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去了秦国,想找一条出路_屈原论文

屈原去了秦国,想找一条出路_屈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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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733(2012)04-0050-04

屈原到过齐国,与秦国势不两立是自司马迁以来的观点。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於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昧。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柰何绝秦欢!’怀王卒行。……竟死於秦而归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先秦文学史》:“(屈原)曾东使于齐,主张合纵抗秦。”[1]其他著作观点皆然。笔者细读《离骚》,认为司马迁的记载未必信实。屈原主要是作为楚国的外交代表,楚怀王的立场就是屈原的立场,怀王要与齐国交好,屈原就出使齐国,同样怀王与秦国结好,屈原就出使秦国。司马迁或淮南王刘安以汉人的视角看待屈原,汉人以秦为鉴,秦是汉人的反面教员,屈原既然是一位光辉的人物,一定是站在反秦的立场之上。但是《屈原传》和《史记》中其他人物传记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其前面部分主要是建立在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之上的,而后面的部分是《渔父》、《怀沙》的转载,其他部分也不能在《战国策》中找到证据。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只要解读楚辞文本,而方法得当,是可以和司马迁进行分辩的。下面我们将从《离骚》和其他资料出发,证明屈原不仅到过秦国,而且对秦国有过幻想。

一、《离骚》所写诗人两次上天象征屈原两次到秦国的外交活动

历来视《离骚》两次上天为屈原的求索过程,表现他对理想的追求,借用的是神话设想。但是结合屈原惯用的艺术手法,《离骚》中两次上天,实际隐喻的是他两次到秦国的外交出使活动。游国恩先生的《论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指出:“至于屈赋各篇中尚有虽非正式用‘比兴’,而其词句之间有意无意,仍隐含‘比兴’意味者尤不可胜举。由此看来,屈原的辞赋差不多全是用‘比兴’法来写的了,其间很少有用‘赋’体坦白的、正面的来说了。”[2]游国恩先生在此文中已经列举了屈赋一大批的隐喻例证,如“以栽培香草比延揽人才的……以善鸟恶禽比忠奸异类的……以规矩绳墨比公私法度的……以女子身份比君臣关系的……以古事比现实的……在表现技巧上可谓极尽巧妙的能事。”[2]游国恩先生虽然举出了屈原辞赋中大量的隐喻,但是并未将屈子文章中的全部比喻都找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遽数之,不能终其物”[2]。屈赋的早期作品《离骚》更是典型,其间叙述,无一不是比喻,那么作为楚国外交行人身份的屈原,在他的诗歌中,记载过外交活动没有?我们认为,《离骚》中所写两次上天其实就是屈原的此种记录。在第一次上天中,屈原记录的是他朝发轫于苍梧,到西方的悬圃崦嵫;第二次记述的是从天津启程,晚上到达西极。表面上是驾着浩大的车队,在天上行进,实际暗指他的两次外交活动,以及求取前途的尝试。

两次上天,从出发点到西边极处,是一个庞大的车马队伍。《离骚》写道:“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於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饮余马於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又写道:“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虽然是在天上行进,但具体的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车马队伍,前段中有“饮余马”,后段中有“余马怀”,而且规模极大,“屯余车其千乘兮”,所谓“千乘”,这实际是显示楚国的外交排场。《离骚》中这种驾车马的描写,除此两段之外,其他尚有多次,“乘骐骥以驰骋兮”,“恐皇舆之败绩”,“回朕车以复路兮”,“步余马於兰皋兮”,“登阆风而緤马”,正是屈原平素生活记录。特别是他“周流上下”,“相观四极”,是外交生涯的实际表现。这种情况在《战国策》中反复出现。《战国策·秦策一》:“革车百乘,绵绣千纯,白壁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黄金万溢为用,转毂连骑,炫熿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战国策·西周》:“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战国策·秦五》:“乃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姚贾辞行。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齐策三》:“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魏一》:“魏使李从以车百乘使于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楚一》:“乃遣使车百乘,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楚三》:“王发上柱国子良车五十乘,而北献地五百里于齐……遣景鲤车五十乘,西索救于秦。”战国行人出使外国,少则数十乘,多则百乘,楚国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其外交代表出行车马常常多于他国,炫耀于人,使人震惊于楚国的实力,从而镇服别国。在这个过程中,屈原的事业心荣誉感得到极大的满足,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离骚》惯用比喻的方式叙述平生经历,这两段中的巨大车队,不是外交活动,还能有其他可能吗?

屈原去的国家就是秦国。“县圃,神山也。在昆仑之上。《淮南子》曰:‘昆仑县圃,维绝,乃通天。言已朝发帝舜之居,夕至县圃之上,受道圣王,而登神明之山。”[3]“崦嵫,日所入山也。”[3]县圃,在昆仑山之上,而昆仑山,正是在西边。崦嵫,是在日入之处,即是在太阳落山的地方,也在西边。’“若木,在昆仑西极,其华照下地。”“《淮南子》言,白水出昆仑之山,饮之不死。”“阆风,山名,在昆仑之上。”[3]屈原第一次上天的终极地是西方,而秦就在楚国的西边。《离骚》写第二次上天与第一次相比,说得更清楚:“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邅吾道夫昆仑兮……夕余至乎西极。……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诏西皇使涉予。……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赤水出昆仑山。……不周,山名,在昆仑山西北。”[3]第二次去的地方,是纯粹的西方,昆仑、西极、流沙、赤水、西皇、不周、西海,都是西方地名,如果说这次也是外交经历,作者去的不是秦国,还有可能是别的国家吗?

当然更明显的证据是“飞廉和若木”两个名称,《离骚》写道:“折若木以拂日兮,……后飞廉使奔属。”据《史记》记载,这两人都是秦国的正宗祖先。《秦本纪》:“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蜚廉即是飞廉。《离骚》记录上天写到二人,而二人都是秦君的先祖,不是比喻秦国,还能有别的可能吗?暗示是再清楚不过了。

显然屈原对秦国有巨大的幻想。《离骚》所写诗人第一次上天最后到的地方是天庭所在地。“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而第二次出行,是在屈原征询灵氛巫咸之后的选择。“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两次寻求出路竟然都是同一个国家,足见秦国在屈原心目中的地位。当然屈原求出路最后以失败告终,秦国没有成为他的选择,但是不能否认他的实际努力。

二、屈原出使秦国的现实背景

屈原的活动,主要是在楚怀王时代,这决定了屈原的人生选择。屈原的一个身份是楚怀王的外交大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为楚怀王左徒。……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在被怀王疏远之后,曾经出使齐国。“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於齐。”《屈原传》没有记载屈原出使秦国。但是屈原即使在被疏远时都能出使齐国,出使的国家包括秦国并不是没有可能。怀王曾与齐国交好,是合纵派领袖,而后来与齐国断交,与秦国交好,纵然被张仪反复欺骗,也对秦国深信不疑。《屈原传》:“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於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於秦而归葬。”张仪作为秦相在楚怀王六年时曾与楚王、魏王、齐王相会,在怀王第十六年秦楚第二次合约,之后楚怀王与张仪和秦国还有两次友好。总之楚怀王在位时间的大半时间与秦是亲善的,尽管愚蠢至极,怀王的外交赌注却一直押在秦国的身上,这就决定了楚国的外交路线。作为楚国外交使臣的屈原,必须完成怀王的外交使命。如果屈原这段时间经常出使外国,到秦国去,在情理上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从屈原的众多诗篇看出,屈原与怀王的感情一直非常深厚,他对怀王有一种特殊的情结,这决定了屈原的行动,不会与怀王有太大的歧异。《离骚》虽然表达了屈原对怀王的怨恨之情,但这是建立在他的极为深厚的忠诚之上的。“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他和怀王间的关系,他用男女关系比喻,如“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君臣关系虽然密切,但毕竟掺杂利害关系,与男女关系相比,还是要逊色一些,而屈原却反复相比,足见他与怀王之间,有着格外深刻的联系。《离骚》中三次求女的旨意是,指向他和怀王的特别关系。而在《九歌》中,最核心的是四对配偶神的诗篇,《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大司命》、《少司命》,《东君》、《云中君》,也还是用男女比君臣,表明他和怀王的关系非同一般。而《九章》的《惜诵》、《哀郢》、《怀沙》、《思美人》等篇章,一再地表达他的忠君情结。《惜诵》:“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忘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思君其莫我忠兮,……事君而不贰兮。”《哀郢》时时思念故乡和郢都,时时系心怀王:“出国门而轸怀兮……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抽思》:“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思美人》:“思美人兮,揽涕而伫胎。……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怀王后期坚持与秦国的友好战略,屈原也许思想上难以接受,但是行动上,必须积极配合。他既然能去齐国,同样可以到秦国。虽然《史记·张仪传》、《屈原传》载有屈原的反秦建议,但在《战国策》中,这些言行多半出自陈轸,《战国策》中没有任何屈原的历史记录,则知《史记》的相关记载并非绝对可信。

三、楚国人士奔赴秦国现象与秦国对客卿的吸引

后人看战国历史,觉得秦楚冰炭不容。而当时楚国的人士并不这样看待秦国,楚国与秦国的关系,一点也不比楚齐赵韩魏燕关系差,楚怀王虽为纵长,似乎是天生的合纵派,实际上外交路线是合纵连横交替使用,从来都不固守其中的一端。而且两策之中,合纵的策略还大占上风。楚国即使是采用合纵政策,而其推动者多半来自楚国之外的人,如苏秦、陈轸等。而连横政策,固然主要由张仪、甘茂来完成,但即使以合纵为主的陈轸也曾到过秦国,在秦楚之间纵横牟利,而楚国自己的人士,如靳尚、令尹子兰等也很热切地配合这个策略,而昭雎、昭阳等在合纵连横之间反复无常,屈原的同姓屈盖曾经当过秦国相国,秦昭王母亲是楚人,昭王子秦孝文王的正牌夫人华阳君也是楚人,之后其子庄襄王因此改名子楚,就是为了获得她的欢心。到了楚顷襄王时代,从其在位的第七年开始,娶秦女为王后,基本实行的是与秦友好的连横政策。虽然从顷襄王第十九年开始,秦国又对楚不断进攻,吞并楚国名城鄢、郢,使楚都迁徙到陈地,并反复玩弄楚国,使楚国无法摆脱秦的控制。

然而,楚国后期春申君的崛起,却又是受惠于与秦国的友好策略,因此其主政早期,连横始终是主流外交路线。《史记·春申君列传》:“顷襄王以歇为辩,使於秦。……秦昭王方令自起与韩、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黄歇適至於秦,闻秦之计。当是之时,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东至竟陵,楚顷襄王东徙治於陈县。……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曰:……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谢韩、魏。发使赂楚,约为与国。黄歇受约归楚,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於秦,秦留之数年。楚顷襄王病,太子不得归。而楚太子与秦相应侯善,於是黄歇乃说应侯曰:‘相国诚善楚太子乎?’应侯曰:‘然。’……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归,出远矣。歇当死,愿赐死。’昭王大怒,欲听其自杀也。应侯曰:‘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秦因遣黄歇。歇至楚三月,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楚考烈王能回楚国继承王位,就是归功于应侯范雎的配合,春申君因此才能当上楚国国相,使之专权二十五年。可见在楚国内,连横路线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而之后这种外交策略又会得到多么积极的执行。

其次,在秦国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穰侯、甘茂和李斯,竟然都来自楚国。《史记·穰侯列传》:“穰侯……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秦武王卒,无子,立其弟为昭王。昭王母故号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号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号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这位穰侯立秦昭王,荐用名将白起,自己为秦之将相三十年,对于秦国的事业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其姐姐就是秦昭王的亲母,其弟为秦的华阳君,华阳君芈戎在秦楚之间起过牵线作用。《史记·穰侯列传》:“太史公曰: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於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穰侯可谓功高一世。《樗里子甘茂列传》:“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术。因张仪、樗里子而求见秦惠王。王见而说之,使将,而佐魏章略定汉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张仪、魏章去,东之魏。蜀侯煇、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还,而以甘茂为左丞相。”下蔡在楚国境内,甘茂自是楚人,他在秦国的霸业中也曾发挥重要作用,也曾在秦楚之间两面谋利,其孙甘罗后来也作出惊人事业。而李斯的作用也是不用多说的。《李斯列传》:“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秦最终成就帝业,李斯有最大功劳。秦国并天下,发挥关键作用的竟有三人源自楚国,表明楚国人并不排斥到秦国实现理想!

事实上秦是一个最能利用外国人才的国家,这是它最终统一天下的首要原因。李斯《谏逐客书》叙述秦国吸纳人才的辉煌历史:“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来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殿盛,国以富疆,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疆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特别是战国时的商鞅、张仪、穰侯、范雎,无一例外是外国人,其他还有蔡泽、李斯本人、甘茂,蒙恬的祖父蒙骜、姚贾、大梁人尉僚、思想家韩非,都来自他国。战国著名的四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前三人都是宗室,而春申君也是楚国自己人,而与之相对的秦国相国文信侯吕不韦是韩国人,可见秦国是外国才士实现理想的舞台,对外国人才有巨大的吸引力。

屈原如果当年曾至秦国,对秦国抱有幻想,再自然不过。可以说,在战国各国,秦国是志士们最期待的国家,远胜其他六国:楚国排挤贤才,昏庸当道,齐国暴君女主当权,宗室同姓执国柄,韩、赵、魏三家用亲远贤,奸人得志,燕国力小国弱,难以发挥影响,能展开理想事业的国家,莫过于秦国。此时秦国用人开放豁达,不论出身出处,唯才是举,使来到此地的人才深受感动。这种环境,即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屈原在楚国受怀王疏远,被奸臣排挤,不得家人理解,在朋友的劝说之下,欲到他国寻找出路,而现在就有这样一个可能实现理想的国家存在,你说他能不动心吗?当然因为各种原因,如他在《离骚》中说的第一次是“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闾阖而望予”,无人介绍;第二次是“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因怀恋故土而不忍去国离乡,最后没有前往秦国,并不能说屈原自己没有寻找前途的企图。

[收稿日期]201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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