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岚[1]2002年在《重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重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是中国哲学界20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有关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或是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阐释,无一不是围绕这一核心话题。本文拟对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叁个重要问题进行探讨: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理论体系?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什么?第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什么?本文结合历史和现实,把马克思哲学思想源头和当前学术界的观点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同时阐明笔者的观点和立场,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理论体系作为载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生产关系本体论。
张严[2]2017年在《高清海“类哲学”语境下的中国哲学“民族自我”思想探究》文中认为高清海先生是当代中国着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搞哲学有战略眼光,舍弃枝节之论和无益的渊博,抓住根本,持之以恒地独立思考,做出独创性的成果。高清海老师对人与世界及其关系的探索,无不回向对人的自身本质的思考,因而他的哲学立场从“本体论观点”经“认识论反思”到“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再到“类哲学”,可视为从抽象到具体不断发展的同心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以自由独立的人格精神、深刻的思想洞察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强有力地变革了长期束缚着人们头脑的传统哲学观念,以“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纲领开启了教科书改革的序幕,变革了哲学观与世界观,把传统哲学教科书的系列基本观念从素朴直观层次带入反思层次,完成了中国哲学界的认识论转向,最终汇集为产生国际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下册。认识论反思的立场,意味着已经开始自觉从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也就是从人的自身本质去思考问题。在教科书改革与哲学观念变革中,高清海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在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从“人与世界否定性统一”的“实践观点”去看待人与世界及其全部关系,超越了抽象对立的“存在观点”与“意识观点”,从而把世界观、认识论、辩证法与历史观真正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层次上。但是“实践观点”还只是抽象的活动,只有切入现实历史,才会对人的自身本质达到更具体深入的把握。进入九十年代,高清海老师从以往全部哲学与自己的哲学探索中,发现“人是哲学的奥妙”,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所表达的不过是人对自身的观点,这构成了高清海老师的哲学观。以这一哲学理念深入探索了塑造个体主体的市场经济,理论地表征了人的存在方式及其自我意识的转变。通过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性反思,根据马克思哲学的类本质思想与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解放旨趣,及其对人类历史叁形态的本质性洞察,融合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类哲学”的思想体系,表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从“认识论反思”和“实践观点”到“类哲学”,高清海老师对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及人的自身本质的思考,不仅更为自觉,而且也更加具体深入了。面对现代性困境,高清海老师深入具体人性论与人的自身本质之实现的思考,研究和挖掘中华民族哲学传统的精神特质及其当代价值,试图从中国思想传统吸收智慧,致力于“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以提供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自己的哲学理论,并在新的思想空间中探索一种更为深刻的生活样式与文化基因,为人类的现实选择提供新的可能道路,为人类文明敞开新的发展空间。论文共分叁章:第一章探究了高清海老师关于中国个人主体发展的思想。通过论述市场经济对中国个人主体生成的作用和全球一体化对中华民族个人主体的塑造,来阐述中国个人主体的发展过程。高清海老师认为,促进生成普遍的独立个人是市场经济发展最为根本的意义所在。市场经济把人从“人的依附性”的“集群主体”转变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个体主体,形成了世界历史的普遍社会联系、多方面的需求与全面的能力体系,等价交换的抽象同一性确立了人的独立、自由、平等的形式框架。这就为社会主义进一步超越市场经济的“物的依赖性”,实现人的真正的独立性与自由个性,为人的自身本质从抽象的个体主体性发展到具体深刻的类主体性准备了条件。第二章探究了高清海老师“类哲学”语境下中国哲学的“民族自我”问题。“类哲学”是一种力图超越西方概念形而上学的具体理性,“类”作为具体的普遍性,融自他、物我、主客于一体,“类主体”超越了个体主体的抽象性与形式性,在人的普遍性存在中实现人的整全的个性生命。“类关系”作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本质的内在统一的一体性关系,“类本质”作为人与自然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人与人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人与自身本质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构成了高清海老师“类哲学”的总纲。“类存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表现为人作为宇宙生命的人格化身,把宇宙化为生命的活物即“类化的存在”的天人合一的类活动;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了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个性与一切人的自由个性是相互包含的,完成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追求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与自身本质的实现,成就人格与智慧,完成整全的个性生命。高清海“类哲学”力图在人的层面重建绝对性,克服存在与价值的分裂,实现自由与自然相统一的实质性自由,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类哲学”作为吸收中国文化基因克服现代性抽象建制的努力,把中国文化的思想智慧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话语中,既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又成就了走向人类未来的当代中国哲学。第叁章探究了中国当代原创性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统一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中国的历史、现实与理论的交汇点上,构成了当代中国乃至人类思想的可能性、现实性与必然性的统一。高清海老师的“类哲学”从人的“类本性”这一角度去理解人的和社会的未来发展,不仅可以为共产主义提供人性的深层根据,而且能够为实现这一伟大的理想提供具体现实的途径与方法。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改革及其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刺激引导着哲学思考走向生活的深处。从这一意义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高清海老师的“类哲学”作为表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的哲学典型,为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贡献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
姜琳琳[3]2013年在《寻找属人的生命意义》文中指出作为人类生命特有的精神现象,信仰的源出之根是生存,信仰的存在就如人的存在一样真实。人是一个在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生存状况的存在物,立足于人的存在本身去揭示信仰的本体论根基,信仰的生存论阐释就十分必要。信仰是人之精神因为渴慕崇高而对现实本我进行的自觉超越,在本质上是人寻找生命意义、探求存在真谛的特有方式。基于信仰源于人的生命存在这样一个逻辑前提,借鉴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实践-生存思想,全文将对信仰问题的研究置于生存论的视域中,从“何为信仰”、“信仰何为”以及“信仰什么”叁个角度分五个部分来探讨信仰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内在联系,在寻找人的本真的、自由的、完满的生存境界的过程中彰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代价值。第一部分,从生存论的立场出发解答了“何为信仰”这一基本问题。随着人类生存危机的日益凸显,西方哲学从“如何认识”的不懈追问转向对“如何生存”的现实反思。生存论哲学的发展为人们突破存在危机,确证生命存在的价值,开启了新的哲学范式。探寻属人的生命意义成为生存论哲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存在主义者开始了他们的信仰求索之路。无论是克尔凯郭尔所坚持的“似非而是之论”,还是海德格尔所期望的“此在的绽放”,抑或萨特所追求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自由观,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都给人类文明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但是,这种存在主义哲学路向过于关注个体自我的感性生存,忽视了人之生存的整体性和社会性,因而无法给人的生命存在以全面完整的意义关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生存思想以“属人世界”为人类生存实践展开的空间,以人的社会历史性的类生存为主要关注点,以实现解放获得自由为人类生存的最高宗旨,敞开了更为丰富的生存视界。利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敞开的生存视界对信仰进行生存实践的理解,信仰的现实根源在于人类的生存实践;信仰的意识根基在于人类原初的生存意识;信仰的意义指向在于人类生命的自我超越。信仰是以人的生存实践为源出之根和终极价值追求的人类对有限生命向度的无限精神超越,是人类文化的、精神的、有意义的存在意愿的表达形式。第二部分,在信仰与人的类存在的具体联系中探究信仰的本质。论文以马克思关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认识为前提,基于“人的类存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站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立场上,从生存论的视角将信仰与人类文化、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人的完整性存在以及人类的终极关怀联系起来。信仰是人类文化的核心价值。信仰以其蕴含的价值观念为道德提供了内在支撑,信仰以内在的主动性弥补了法律的刚性缺陷,信仰以其对人的精神状态和实践活动的影响引导着科学的发展,信仰因其对人类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赋予艺术以灵魂,信仰是人类意识的最高形式;信仰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永恒独特的方式。作为人类专有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信仰的发生使得人类可以突破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限性,在实践生存的过程中实现精神信仰的有意识超越;信仰是人的多样性存在的最高统一。人类生命的完整性表现为一个随实践展开的多样化存在发展的动态过程,依据人之生命存在的不同状态,人类信仰也呈现出多种类型,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信仰体系,而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就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终极价值选择;信仰是人类独有的终极性关怀。信仰从终极角度体现着人类的精神性关怀,是根植于人类的现实生活又不断超越现实的一种追求和超越过程,以信仰的方式不断探究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是人生在世的一种必然状态。第叁部分,将信仰置于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其基本形态进行动态分析。论文以马克思关于“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认识为基础,充分借鉴这一思想所敞开的方法论意义,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视域中人的存在所具有世界历史特质,在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信仰的基本形态进行分析梳理。以人存在的历史性为出发点,信仰的基本形态可以分为原始信仰、传统信仰和现代信仰。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形态,也是人类信仰得以形成的最初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完全依赖于自然以及群体而存在,原始信仰就成为人们对抗强大自然力,维系共同体统一行为的精神力量。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人与人之间的统治服从关系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形成,信仰反映了这种阶级分化的趋向并服务于特定的社会需要,于是,在传统阶级社会中,不仅从原始自然宗教中羽化出人为宗教,人们也开始进行理性的哲学思考,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对人之生命意义的精神关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信仰、人本主义信仰以及科学主义信仰等先后确立并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信仰形态。第四部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挖掘信仰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人的现实生命活动是人的精神信仰生活得以形成的基本前提,真理和价值原则反映了人类生命活动的必然追求。实践生存着的人所形成的坚定信仰应是“信以为真”和“信以为值”的辩证统一,一旦当人类生命活动的真理维度和价值维度之间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人们势必会身陷生存困惑之中,信仰危机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从信仰主体的角度来看,信仰危机是一种主体价值选择的危机;从信仰客体的角度来看,信仰危机是具体信仰对象或信仰内容的真理性危机;从人的整体性生存来看,信仰危机是一种蕴含转机的必然性危机。抓住危机蕴含的转机促进信仰的重构的可行性方式包括以主流文化为引导,以传统信仰为依托,以多种信仰为载体。就当代中国社会呈现的信仰危机来看,信仰重构的现实路径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主导,重视以儒家信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的社会作用,积极创设多元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信仰的共荣发展。第五部分,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彰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都可以理解为以“人的解放”为终极旨趣的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更是一种科学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诞生引发了人类信仰史上的伟大变革。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上,通过将人的本质还诸于人,坚持人是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主义将人类解放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通过对人存在历史形态的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对人之全面发展的演进道路进行了理论探索;通过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分析,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总体上说来,马克思主义是要用自己的哲学来改变世界,开创人类生存的至高境界。因此,只要人类的自由发展没有实现,人类生存的异化状态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关怀就不会过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性品格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中以人为本的“终极理想”与世界范围内社会历史性的“现实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相结合正在创造一种人类全新的存在状态和文明样态,为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生存矛盾与生存危机做出了贡献。但是,我们距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需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和足够的耐心。因此我们现在能做的而且要做的就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昂首前进。
王其炫[4]2010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七大报告科学阐述了当前时代的基本要求,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实际,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将理论转化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就有的作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内涵,是必需首先予以廓清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源泉。大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既是积极、能动的主体,又是被改造、被教育的客体。正确认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基本特征,准确估量其在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的新趋势,科学的阐释其存在的合理性,是大众化过程中所必需的环节。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要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致力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赋予其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通过不断的完善机制,建设专业化的人才阶段,依托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宣传、普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通过引导、激发大众学习理论的热情与愿望,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深入人心并融入大众生活与实践。
马涛[5]2010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这是一个崭新的,重大的时代课题,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几十年来理论成果的新概括,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认识,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出的新要求。我之所以选择这一论文题目,是因为,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目前步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构成的多元化,人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思想观念上也表现为多元化,再加上世界政治气候影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现状,西方社会各种资本主义思潮的渗透,等等,“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我们今天面临的一项重大的社会、政治课题。但目前在学术领域,对这一问题还没有专业化,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我是试着从以下几方面来论证我的观点的:在论文的引言部分,我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抽象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马克思主义面临与其它社会思潮的竞争和挑战;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服力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的政治课题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因。论文第一部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大众化的哲学内涵。我分别从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解的多样性;我所理解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大众化”是具有质和量的规定性哲学概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叁种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叁位一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维度和历史维度”等五个方面来阐述的。论文的第二部分探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分别从学院化的研究方式与解读的误区;意识形泛政治化、运动化、庸俗化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负面影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困境与多样社会思潮的冲击等叁个方面论述了我对这方面的看法。论文的第叁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机制研究部分。首先,我从机制的词源学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机制的涵义作探讨;接着,我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发点,推动大众化的动力因,目的因作了初步研究。第叁是对如何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机制作了系统的探索。我分别从:1、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需要机制;2、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吸引机制;3、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融通机制;4、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灌输与接纳机制;5、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价值评判机制;6、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隐性教育机制等方面作了探讨。在结尾部分,我阐述了论文的写作的初衷和想要达到的学术目标。但由于本人学术粗浅,水平有限,很难达到这一要求,恳请老师不吝赐教。
龚晓珺[6]2013年在《哲学的民族性研究》文中指出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任何一种哲学观都是以民族性的存在方式、时代性的内容、人类性的追求和个体性的风格去追求和探索关于世界本原和人类生活意义的“终极关怀”问题。哲学总在寻求普遍和超越,却又最个性化,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性内容和形式。哲学以民族为载体而存在,其形成是特定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民族交往、文化传统、科学宗教语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没有民族性的哲学是不存在的。民族性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哲学以民族性为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总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实践和特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最高理论概括,是系统理论形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特定民族的哲学集中反映了该民族特有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生观以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凝结了该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语言、民族心理、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从民族自身的发展来看,哲学是民族之魂,各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哲学,没有形成本民族哲学的民族是很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界叁大哲学传统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各有自己独特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从哲学特质来看,印度哲学本质上是宗教哲学,中国哲学是伦理和人生哲学,希腊哲学则为科学和理性哲学。发端于古希腊哲学的西方哲学“同源分流”而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法国的启蒙和唯物主义哲学,德国的古典和理性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等西方哲学形态。而东方的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则泾渭分明,其他东方民族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其哲学就深受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两者的共同影响。深入考量哲学民族性的不同形态,可以看出不同民族哲学各具独特差异个性,并无优劣之分,但却各有长短,哲学民族性之中总是蕴含着世界性的品格和趋势,哲学世界性又需要通过民族性加以体现,当代“去西方哲学范式”的多元共识和互补格局成为哲学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是最科学的哲学体系和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它源自西方哲学,但却超越了以往哲学狭隘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局限,以其世界性、普遍性和人类性的哲学品格而成为无产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成为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自己的任务不仅在于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在于现实地改变世界,其普遍原理被运用于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而由此赋予了不同的民族特色、民族禀赋和民族性格,其与不同的民族性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其走向世界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活的学问和行动指南,民族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内在要求和表现方式,只有在与各个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形成缤纷异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能得以真正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不是单一民族的哲学民族性,而是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高度的民族性,真正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华民族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从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民族,其强大的民族生命力植根于悠久而独具中国魅力的传统哲学和文化之中。但自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打破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原有的历史逻辑,形成了传统的断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呼唤着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康庄大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的未来”成为时代的呼唤。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挑战和机遇同在,对东方文明古国中国而言,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无不显示着经济腾飞的奇迹。18大吹响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征程,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造就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构建共有的精神家园理应成为当今中国哲学民族性的主题和时代呼唤。对哲学的民族性研究将有助于以哲学的高度思考和引领民族国家的特色发展之路,寻求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指导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彰显“哲学自我”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哲学使命,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实现伟大复兴之梦的民族使命。本文以“概念构建→发展历程→内容和形式→当代时空境遇→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国视域”为研究脉络,首先探究了哲学的民族性在学理溯源、概念内涵、生成机制、发展历程、本质特征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考量了东西方哲学等不同哲学形态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比较了哲学民族性不同形态的异同,探讨了现代性、全球化、民族主义等当代时空境遇下不同民族哲学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应对;其次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在内涵、合法性依据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基本要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鲜明中国特色;最后落脚到中国视域,结合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总结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反思了中、西、马叁哲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思考。总体来说,本文从理论、实践、价值等叁个层面对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和探讨:第一,理论层面:从学理溯源、一般规定性、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异同比较等各方面全景分析了哲学的民族性,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一般规定、理论和实践要义等进行了基本阐述,以期在理论层面构建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学理框架。第二,实践层面:针对中国视域的经验、问题和前沿思考,引发对当代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的思考,以实践建构理论,以理论引导实践。第叁,价值层面:面对现代性、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当代时空境遇,哲学应该诉诸价值层面的反思,根据民族国家的不同具体国情和世情,思索和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发展之路和哲学之路,以独具个性化的民族特色的价值诉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王希鹏[7]2011年在《文化哲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直面了当前国人面临的精神困境,它最重要的目的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内化为民众的精神存在,成为民众的行动指南。本研究紧紧围绕“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内化为民众的精神存在,提升民众的思想和意识,构建民众的精神家园”这一核心命题而展开,并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这一有效的研究视域和理论方法达到这一研究目的。马克思的“主体性文化观”强调文化建立在作为人的本质的活动方式——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并强调应紧紧将文化的创造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强调主体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享有者,文化创造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建基于“主体性文化观”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大众化的当代形态,文化哲学从一种内在于实践哲学的理论视角转变为一种实践哲学的外显形态。文化哲学强调文化生成于主体以生命存在的意向性为理由的实践过程,文化“规定”人于无形,它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解析,把握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的发展,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主体性生成。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也正是依托于我们“此在”的文化世界,现实生活的文化世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认知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人化”即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化人”的途径即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主体文化自觉。主体文化自觉从广义上讲是文化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指向,文化哲学真正的研究主题就是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生成,实现主体的文化自觉。主体文化自觉从狭义上来讲是指每个主体的一种主动、自觉的文化生存状态。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遭遇来自多方面的文化阻滞力,包括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下民众“文化心理”的坚守性和民众“文化思维”的保守性、中西文化冲突下民众“文化认知”的片面性乃至“文化价值”的迷误性、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众“文化人格”的物化性、主流意识形态灌输内容、形式、途径的单一性导致民众“文化内化”的苍白性,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实现四个范式转型,即内容要“吻合”大众生活需求、传播要“契合”大众自我意识、途径要“渗入”大众文化世界、导向要“构建”大众精神家园。从文化哲学视域下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路径从基点上要开掘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从主线上要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从途径上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化建构与文化教化,从场域上要回归民众的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性文化形态建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之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性文化形态建构是为了使民众寻求一种有信仰的生活。构建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文化形态是“践行”执政党的文化使命、“推动”民众的文化“同意”、“满足”我国市民社会凸显的现实诉求。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文化形态建构的主体规定性应当坚持:在类主体、群主体视野下建构个体主体性;在理想性视野下建构现实性;在“完整的人”视野下把握人的精神存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建构的时间规定性应当坚持:把握民众的文化“时间”意识;实现“中国史境”下的民众文化认同;推动民众文化认同下精神家园的构建。马克思主义主体文化形态建构的空间规定性应当坚持:把握民众的文化“空间”意识;正确处理文化交往中民众的文化价值诉求和文化交往中民众的文化对话立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性文化教化图式构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之二。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文化教化的功能是实现精神的自由创造;文化教化的祛魅是把握文化价值的认同性;文化教化的方法是点亮“人性灵”。着眼于“教化”的内在秉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教化图式必须实现叁个转变,即教化对象——由客体向主体的转化;教化内容——由知识向精神的转化;内化图式——由自在向自觉的转化。“本虚而实”是文化教化关联现实生活的良性机制,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教化的“虚”与“实”、马克思主义文化教化对自在文化的点化与提升、马克思主义文化礼仪与教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念的“社会知识分子”践履。另外,“多维辐射”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教化的的组织运行系统,其中包括学校教育系统的完善和社会教化体系的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日常生活场域变革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之叁。就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使命而言,日常生活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寓所和根基;日常生活世界变革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保障;实现日常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吁求主体走出传统日常生活的羁绊,并吁求个体日常生活的“和谐化”和日常生活结构的“和谐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的日常生活重建路径包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升民众的主体意识;推动学校人文教育改革,提高民众的文化自觉力;构建和谐社会规则意识,优化日常生活结构。
张春楼[8]2017年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文中提出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等层面的哲学探讨都是当前新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事关中国哲学在"新哲学丛林期"的生存、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期以来,这类讨论与研究的领域相对零散,需要进一步整合到新轴心时代视域下去关注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国家层面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研究不多,且倾向于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分割研究,长期会通不力,平面化、静态化比较明显,缺乏对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融合的深度反思。而把中国哲学理论和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的路径探讨放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指向人类核心问题来研究更不多见。哲学应该以会通的方式指向人类现实问题,这也是此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论文沿着"背景←→实景←→愿景"的整体循环脉络,展示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动态性。即通过追溯哲学演进的历史,寻找人类核心问题的遗传和变异基因,以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变迁为背景,以"人类核心问题"为焦点,"再创造"为主线,落笔于科学技术辐射全球的新轴心时代前兆实景,围绕当代和未来人类核心问题,指向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期盼再造中国新哲学的美好愿景得以实现。首先聚焦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考察其嬗变历程,反思其根源与变异成因,回溯中西方哲学通过批判作出的连锁反应。由此发现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人类迈进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不再孤单,而是形成核心问题圈。面对多重危机,人类全面觉醒,瞩望新轴心时代的开启。中国哲学对人类危机必须应战,做出准确判断,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进行有机再造。当然,这一永恒的人类主题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长期探索。该研究直面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探索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盲区和路径,试图推动中国在新轴心时代再现百家争鸣新局面,使中国哲学走出生存困境,让中华文明在新轴心时代焕然一新,惠及人类。全文竭力想说明和论证的主要观点有:一、人的"理性与欲望"居于人类问题核心位置,经过轴心时代持续嬗变,其根源与变异在哲学批判的脉络中清晰可见。哲学在指向人类核心问题的大众实践过程中发生批判性地变革,呈现出自身的内在规律。二、在科技时代,人类文明在冲突与对话中开启共生性呼吸,中心主义开始离散,部落主义泛滥,普遍主义与普世价值纠缠不清,科技异化日益挑战人类文明,引发批判升级,各种文明渐次跨域,加剧着哲学转向。学者的研究旨趣也从跨学科延伸到立体、动态的跨界或跨域,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人类新轴心时代的步伐。叁、多维度地审视新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圈,反思不断升级、变异的矛盾与危机,倒逼人类全面觉醒。中国传统哲学很难应对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特别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表现为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的双双滞后,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把问题置于新轴心时代的视域下进行批判与会通。四、中国哲学在新轴心时代的存废主要取决于是否进行恰当的理论再创造。通过考察张岱年综创论和成中英再创论的既有研究,可从中推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盲区与困境,构筑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多阶路径。五、分析儒释道大众化实践的历史典范和现实楷模,宏观审视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多维度地透视中国哲学的大众化实践,分析其得与失,凝练出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体系再创造的新构想。全文暗用"互联网+"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向都隐含着动态的"中国哲学+"立体再造脉络。根据具体章节内容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典型案例法、历史回跳法和总结归纳法等展开研究。该文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跨界综合性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尝试性创新:一、在学术思想上,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探索中国哲学理论再创造的多阶路径,再造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新体系。这是学界交叉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一定的开拓性。二、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中国哲学+"新概念,认为新轴心时代与"中国哲学再创造"之间可以实现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会通,中国新哲学能够成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次生问题,甚至新轴心时代人类核心问题圈的中国方案。叁、在研究方法上,采取跨学科、跨界、概念类比和"嫁接"等方法,既有对新轴心时代和中国哲学分析与再造的理论"务虚",也有对大众实践成果的总结和理论渗透的"务实",更有对新体系再创造理论与实践中次生问题的多维度关注。在整体上,该项研究最终的创新点是思想系统性、内容实践性、视角多样性和问题针对性,因而既具有理论深度,也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可操作性。概览全文,展望哲学发展前景,发现人类文明在新轴心时代是整体性再造,故步自封的文明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化石,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路径,有利于激发自由、平等、富强的中华大地再现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再创造也必将加强中华文明与外域文明的优势互补,惠及全人类。
刘亚妮[9]2016年在《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疆分裂主义已经产生了一百多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条件、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的变迁,新疆分裂主义历经反弹、蔓延到恶性发展,近年来更是猖獗。自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特别是2013年以来,分裂主义势力内外勾连,频繁制造暴力恐怖活动,具有明显挑衅国家权威的目的,已经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是关乎国家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反分裂斗争的实践亟需反分裂理论的有效指导。因此,进一步加深对新疆分裂主义和反分裂斗争的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打击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必须从其产生的根源入手,总结以往反分裂的经验教训,找准问题,对症下药。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文化认同问题,文化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与分裂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从文化根源上剖析新疆分裂主义发生发展的原因,反思一百多年来反分裂斗争很难有根本性突破的问题之所在,最后提出构建中华文化认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的对策。文化认同是是一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文化认同的支撑,稳固的国家认同是难以建立的。任何存在多元文化的国家都必须建立在特定文化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必将面临分裂。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考察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叁个层面的文化认同相互影响、密切交织,共同影响新疆分裂主义的演变:在宏观层面全球性文化变迁的冲击下,中观层面的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发生变迁和危机,促使微观层面的民族亚文化认同凸显并被利用向民族分裂主义的反文化认同转化,由此催生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和运动。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致使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危机恶化,瓦解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认同关系中,中观层面的国家文化认同的变迁是关键环节。正是历史上中华文化认同的薄弱与不足导致新疆与内地文化长期存在差异而难以整合。新疆分裂主义极力夸大维吾尔等民族亚文化与国家主体文化之间的差异,强化其突厥特征和伊斯兰特征,力图割裂新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进而形成了分裂主义反文化,为“新疆独立”的政治目的提供支持。分裂势力强化分裂文化认同否定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是国家文化认同危机的体现。国家文化认同危机是分裂主义产生的根源性因素。因此,从中观层面构建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抵制宏观层面全球化的冲击,消解分裂主义反文化认同的离心力,成为从源头上遏制民族分裂主义的必然目标。新疆分裂主义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文化疏离策略,否定和排斥中华文化认同,加深了国家文化认同危机。其根本动因是,近代以来新疆地区国家认同的基础性结构支撑不足,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文化整合滞后,国家现代化进程刺激民族亚文化认同趋于强化,民族精英利用本民族文化认同进行社会动员,以及国际因素提供的“精神支持”。中国政府历来坚决反对新疆分裂主义,但是,新疆分裂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始终是社会的毒瘤,目前还在发酵之中。反分裂斗争很难有根本性突破的主要原因在于:一直以来,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文化认同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缺乏文化建设的战略性规划,这就导致国家文化认同基础薄弱,文化整合滞后,因而不能够剜除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文化根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促进新疆文化认同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斗争也积累了诸多经验,然而更是存在不少值得反思的教训。反分裂斗争的实践证明,必须在坚持刚性打击的同时,更要通过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等柔性手段,构建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逐渐瓦解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根基,最终达到根除分裂主义的目的。构建中华文化认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需要各方面相互配合与支持,形成一个全面协调的长效机制。为此,必须以战略性思维统筹安排,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认同的实际,广泛吸取和借鉴世界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认同建构的经验,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针对分裂主义反文化反对国家统一的倾向,“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坚持以维护国家统一、“和而不同”、凝聚共识等理念为价值取向。构建中华文化认同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牢固树立国家公民意识、“去极端化”、民族政策适时调整完善、对民族分裂主义强硬反对等原则,以此保证中华文化健康发展,增强凝聚力,化解离心力。从文化层面遏制新疆分裂主义,应该着重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中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多元文化价值,通过引导各族人民形成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知,大力发展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教育事业,协调发展社会经济,建设“民族互嵌”,加强学术研究等途径培育、保障、促进和维护中华文化认同,对冲和抵制分裂主义反文化认同。
胡艺华[10]2014年在《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绝不是一个虚构的幻影,而是一个已经存在了近百年并不断得以推进的历史过程。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早传入中国,人们就开始尝试“哲学到大众去”,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这样的探索和实践一刻也不曾停止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程中,曾有过数次历史性突进,其中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作为执政党,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系统地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开创出了一条与当时历史环境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大众化之路,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史上的一个成功典范。在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命题的前提下,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对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演进历程、文本、主体、路径方法进行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力图突破目前学界对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中的那种流于简单介绍的状况,全面梳理、公正评述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总结提炼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验和教训、启示,从而为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有益的历史参照。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这一命题内涵的科学界定和准确把握,是系统研究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经历四个阶段:初步形成:“五四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明确提出: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不断深化: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内涵,首先需要从叁个方面进行辨正,即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区别开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区别开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双向互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人民大众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体由社会精英到人民大众的逐步扩展。二、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一方面有其历史必然性: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思想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地位的必然要求;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理论准备;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进行理论武装的根本举措。另一方面有一系列有利条件:政治保障: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理论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日趋走向成熟;强大动力: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此外,还应看到苏联对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影响:重要动因:对苏联经验的学习;重要条件:与苏联哲学界的互动;重要动力:对苏联模式弊端的反思。叁、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至195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开启和初见成效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在政治与哲学良性互动中得以比较顺利地推进,期间主要有叁个重大行动:大力宣传并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学术领域广泛发动以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旨的哲学批判活动。1956年至196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深入而曲折发展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在政治与哲学发生偏离的复杂环境中向前推进,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交织在一起,其中比较突出的事件主要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宣传;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活动的兴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的开展。四、建国后十七年产生并应用大量具有时代特点、顺应民众需求、彰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主要包括经典性文本、解释性文本、介绍性文本等叁种形式。文本的使用有四个特点:在注重引进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文本的中国化;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文本的时代性;在加强学理性的同时更加强调文本的通俗性;在遵循一般性的同时,更加强调文本的针对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视角,对五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简要分析,即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五、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个由党的领袖、哲学工作者、人民大众共同参与、协同配合的系统工程。党的领袖起引领作用,主要是通过亲自倡导和组织发动全国性的哲学学习宣传运动,不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投放新理论,带头把哲学理论转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哲学工作者起桥梁作用,主要是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以通俗化的形式宣传和普及哲学理论,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人民大众起根本作用,主要是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提出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六、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六条路径来加以推进的,即文本传播、媒体宣传、教育引导、思想改造、制度安排、组织推进等;主要采用五种基本方法,即自主学习法、文本解读法、批判比较法、实践运用法、典型推广法。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典范,其历史效果主要有:成功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切实提高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教训主要在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没有完全理顺;哲学大众化中存在简单化、庸俗化和极端化的倾向,暴露出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问题;对自身的内在规律研究不够、把握不准。由此我们获得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必须把握科学内涵、夯实理论根基、创新传播方式、建设专业队伍、构建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1]. 重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之问题研究[D]. 曹岚. 西南师范大学. 2002
[2]. 高清海“类哲学”语境下的中国哲学“民族自我”思想探究[D]. 张严. 吉林大学. 2017
[3]. 寻找属人的生命意义[D]. 姜琳琳. 吉林大学. 2013
[4].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D]. 王其炫. 福建师范大学. 2010
[5].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机制研究[D]. 马涛. 河南大学. 2010
[6]. 哲学的民族性研究[D]. 龚晓珺.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7]. 文化哲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 王希鹏. 中国矿业大学. 2011
[8]. 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D]. 张春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9]. 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研究[D]. 刘亚妮. 兰州大学. 2016
[10].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D]. 胡艺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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