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FDI的竞争：是否零和博弈———个初步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对外直接投资(FDI)政策一直都在发生变化。从20世纪40-50年代的允许政策，到60-70年代的限制政策，到80年代的自由化政策，再到现在的积极促进政策甚至是竞争吸引FDI。这种发展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普遍认为FDI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事实上，在国家层次上，大多数国家FDI管理体制自由化变革逐步进行。对外国投资者来说，良好的基础经济成为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且积极的促进和目标定位成为吸引FDI成功的关键(UNCTAD,1998;2001)。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各种形式的财政和金融激励来吸引FDI。在过去的10多年里，在全球、地区以及地方层次上吸引FDI的竞争逐渐加剧。
吸引FDI的普遍竞争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诸如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加入WTO等FDI决定因素的巨大变化加深了这种关注。确实，对“竞争到底线”特别是财政和金融激励竞争的担心变得如此显著，以至于这种担心在各种最高层次（例如WTO、UNCTAD、OECD、EU、ASEAN、APEC）的国际和区域讨论会上成为被讨论的话题。令发达国家担心的是，如果它们与发展中国家竞相吸引国际生产性分支机构，它们就很难维持较高的环境和劳工标准或为其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政策提供资金所必需的税率。发展中国家关心的是，在这种区位竞争中，它们的“口袋”不如发达国家深。它们不能像发达国家通常所作的那样为投资者提供大量资金支持。许多国家担心撤资或投资转移，这可能会对东道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甚至那些吸引FDI竞争中的“胜利者”，也要忍受投资促进措施回报递减和市场扭曲。这种激励竞争导致了所有人（成功者和失败者）的福利损失。然而，不采取协商一致的国际行动，很难停止这种吸引FDI的竞争行为。
目前，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仅局限于竞争手段（如促进FDI的激励），并未涉及FDI竞争问题的实质和根源。即使在对激励问题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们也激烈争论，远未达成共识。“竞争到底线”使关于投资和贸易的“公平竞争平台”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它对自由化国内的合理政策干预的可维持性提出了疑问。此外，竞争到底线使人想起“以邻为壑”的竞争，这种竞争是自由化进程中，国际方面所要加以抑制的(Howse and Nicolaidis,2001)。
二、研究问题
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直在进行区位竞争，包括向投资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激励，但很少有研究来分析这种FDI竞争的本质及其成本效益。这里有三方面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什么是吸引FDI的竞争？是否所有的FDI都受到来自东道国广泛的竞争影响？FDI的区位选择在什么程度上受到这种竞争的影响？
·国家间的FDI促进是否是零和博弈？如果是，那么博弈是如何进行的？在什么程度上是零和博弈？为什么？
·吸引FDI的竞争会带来什么影响？其政策含义是什么？
就作者所知，没有这方面理论和模型。在这个初步研究中，作者试图建立一个关于吸引FDI竞争的全新分析框架以填补这一研究空缺。本研究的特点在于其对吸引FDI的竞争前景的分析以及对东道国的政策含义。整个研究采用了实证分析方法；研究的结果主要是根据在产业层次上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一些公司层次的调查结果。
三、问题界定
FDI竞争意味着什么？换言之，当我们假定一国在吸引FDI方面对其它国家或集团构成竞争威胁时，这意味着什么？FDI竞争的概念一直非常模糊，而且往往缺少实证检验。
1.定义。FDI竞争可以界定如下：跨国公司面临甲区位和乙区位之间的区位抉择，最终选择了乙区位而不是甲区位，因为乙区位提供了额外的激励政策，就可以说进行了吸引FDI的区位竞争。毫不奇怪，“FDI竞争”被认为会导致“投资转向”，类似于趋于经济一体化分析中经常使用的“贸易转向”一词。（注：贸易竞争和投资竞争之间当然存在根本区别。从前者来看，它主要是给定产品市场的客户竞争，而后者则是对某个投资者一揽子资源的竞争。竞争方式也有区别（也就是说，是“推”还是“拉”））
2.假设。“FDI竞争”或“投资转向”有三个重要假设：(1)两个区位的投资环境相同；(2)从事相同业务的跨国公司数量有限，跨国公司面临相同的两个商业机会时可以利用的资金也有限，(3)竞争的结果是：在某个项目中投资意味着另一个项目的投资减少。
虽然存在一些历史数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它们进行检验，但要同时证明三个假设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对逆事实的假定进行检验。本研究试图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研究90年代的大规模自由化运动和促进措施（或称FDI竞争）是否真正产生了FDI转向效应，或者说，是否是零和博弈。本文试图证明流入一国的FDI是从其它国家撤资或转向的结果，并没有增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量。
3.竞争层次。FDI竞争发生在各个层次，既可以在不同地区的国家之间展开，也可以在某一地区内部的国家之间展开，甚至可以是同一国家不同区位之间的竞争。竞争的内容既有单个投资项目，也有某特定行业的群体投资项目。鉴于本文研究的目的，我们将分析局限于国家层次的FDI竞争，因为这个层次的竞争具有重要的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政策含义。
4.竞争手段。各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和手段进行吸引FDI的竞争。他们通常通过实行规制框架自由化、改善投资环境（如基础设施）、FDI“收买”（例如，提供融资和财政支持）和FDI“引诱”（即保证投资回报）等进行竞争。本文前面部分将重点讨论FDI竞争的性质和意义。
四、FDI的区位决定因素
决定FDI区位选择的有三大类因素：东道国政策、促进和便利投资的措施以及东道国经济特征。
核心FDI政策包括：外国投资者市场准入和经营方面的规章制度、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以及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职能等。这些政策可能既有直接禁止FDI进入、也有内外资企业的非歧视待遇、甚至包括对外资企业的优惠待遇。实施这些政策的目标各有不同，其中包括影响行业构成或地区来源、鼓励对本国经济做出贡献以及影响贡献方式等。与这些核心FDI政策相补充的还有贸易政策和私有化政策等。此外，商业便利措施正变得相对重要，这些措施有投资促进、激励、投资后服务、改善生活福利设施以及减少商业活动成本等。
一旦FDI政策框架形成，经济因素就成为影响FDI区位决策的最重要因素。为了分析方便，可以将影响FDI流入的经济决定因素分为三类，每一类都反映了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动机：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表1）。不同区位特有决定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和投资部门。
历史上，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曾是决定FDI的最重要因素。目前，跨国公司参与自然资源开采主要是通过非股权安排而非FDI来进行的。东道国人口规模和用收入来衡量的市场规模传统上也是决定市场寻求型FDI的另一重要因素。较大的市场规模有利于投资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高市场成长率也通常会刺激投资。节约成本的一些因素，如存在大量的熟练、非熟练劳动力以及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也会吸引一些从事国际市场出口品生产的跨国公司。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中间产品和职能依赖于FDI，跨国公司战略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包括将生产工序分割成具体的活动或职能，并在最合适、最具成本竞争力的区位从事这些活动或职能。
表1 东道国FDI的决定因素
此外，不同决定因素的重要性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不断发生改变。因此，某一国家在某个时期FDI的综合区位决定因素完全可能随着该国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变化而变化(Zhan and Ozawa,2000)。在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时，需要考虑这种不断变化的区位特征。
五、不同类型的FDI及其对竞争的不同含义
FDI的类型不同，其可竞争的程度不同，投资者选择在一个东道国而不是在另外一个东道国进行投资，不仅取决于FDI所在的产业或部门（这里假定所有国家都允许这类的投资），同时，取决于FDI的类型：
·市场导向型FDI
这种类型的FDI的区位竞争及投资转移的情况不多。在全部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市场导向型FDI占有较大比例。在投向发展中国家的FDI中，这种类型的FDI所占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许多国家的市场规模和收入增长也为FDI提供满足这些消费和服务需求的市场。无疑，这意味着市场导向的FDI增长潜力巨大，不会仅仅局限于少数的国家和地区。而且，伴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电信、电力等领域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基础设施领域内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出现了快速增长。如同商品一样，服务品也可以通过贸易或者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服务于外国市场。但这类贸易发生的一个主要障碍来源于服务品的本质，即服务本身是无形的，而且是不可存储的。服务的这种性质，限制了服务的可贸易性。所以，提供服务品的一个替代方式是投资。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建立境外的一些设施，直接向当地的消费者提供服务。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这类FDI进入的市场往往是很难转移的。因此，东道国之间一般不存在直接的FDI竞争。
·自然资源导向型FDI
另外一类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自然资源导向型，这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具有区位特定的性质。资源导向型FDI，长期以来一直是投向那些具有特定资源禀赋的国家。然而，这类FDI在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开始下降。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内，这类资源导向型FDI，1988年总体的FDI存量中占10%的比重，到1999年，这一比重已经下降了大约6%左右。
·出口导向型FDI
出口导向型FDI，与上述两种类型的FDI有所不同。对于这类投资，更多的是出于对成本的考虑。在经济趋于全球化的当代世界，尤其是经过数十年的贸易自由化之后，投资者选择区位的余地非常大。从实际情况来看，针对这种类型的FDI的竞争确实存在。不过，这种竞争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其激烈程度将取决于这些低成本国家可以满足FDI所要求的严格的效率和后勤保证的能力。下面，我们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
对FDI部门分配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对FDI竞争的强度。正如前文所提，不同国家对FDI的直接竞争不大可能发生在初级部门（资源导向型）和第三产业（主要是市场导向型FDI），而是更有可能发生在制造业的某些特定部门（效率导向型FDI）。
目前，服务业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FDI流动。从整体情况看，服务业的FDI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已经迅速提高，其在1988-1999年期间的FDI，占到了迄今为止所有输入的FDI数量的一半左右(WIR,2001)。与之相比，在制造业和初级产业的FDI，到20世纪90年代末，所占的比重已经分别降低到了42%和6%。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中，服务业的FDI所占的比重已经占到了大约三分之一左右；与此同时，在这些国家的FDI流入中，制造业和初级产业所占的比重，也分别下降到了55%和6%（图1）。在20世纪的80年代，发展中国家流入的FDI还有大约三分之二是在制造业的，由此看来，这一变化非常显著。在亚洲地区，服务业的FDI所占的比重已经从1988年的17%，上升到1999年的大约34%。拉丁美洲的情况更为明显，服务业的FDI流入，已经占到了全部FDI存量的52%。
图1 1989-1999年输入的FDI存量变动（部门划分）(%)
的确，服务业的FDI已经成对外直接投资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而且，随着服务业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准入的提高，大多数国家服务领域FDI的增长前景广阔。这会刺激像金融服务、电信、公用设施等部门的FDI流动。未来，服务业FDI的重要性增强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上面的分析表明，发达国家大约60%的FDI和发展中国家大约40%的FDI，通常不受地区竞争的影响。主要原因就是服务业和初始资源部门的FDI基本上都是区位特定的。国与国之间直接竞争的可能性不大。
六、制造业FDI
即使是效率寻求型和出口导向型的FDI，也并不总会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直接竞争。对一个特定的FDI项目而言，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带来FDI的竞争，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投资类型，还取决于生产过程以及产品的技术特性。
在对效率寻求型FDI的竞争强度和流动性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将这些FDI，按照技术构成分为不同的类别。通常，对FDI的直接争夺和FDI的流动主要是在数目很少的一组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一些国家之间进行的。Lall(2001)在对贸易竞争力的分析中，使用了工业品技术构成的分析方法。这里，我们把Lall的分类方法应用到对投资竞争的分析当中。下面，就把工业制成品，按照技术构成划分为以下四个大类：
1.以资源为基础的制成品(RBM)。经过加工的食品和烟草、简单的木制品、石油产品、印染、皮革（不是皮革制品）、珍稀的石制品和有机化工。RMB产品可以是加工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如简单的食品和皮革加工）产品，也可能是资本密集型（如石油冶炼和现代化的食品加工）的产品。如果自然资源在当地更容易获取，一般而言，在对FDI的争夺中，该地区会有更多的竞争优势。然而，对投资吸引的竞争优势并不总是来自资源本身是否更容易获得。所以，针对这种类型FDI的直接竞争并不存在。
2.低技术制成品(LTM)。比如纺织品、服装、鞋袜、其它皮革制品、玩具、简单金属和塑料制品、家具、玻璃制品。这类制成品使用固定了的，而且是经过完全扩散了的技术。同时，这类产品的生产对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技能以及规模经济的要求都不高。劳动力成本占了生产成本的绝大部分比重，同时产品一般不再进一步分类，尤其是在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所以，这些产品一般都不是时尚产品，而且生产的进入障碍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对生产这类产品的FDI的竞争程度会非常强烈，因为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产品的价格，而非产品的质量和品牌。
3.中等技术制成品(MTM)。主要都是“重工业产品”，比如汽车、工业化工、机械和标准化程度偏高的电器和电子产品。MTM类的产品包含的技术一般比较复杂，但是技术变化的速度不快，在R&D上的投入要求相对中等。但是，这类技术含量的产品需要很强的工程和设计能力，生产规模庞大。比如机械产品的生产，不仅需要有广泛的供应商和分包体系，而且要更为注重产品的设计和开发能力。相应的，在这类产品生产中，区位竞争的进入障碍较高，其原因是这类产品的生产对专业技能和基础设施的要求较高。这样，对FDI的竞争只限于那些已经有良好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4.高技术制造品(HTM)。技术复杂的电器和电子产品（包括电信产品）、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精细化工和制药。这类产品的生产需要使用先进且变动速度很快的技术。这样，复杂技能的使用就带来了这类产品生产相对最高的区位障碍。最具有创新性的产品需要大量的R&D投入，还需要先进的技术基础设施、企业之间以及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紧密联系。对生产这类产品FDI的竞争，一般限于数量很少的发达国家。 从以资源为基础的制成品到高技术含量的经济活动，存在一个稳定的技术递进关系。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即使是在复杂的工业制成品（HTM和MTM）的生产过程中，也常常包含简单的部分。许多复杂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在电子产业），其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都相当。在这个简单的过程中，低工资成本就可以成为竞争FDI的有利因素。这些高价值、重量轻的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人为地分割开来，在世界不同地区布置生产线。这样，就可以在上述Lall的四种分类的基础上再多加上两个细分组(subcategories)：中技术简单终端产品(SMTM)和高技术简单终端产品(SHTM)。这种分类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些高技术产品的生产，经常是放在不是那么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这些产品也就自然属于FDI竞争的范畴。
上面对FDI技术构成的分类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基础。这种分类抓住了产业竞争的一个关键因素。它有处于根据发展水平，将国家分成不同的细分组，因而允许我们准确地指出更小组别的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转移。图2根据制造业的分类和国家发展水平刻画了FDI的竞争强度和流动性程度。
如下图所示，FDI的竞争依赖于经济体满足跨国公司有效率生产的能力。例如，如果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适合从事汽车生产，剩余的其他国家就不能有效地竞争通用和福特公司的FDI。这就是FDI技术构成分类的好处。实质上，FDI的要求（如在技能、技术和聚集程度方面）越高，有效竞争者的数量就越少。FDI的要求越低，潜在的竞争者就越多。
图2 FDI竞争和流动性矩阵
表2 亚洲国家的不同产业在1987-1998年间流入的FDI存量的变化
表3 1988-1999年按行业和地区统计的FDI存量
对不同国家FDI流入存量随时间变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认识不同国家的特定制造行业可能出现的投资转移效应。表2是对亚洲经济体在1987-1998年的11年间，其不同制造业的FDI存量的年度变化的系统考查。普遍认为，这些国家对FDI的竞争是激烈的，但是，系统分析的结论表明，对大多数经济体来说，多数制造业的FDI存量呈普遍上升趋势。在某些制造业出现下降或向下波动的趋势的经济体是香港和新加坡，它们已经进行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事实上，某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FDI已转向其他的区域。
对1988-1999年期间，按产业和区位分类的全球和区域FDI存量趋势的系统分析也表明，FDI促进一般不是一个零和博弈。事实上，实证资料已经证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几乎所有产业的FDI存量都增长了。而且，比较2000年和1985年FDI的世界分布，我们发现这两年间吸收了大量FDI的国家的数目显著增加(UNCTAD,2001)。到2000年底，FDI的流入量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有51个，而1985是17个。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数目从1985年的7个增加到2000年的24个。
应该承认，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在逐步调整，那些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经济活动正逐步从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向更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在亚洲，它被称为“雁行模式”。这些国家的投资政策也反映了他们对区位优势变化的重视。更多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考虑它们吸纳的FDI的类型时，更加具有选择性，更加注重FDI的技术含量。但是，将这种现象归因于FDI竞争是不合适的。相反，应该认为正是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区域内国家的产业结构得到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图3 1985-2000年间FDI的分布
资料来源：UNCTAD,FDI/TNC.
在结束本研究以前，还有另外两个与FDI区位有关的问题值得一提。第一，在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投资转移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一些国家FDI流量的增加可能会被其他国家的减少而抵消，这是因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公司都按照区域市场，而不是严格的国家市场来进行结构调整和增值活动的重构。转移效应的程度也与FDI的类型有关。第二，种族因素在FDI的区位选择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FDI的竞争与历史、文化等因素有关。一些跨国公司对某些区位较其他区位有着一种自然的偏好，某个区位可能是大家争相竞争而偏好的区位，而其他的区位则可能不被重视。典型的例子是，海外华人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而西班牙跨国公司则主要在拉美投资。
七、结论性评述
总之，某些类型的FDI不会因各国的竞争而轻易改变（或进行区位的转移）。这是全球FDI的总体水平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FDI发生了转移，也可能是相对有限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伴随着产业的升级。不论怎样，适合某一个区域或市场的FDI的数量不是固定的。在整体水平上，尽管FDI只包括全球投资的一小部分，但投资基金的潜在供给很大。因此，许多投资可以从国内转向国外，间接和借贷投资可以转为权益投资。
在一个动态和多样化的环境中，评估甚至是预测效率导向型FDI中竞争的影响以及FDI的流动性不可能有多大的可信度。只有在产业和公司层面上的一些详细的研究能提供答案，而且即使是这些研究，其可靠性和延续性也是有限的。笔者建立的分析框架和可供利用的有限证据，使我们对FDI竞争的整体概貌和可能流向有了一个初略评估，但它不是一个严格的数量估计。但是说一些重要的FDI（如市场导向和资源导向型）不会受到激烈竞争和直接转移效应（较稳妥的说法）的限制是相对可靠的说法。在效率导向型FDI中，会发生零和博弈，但它在整个FDI中的比重是有限的，即使是这种类型的FDI，它的竞争范围也不是广泛的。它全部依赖于FDI的技术组成和单个国家的技术能力之间的匹配性。因此，FDI的竞争因产业和产品种类而异，而且其参与竞争的国家数目也是有限的。
分析FDI竞争的本质和强度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例如，根据中国将从其他国家转移FDI，特别是它加入WTO，来断定它对其他亚洲国家构成竞争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正确的。同样，也不应断定，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那些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就能成功地吸纳已经流向中国的FDI。显然，缺少经验证据来支持这些论断。事实上，在上述两种情况下，FDI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市场导向型FDI，特别是服务业中的FDI，而它们不受国家之间的直接竞争的限制。
金融和财政方面的激励措施仅仅是这块蛋糕上的糖衣。一般的激励措施在FDI的竞争中不是特别有效。研究已经表明，政府参与对市场导向型和资源导向型FDI的激励竞争并没有很大的意义。当在FDI促进中使用激励措施时，应该精心地选定对象，将目标集中于本国确实与其他国家竞争的制造业。同时还应该铭记在心的是，使用激励措施会导致一些问题，如市场扭曲。而且，由于效率导向型FDI通常是流动的，所以通过财政和金融激励措施来竞争FDI是不能持久的。它们是流动的，并且依托于区域／全球生产结构。从长期视角来看，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将会升级——价值链的提升，如雁行模式——区位优势的动态性。
八、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FDI竞争和投资转移是一系列复杂的综合问题。尽管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它们都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但在研究中还有很大的差距。具体来讲，以下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
·单个国家FDI竞争力的衡量
·FDI流动性的实证研究
·FDI的保持和政策挑战
·竞争吸引FDI的成本以及对发展的影响
·在地方政府、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竞争吸引FDI的政策含义。
上述未来研究课题是代表性的几个，并不是课题的全部。但它们确实值得深入研究和进行严格的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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