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长波论及其各学派分歧的最大焦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波论文,学派论文,分歧论文,焦点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9）11-0001-06
长波理论① 最初是俄国和荷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巴瓦斯（Parvus）与格得伦（J.Van Gelderen）及考茨基在1896年到1913年间提出来的。托洛茨基1921年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和1923年给《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的信中，也谈到长波现象的存在。前苏联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写成了《长波周期》一书。他研究了36种价格、利息率、工资、贸易额和实物产品产量等指标在140年中的时间序列，观察到经济运动中存在着约40余年至60年为一个周期的长期波动，每个长周期内有两个分别为20余年的扩张期和收缩期，并把从1780年到1920年间总计14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划分为两个半长周期。该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实证统计数据及其分析。
1997年，刘崇仪等对近一个世纪来长波研究的进展做了总结：“1.尽管中间经历了反复，但对结构性危机和长波问题的研究毕竟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进展，这些已有的成果，为进一步进行对此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2.自英国的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历了四个长波，表现出明显的规则性循环，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3.自7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意识形态的经济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资产阶级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学者）都在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对结构性危机和长波问题进行研究，并有愈来愈多的人趋向于在不同程度上承认结构性危机和长波的事实；4.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学界的具体认识还存在严重分歧、但结构性危机和长波问题总的框架已坚实，并已形成了以不同理论体系为标志的各种流派，这一学说在各国经济学界已具有引人注目的影响。”[1]
对长波的时段划分，由于使用的统计数据或经济学选择的标准不同，在众多的长波研究者如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罗斯托、门斯（又译门施）、范·杜因（又译冯·丹因）、福雷斯特、弗利曼和曼德尔等之间，不可能达到在年份量度上的精确和统一。②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等各学派对经济长波的理论解释存在严重的分歧或对立。③ 粗略地说，长波论者形成了两大学派：一是以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为代表，强调技术革命的创新、成熟和扩散是引起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二是以曼德尔的“破坏性适应”概念为代表，强调资本积累条件的变化是造成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本文的述评主要围绕后者并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而展开。
一、曼德尔关于长波两个“拐点”的“非对称”说
曼德尔关于四次经济长波的历史分期表主要是指：（1）1789～1848年：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建立时期。其扩张期为1789～1815年，收缩期为1826～1848年。（2）1848～1893年：工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其扩张期为1848～1873年，收缩期为1873～1893年。（3）1893～1913年：传统的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极盛时期，即扩张期。（4）1914～1940年：资本主义衰落时代、帝国主义战争、革命和反革命时代的开始，即收缩期。（5）1940年后：产生于世界革命的滞延和30～40年代工人阶级的挫折之后的晚期资本主义，伴随着这一制度进一步衰落和解体的现象。其扩张期为（但限于显著减少的地理区域）1940～1967年，收缩期为1968年后。曼德尔认为，该分期表清楚地表明：“长波远远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率的有节奏的起伏。各个长波实际上是相互之间有明显区别的不同历史时期。”④
曼德尔对长波论的主要贡献，是从理论上为康德拉季耶夫的经验性实证统计奠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他明确提出，牵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波动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利润率的长期变化趋势。“我试图对长波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长波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利润率的长期变动最终决定着（从而也决定着世界市场上的经济增长和扩张的步伐）资本积累在长期内较快一些或较慢一些的步伐。”[2]“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关键指标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长波论与当前其他纯学术理论相区别的首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学者拒绝接受经济史学家们在长波的分析中以价格和货币的变动为中心的观点。他们并不否认这些变动与对长波的判断有关，而且他们甚至承认货币现象的相对独立性。但是他们从下列假设开始，这个假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制度运动的基本规律是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源于商品的生产，是价值及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它们的最终实现。因此长波的关键指标是有关商品产量和商品销售的运动趋势。”[3]他主张用世界工业产量和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率这两个关键指标，去衡量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动的长期波动，并进而用平均利润率与平均资本积累率这两个关键指标的长期波动及它们与经济增长率的内在联系来解释前面两个指标的变动。
曼德尔明确提出了经济长波运动的“非对称”说。每个长波周期内，从扩张期到收缩期的转折（即“第一个拐点”），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的经济规律、尤其是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决定的。但从一个周期的收缩期到下一个周期的扩张期的转变（即“第二个拐点”），却受“外生变量”的制约，即受“第二个拐点”发生期当时具体的历史地缘条件中不可能事先预计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全面冲突结果的制约。对其四次经济长波中三次引致“第二个拐点”形成时期的特殊社会和地理环境发生了哪些突变，他分别做了具体分析。环境的突变性改造对处于长波收缩期的投资者重建预期利润率的信心，重新开始对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投资，推动经济复苏并迈入下个长周期的扩张期，是绝对必要的。由于在扩张期和收缩期，这两个历史时段先后发生转折的动因分别来自经济的内生变量（包括技术革命）和外生变量（绝不限于经济的），因而是“非对称”的。
曼德尔写道：“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般不愿接受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发展长周期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经济本身有一个内在机制，通过这个内在机制，一个大约25年的扩张性长周期会导致一个同样长的停滞性周期，这又自动导致另一个扩张性的长周期，如此等等。说得更清楚些，虽然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内在逻辑能说明每个长波（一旦它开始）的累积本性，虽然它也能说明一个扩张性的长波向一个停滞性长波的转变，但是不能说明从后者向前者的转变。资本主义经济加速增长的不可避免的长期结果（精确地说是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和持续25年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之后突然又长期上升，这两者之间没有对称性。这个上升不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本身推断出，也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的运动来推断。只有在某一既定环境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具体形式（‘诸多种类资本’的所有具体形式及矛盾）都发挥作用时，才能明白这个上升的问题。这些指的是一系列非经济因素如战争掠夺、资本主义运行领域的扩展与收缩、资本家间的竞争、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等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生存的所有社会与地理环境的这些激烈变动反过来引起资本主义增长的基本变量的激变（即它们可以导致平均利润率的激变）。”[4]这种不对称突出地表现在劳资双方于长波扩张期和收缩期不同的力量对比上。在长波收缩期，“旷日持久的大批失业侵蚀实际工资和工人的自信心、战斗精神和组织水平”，因此，“工人经常以相对较弱的地位进入长波扩张期”；“但在长波扩张期，工人阶级的力量将逐渐恢复，这要得益于就业的增加、组织和斗争条件的改善以及雇主抵制工资上升力量的减弱”。[5]收缩期劳资矛盾的激化“在长波衰退期最后阶段成为阶级矛盾加剧的主要原因”。[6]
这样，曼德尔便把长波收缩期发生大萧条的原因实际上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有别于周期性危机的“结构性危机”，其特征及缓解的路径，既不同于市场“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的作用或国家“看得见的手”干预规制的作用，也不同于斯大林僵硬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概念。长波“第二个拐点”的发生学问题——为什么一轮长波在经历了收缩期后会突然再次进入下一轮长波的扩张期及什么是转折的基本条件，是长波理论研究中各个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新老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等争论的最大焦点。
二、关于长波“第二个拐点”的争论
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哪怕在此期间出现了大萧条，靠市场机制也能将经济运行的非均衡状态转变为均衡状态，进而达到帕累托最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学派主张靠政府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管理来渡过难关，同时坚持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两派争论的高峰起自1929～1933年的大危机。
列宁在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已把第二个长波收缩期发生的慢性萧条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历史转变内在地联系起来。而希法亭和布哈林则认为，资本主义有能力自动恢复经济增长的均衡态势。托洛茨基1923年发表的《论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一文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使其从萧条性长波自动转变为扩张性长波的内在机制。曼德尔在1972年的专著《晚期资本主义》中赞同托洛茨基的分析，称希法亭和布哈林的观点为“新调和主义”。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77年发表《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一文，进一步提出了“制度休克”说。他认为，经济长期趋势变化的上下波动，“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是由制度休克所引起的。这些制度休克可能来自现实对上一个阶段某些基本特征的缺乏预见性。但是转变发生的时间通常为无法预测的外生的或偶然的事件所支配”。麦迪森实际上是企图用“制度休克”同时解释两个“拐点”的变化。曼德尔批评了麦迪森的“制度休克”说，认为麦迪森“对于从停滞性长波向扩张性长波的转变是正确的，但对于从扩张性长波向停滞性长波的转变就不对了”。[7]
曼德尔还批判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后者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能自动地将收缩期推入扩张期。“我们已经说过，虽然关键的转折点明显是由外生的非经济因素所引致的，但是它们只是启动了可以被资本主义运动方式的内在逻辑来加以说明的动态进程。就在这一点上我们像马克思自己所做的那样，认为技术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对长波的阐述，和康德拉季耶夫以及熊彼特的长波理论相比较，有下列优点，即我们在解释长波及其起源和结束时，不是用25年或者50年期间的所谓‘趋向长期成熟的投资项目’这一可疑的概念（很显然，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只起到边际作用），或者，我们也不是用大量的‘创新人物’（即由于生物学或者遗传上的偶发事件）的突然出现，而是用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上下波动来解释。”[8]曼德尔用自己的“破坏性适应”[9]的概念取代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以概括和说明“不对称”的“第二个拐点”的突现。他认为，这“不会是某种经济变动和现行经济发展自动生成的产品，实现它们，至少在足以释放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新的长期加速增长过程的程度上实现它们，需要大大改变在一系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以及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社会政治关系。换言之，这一点能否实现取决于社会和政治斗争的结果”。[10]
刘崇仪等著的《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一书，多次提出战争特别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种外在的、超经济的力量”，“应当视为非正常因素对长波运动的干扰”，主张将它们“从长周期中剔除”。[1]这样“切割”经济史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曼德尔批评了对长波机械的以至经验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反对随心所欲地剪裁历史过程。“对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略述之后，我们势必得出最终结论：长波不是仅以经验能够证明的；给定时间跨度内的统计平均数不完全代表长波；也无‘规范的’或者‘惯常的’长波可言，这种规范或惯常的周期从著名的库兹涅茨长期趋势中可明显地看到。长波表明了历史实际，即具有确切可区分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历史的各个部分。出于非常相似的原因，其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马克思主义着重于内部经济因素、外部环境的变动，及它们通过社会政治发展（即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内部力量关系总体平衡的周期性变动，以及重大阶级斗争和战争的结果）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交织和作用，对长波做了解释，从而赋予长波历史一个完整的特点。”[12]曼德尔在该书第二版新增加的最后一章自我评价说，关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与长波扩张期和收缩期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的“阶级斗争长周期”的观点，“是本书对长波理论的主要新贡献”。[13]
三、对战后长波特征及时段划分的探讨
关于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及第四次乃至第五次经济长波的研究也是争议纷纭，且更为人们所关注。曼德尔试图用“持久的结构性危机”这样较为宽松的概念以囊括斯大林“总危机”概念下的许多有关内容，他的“晚期资本主义”历史范畴的提出概出于此，以表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迈入“解体时代”。他写道：“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持久的结构性危机，这是一种根本上由制度的内在矛盾的质的深化而致的危机。准确地说，由这种制度的运行规律所致。在这个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大战之后发生的革命起义，俄国的脱离资本主义，及1929～1932年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只是以一种集中的形式反映了那种结构性危机的深度。这些大变动使资本主义的情况进展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14]曼德尔强调，在没有世界政府的资本全球化条件下，金本位制及以美元为中心的金汇兑本位制的崩溃所建立的以一国纸币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霸权，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与稳定带来了持久的根本威胁。20世纪70年代，持久的世界性通货膨胀及此后各种形式的固定或浮动汇率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靠信用膨胀支撑起国内外庞大的债务，所有这些金融动荡的根源都可“套用一个英国发言人的著名成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资本主义在债务海洋上漂向扩张”。[15]但曼德尔“持久的结构性危机”一说似乎仍显僵硬，它低估了美元霸权下国际金融体系的弹性或可塑性，第四次长波收缩期的“第二个拐点”还会出现，或许已经出现。
1994年，大卫·科兹等美国左翼学者较系统地提出了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业已发生的周期性长期波动。[16]“社会结构”的制度安排是资本主义体制转换成唯物史观的术语，是指与每轮持续50年左右（包括扩张期和收缩期）一个长波周期相对应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一定阶段在国内和国际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方面表现的特殊性或个性。当时，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劲头正盛，SSA学派一般将始于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时期，视为同一轮长波中继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扩张期后的收缩期现象，即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分属同一轮长波的扩张与收缩这两个时段。这次战后罕见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卫·科兹修正了过去关于新自由主义历史分期的观点，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规制资本主义及1970年代的滞胀是一个独立长波周期扩张和收缩的两个时段，在社会结构上具有相对独立的制度安排，而继之发生的新自由主义时期也是一个独立的长波周期，即第五次经济长波。他肯定了新自由主义在上升期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同时强调，正是扩张期新自由主义制度安排掩盖的内在体制矛盾随后的外化和显形，终将世界经济推入了当前的收缩期。这次危机的爆发可能预示了本轮长波即新自由主义体制安排的行将终结。⑤ 当前已减缓势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否可能演变为一场大萧条，其前景如何，要探究这些重大问题尚有待于实践的发展和时间的考验。
四、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再思考
我们要结合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实际，加深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就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庞大计划来说，他的危机理论尚未完成，在其著作中也找不到系统阐述的独立章节。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框架在《资本论》中是能找到的。其中的本质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做了明确的、通俗的高度概括，包括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基本矛盾所导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对立在经济上的两个表现形式——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及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对立，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本原因。但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恩格斯概括的关于本质关系的抽象形式上，需要探究《资本论》中马克思所动态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框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主要表现形式的对抗性质，突出地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表现出来，危机则以外部对抗的形式，通过暴力暂时得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得以暂时平衡。但资本主义经济不是每年每月都以外部对抗的形式在运行，潜在的对抗性矛盾如何积累演变为公开的对抗形式，又如何回归非外部对抗方式的增长，我们必须悉心研究其动态的具体变化过程。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考察来研究经济危机问题，因为危机周期性地构成了对资本积累增长最大的干扰和破坏，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充分暴露了资本积累的历史局限和条件限制。马克思对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考察不限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尤其是第23章），还包括第二卷第三篇（尤其是第21章）和第三卷第三篇。资本积累一般规律是资本主义基本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展开形式，马克思通过揭示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和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系统地阐述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当上述三个方面的条件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时，经济危机必然周期性地爆发。以往的研究往往只关注第一卷的相关部分，割裂了它与第二卷、第三卷相关部分的内在联系。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形成了“消费不足论”（主要依据第一卷第七篇）、“比例失调论”（主要依据第二卷第三篇）和“利润率下降论”（主要依据第三卷第三篇）三大流派的对立，[17]各持己见地单方面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明证。其实，这三个方面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是辩证统一的有机体。
资本有机构成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核心概念，它所反映的资本技术构成代表物化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其价值构成则以物化形式体现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在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中集中表现出来。真正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地位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它决定了资本有机构成必然具有不断提高的长期趋势。这是资本积累的基本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第一卷揭示相对剩余价值和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从而无产阶级相对乃至绝对的贫困化，是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条件；第二卷揭示社会总资本两大部类构成在再生产和流通中保持均衡的比例，是剩余价值实现的主要条件；第三卷揭示利润率下降的同时利润量增长的双重性作用，是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条件。《资本论》一至三卷考察的关于资本积累这三个方面的条件限制不是平行的关系，它们中的后一方面要以前一方面的存在为前提，在螺旋式上升中，日益逼近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现实关系。有必要探讨如何将这些复杂的条件限制彼此之间的动态关系用数学方式表达出来。当这些增加的投资在推动利润率下降却不能使利润额同时增长时，资本积累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时刻就会出现资本的绝对过剩。于是，资本投资增长的突然停滞会直接触发经济危机的爆发。信用制度的发展软化了资本积累上述条件限制的刚性，但不能取消它们的作用。信用的作用积累到一定程度，脱离实体经济并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迟早会发生大规模的贬值，金融货币体制的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反馈将加深经济危机的广度与深度，以致形成长期萧条。
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危机有短期和长期两种形式。周期性经济危机是暂时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总供求非均衡的内在机制。在长期波动中发生的结构性危机，是资本主义暂时解决由体制改革和发展阶段引起的经济结构失衡的内在机制。联系实际重新发掘和再思考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将使它对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研究的指导作用更加深入、更具活力。
收稿日期：2009-10-05
注释：
① 关于长波论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见Kenneth Barr,“Long Waves:A Selective,Annotated Bibliography,” Review,1979,vol.II,no.4。关于长波研究的中文版参考文献见赵涛：《经济长波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刘崇仪、李达昌、王小琪、陈为汉：《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厄尔奈斯特·曼德尔（Emest Mandel）：《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四章“资本主义历史中的长波”，第121-166页；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刘阳、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② 刘崇仪等著《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给出了国内外23名学者关于历次长波阶段的时段划分，见第32-33页的表2-1，详见第二章第二节“理论界对结构性危机和长波的基本标准及时间划分问题的研究”，第30-39页。
③ 参见赵涛：《经济长波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研究》，第二章“当代西方几种有代表性的长波理论”。
④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第82页。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一般不使用他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而将这一时期称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⑤ 大卫·科兹：《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危机——评析当前金融-经济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09年第3期，尤其是第74页的注②；并参见Wolfson,Martin,and Kotz,David M.,“A Reconsider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in McDonough,Terrence,Michael Reich,and David M.Kotz,eds.,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apitalism: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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