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英[1]2009年在《公共支出转型及其经济发展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转型背景下政府公共支出的经济发展效应是公共经济领域关注的基本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政府的财政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支出政策的不断调整。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发展失衡问题集中爆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近年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失责程度不断加剧。在这一过程中,经济转轨的体制背景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约束条件。结合体制转轨的背景,基于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的视角,对政府经济职能的执行成本——公共支出进行研究,分析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适应的政府公共支出转型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领域文献研究发现,国内外公共支出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了公共支出的涵义与范围、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公共支出对于社会公平的影响四个方面。综合分析发现,以往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局限:第一,政府公共支出调整多以促进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第二,公共支出多归类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或社会公平的影响缺少了二者的协同分析;第三,经济水平考察通常侧重于经济总量分析;第四,公共支出调整对具体的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多有忽略。鉴于此,本研究结合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公共支出分析框架,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统一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之中,基于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对公共支出转型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公共产品与政府职能理论分析入手,对政府职能转变与公共支出转型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经济转型使政府的行为目标和约束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共支出是政府行为的数量反映,体现政府政策选择和执行成本。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有效度量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随着经济体制转轨,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公共支出结构也应当从原来的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2)考察中国公共支出转型中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变化的时空特征,并通过部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支出规模结构的国际比较,剖析了中国政府在安排公共支出方面存在的与政府职能转变不相适应的问题。研究发现:中国的公共支出结构事实上已经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还较短缺,其公共服务职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增强。(3)依据公共支出转型中规模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理论推论,采取中国1980~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省级横截性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政府公共支出转型中公共支出规模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均衡关系及其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政府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的名义GDP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政府预算内公共服务支出的名义GDP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负相关,即在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较低、社会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与市场经济较发达国家相比也非常不足的情况下,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设施与服务水平表现为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负向作用;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名义GDP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政府预算内支出的名义GDP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为反向变动关系;长期而言,经济建设支出、地方财政支出是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公共服务支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和政府预算内支出不是,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与经济发展呈双向因果关系,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政府预算内支出增加的长期原因。另外,本研究还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了公共服务支出总量与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公共服务支出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与社会不公平程度正相关,这一结论说明了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也没有导致全社会成员公平地享有经济增长的好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的增加抑制了经济增长,也不利于提升社会公平;科教文卫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同时能显著提升社会公平。(4)结合中国实际,对公共支出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经济总量规模、体制因素、收入不平等状况、财政供养人口和转移支付规模为公共支出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其对公共支出转型的影响程度具有非均衡性。最后为六点政策建议:(1)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应从效率观转向以再分配为核心的公平增长观,以公平促发展;(2)加快公共支出转型,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性支出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把建立公共服务体系作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型的主要任务;(3)尽快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其调节社会收入公平的作用;(4)加快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克服政府支出严重低效浪费现象;(5)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6)注重适度调节公共支出总量来提高公共支出转型程度。
王冬梅[2]2000年在《转向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选择》文中研究指明无论是从经济学家的争论来看,还是从中国近20多年来财政体制演变的趋势来看,可供选择的财政形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公共财政,另一种是综合财政。综合财政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统揽一切在财政上的集中体现。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收支被宽化为国家收支,财政职能相当宽泛,几乎包括全社会范围内的收支行为,统揽国家所有收支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一种分配关系,公共财政的基本含意是指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收支管理行为,其支出是指基于社会公共的需要,按照一定的经济、政治原则,政府将其用税收方式集中的资财分配给包括政府自身在内的有关利益主体。这种财政分配的基本目标是“公共需要”,财政支出行为实质上一种公共开支行为。为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建立新的财政理论,加快综合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体制转换的步伐,已成为当前财政改革的主要任务和市场改革的主要内容。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综合财政支出结构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说支出结构的改革是完成综合财政向公共财政转换的关键步骤?第二,综合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是什么,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第三,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的主题、方法、步骤以及所需的政策环境有哪些?为此,本文用六章的篇幅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对第一个问题,本文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进行了回答。在对综合财政内容和特点,生成与演变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运用大量的数据和以比分析,归纳了综合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的如竞争性建设开支比重偏高、行政管理开支比重增长过快、社会保障和国防开支不足、教育开支不足等问题。阐释了支出结构改革对减轻财政负担、促进财政收入制度的规范化、实现财政职能的“归位”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出财政改革的重点应当进行根本转移,要从根本上改革练合财政,转换政府财政的支出职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以“公共需要”为目标内容的公共财政。 第三章和第四章集中讨论第二个问题。首先,提出了公共支出的三个理论假说和四个原则,为财政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效率假说、公平假说和稳定假说阐释了公共财政支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弥补市场失效原则、注重社会效益原则、保证社会公平原则和“公”、“私”合理配置原则强调从宏观上把握公共支出的总体方向和确定不同时期公共支出的活动范围,提高财政投资的效率和公平。 其次,在对常见的公共财政模式如福利国家模式、政府主导模式、适度干预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的基础上,指出有效率的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过分的平均主义、过高的福利保障会助长“懒汉”思想,对效率造成损害。但注重效率并不意味着过分干预市场,政府作用首先应集中于扶植市场,发挥市场效率,并寻找市场效率与政府作用的结合点,提高政府干预的能力和效率。由此进一步阐述,中国建立公共财政支出模式应注意自己的特色,应把国外的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首先应提高市场效率,同时兼顾社会公平和经济稳定。 第三个问题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进行了重点阐释。在前述的理论和原则的基础上,详细讨论了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的方法和步骤,以及建立公共财政的政策环境和条件。首先,根据行业的自然垄断程度和公共性程度,将全部行业划分为四个领域,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方法创新。同时对公共财政支出从规模选择、结构安排到阶段设计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最后用一章的篇幅从创新政府体制角度指出,转换政府职能、合理选择政府规模、完成政府织织创新和政府机构改革对推进财政改革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肖炎舜[3]2017年在《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文中指出从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开始,经济学就一直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发展和演进,并基于不同经济思想提出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结合当时的经济问题,对经济运行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对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执政当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经济运行周期则决定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在这一过程中,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运行周期等因素影响,我国财政政策调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显著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处在准备起飞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核心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吃饭”与“建设”的关系,推动总量平稳扩张。1992年邓小平重要谈话后,我国经济进入加快发展、开始起飞阶段,围绕实现整体小康目标,财政政策对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并重,把促进总量扩张摆在优先位置。新世纪头10年,我国经济处在快速发展、探索转型阶段,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在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并重的情况下,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在优先位置。从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我国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1992年提出并在上个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财政政策受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从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手段、调控目标、决策过程、传导机制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国家和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计划、财政、银行三者关系等“三大关系”,重点分析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育程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等“三大因素”,可以清晰地看出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的基础性影响。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调控也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注重“逆经济风向而动”,具有比较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较好地起到了抑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从中国财政政策决策的实践角度来看,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的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始终注意相机抉择,较好地运用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生了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成熟期,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并重,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调控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王海涛[4]2014年在《我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文中认为预算绩效管理是在我国对财政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价试点的基础上,以国外绩效预算为借鉴,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融入预算过程中,使之与预算管理有机结合,进而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预算管理模式。从预算绩效管理的现实起点看,伴随我国财政发展进程和预算管理改革的不断深化,财政预算管理开始由加强支出规范性向重视支出有效性转变。同时,当前预算管理中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以及财政支出日益增长的现实,也迫切需要引入新的管理手段—预算绩效管理来加以解决,以适应财政形势及预算管理的要求,它对于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提高财政支出效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实施绩效预算需要规范的体制环境和一系列的约束条件,诸如健全的法律体系、部门充分的自主权、权责发生制的基础、广泛的绩效文化背景等,因此,我国提出的预算绩效管理,是现阶段符合我国国情和财政管理实际的较为现实的选择。从预算绩效管理的理论基础看,主要包括委托-代理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及其他财政理论等,这些理论分别从财政资金所有者与使用者基于委托关系下的激励约束、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公共管理的市场导向与竞争机制,以及有效解决财政支出过快增长等角度,较好地解释了理论内容与预算绩效管理的联系和支撑。从预算绩效管理的国际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为解决财政危机、信任危机和管理危机,普遍掀起了以提高绩效为目的的政府管理改革,促进了绩效预算的发展。其中,英国、美国是较早推行绩效预算的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在绩效预算改革方面较为彻底,法国、韩国的绩效预算起步虽晚但实施较全面,瑞典和新加坡的绩效预算与其预算制度紧密相联并形成了自身特色。这些国家绩效预算的实践做法,为我国进一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供了较好的经验与启示。我国实行的预算绩效管理,经历了从绩效评价探索到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理念确立的发展阶段,基本上形成了“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近年来,预算绩效管理取得了明显进展:绩效评价范围进一步扩大,绩效评价方式不断拓展,绩效目标管理得到加强,绩效监控开始实施,评价结果得到有效应用,制度建设渐成体系,各项基础工作得到夯实,成果正逐渐显现。但同时,也存在预算绩效管理各环节有待加强、机制有待完善、配套改革需要推进、基础工作需要强化等问题。根据我国预算绩效管理的进展情况,借鉴国外绩效预算理论与实践,论文从近期改革措施和中长期改革方向两个方面提出了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思路。近期主要是以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为当前改革重点,规范管理程序和内容,强化绩效目标、绩效监控、绩效评价、评价结果应用等各环节的改进措施。在近期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应认识到绩效预算是预算管理的必然发展趋势,明确下一步改革方向,对照分析现行预算绩效管理与未来绩效预算的差距,提出绩效预算改革的实施战略与发展路径,为长远的绩效预算勾勒出清晰的路线图。论文围绕推进预算绩效管理,通过理论与实践相联系、比较与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有关问题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论述与较全面的思考,提出了我国预算绩效管理发展与完善的目标、内容及路径等系列内容,明确了当前和今后时期的努力方向,对于我国预算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
王鹏[5]2016年在《财政均衡、地方行政目标与民生预算安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生问题是公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而经济增长又是解决民生问题的物质基础,因此,在本地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在改善民生与发展经济之间寻求平衡。然而,公众在遭遇民生问题时,常常把矛头对准各级政府,认为政府只注重经济增长却忽视了民生改善。为缩小地区之间的财力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帮助落后地区发展民生事业,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建立了分权财政管理体制和以转移支付为核心的财政均衡体系。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公众对政府改善民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因此,研究财政均衡制度的作用、地方政府行政目标与民生预算安排的关系,在应用上和学术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创新性工作。一是创建了分税制下评价地方行政目标的方法。文章构建了基于分税制及财政均衡机制,地方政府追求行政利益最大化的动态经济模型,推导得到了评判地方目标的标准。根据以往地方和中央财政收入、财政资金转移和财政支出数据,可以检验地方行政目标是发展经济还是改善民生。二是发现了富裕地方的支出重点转向改善民生。本文利用1995~2013年的数据进行了计量经济检验,回归结果显示:1995~2006年,中国地方政府整体上追求经济增长;2007~2013年,贫穷地方仍然注重发展经济,而富裕政府可能转向民生改善。三是提出了民生财政分区差异安排的理论观点。发达地区生产性支出需求稳定,并且财力相对充足,而落后地区生产性支出需求旺盛,民生性支出缺乏保障,中央应当根据区域发展状况实施转移支付差异化策略:即增加发达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加强落后地区专项转移支付,便于地方结合自身特点优化资源配置,中央财政可以考虑直接统筹负责落后地方关键民生事务。文章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两章,主要内容是叙述研究基础,包括研究背景、意义、目标、内容和创新点,总结相关文献,评价文献,阐述本文的主要贡献。第二部分包括第三、四、五章,主要内容是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包括对中国民生财政的描述和分析,提出研究问题,构建数理模型,推导评判标准,利用1995~2013年经验数据,使用计量模型检验地方行政目标,分析地方各类支出的主要特征,考察了地方民生财政安排与中央补助收入、地方财政供养人员等指标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三章介绍了中国分税制改革情况,阐述了财政均衡体系的衡量方法、地方财力的计算方法、政府贫富分类方法及民生支出和生产支出的分类方法,计算了主要指标数据。第四章构建了基于均衡性财政制度,地方政府在不同目标驱动下,将财政资金用于民生性事务和生产性事务的最优支出分析框架。根据最优控制问题的求解方法,推导出了判断地方政府行政目标的主要标准和方法。为准确判断地方行政目标,本章最后根据经验数据计算了模型假设条件,结果显示设定条件可以满足。并且估算了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和分配份额与政府在民生性事务上的支出比重的大小关系,结果显示所有地方前者大于后者。根据这一结果,在计量经济检验部分无需再考虑其他情形。第五章是根据数理模型推导出的判断标准,利用1995~2013年的经验数据,检验在均衡性财政框架中的地方行政目标究竟是发展经济还是改善民生,同时考察了中央补助收入、财政供养人员等指标对地方文化教育类、社会保障类、生产建设类和行政管理类支出的作用情况。第三部分是第六章,主要是结合前文的分析和检验结论,凝练中国民生财政安排的相关问题,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具体建议。地方民生财政安排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央对地方官员考核体系偏离民生,导致地方行政目标倾向经济增长;二是中央与地方民生权责匹配不佳,导致地方在缺乏财力的情况下忽视民生改善;三是地方民生财政对中央转移支付过度依赖,出现了地方在民生事务上绑架中央财政的状况;四是地方民生支出受众在区域层面、社会阶层上分布不均,体制内就业人员享受的民生补助普遍优于社会大众;五是宏观经济和财政收入形势严峻,民生支出空间受到挤压。根据问题剖析,本文提出了调增民生财政安排相关措施建议:一是中央应当建立以民生为核心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二是中央应当根据区域特征重新划分民生权责,中西部地区的民生事务全部纳入中央财政统筹管理;三是优化民生转移支付结构与力度,加大东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强化中西部地区民生性专项转移支付约束;四是优先安排社会底层民众的民生性补助;五是加强弱税市场征管、增加政府举债规模、完善社会私人领域的捐赠制度,充实财政收入弥补民生支出短板。最后一章给出了全文研究结论,指出了研究局限。在研究意义中,本文提出三个研究问题:地方政府的行政目标是什么,经验数据是否支持地方政府作出了改善民生目标下的最优安排;政府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如何;如果存在问题,财政制度应该如何改革。本章针对以上问题给出了研究结论。最后从数理模型设定和数据采集上指出了研究局限。
阳晓昀[6]2007年在《我国财政支农支出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社会安定的保证,尤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9亿农业人口的泱泱大国而言,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在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农村落后、农民贫困的现象普遍存在,“三农”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凸现,亟待解决。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支持的手段除了政策倾斜,更重要的就是通过财政支出,建立有效的支农机制。政府从“十五”时期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起,就一直强调对“三农”的投入;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更是明确指出要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完善对农民的增收减负政策,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可见,建立健全财政支农支出稳定增长机制,合理分配财政支农资金,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是当前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本文依据财政学的基本理论,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对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状况进行了系统研究,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全文基本结构如下:导论部分:本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并围绕所研究的问题对国外相关理论和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此外,简要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和不足。第一部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一般分析。这部分首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然后从农业的基础地位、特殊性等方面入手,结合公共品理论和我国国情分析了财政支农的理论依据和我国财政支农的必然性。第二部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现实考察。本部分首先将建国至今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然后运用统计数据及图表分别对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结构和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第三部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根据第二部分的内容,本部分总结出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规模有待提高、支农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中央和地方政府支农职责不明确、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并分析了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第四部分:财政支农支出的国际经验与借鉴。本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WTO《农业协议》关于国内支持条款的主要内容;然后考察了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美国、欧盟、日本)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为适应WTO规则所进行的财政支农支出政策调整;最后根据国外经验得出对我国的几点启示。第五部分:完善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对策建议。本部分综合前文分析,提出了确保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稳定增长、优化支出结构、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支农的事权、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根据WTO规则调整我国财政农业补贴政策等建议;并强调应跟进相关配套措施,如:完善我国关于财政支农的法律法规、发展面向农业的投融资体制、建立农业保险体系、加强对农村居民的教育培训等。
周金刚[7]2007年在《构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框架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共财政是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共需要的一种分配活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构建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及其运行机制,已成为我国财政改革的基本方向。财政支出框架体系的建立是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当前财政改革的重点,也是构建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关键问题。加强对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框架体系的研究,这对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增强国家或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具有现实意义。西方公共财政支出理论是西方财政体制的理论基础,它对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财政新模式的建立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为了探索我国构建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和实现途径,论文从理论上对公共财政的支出范围、规模、结构、效益评估等方面进行了认真剖析,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表明西方国家公共财政的支出重点,主要用于国家社会性支出和经济支出,而且社会性支出列于财政支出的首位。在财政支出机制创新方面,我国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财政的目标相比尚存在许多问题,在财政支出的规模、范围、结构方面都存在着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不相协调的地方,财政支出预算管理相对滞后,非税收入的资金支出缺乏统一管理。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必要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和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按照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根据政府职能配置,确定公共财政支出范围,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解决财政的“越位”和“缺位”问题,集中财力保证国家政权支出需要,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加大科技投入,支持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以上财政支出相关方面的有机结合,从而构筑出我国市场经济公共财政支出的基本格局,并建立相应的公共财政支出管理制度。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针对财政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有必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科学理财,在创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框架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树立公共财政理念,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深化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完善非税收入管理,推进财政支出体系的完整;继续深化国有资产改革,为创建公共财政支出框架构筑基础;加强县乡财政管理,加大公共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力度,更好地推进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框架体系的建立。
张向军[8]2006年在《我国转轨时期公共支出结构调整改革研究》文中提出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要在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近30年的时期为我国由传统的中央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转轨时期,我国的财政管理制度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最根本的转变即为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转变。应该说,经济转轨是财政管理制度转变的内在需要,而财政管理制度转变又是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支出是公共财政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完成分税制改革、基本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收入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加快我国公共支出管理改革及其制度构建成为完善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重要内容。我国当前公共支出管理中突出的矛盾是公共支出结构不合理以及公共支出管理制度如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不完善。因此,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完善公共支出管理制度是我国当前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本文立足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这一时代背景,在客观分析了我国市场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共支出面临的矛盾与问题的基础上,从公共支出结构调整的内容及其配套改革两个方面提出了我国公共支出结构调整的对策,并结合湖南省公共支出结构的情况进行了案例分析,以期为我国转轨时期公共支出结构调整改革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蔡潇[9]2016年在《中国土地财政转型路径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土地使用制度经历了由“无偿、无期限、无流动”到“有偿、有期限、有流动”的转变过程。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的土地产权制度、土地征收制度、土地出让制度、分税制等共同催生了中国现行的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的本质是政府通过土地实施财政功能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手段。地方政府对“卖地财政”的依赖不仅造成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社会矛盾冲突加剧,而且引发我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发展“房地产化”和“空心化”问题。无论从供给、需求的有限性,还是从公平、效率的视角来看,地方政府财政依赖一次性的“卖地”收入维持其财政支出和城市建设需要,不仅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而且由“土地财政”所导致的高地价、高房价、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伪城镇化”等社会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面临必须转型的现实问题。本文从中国现行土地财政自身存在的问题、所产生的效应及其演变趋势着手,提出由“卖地财政”向“管地财政”转型的总体构想;着眼于土地财政转型的关联性、系统性、政策实践的可行性,基于“固本”、“开源”、“节流”的逻辑思想,全面阐述论证土地财政转型的路径选择,并提出更具现实性的保障措施。(1)剖析了我国当前土地财政自身的收支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从财政、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土地财政的效应;基于土地财政库兹涅兹假说的验证,实证分析了当前土地财政的演变趋势,提出了我国土地财政转型的必要性。从现行土地财政收入来看,“重租、轻税”倾向明显,土地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农民的集体土地收益权利被剥夺,同时,土地税收结构“重流转、轻保有”;从现行土地财政支出来看,土地财政支出“重城镇、轻农村”,“即收即支”的“卖地财政”透支了未来若干年的土地收益。从当前土地财政的财政效应来看,土地财政对地方财政既存在贡献又潜藏财政债务风险,历年来土地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贡献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土地出让收入的贡献大于土地税收,呈波动式上升趋势;但当前依赖“卖地”收入的土地财政具有不稳定性,易导致财政风险。从土地财政的经济效应来看,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土地财政收入的增加虽然短期会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会导致产业结构失衡,阻碍经济增长。从土地财政的社会效应来看,当前土地财政所引发的征地冲突、违法占地、滋生腐败,高房价和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从土地财政随经济增长的演变趋势研究来看,我国现行土地财政随经济增长的演变趋势符合土地财政倒U型曲线假说,从而说明我国现行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2)基于土地财政转型的必要性分析,进一步探究我国当前土地财政形成的根源、转型面临的障碍,并合理借鉴海外土地财政转型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的土地财政转型目标及发展经济广开财源、兼顾政府-企业-个人及各级政府间利益、合理负担的土地财政转型原则,并基于“固本”、“开源”、“节流”的逻辑体系,提出适应于我国的土地财政转型路径的总体框架。从“固本”的视角来看,只有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的财政收支体系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要实现我国土地财政的成功转型就必须改革现行土地财政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传导机制。借鉴“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分析方法,进行规范与实证分析探究现行的土地财政依赖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传导机制;针对土地财政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传导机制的成因,提出通过完善土地资产管理阻断土地财政抑制经济发展的不良传导机制,实现土地财政合理转型,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现行的土地财政所引发的高房价对教育、制造业、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的挤出效应以及现行土地财政背后的制度因素所导致的寻租腐败、贫富差距、一系列社会冲突等制度弱化效应,已经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我国当前土地财政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传导机制的成因,提出完善土地资产管理的具体策略:①正确处理地方政府与土地市场的关系;②调控房价,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③改革土地征收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供应市场;④完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降低土地使用成本;⑤明租、正税、少费,促使地方政府由“卖地财政”向“管地财政”转型。从“开源”的视角来看,通过广开财源筹集财政收入以保障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益的过度依赖。从海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土地管理经验的研究来看,土地价值捕捉是实现土地财政“开源”的重要途径,其中,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收是多数国家获取土地收益的主要方式,并且可以成为地方财政的主体税种。通过房地产税制改革对住宅保有环节征收房地产税,不仅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实现地方财政收入的“开源”,还有利于摆脱地方政府对“卖地财政”的过度依赖。通过剖析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的法理依据,结合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提出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原则和总体思路,并进一步探讨流转和保有环节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最后,基于冈博斯模型实证估测了保有环节住宅房地产税的征收对土地出让收益的替代率,实证研究表明:短期内,住宅房地产税很难完全替代土地出让收益,但长期来看我国住宅房地产税的征收会对土地出让收益有较高的替代率。从“节流”的视角来看,财政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物质基础,是履行和实现政府职能的手段。基于当前土地财政收支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土地财政的收支管理使其最大限度的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是实现土地财政由当前的“卖地财政”向“管地财政”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完善土地财政收支管理和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高效型政府,两个角度阐述如何实现土地财政转型的“节流”目标,更好的实现土地财政资金的良好管理和高效运作。从完善土地财政收支管理来看,需要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将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高效型政府来看,提出从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方式、政府机构本身及政府工作效率上“节流”,以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化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由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以此推动土地财政行政主体主动参与到土地财政转型中。(3)针对我国现行土地财政的形成根源及其实施中所暴露出的政府激励机制扭曲、土地利用规划随意变更、征地补偿信息不透明不规范、层层克扣等问题,提出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利、完善住房保障制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完善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健全相关法律和监督机制,有力保障我国土地财政顺利转型。
吴继茹[10]2007年在《农村公共财政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公共财政建设日益成为社会各界人士和老百姓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农村公共财政建设是公共财政建设的深化与延续,各地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意味着农村公共财政建设的覆盖面进一步加大,会有更多家庭、个人和集体的生活与之密不可分。农村公共财政建设在我国尚属探索阶段,如何改善农村生存、生产和发展环境,进一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成为农村公共财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成为财政体制健康发展和财政制度改革深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通过对我国目前农村公共财政建设的现状及出现的问题进行剖析,探讨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成因,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首先,本文简要阐述了研究农村公共财政建设是现实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并阐述了农村公共财政的概念和特点,从农村公共财政的职能方面,论述了农业是农村财政必须重点支持的部门,农民是农村财政的直接服务对象,农村公共财政建设必须把握住关键点:就是要将资源在农村中实现有效配置。其次,介绍了我国农村公共财政的建设状况。我国农村公共财政的产生与发展,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及财政制度变化这二个基本的推动力外,与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也是分不开的。由于我国经济刚刚起步,经济发展的效益刚刚触及到农村,一些惠农政策刚让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村尚未形成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调整两者互动的思想,尚未从战备配置和资源供给上解决增收问题与发展问题,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情况仍是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科技进步尚未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就农业论农业的思想局限性还存在,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体制设计的不科学,国民的平等待遇对农村而言还不能完全实现。而且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面还存在着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突出,农村医疗和公共卫生薄弱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等现实状况。由于我国农村公共财政建设处于初始阶段,还处在探索与摸索时期,建设中必然会面对很多问题,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问题始终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之一,资金制约问题使农村公共财政建设步履维艰,制约了农村公共财政的进一步推行和发展。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众多复杂的社会原因,本文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县乡财税体制上进行了分析。最后,作者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从思想意识上定位我国农村公共财政建设的发展方向,并积极解决建立农村公共财政转移支付框架体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以期使我国的农村公共财政建设更顺利、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公共支出转型及其经济发展效应研究[D]. 刘俊英. 河南大学. 2009
[2]. 转向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选择[D]. 王冬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3]. 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D]. 肖炎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4]. 我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D]. 王海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4
[5]. 财政均衡、地方行政目标与民生预算安排[D]. 王鹏. 重庆大学. 2016
[6]. 我国财政支农支出问题研究[D]. 阳晓昀.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7]. 构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框架的研究[D]. 周金刚. 南京农业大学. 2007
[8]. 我国转轨时期公共支出结构调整改革研究[D]. 张向军.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6
[9]. 中国土地财政转型路径研究[D]. 蔡潇. 浙江大学. 2016
[10]. 农村公共财政建设研究[D]. 吴继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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