，周辅成先生可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60年代他先后编辑出版了《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和《自文艺复兴到19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等著作，向中国学术界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有代表性的伦理学著作，为写出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作了资料和理论上的准备。80年代以来，周辅成除了完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外，还主编了《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一书，对自苏格拉底至罗素上下几千年的西方伦理思想作了比较系统的阐释与评价。该书介绍与论证相结合，本真理解与引申理解熔为一炉，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周先生的弟子万俊人集多年面壁之功，推出两卷本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和《萨特伦理思想研究》等著作，对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伦理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演变作了科学的分析与厘清，集中论述了盛行于20世纪并影响深远的元伦理学、人本主义伦理学和宗教伦理学三大系统，比较深入地分析了现代西方伦理学的理论得失，对西方伦理学的当代发展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是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和有一定深度之作。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及其应用方面的学术带头人是魏英敏教授。魏英敏长期以来从事伦理学原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伦理道德问题再认识》（学术专著）、《伦理学简明教程》（与金可溪合著，魏系第一作者）、《新伦理学教程》（主编）、《毛泽东伦理思想新论》（主编）、《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职业伦理学卷》（主编）等，发表伦理学原理及其应用方面的文章近百篇。《伦理学简明教程》在1984年问世后，深受国内学界欢迎，该书连续多次重印，发行总数逾12万册。他主编的《新伦理学教程》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崭新视野，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古今会通，中西结合，大胆探索新时期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研究的新问题，建构了一个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新体系。该书首论伦理学的基本类型，对元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作了定性的分析与介绍，接着切入规范伦理学的主题，从规范伦理学的历史发展言及马克思主义新规范伦理学的创立及其变革，探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进而对道德的起源、本质、作用及其结构、特征，道德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包括集体主义、人道、公正诚信为原则的新规范体系，并作出了全新解释与论证。自1993年出版以来，短短四年内先后 6次印刷，发行 3.5万册。他的学术专著《伦理道德问题再认识》是一部高层次、高质量的伦理学著作，比较集中地探讨并深入论证了道德的结构和伦理学的类型，哲学史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伦理道德建设，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经济改革与道德，价值、人的价值和伦理价值，还有职业道德建设等为当代中国所特别关注并引起重大探讨和论争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该书视野开阔，思路清晰，语言晓畅，深入浅出，自成一家之言。金可溪教授新著《苏俄伦理道德观演变》是一部填补空白、颇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北京大学是中国近现代伦理学之源，其伦理学教学、科研及其理论传播，在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伦理文化的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身为中国最高学府且有百年伦理学传统的北京大学，一定会在21世纪为再造中国伦理文化的辉煌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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