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人口质量问题探析〔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育率论文,探析论文,质量问题论文,过程中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急剧下降，以令世界瞩目的步伐，步入低生育率的发展中国家行列，甚至上海、北京和天津市区以及个别县、市已于90年代初开始陆续呈现人口自然负增长的态势（朱国宏等，1994年；梁伟，1996年）。近年来，随着生育率急剧下降的后果的不断呈现，有关这些后果的研究也陆续涌现出来（顾宝昌、彭希哲，1992年；朱国宏，1992年；张志刚，1994年）。目前，受到较多关注和研究的生育率下降后果主要包括：第一，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第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第三，上述两种变化导致的社会经济后果。
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的条件性及伴随生育率下降过程出现的特殊人口问题，并探讨提高人口质量对弱化我国低生育率的条件性，增强生育率下降过程的稳定性，防止生育率回升趋势，以促进人口发展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的条件性
众所周知，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和低生育率的形成是在以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为主的多因素作用下迅速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以落实和完成人口计划和目标为主导的相对直接的行政控制力量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可以说，行政控制力度已成为我国目前低生育率得以实现和保持的重要条件。在这条件下，妇女的生育概率成为一种以行政控制力度为条件的条件生育概率。若假设行政控制力度K＝k（k=0，1，2，3，4），其中k＝0为很小或没有行政控制力度；k＝1为较弱的行政控制力度；k＝2为强的行政控制力度，k＝3为较强的行政控制力度；，k＝4 为很强的行政控制力度。则已有m个孩子的妇女在特定时期内生育第m+1 个孩子的概率为条件生育概率P[,m]｛n＝m+1/K＝k｝，且
P[,m]｛n＝m+1/K＝k｝＝P[,m]｛K＝k，n＝m+1｝／P｛K＝k｝（1.1）这里，k＝0，1，2，3，4；m＝0，1，2，…
这种有条件的生育率下降过程表现出很强的不稳定性。已有的人口转变理论及实践研究表明，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需要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进步过程的支持。在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状态上的均衡和相对稳定尤其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最重要的前提莫过于婚姻、生育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和避孕知识、方法及工具的广泛普及和优质服务，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个人和夫妇的婚姻和生育的决策及行为选择。
尽管我国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环境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无疑在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早婚、早育及多育的婚育观念。同时，我国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也不断地强化“三结合”和“三为主”的工作方针和方法。但是，在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大多数农村地区），促使生育率迅速下降或保持低生育率水平的主要因素，仍是较强或很强的行政控制力度，即当k＝3，4时，生育率下降过程才会稳定， 已经出现的低生育率才可以保持；当k＝1，2时，生育率就可能回升；当k＝0 时，生育率就可能大幅度回升。但是，在我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以往较强的行政控制力度（k＝3，4）的概率越来越小， 行政控制力度不断弱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因此，如何防止生育率回升，保持我国人口系统状态的相对稳定，已成为目前我国人口管理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三、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出现的特殊人口问题
尽管各国人口转变的过程有长有短，生育率下降的速度有快有慢，但生育率下降的人口后果一般集中在两个方面，即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后果，在我国各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并且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朱国宏，1992年）。这里要讨论的是与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的条件性相关的特殊人口问题。
1.出生婴儿性别比（SRB）失衡的问题
80年代以来，我国的总出生性别比TSRB（即以女婴为100 的活产男女婴儿之比）明显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和正常水平〔2〕， 而且分胎次的出生性别比PSRB[,i]（i＝1，2，3，4，5 …）随着胎次的增高而增高（见表1）。
表1 我国有关年份的TSRB和PSRB[,i]（i＝1，2，3，4，5…）
资料来源：a.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资料
b.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资料
c.根据全国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全国千分二生育节育
抽样调查及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Park，1995年）。
有关研究结果（曾毅等，1993年）证实，1983—1988年统计报告上显示的TSRB失衡值得怀疑，因为存在较严重的瞒报现象，经其计算，这几年的估计出生性别比ESRB如下：
表2 报告的TSRB和估算的ESRB（1983－1988）
年份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1988
1989
TSRB 107.7 108.3 111.2 112.1110.0 113.8
ESRB 106.2 106.5 107.8 108.8107.0 109.8
资料来源：Zeng Yi etal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increase in the Reproted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19,No.2,June 1993.
注：在这里，作者认为TSRB＝106.0为正常情况。
上述研究及其它有关研究（Park，1995年）的结果证实，瞒报出生女婴是TSRB失衡的主要原因，但除掉这一因素影响，估算出的ESRB仍高于正常值（106.0），说明造成SRB失衡的其它因素也存在，例如，非法的性别选择人工流产等等。本文认为，无论瞒报出生女婴，还是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或其它影响TSRB失衡的因素均产生于传统的、以性别偏好为主的生育观念与较强的行政控制力量的撞击之中。
一般地讲，如果没有较强行政控制力量和性别偏好，生育率下降与出生性别比失衡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和联系，历史上欧美国家出现的生育率下降过程并没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目前，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即使没有较强或很强的行政控制力度，但由于存在较严重的性别偏好也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失衡，（尤其是PSRB[,i]（i〉1 ）的严重失衡）并不是生育率下降的直接后果，但却与生育率下降过程的条件性密切相关，是以男孩偏好为主的传统生育观念与较强或很强的行政控制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男孩偏好存在的情况下，假设行政控制力度k＝1或k＝0，则瞒报女婴的动机不复存在；在强烈的男孩偏好不存在的情况下，即使行政控制力度k＝2，3，4，瞒报及其它行为也不会如此严重。因此，如果说男孩偏好是TSRB失衡的根源，则行政控制力度K 就是TSRB 失衡的“催化剂”。
事实上，重视生育率下降过程中TSRB和PSRB[,i]（i〉1 ）失衡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人口系统当前状态出现的问题，而且在于认识人口系统未来状态将会出现的问题和后果，例如，婚姻挤压等等，有关的研究（李南，1995年）已指出这一后果的严重性，在此不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
2.人口增长速度及增量的区域性差异和城乡差异
由于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在其生育率的下降过程中的行政控制力度K也相差很大，因此，人口增长速度和增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排除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这种差异仍然存在。
根据表3中的数据计算， 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序列相关系数分别为R[,1]＝－0.755和R[,2]＝－0.629，即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之间均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但并非很强的负相关关系，说明还有其它的因素控制着总和生育率。以个别省的例子分析，如广东、海南，它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较高，但其行政控制力度很难保证，因此总和生育率相对较高；反之，如四川，尽管其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较低，但其行政控制力度较强，因此，总和生育率相对较低〔3 〕。
表3 各省总和生育率、人均国民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比较
地 区 总和生育率a 排序 人均国民收入b 排序 人口平均受 排序
(TFR) 教育年限c
北京1.332 30 3376 2 7.78 1
天津1.661 26 2764 3 7.05 3
河北2.331 19 115015 5.45 17
山西2.461 14 112116 5.96 7
内蒙1.967 21 110518 5.71 10
辽宁1.505 27 1960 4 6.67 4
吉林1.806 23 134010 6.35 5
黑龙江1.713 25 1654 8 6.32 6
上海1.939 29 4569 1 7.54 2
江苏1.404 22 1670 7 5.77 8
浙江2.511 28 1779 6 5.51 14
安徽2.362 11
92224 4.63 25
福建2.362 17 127012 5.20 22
江西2.460 15
92523 5.17 23
山东2.124 20 1371 9 5.44 18
河南2.897
5
87527 5.46 16
湖北2.496 12 119614 5.56 13
湖南2.397 16
97620 5.67 11
广东2.512 10 1791 5 5.77 8
广西2.727
6
79029 5.38 20
海南2.932
4 119913 5.47 15
四川1.758 24
90625 5.36 21
贵州2.963
3
64130 4.19 28
云南2.588
9
95721 4.13 29
西藏4.222
1
84428 1.91 30
陕西2.705
7
93322 5.41 19
甘肃2.340 18
90426 4.30 27
青海2.468 13 111417 4.34 26
宁夏2.614
8 101519 4.91 24
新疆3.157
2 133311 5.61 12
资料来源：a.根据1990年全国人普查10%抽样数据计算。
b.《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
c.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10%抽样数据计算。
7
注：这里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e[,i]p[,i]/P，i＝0，1，2，3，4，
i=1
5， 6，7表示各级教育，ei＝6，9，12，15，16；Pi为具有i级教育水平的人口数，P为总人口。
此外，与区域间的差异相比，城乡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差异更大，尤其农村中以男孩偏好为主的传统生育观念更有基础，根深蒂固，因此，城乡间的行政控制力度K差异也相应更大， 传统生育观念与行政控制力度K之间的冲突也更强烈。因此， 城乡间的生育率（尤其是分孩次的生育率）存在较大的差异（见表4）， 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因此存在较大的差异。
表4 全国市、镇、县育龄妇女分孩次生育率（1989年）（‰）
城乡 总 计 第一孩 第二孩 第三孩 第四孩 第五孩以及以上
全国市 63.70 39.19
16.885.271.550.81
全国镇 82.29 39.42
26.07
10.873.802.12
全国县 89.02 39.48
29.58
12.594.363.00
资料来源：《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
注：这里的市、镇、县按行政建制划分。
生育率下降过程和目前生育率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城乡差异，使得我国的新增人口越来越多地出生和生存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和农村，新增人口在这些地区和农村的聚集不仅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加重这些地区和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负担，而且，将加剧地区间的贫富差别，拉大城乡差距，不利于人口质量的形成和提高，对改善当代和后代的生活质量也十分不利，难以实现这些地区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四、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反思人口质量问题
尽管我国80年代初就确立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基本国策，但十几年过去了，提高人口质量的位置究竟摆在哪里？在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约束下，结合上述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反思人口质量在人口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成为我国人口研究和人口管理决策的当务之急。
1.拓广人口质量概念——广义的人口质量
自80年代后期以来，人口质量研究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是陷于狭义的人口质量概念的争论之中。
本文认为，应该从系统的观点思考人口质量。广义的人口质量应不仅涵盖一定时空中人口系统中个体素质的总和，而且包含个体素质的整合和互动。以往狭义的人口质量概念（无论“二元论”还是“三元论”）所反映的仅仅是个体素质的总和，忽略了个体素质的整合形式和相互作用。从广义上理解人口质量，不仅可以使人们注意到个体素质的整合方式和相互作用。基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回头再次审视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属于人口质量范畴。例如，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问题，就个体素质而言，出生婴儿可能个个优生，身体素质很好，但就人口质量而言，SRB的失衡决定了个体素质的整合和互动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即使这些优生婴儿也能得到良好的后天养育和教育，但是，高素质的个体无法整合和互动，人口质量仍然存在严重问题。同样，人口增长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也会阻碍人口质量的形成和提高。就单个家庭来看，生活在贫困的、父母文化水平低的家庭中的孩子并非一定身体素质差，也不一定文化教育水平低。但就整体人口而言，贫困地区、农村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也相应落后，这种环境无疑会对该地区新增人口的质量形成和整体人口的质量提高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从广义上认识人口质量，首先就要区分个体的人的素质和总体的人口质量的差别。人口质量不是个人素质的简单加总或任何形式的加权和，而是个人素质的有机组合，具有系统特征，即整体性、组织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
2.重置人口质量在我国人口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正如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一样，人口发展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内涵，绝不仅仅是生育率或增长率的下降。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重新认识人口质量在我国人口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1）在人口发展过程中，控制人口数量是手段， 提高人口质量是目的。我国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初衷是为了促使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使我国的物质资料生产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但在一些地方的实施中，由于“一手硬、一手软”，即抓控制人口数量用硬指标，抓提高人口质量用软指标或无指标，致使对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产生迷惑，最终变成为控制人口数量而控制人口数量。在我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不能再低的时候，如果不及时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人口发展，而且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如通过城乡差异、地区差别、贫困差距的不断扩大等途径。
（2）全面提高人口质量是社会发展的关键。 由于我国的人口管理长期与计划生育工作结成一体，在提高人口质量方面比较重视优生工作，因此，全民的身体素质（尤其是婴幼儿的身体素质）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人口质量的其它方面却长期受到不应有的忽视。因此，应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全面提高人口质量（包括人口质量的各个方面：如综合的个体素质和个体素质的整合和互动）的意义，提高人口数量与质量协调管理决策的能力和水平。
（3）提高人口质量是稳定我国人口发展形势， 防止生育率大幅度回升的重要途径。在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协调管理中，不仅应看到人口数量控制对人口质量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应重视提高人口质量对控制人口数量的反作用。许多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女性教育水平对其终生生育的孩子数有显著影响（谭琳，1992年；联合国，1995年），不仅因为受教育对妇女的初婚、初育年龄提高和想要的孩子数有一定影响，更重要的是受过教育的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意识更强，更有可能有效地使用避孕方法，更有可能摆脱传统的生育观念，转向接受现代生育观念。以行政控制力量为主实现的低生育率具有不稳定性，使其由不稳定到稳定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继续广泛地宣传、服务和实施计划生育，并坚持一定的行政控制力度，二是广泛地发展教育，尤其是落后、贫困地区的妇女教育，从根本上转变“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提高妇女地位，减轻由性别偏好产生的生育决策及行为与行政控制力量之间的冲突。
注释：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一般认为，TSRB在105—107之间为正常。
〔3〕参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89年p304、p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