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本和东盟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政策、作用和比较_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中国、日本和东盟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政策、作用和比较_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亚太经合组织中的中国、日本和东盟——三者的政策、作用及其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亚太论文,经合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日本和东盟6国(不包括越南)作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主要亚洲成员,在数量上占APEC18个成员的近1/2,在APEC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简析三者对APEC的主要政策、各自的作用及相互关系。

一、中国的APEC政策及作用

(一)中国为什么要参加APEC?

中国之所以参加和支持APEC活动,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利益。

1.亚太地区是中国的主要利益所在。从对外贸易的情况来看,大约80%是与APEC成员进行的。APEC地区是中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从吸引外资的情况看,到1995年底,流入中国的直接投资达1300多亿美元,其中90%以上来自亚太地区。因此,中国重视发展与亚太各国的关系,特别是与APEC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早在APEC酝酿成立之初中国就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支持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关于建立亚太地区政府间合作机制的倡议。此后,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和支持APEC的活动。中国认识到,一个繁荣、开放的亚太地区,对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2.APEC是中国融入国际经济的重要渠道。在中国加入WTO遇到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参与APEC的活动具有特别的意义。与WTO不同,APEC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中国参与APEC的活动不必像WTO那样付很高的“入门费”,即必须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开放市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时间和空间安排自己的改革和开放,这是APEC的优势所在。同时,中国在APEC的积极活动也对其加入WTO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3.有利于缓和贸易摩擦。由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随着出口的扩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增加。但因没有加入WTO,中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美国每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审查和重批,给中国造成很大压力。中国希望通过APEC的机制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特别是通过非歧视原则制止美国对最惠国待遇重审。同时,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不仅与美国,也会与日本及其他国家发生贸易摩擦,通过APEC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可以缓解矛盾。

4.有利于发展与亚太各国的关系。中国通过积极参与APEC的活动,与亚太各国建立起联系和信任机制,对于促进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发展大有好处。APEC是中国参加的唯一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中国也希望通过APEC的活动提出和倡导自己的主张,发挥自己的影响,为自己创造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鉴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主张是有影响的,特别在缓冲发达国家压力和要求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

(二)中国对APEC的基本政策。

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利益出发,认为APEC应当贯彻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APEC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措施应该建立在自愿参加、协商一致和自主行动安排为主的基础上。APEC应是一个协商与合作机构,不搞机制化,不具有指令职能,不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APEC的成员包括亚太地区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差别巨大。如果使APEC高度机制化,具有指令职能,则会受到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控制,过分体现发达国家的意见,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保持“自愿、协商一致、自主性”,就可以较好地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西雅图会议上,江泽民主席为APEC的发展归纳了“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彼此开放,共同繁荣”四项原则,明确提出APEC是“磋商机构”,不搞“封闭的机制化的经济集团”。当然,自愿和自主并不是放任自流或自行其是,要有协调和义务,因此,中国支持“协调的单边主义”和“共同承担义务”的原则。

2.APEC的行动议程和市场开放安排应坚持灵活性原则。APEC成员之间发展水平和内部的情况差别很大,尽管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上区分了2010年(发达国家)和2020年(发展中国家),但是,在具体时间和部门安排选择上还需要灵活性。可比性应该体现在与各自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进展幅度上。不可设想美国和墨西哥的市场开放能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灵活性的前提是APEC成员承担和完成承诺和义务,即发达国家要在2010年和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承诺。而灵活性的原则是在时间表的范围内各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按照“轻重”和“易难”灵活安排。比如,作为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国在农产品市场的开放上必须谨慎。又如,服务业市场的开放,由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时间较短,体制建设还不规范,在开放部门选择和步骤安排上要周密考虑,不然,过快和过猛的外来竞争和冲击会导致国内市场的混乱。这一点需要认真考虑国内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经济和社会的承受能力。

3.APEC应实行非歧视性原则。这个原则应该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对所有成员非歧视,即无条件地向每个成员提供“最惠国待遇”。二是APEC内的开放成果向非成员开放。事实上,东亚国家的市场开放是建立在非歧视基础上的,由各国进行的市场开放措施是面向所有国家的。东亚的经济繁荣得益于积极主动的市场开放。在亚太地区,美国越来越多的使用双边关系中的单方制裁或限制,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实行年度审批。中国希望通过APEC非歧视性原则来制止这种不公平的做法,保持东亚国家的“开放的地区主义”。

4.APEC应坚持“两条腿”走路,即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取得平行发展。现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得到更多的重视,安排比较细,目标明确,但经济技术合作则放在次要地位,看起来是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服务,经济技术合作的目的是“缩小各成员间的经济差距”,“实现亚太地区可持续的增长和公平的发展”①a]。尽管经济技术合作不同于发展援助,但在APEC内,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技术水平。

(三)中国在APEC中的作用。

中国作为APEC最大的发展中成员及最具经济潜力和活力的成员,对APEC的进程起着有益的推动作用和建设性作用:

其一,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中国从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切身感受到体制转变和融入国际经济的重要性。APEC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与中国经济的逐步市场化和国际化是一致的。尽管中国的改革目前正处于艰难时期,特别是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处境困难,但为兑现对《茂物宣言》“首次投入”的承诺,中国已从1996年4月起大幅降低关税,目前平均关税率已从35.9%降至23%,此外还取消了176项进口许可证。中国采取的这些措施是APEC18个成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显然,没有中国的参与、合作与支持,APEC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不可能取得现在这样迅速的进展。从1997年起,中国还将实施单边行动计划,以实际行动来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

其二,保障APEC的顺利发展。APEC的生命力在于承认和保持多样性的前提下开展多种形式、多种方式和多种速度的地区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以保持地区的长期稳定发展和各国的共同繁荣。中国坚持APEC的组织非机制化,功能非指令化,方式非条约化,对于缓和APEC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保证APEC沿着一条现实和可行的道路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灵活性问题上,由于中国的坚持及与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的协调配合,终于使APEC全体成员就灵活性原则达成了共识,使十分棘手的农产品市场开放因灵活性原则而得到缓解,避免了一场可能导致APEC进程停滞的危机。另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对个别发达成员操纵和控制APEC进程的企图也起了重要的制衡作用。

其三,促进经济技术合作。APEC的经济技术合作不同于其他的国际或地区组织,它是以“彼此平等”,“互惠互助”,“协商一致”,“自愿参加”和“力所能及”为原则的。因此,它突破了传统的“发展援助”模式。中国是加强APEC内经济技术援助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的支持者,并期望从加强合作中受益。中国将努力扭转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轻经济技术合作的倾向,不断提出建设性措施,推动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在一些重点领域,像人力资源、中小企业、基础设施以及农业技术等方面提出并牵头开展可行的合作项目。

二、日本的APEC政策及作用

(一)日本需要什么样的APEC?

日本是亚太地区合作的最积极推动者之一,是APEC的创始国,积极参加了各项活动。但是,日本对于APEC如何发展所坚持的立场有着自己的鲜明的特征,不同于美国。这种差别是由利益的不同决定的。从日本的利益来说,希望APEC能发展成为一个开放的、灵活的和务实的合作机构。日本特别强调坚持两条基本原则:其一,搞开放的区域经济联合,不搞实体性组织;其二,坚持非歧视原则,所有成果向非成员国开放。日本为什么突出这两条原则呢?这要从日本的特殊地位和利益来分析。

从建立开放经济联合的利益来看,在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内能为日本提供运筹和安排上的灵活性。日本虽然参加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贸易组织,但是,其市场保护程度是非常高的。像大米、小麦及其他粮食类,进口关税高达300—500%。各种各样的非关税保护措施也非常之多。如果参加一个实体组织,特别是一个具有权威的组织,日本就会受到进一步的直接压力。尤其是这样一个组织会为美国所主导,日本所受到的压力会更大。特别是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体制处在全面调整时期,存在很多结构上的困难,需要在处理和安排上能有更大的灵活性。比如农业,日本有自己特殊的国内政策,需要安排上的灵活和时间上的机动。因此,日本特别强调APEC的灵活性原则。

从强调非歧视原则来说,日本的主要考虑是不因为亚太地区的合作而削弱与其他地区的关系。日本经济高度依赖世界市场,日本担心,如果APEC搞内部优惠,对非成员国歧视,则日本可能会受到对等报复的影响,日本不像美国那样有强大的对抗力。日本希望通过向非成员国提供非歧视待遇来换取对方的好处,这对日本是非常有利的。当然,日本也希望APEC能在解决亚太地区一些综合问题方面发挥作用。比如,日本最关注的就有环境问题,担心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会加重环境污染,殃及日本。其他如粮食问题,也是日本非常关心的,这些均已列入APEC的合作议程。

(二)日本要发挥什么作用?

日本是发达国家,在根本利益上与其他发达国家一致。但是,日本又是一个亚洲国家,有着自己独特之处,希望在APEC中起三种重要作用。

其一,中介作用。日本认为,自己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在结构和利益上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相一致,但另一方面又是亚洲国家,在地缘上和文化上与亚洲国家相近。APEC是“东西方”、“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合作,因此,日本可以成为两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或者说可以起中介作用①b]。日本认为,美国要把APEC变成一个实体组织,这不现实,也没有利;有的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要把它变成一个无实际职能和无具体约束的自由论坛,这也不行。日本“既要重视美国,也要重视亚洲”,在两方面取得平衡②b]。

其二,领导作用。日本认为,自己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可以而且应该起领导作用。日本的领导作用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1)可以提出和推动介于“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方案;(2)可以提出自己的行动计划,如“前进中的伙伴”计划(PFP),并为此出资100亿日元;(3)可以把其在亚洲规模巨大的开发援助(ODA)与APEC的行动方案联系起来,促进基础设施和贸易便利措施等方面的合作行动。

其三,推动作用。日本正处于逐步放宽管制,开放市场的过程中。因此,日本不仅有事可做,而且,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推动其他成员采取行动。日本认为,APEC不应“另立门户”,应该为推动GATT/WTO协议的落实做出贡献。

当然,对于日本能在APEC中起什么作用,人们看法不一。其中,怀疑日本能起领导作用者不少。其主要理由是:(1)日本处在美国和东亚国家之间,在态度和立场选择上往往骑墙,既要考虑美国的态度,又要考虑亚洲国家的态度;(2)日本国内困难重重,调整困难,在APEC中难有大的做为。但是,大阪非正式首脑会议的成功,使人们大大转变了对日本的看法。多数人对日本的独特领导作用表示称赞。

(三)日本在大阪会议中的独特作用

1995年11月在大阪召开的APEC会议要为落实《茂物宣言》制定行动议程,但对于如何制定行动议程,各成员间是有分歧的。美国坚持要制定“全面的,带有强制性的”规定,行动要有可比性,要齐步。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坚持“自主和灵活安排”,即在行动的具体时间和部门选择上从实际出发,灵活掌握,如“先慢后快,先易后难”。日本作为主席国起什么作用,即把APEC导向何处是至关重要的。

事实证明日本在融合以坚持制定全面的和确定的贸易自由化时间表为特征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与以坚持制定灵活选择和安排为特征的中国、马来西亚以及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意见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日本为大阪会议准备的行动议程方案既体现了“一致性,灵活性,自愿性和协调性的原则”,又体现了“单边行动为主与集体行动相结合的原则”,从而创造了独特的“亚太方式”,使日本等成员在农业的开放上取得了安排和处理上的自主权。大阪行动议程所通过的9个一般原则为APEC实现自由和开放贸易与投资的长远目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日本通过宣布提供100亿日元的“前进的伙伴关系”基金表明了自己在推动合作进程发展中的一定领导作用。

当然,日本本身在APEC中的领导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在市场开放上不会太领先,在经济技术合作上,特别是在技术转让上比较保守,日本通过PFP提供的100亿日元也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相联系起来。尤其是,如果日本改变发展援助的方式,把它们与对象国的市场开放联系起来,则会引起日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从而削弱日本在亚洲可能发挥的积极的和主动的作用。

(四)大阪会议以后的日本。

日本的主要利益在亚太,特别是通过越来越多的直接投资,日本经济越来越深地与亚太各国的经济相融合。推动APEC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加强地区经济合作符合日本的利益。大阪会议的成功抬高了日本的地位和作用,也使日本如释重负。大阪会议后日本的关注点和努力可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积极推动马尼拉会议的成功。日本认为,马尼拉会议是大阪会议的后续,只有各成员提出可比性强的、令人满意的落实大阪会议的行动计划,才能使APEC的发展走上正轨,使多年的努力得以落实。不过,日本自己能否提出令人满意的行动计划来,还有待观察。

其二,日本会在扩大和加强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的合作做出积极努力。从日本的利益来说,最感兴趣的是环境、粮食和能源。从日本的利益出发,在这些领域的合作要包括三种机制:(1)通过合作加以改进和提高;(2)通过合作对其进行干预;(3)通过合作制定规定加以限制。比如环境问题,日本不仅关注提供技术改善环境,更希望对现有的污染进行限制,通过APEC的努力制定限制排放污染的规约等。日本希望通过APEC来实现多重目标,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不过,如果日本在这方面提出的要求太多,必然会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发生矛盾。

人们认为,日本在APEC中的作用在大阪会议期间达到了高峰。这意味着日本本身在APEC的发展进程中会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三、东盟的APEC政策及作用

(一)东盟需要什么样的APEC?

对东盟来说,APEC不但是其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施展影响的重要舞台,而且较之任何其他多边国际舞台具有更多、更直接的利益。

首先,从经济方面来看,东盟与APEC的成员有着紧密的联系。APEC成员是东盟各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伙伴。到90年代,东盟的进出口贸易仍有3/4是在APEC区域内进行的。由于东盟自己的内部市场有限,与APEC其他伙伴的贸易比重仍占一半以上。此外,APEC地区也是东盟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源泉。美国、日本、香港地区、台湾省、韩国一直是东盟最主要的投资者,对于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

其次,从政治方面看,APEC的成立,对东盟来说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尤其是APEC几乎包括了东盟的所有对话伙伴,这使东盟可以把APEC作为其介入地区事务、用“一个声音”发表意见的新场所,使其因冷战结束而被削弱了的战略地位得以加强。

再则,80年代世界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趋势加剧,作为中小国家联盟的东盟敏感地认识到,APEC的成立将为东盟增加一条与区域经济融合的渠道,增强东盟对区域化、集团化趋势的应变能力。另外,东盟还把APEC作为其与主要贸易伙伴交换意见、缓解摩擦的场合。

然而,东盟在对APEC抱有期望的同时,也对其有所疑虑和担心,最大的疑虑是怕APEC的发展会冲淡东盟在亚太地区中的作用。东盟对APEC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它要借助APEC来加强自己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担心APEC会发展成为被大国操纵的“亚太经济共同体”而把东盟“融化”。

另一个疑虑是担心APEC与东盟之间的竞争性会大于互补性,地区主义会取代全球主义,使东盟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遭到削弱,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东盟认为,一个高度机构化和机制化的APEC,最终可能成为东盟的对立面。同时,东盟也不愿意在APEC内受制于人,不愿意强国来控制它的对外贸易,因而不希望APEC走向正式的区域集团,或出现取代多边贸易体制、全球主义的倾向。

从东盟的利益来看,APEC应该尽可能体现对东盟的互补性而不是竞争性。东盟与APEC成员的贸易增长应以不削弱东盟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增长为代价。次区域主义、多边主义和全球主义是东盟避免受APEC中发达大国控制的手段。为此,东盟希望APEC长期保持其松散性、协商性、非机构化等特点,成为东盟“有用的工具”而不是令其担忧的对手,这样最符合东盟的利益。为此,1990年东盟通过了“古晋共识”(Kuching Consensus)作为对APEC的统一政策。

简言之,“古晋共识”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APEC不能冲淡东盟的地位和作用;第二,APEC应当是一个协商论坛,而不是贸易谈判场所;第三,APEC不应制度化,搞成一个正式的机构。显然,这三点都是从维护东盟的基本利益角度出发的。“古晋共识”是东盟迄今为止唯一确定的对APEC的统一政策,以后再没有作出过有关APEC的统一政策。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东盟各国对APEC的政策也出现了某些变化,突破了“古晋共识”的一些原则。

为了加强东盟自身的力量和在APEC中的地位,东盟在积极参加APEC的同时,还大力推动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的建设。特别是在APEC推出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后,东盟立即决定将AFTA建成的时间从2008年提前到2003年。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APEC挑战的反应。东盟在处理AFTA和APEC关系上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即始终把APEC置于首位。

(二)茂物会议和大阪会议期间的政策转变。

东盟的APEC政策,自茂物会议起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即采取了与APEC更为合作的立场,成为促进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

印尼是东盟中最大的国家,也是东盟的核心。印尼作为茂物会议的东道国,首先改变了对APEC的立场,并促使其他东盟国家也改变了立场。

促使印尼转变态度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印尼作为东道国,从政治利益角度考虑,只能让茂物会议成功而不能使其失败,因此,力求调和APEC成员的分歧;二是印尼在过去10年中已从逐步减少管制和开放市场中尝到了甜头,出口增长,外资猛增,印尼期望从APEC自由化计划中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三是要促进国内企业接受挑战,迫使其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

印尼在茂物会议前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协调东盟对APEC的立场,并劝说马哈蒂尔总理出席茂物会议。另一方面,苏哈托总统果断地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时间表划分为2010年与2020年两个阶段,以坚定不移的姿态,促使东盟原则上接受了这个时间表。可以说,茂物会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苏哈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从茂物会议到大阪会议召开前后,随着APEC进程的迅速发展,东盟的态度又有了明显变化,即对APEC采取了更为合作的姿态。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其政策的独立性,反对大国对APEC的操纵,确保东盟在APEC中的地位和利益。这一阶段其政策的基本走向是:

第一,接受APEC自由化进程加快的现实,采取基本上与之合作的立场。这一走向明显地反映在东盟成员对大阪会议《行动议程》的表态中。日本起草的《行动议程》引起了APEC成员间的激烈争论,直到会议召开前夕,仍未达成一致。焦点主要在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范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地区等主张坚持全面性原则,不搞任何例外,而日本、韩国、中国、墨西哥等国则主张将一些敏感部门排除在外,贯彻灵活性原则。出乎意料的是,东盟对此采取了折衷态度。其中新加坡完全赞同全面性,而东盟其余国家则提出不搞明确的部门例外,也即原则上赞同全面性。新加坡和印尼甚至还赞同有选择地加速执行乌拉圭回合协议。这表明,东盟对APEC自由化进程已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第二,加快自身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以争取在APEC进程中的有利地位。东盟在口头上不赞成过快地推进APEC自由化进程,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在加快自身的自由化进程。东盟各国为执行乌拉圭回合协议,正在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之外采取单方面的贸易开放政策。东盟认识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是当前的历史潮流,东盟内部的贸易额有限,唯有开拓与亚太地区及世界的贸易,才能保持东盟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东盟各国在最近两三年中纷纷实行单方面减税措施和放宽投资限制,APEC进程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盟的市场开放。

第三,强调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性,要求发达成员尽其义务与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东盟是APEC的发展中国家,除新加坡外,经济发展水平与APEC发达成员差距较大。印尼在主持茂物会议时,便强调发展合作是APEC的目标之一,其重要性应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相提并论。在印尼的努力下,《茂物宣言》中写进了有关发展合作的内容。但是,美国对发展合作并不太感兴趣。由日本起草的大阪《行动议程》中突出了合作的重要性,但已将发展合作改名为经济技术合作。但东盟国家认为,这与发展合作的地位仍不相称。菲律宾将利用主持1996年APEC部长会议和非正式首脑会议的机会,突出发展合作的意义。

(三)东盟在APEC中的独特作用

20世纪90年代是东盟在亚太地区崛起的年代。无论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政治、安全方面,东盟都在发挥引人注目的作用。东盟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东南亚地区,亚太地区的任何国际事务,没有东盟的参与,都难以办成。在这种背景下,东盟在APEC中的作用已日益重要。

1.对APEC的发展方向起重要的制衡作用。

西雅图会议后,美国的作用增大,极力促使APEC机构化、机制化,试图以此打开东亚的市场。然而,美国要主导APEC并非易事。美国要把APEC变成“亚太经济共同体”的企图因受到东盟和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而搁浅。在这方面,东盟发挥了重要的制衡作用。

东盟在APEC中的制衡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东盟提出要尊重亚太地区发展及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多样性,保持APEC的协商性、灵活性和自主性,坚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要适合成员经济体的实际情况。此外,东盟还坚持反对美国提出的要把政治和安全内容放到APEC中来的要求。这些对把握APEC的合理发展方向无疑是极具建设性的。这些主张也代表了APEC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成员的意见。在东盟的制衡下,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要在APEC中全盘执行有利于自己的主张是不容易的。

2.对APEC的行事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APEC的18个成员中,亚洲占11个,其中6个是东盟国家。东盟成员的言行举止对APEC的行事方式产生着重要影响,对“亚洲方式”(Asian Way)在APEC内发挥影响起重要作用。亚洲方式的核心是以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自愿和渐进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从APEC的发展历程来看,毫无疑问,亚洲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现在,尊重亚太地区的多样性、自觉自愿、平等协商、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已成为APEC进程的基本原则,渐进性和开放性也成为共识。这一点,现在连美国也接受了。面对占多数的亚洲成员,美国不得不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寻求妥协。如在贸易自由化问题上,东盟强调自愿、渐进和单边行动,使美国不得不作出让步。由东盟来推动亚洲方式是十分适宜的。在APEC中,美国、日本、中国都是大国,不可避免地会相互提防和牵制,加上美日、美中的摩擦不断,所以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难以扮演亚洲方式的主角。东盟虽是中小国家,但在数量上居APEC的1/3,其发言权不容小看。另一方面,东盟对于大国又构不成威胁。东盟正是凭借这种独特地位来推行自己的主张的。

3.对APEC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起有力的推动作用。

经济技术合作是APEC进程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印尼利用主持茂物会议的机会,将发展合作列为APEC的主要目标,并强调通过发展合作来缩小成员间的差距,从而对APEC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东盟对于推动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菲律宾已表示马尼拉会议要重点讨论经济技术问题。在东盟的努力下,APEC的经济技术合作有望出现突破性进展。这将有助于APEC进程的均衡发展,只有将贸易、投资自由化(包括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大目标并举,APEC才能真正实现互利原则,使各个成员都分享到利益。

当然,东盟本身也是一个协调组织,成员国间存在着发展水平和利益上的差别。因此,在分析东盟的政策和作用时应对此给予注意。

四、中、日、东盟三者APEC政策的比较

以上分别论述了中国、日本和东盟各自对APEC的不同利益、政策和作用,下面再就三者的政策与作用作些比较。

(一)三者在APEC发展中的共同点。

尽管中国、东盟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自在APEC中的利益和政策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三者在对APEC的态度和政策上也有许多共同点,或者说是相近或一致之处。

1.中国、东盟和日本在APEC的发展模式上存在着一致性。特别是在坚持渐进性和非机制化方面立场相近。中国和东盟的立场是不难理解的。APEC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水平上大多比较低。尽管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各国都加快了市场开放的进程,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市场保护的程度是较高的,有些部门甚至需要较长时期的保护。因此,在安排APEC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上,希望能够逐渐进行。特别是在部门开放选择上,像金融服务部门,只能逐步放开。在这方面,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从东盟内部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看都是有道理的。日本是发达国家,之所以支持渐进性和非机制化,是由其国内的情况决定的。考虑到国内体制和政策改革上的困难,强制性太大和速度太快都会导致国内政治上的问题。为此,日本不希望APEC具有强制性功能。当然,考虑到APEC内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别,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现实的选择也只能是采取渐进的步骤,通过协商,而不是强制来进行,因此,中国、日本和东盟在这方面的立场和政策有着很多一致性或相似性,也符合APEC的性质,有利于其发展。

2.与上述方面相联系,三者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灵活性上也有着共同语言。《茂物宣言》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确定了时间表,即发达国家在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完成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但在时间表内,中国、东盟和日本都要求有灵活性。中国和东盟都希望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的开放上拥有灵活性,能根据各自的特点和竞争力灵活安排。马来西亚和泰国都在《茂物宣言》之后发表了保留声明,强调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执行宣言的立场。日本强调灵活性,主要考虑的是农业。通过坚持灵活性,取得缓期开放的可能。在农业市场开放的灵活安排上,中国、日本和东盟在大阪会议期间取得一致。这种协调一致的立场对于大阪行动议程确立灵活性的原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3.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中国、东盟与日本是有着利益上的差别的。但是,在重视APEC经济技术合作这一点上,三方有着相似之处。经济技术合作被认为是APEC发展进程的两个轮子之一。多数发达国家存在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轻经济技术合作的倾向。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二者同等重要,在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中必须通过多种方式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亚太地区可持续的增长和公平的发展。为此发达国家应该多做贡献,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帮助发展中国家。日本对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持积极态度,并承诺提供资金。作为发达国家,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日本把经济技术合作的重点放在自己特别关心的能源和环境方面,在技术转让方面一向非常保守。这些都限制了日本在推动APEC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作用。

(二)三者作用和政策上的不同与矛盾。

由于发展水平和利益考虑上的不同,中国、东盟和日本在APEC中也有许多不同和政策上的矛盾。

从东盟方面来分析,尽管它们是APEC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但是,却把更多的努力放在推动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的计划上。AFTA计划一再提前。按照现在的安排,到2003年,在东盟内部将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个速度远快于APEC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东盟的AFTA是歧视性的,即对非成员不提供同等优惠。因此,如何把“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与东盟的内部贸易自由化结合起来,还是一个问题。比如,马来西亚对东盟内部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持积极和合作态度,而对APEC的进程持保留态度。主要原因是马来西亚认为在东盟内部有竞争力,而在APEC大范围内,如果开放过快,则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中国可能将是APEC进程中遇到麻烦最多的成员。一方面,中国的总体关税水平较高,降到平均水平以下需要时间。从中国本身的进展来说,步子可能是够大的了,但可能与东盟国家的速度,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在这期间,中国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在进行,许多方面还没有与国际体制接轨,企业的竞争力很低,因此,对一些部门的开放会非常谨慎。中国不会因压力而冒国内市场出现混乱的风险。这可能会有损于中国在APEC中的形象和建设性作用的发挥。但是,中国必须从国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不然,就会出问题。另一方面,中国重视APEC内的经济技术合作,强调发达国家应多做贡献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发达国家所认可的经济技术合作是一种“平等参与的合作”,不想承担什么义务和责任。这与中国的期望相距甚远。中国在要求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平行发展方面会表现得比较强硬。这虽然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会与许多发达国家发生矛盾。

日本的总体关税率低于APEC的平均水平,但有些商品的进口关税相当高,如鞋类关税率为30%以上,食品、皮革制品超过15%,还有些项目超过60%,这些高关税类商品的保护都是不容易取消的。特别是农业的保护,更是需要逐步放松的。日本国内生产的小麦价格高于进口价格6倍,没有政府的保护,所有小麦生产者都会不复存在。当然,日本的最有效保护还是非关税措施。这些非关税措施的维持是引发日本和其他APEC成员矛盾的一个重要根源。从投资的角度来分析,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最大投资国,在东盟和中国的投资超过美国。东盟的AFTA计划对日本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日本可以通过直接投资享受东盟内部市场开放的好处。与中国相比,日本可能更接受东盟的带有歧视性AFTA计划。

不管怎么说,中国、日本和东盟在APEC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三者之间应该进行更多的协调和合作,以共同推动APEC的发展。中国、日本和东盟都是APEC成功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尽管三者之间存在利益和政策侧重点的差别,但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和矛盾,这一点是与美国有很大不同的。

注释:

①a《执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动议程》1995年中译本,第35页。

①b《国际先驱论坛》1995年3月17日。

②b《东洋经济》1995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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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本和东盟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政策、作用和比较_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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