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寻“路标”——侨民时期的斯图卢威及其自由主义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侨民论文,自由主义论文,路标论文,斯图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俄国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重大转折时， 同时也是俄国思想文化史发展最激动人心和波澜壮阔的时代。毫无疑义，在这个社会大转型和思想大论战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是来自于各个营垒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主张、他们的政治理论、他们的孜孜追求、他们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的人生际遇构成了最鲜活的俄国思想史。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库沃希诺夫（Ｂ.Ａ.Ｋувшинов）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重新开始拥有显著的地位了，并且提高了对自由主义历史的兴趣。”[1]（p.44）彼·别·斯图卢威（Петр．БернгаДович．Струве，1870—1944年）作为这一时期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中的领军人物，其思想演变经历了从“左”到“右”的多次摇摆，发生了从“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保守主义”的游离，反映了那个时代俄国知识分子最普遍的心态和命运。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前苏联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 斯图卢威还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反革命分子”“苏维埃政权凶恶的敌人”的代名词[2]（p.2279），过多地关注于他作为政治活动家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的政治立场和表现，而忽视了他作为思想家的学术成就以及侨民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主要活动，更缺乏对他一生的思想发展和学术成就的全面评价。本文仅就侨民时期（1921—1944年）的斯图卢威的自由主义思想略作探讨。
一
斯图卢威出生在彼尔姆省长的家庭，其家族来自于普鲁士的施勒斯维格——荷尔施泰因。少年时代的斯图卢威在斯图加特开始了自己的学业。返回彼得堡后，他转入城里最好的文科中学学习。因此，可以说日耳曼教育和斯拉夫文化同时对他产生过影响。不仅普希金、妥斯托耶夫斯基的语言对少年斯图卢威产生了影响，而且他还接触了斯拉夫派代表人物伊·阿克萨科夫的思想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并且参加阿尔谢尼耶夫组织的文学沙龙。
1891—1892年，斯图卢威赴奥地利的格拉茨大学学习，在国外， 他接触了大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著作，并且着手组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小组。但此时的斯图卢威世界观和政治观并未确定，他后来承认那时比较容易受时势和各种思潮的影响，即“我们在那时一会儿是托尔斯泰派，一会儿又是激进派，一会儿又是社会主义者”[3]。但是，最吸引斯图卢威的还是极具批判功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斯图卢威解释对自由的热爱和使人民摆脱苦难的负责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动机[4]（p.287）。
19世纪80年代后， 极具批判意义和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俄国思想文化界的楚翘，但是在俄国知识阶层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和运用是不一致的。其中划分出以列宁为代表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运用于革命实践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和以斯图卢威为代表的“批判的（自称是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派。
十月革命给俄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巨变，导致俄国社会分裂。除了主要由前沙俄将军领导的白卫运动之外，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的思想文化界一些人也以自己的方式，以出版物、各种论坛和大学课堂发起了对苏维埃政权的“进攻”。1922年3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发表了列宁的重要文章《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他在文章中宣布“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必须对这一类现代‘有教养’的农奴主作斗争”之后[5]（p.612），在哲学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宣战。苏维埃政权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属下设立了图书出版管理总局，对私营的出版物进行监督，加强了书报检查。同年夏天，解散了一些从事反苏维埃活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学术团体，查封了《思想》、《经济学家》杂志，并且驱逐161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其中有斯图卢威的亲密朋友或政治同道者哲学家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和弗兰科等人。1920年底，斯图卢威离开弗兰格尔政府，移居布拉格。
驱逐反苏的知识界人士作为一个政治信号与大规模武装反苏行动的失败促使200余万俄国居民选择了远离故乡和祖国，奔波异国他乡的道路，构成了在俄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极为少见的现象。俄国侨民们宣称“我们不是侨民，而是难民”，因为“侨民是离开祖国去寻找更好的生活，而我们是在十月政治变动被迫离开祖国的人，为的是拯救自己的生命”[6]（序言）。
任何一个俄国侨民踏上异国土地之后，不论其原来的身份高还是低、 经济状况好还是坏，大都须经历一番痛苦和艰辛的努力。 德国学者赫·叶·弗里克曼研究了1919年到德国的俄国侨民的生活问题，认为“除了少数银行家、餐馆老板、医生和律师外，俄国难民实际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和生活在无法想像的条件下，许多人因为饥饿而死”[7]（pp.11—12）。著名作家和评论家梅列日柯夫斯基1923年给自己的出版商写信，恳求希望“例外地得到预付款”，因为“我们俄国作家，现在处于极其困难的经济状况条件下”，“我想，欧洲社会甚至还没有看到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灾难性状况下生活”[6]（p.67）据国际劳工局1923年公布的统计资料，欧洲的100万俄国侨民中，已经有80万找到工作，但仍有20万人仍处在失业状态[8]（p.17）。因生活所迫，“以前的大管家去厨房洗土豆，总督将军的妻子去站柜台，前国务会议员去挤奶，军官的妻子变成了洗衣妇”成为常事，甚至“有谁穿着漂亮的西装在时髦的饭店吃午饭就会受到大家的谴责。”[9]（p.24）对于斯图卢威来说也是如此，他陷于物质生活上的贫困状态。他在1939年5月给弗兰科的信中说：“我希望，不会由于麻痹而跌伤，不会失去理智，或许那个时候俄国侨民会想起我。”[10]（p.170）
侨居国外期间，斯图卢威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敌对态度没有一丝改变， 他甚至与从前的同道者之间发生了冲突，特别是与那些在最初一段时间里生活在俄罗斯，与苏维埃政权共处过的人。别尔佳耶夫回忆自己在1922年底初到德国后，斯图卢威与他“彻底断交，不再见面，中断一切来往”，别尔佳耶夫感到斯图卢威等“侨民的敌对情绪使我备受折磨”[11]（p.230）。弗兰科也谈到了斯图卢威不调和的反苏反共立场，“对布尔什维克道德上的否定，与布尔什维克积极斗争的认识”完全促使斯图卢威形成对俄国的否定态度[10]（p.125）。直至1928年， 他始终是白色侨民（Белая эмиграция）中反苏和反布尔什维克的著名政治活动家。
1926年，斯图卢威担任了联合右翼和保守派力量的国外代表大会的主席职务， 他成为君主立宪组织“俄罗斯民族联盟”的创始人之一。他通过出版和写作继续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斗争，创办了《复兴》杂志，但最终报纸的投资者剥夺了斯图卢威的编辑权，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份报纸对于斯图卢威来说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尽管它在许多方面的缺陷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即这份报纸“纯粹是由侨民创办的，而且断绝了与俄国国内的社会联系”，因此，办不下去是或早或迟的事了[10]（p.137）。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终于决定废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这一重要措施不仅对于促进国内经济恢复和激烈的社会矛盾，而且对于俄国侨民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21年7月，在布拉格、巴黎、 柏林和哈尔滨等地相继出现了一些政治派别，出版《路标转换》（Смено вехи）杂志和文集，宣传自己的思想，被称为“路标转换派”。“路标转换派”以侨居布拉格的尤·维·克留尼奇科夫、侨居中国哈尔滨的尼·乌斯特里亚洛夫为代表的白俄侨民认为，新经济政策表明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重大转变，苏俄的发展正转向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应该从爱国主义和护国主义出发，放弃武力推翻或颠覆的途径，与苏维埃政权合作，参与新国家的建设，并促使苏维埃政权加速演变。“路标转换派”在国外侨民中和国内引起极大的反响。《路标转换》文集多次再版，其作者们被邀请参加在巴黎、柏林、布拉格等城市举行的辩论会。苏俄政府对“路标转换”的主张表示欢迎。苏俄驻德国全权代表波·拉·拉宾斯基于1921年10月12日向国内发来电报，报告克留奇尼科夫愿意同前沙皇政府枢密院首席检察官维·思·里沃夫一起参加将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的苏俄代表团，准备在美国政界游说以利通过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决定。列宁非常重视，他在这份电报上批注“非常重要！应该支持！”[12]（pp.321—322）。苏维埃政权利用一切方式扩大“路标转换”思潮的影响，在1922年8月召开的俄共（布）12大的决议中强调：“那个被称为‘路标转换’的思想流派到现在还能起到客观的进步作用。它联合和并将联合准备与苏维埃政权‘和解’和准备为了复兴俄罗斯而与苏维埃政权一起共事的那一些侨民团体”[13]（p.34）。
“路标转换派”试图“根据对革命的新的感受”重新评价革命前的思想， 重新审视与革命、国内战争、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新的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任务等相关的大问题，因此他们遭到了来自一系列国外侨民知识分子的批评。斯图卢威对“路标转换”运动坚决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在改变了道德心理的理智中，《路标转换》是俄国精神发展史中最可怕的现象”，他称“路标转换派”是“下流的”和“怯懦”的面对苏维埃政权的见风使舵者[14]（pp.2—7）。前临时政府总理、社会革命党领袖克伦斯基领导的《日子》（День）报称《路标转换》的作者是一群“雇佣思想的人们”[15]。《路标》作者之一阿·斯·伊兹哥耶夫称《路标转换》文集是“作为俄国知识分子思想骚动的征兆表现出来的”[16]（p.9）。
斯图卢威是侨民运动中的“积极主义”思潮的积极的倡议者和思想家。 所谓“积极主义”，主张的是通过一切方式和任何人结盟积极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它预见共产主义将失败，新俄罗斯将产生。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在国外称之为“国外积极主义”，苏联国内的称之为“地下积极主义”。“国外的积极主义”首先要在外国人和俄国侨民中做工作。1930年发表的《论俄国国外的积极主义》提纲解释说，积极主义不仅在俄国的境内与共产主义进行武装斗争，而且“任何的国际组织，任何的反对共产主义，任何积极的反对共产主义的行动，削弱他们的力量和成绩，都是积极的表现”，因此愿意与一切反苏反共的力量联合。并在巴黎成立了国际反共联盟，联盟下设俄国委员会，并有常设的书记处。在外国人中所做的基本工作是联合最强大的国家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国外积极主义”也强调爱国，强调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使俄国成为独立的外交上的大国而奋斗”，“谁拥有了第二祖国，那么第一祖国也就丢掉了”。提纲认为，侨民在政见上的分歧是有害的，应该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反共产主义阵营。这项任务不应受民族或宗教的分歧的干扰。“保存自己的俄罗斯心脏和自己对俄罗斯的忠诚，不受任何外力的影响。”提纲呼吁让全世界知道共产主义的现实威胁，如果西方国家不采取行动，共产主义将会统治全世界，将建立红色恐怖。提纲指示在报纸、杂志、议会、俱乐部、宗教中心、工厂，各类学校，科学机构进行宣传。在侨民中进行各种宣传，反对政治的冷漠和消极，另一方面反对侨民的政治分裂[17]（pp.8—14）。
“欧亚主义”是俄国侨民的另一种有影响的思潮，它试图解决19世纪初“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为俄国发展指出道路。该思潮认为，俄国既是欧洲国家，也不是亚洲国家，俄国所处的是“欧亚大陆”，因此俄国无须困惑于是走西方式道路，还是走东方式道路，俄国完全应该属于自己的道路。著名作家列·恩·古米廖夫说：“当别人称我欧亚人时，由于某些原因我不拒绝这个称呼。第一，这是强大历史流派，如果我被吸引到这里，它将给我以荣誉。第二，我认真地研究了这个流派的著作。第三，我实际上同意欧亚主义者基本的历史方法论的结论”[18]。除古米廖夫外，该思潮的代表人物还有恩·斯·特鲁别茨科依大公、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波·恩·萨维茨基、宗教哲学家格奥尔基·弗罗洛夫斯基。欧亚主义者认为新经济政策实行，表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疑死了”。布拉格成为欧亚主义的中心，出版《欧亚主义学报》、《欧亚主义编年》、《欧亚主义期刊》以及《出路在东方》文集。欧亚派的思想与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不谋而合，即强调思想意识在国家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和联邦主义原则。在20年代末，欧亚派试图变理论为实践，建立欧亚党。但这个尝试没有成功，这个阵营分化成两部分，原因在于一部分人支持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国家建设，而另一部分人反对。
斯图卢威、历史学家波·恩·米留料夫和哲学家弗兰科等人反对欧亚主义， 1927年弗兰科写信给斯徒卢威表示：“我当然不是欧亚主义者，任何时候也不将是，因为任何时候我都未被套到欧亚主义的战车上。我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倾向的思想和道德上的浅薄性，孩子气的原因就在这里”[10]（p.135）。
二
俄国侨民虽然身处异国他乡，颠沛流离， 仍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维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他们的信念是：“我们不是被流放，我们是自愿派出。”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传播俄罗斯文化的使者。尽管斯图卢威对苏维埃政权极端仇恨，但是在他心目中“伟大的俄罗斯”仍然是占据第一位的。对此，德国哲学家舒伯特早在1938年就曾评价：“俄国侨民运动是跨世纪意义的事件。尽管现在很少有人看到这一点，即它对东西方交流，继而对于西方的精神命运的意义是显著的，自1453年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以来，受过古典教育的俄国人涌入了欧洲。……300 万属于精神上先进阶层的东方人涌入欧洲人中，并带给他们至今欧洲不知道和无法得到的文化。这个事件将导致的后果将要经历数十年后才能明显地体现出来。”[19]（p.41）
同许多有意识、有责任、有才华和有能力的侨民一样， 斯图卢威致力于在异国他乡，在难以想像的生存环境中和所在国的主流文化强大压力下，艰苦不懈地的创办科学研究机构、各类学校、各类俄文报刊、各类艺术团体、东正教堂，努力保存俄罗斯语言文字、学术传统、宗教信仰，努力使侨民的下踊代不忘记祖国的文化，以俄罗斯民族精神教化侨民及其子女。
斯图卢威担任了1921年在布拉格建立的国际俄国学术组织联盟主席职务。 会员包括500多名在南斯拉夫、德国、保加利亚、英国、意大利、土耳其、法国、波兰、立陶宛、瑞典、瑞士、芬兰、爱沙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俄侨学者，后又有中国和北美的俄侨学者加入。联盟每年召开代表大会及学术会议，1924年的第三届代表大会规模较大。斯图卢威参与创建设在柏林的俄国科学学院，担任历史和文化课题的教学。斯图卢威担任在布拉格的俄罗斯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院的教授。1928年，斯图卢威移居贝尔格莱德，组建俄国科学学院，它后来成为1933年4月成立的、由南斯拉夫国王阿列克谢资助的“尼古拉二世宫”的下设机构。斯图卢威担任俄国科学学院社会科学部主席职务，斯图卢威将很大的精力用于教学，但是据他的同时代人回忆，“人们可悲地看见，他在讲授自己博大精深的课程时，教室里面对的只是些为数不多的俄国老将军和老太婆”[10]（p.155）。
侨居国外期间，斯图卢威放弃了索菲娅经济研究所的领导职务， 恢复《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ий мысль）杂志（1921—1925年，布拉格——巴黎），《俄罗斯》（Россия）报（1928年）， 参加《俄罗斯和斯拉夫人》（Россия и Славянство）报的领导工作（1928—1932年）。但由于缺乏充足的资金，这些报刊最终停止出版。
1928年后，政治逐渐地退出了斯图卢威的生活，他全力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从事《自远古至今的俄国社会和经济史·与俄罗斯文化和俄国国家体制发展相关》、《经济思想史》、《批判哲学史》等著作的撰写，而前者最终没能完成，后者手稿丢失。1930年，斯图卢威参加了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俄国作家代表大会。斯图卢威出席这个会议不仅仅是由于大家一般意义对他的尊重，而是对他文学创作的成就的承认。斯图卢威的出版业绩对于许多俄国文学家、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如著名诗人阿·布洛克、政治家谢·维特、文学家尼·列思科夫和政治家马·罗将科等）来说有目共睹。他们认为，斯图卢威本人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具有多方面才能以及很高的艺术天赋的特点。在对普希金的作品中，斯图卢威认为自己感受到了“鼓舞性的召唤和全人类的伟大经验”；在妥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他看到了“俄国精神复兴的先知”；在伊万诺夫·阿克萨克夫的伤口他找到了“代言的法律和真理”[3]（pp.23—42）。他认为，通过这些观点可以看到作者对文化价值和人文思想深刻的忠诚。弗兰科评价斯图卢威：“以普希金的方式或者是哥德的方式祝福生活，热爱生活和评价生活，保持对他的兴趣，并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重要和有意义的。”[10]（p.202）承认人类生活的重要价值促使斯图卢威关注文化问题。斯图卢威认为：“在任何时刻，甚至是在革命最紧张的时刻，文化都不是不存在的小零碎”[3]（p.9）。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斯图卢威的命运发生了转变。1941年，德国法西斯占领南斯拉夫。由于一个亲德俄国侨民告密，斯图卢威被关进格拉茨监狱，经受了生死考验。对此，他的好朋友弗兰科拥有亲身的感受。弗兰科回忆：“为了躲避德国占领军，因为，我不是雅利安人，被逐出境和毒气室的死亡威胁着我。到1945年，才与我的孩子们联系上。”[10]（p.368）3个月后，斯图卢威才获得自由，于1943年辗转来到巴黎。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斯图卢威陷入矛盾之中。按其本意，他既不能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也不能接受希特勒主义，因为在他看来，两者基本同源。他希望德国法西斯占领莫斯科以结束斯大林体制，但是这又毁灭他心目的“伟大的俄罗斯”。随后，斯图卢威又把自己的期望寄托在同盟国军队之上，把丘吉尔看成是他的拯救之神。斯图卢威在信中曾经预先警告西方阵营“拒绝与斯大林共同行动”，因为这样是危险的。他建议英国“在德意志民族中打下一个楔子，这个民族的机体基本上是健康的，而他的领袖则是精神失常的。”[20]（p.432）这自然需要以国际力量干涉德国，于是斯图卢威又回到了政治问题上了。
在巴黎，他开始了《批判哲学体系》和《俄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斯图卢威仍然坚持去法国国立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他由衷地承认，“当体力走下坡路时，作为作家和学者，在70、80岁时终于成熟了”[10]（p.183）。1944年2月26日，斯图卢威因病在巴黎去世。
三
作为政治家的斯图卢威已经属于历史， 但作为思想家的斯图卢威将永远保留在俄国思想文化史扉页之中。斯图卢威还是在20世纪初就以个人自由、文化和民族和谐的价值观向全人类发出号召，他的学术遗产补充了我们对俄国历史的个人理解。在自己的世界观方面，斯图卢威始终坚信自由主义思想和立场，因此他对无论是“左翼”阵营，还是“右翼”阵营都进行了不寻常和长期的批判，同时他也被迫接受来自“左翼”与“右翼”两个阵营的诘难，而且自己也经常不自觉地滑入某一个营垒之中。斯图卢威自称“在哲学领域是一个批判主义的实证主义者，在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是一个坚决的、但完全不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21]（p.5）。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孤独和痛苦的探寻之后，斯图卢威宣布自己衷情的是“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推崇的是立宪主义的国家发展道路，倾心于英国式的国家体制。
斯图卢威是一位哲学家， 但是他在哲学方面的成就主要的不是表现在对哲学原理以及宗教哲学方面的研究上，主要的是表现他的政治哲学观上，表现在他将自己的哲学观点应用于对俄国历史、现实及未来的深层思考之上。对于斯图卢威来说，任何思想都不是抽象的，即“一般地讲，历史活动家只是外壳，由于某些任性而被注一些内容的”[22]（p.3）。
斯图卢威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观点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最初，在1905 年革命失败之前，他还是照搬英国自由主义的理念，即坚守“绝对的个人主义”的原则，强调“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精神都不是本质和实质”“自由主义就其形式是作为对个人不可分割的权力的承认，……是真实的民族主义的唯一外表，是真正的对民族精神的尊敬和自尊，是对民族精神的活生生的载体和民族精神创造者权利的承认”，他反对“对经验主义的国家的神话，即神话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23]（p.541），他还在国家中发现了“超乎人的存在的特别倾向”[23]（p.542），国家是超理性的和“脱理性”的[23]（p.406）。但1905年的改革、革命和失败惊醒了斯图卢威，他从中看到了个人主义和个人欲望的极度膨胀。政府和最高统治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拒绝改革，拖延改革，最终以国家暴力的血腥方式压制了人民大众的民主和自由呼声。而反对派和激进主义者出于对国家的憎恨和个人欲望的放纵，拒绝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结果是个人主义战胜了理智和责任，最终地将俄国拉上革命的深渊，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通过《路标》和《来自深处》的探讨，在经过深刻反思之后，斯图卢威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政治哲学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将国家利益和“伟大的俄罗斯”利益放在首位。斯图卢威承认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自由主义”作为个人政治生活的原则与作为“国家的限制其内部的个人活动范围的力量”的“帝国主义”有着深刻的冲突。他试图调和这一矛盾和冲突，致力于将自由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将“伟大的俄罗斯”作为自己的最高信念和最终归宿。他认为，民族精神活跃和存在于国家之中，引导新老一代人思想的继承，精神世纪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之中，所有民族都与“最高原则”相连。他提出了“爱国主义情感”的概念，爱国主义即是对祖国的爱，在“个人生活与国家使命”结合的基础上，理解不合理的宗教情感和道德的完善。最终，在他政治哲学研究中，国家学说处于中心位置，而“自由俄罗斯帝国”——“伟大的俄罗斯”的思想则是国家学说的核心所在。正是在政治和法律哲学上表现了他的自由保守主义或称保守的自由主义观点的特点。
斯图卢威强调在国家、民族、和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他认为民族和民族性是最初的组织原则，是与社会生活的神秘相关联的独特的自然现象。民族作为柔性的自然现象是不定形的和易变化的，然而又集中了表现了创造伟大文化和国家制度的潜在能量。民族精神在具有包罗万象和多元特性的文化中构成了自己的客观的化身。文化是形成强有力的和有意识的民族原则——国家的直接中介。文化是否丰富和是否深刻决定了它是否有可能使其他的民族和国家服从于自己。斯图卢威把民族与国家的分歧看成是文化的分歧，要战胜那种把认识水平、纪律程度和秩序看得过高的文化。国家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精华和能量的核心。斯图卢威是俄罗斯国家起源的诺曼说的拥护者，他认为罗斯人在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下联合成为民族国家，国家强大的思想成为民族自觉意识的核心，到16世纪下半期，俄罗斯成为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大帝国，它有能力和意志扩展自己的境界。斯图卢威认为俄罗斯文化就是俄罗斯帝国的精神基础。斯图卢威坚信：“只有俄国人民拥有了真正的国家性精髓，并且准备为保护它勇敢地与它的任何敌人作斗争，只有过去的活的传统基础上和在对于现在及未来一代人都是弥足珍贵的成就的基础上才能建成伟大的俄罗斯”[21]（封底语）。
俄罗斯学者茹科夫评价：“斯图卢威主要功绩在于， 他以自己的活动积极促进民族自由主义思想主张，促进俄国政治力量在20世纪初关注保存和发展俄国国家体制问题，在20世纪末和新千年大门槛前不忽视其紧迫性。”[21]（p.7）斯图卢威留给后人这样的精神遗嘱：
“无论是你信仰社会主义，还是共和制，或者是村社， 对于俄罗斯来说都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对于它来说重要的是，你应该尊重它昔日的强大，并尊重和支持它未来的强大……”[24]（p.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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