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童年创伤、成人依恋和社会支持的关系论文_付相美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昆明市 650000

摘要:为探究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童年创伤、成人依恋和社会支持的关系,采用儿童期心理创伤问卷、亲密关系体验调查问卷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120名强制戒毒人员进行施测。结果发现:(1)强戒人员大部分遭受过童年创伤,情感忽视最为严重,依次分别是躯体忽视、情感虐待、性虐待、躯体虐待;(2)强戒人员成人依恋为不安全型依恋占88.8%,安全型依恋仅占11.2%;(3)童年创伤与成人依恋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成人依恋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童年创伤与社会支持之间相关不显著;(4)童年创伤、成人依恋和社会支持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结论:(1)强戒人员童年创伤普遍存在,成人依恋模式大多为不安全型依恋,社会支持一般;(2)童年创伤、成人依恋显著预测社会支持,成人依恋显著预测社会支持,童年创伤显著预测成人依恋。

关键词:强制戒毒人员;童年创伤;成人依恋;社会支持

毒品,是当今世界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在我国,毒品问题同样不容小视,根据我国《2018毒品形势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240.4万名(不含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数、死亡人数和离境人数),其中,35岁以上114.5万名,占47.6%;18岁到35岁125万名,占52%;18岁以下1万名,占0.4%[1]。在2018年,吸毒人数首次出现下降,这将会是一个好的开始,响应国家政策,实施行动落实,我国的吸毒问题随着制度的实施巩固会在未来有一定程度的解决。

“儿童期的虐待和忽视不仅会导致明显的、有时也是持久的心理问题”[2],儿童期的创伤经历对成年后的个体存在一定的影响,早期生活在创伤性环境中的儿童,由于环境的不安全、被忽视、虐待、需要得不到满足等,使之在成长的历程中难以发展出适应良好的人格和功能,从而严重影响成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因此,童年创伤经历与吸毒人群的联系是息息相关的。Bowlby认为,依恋贯穿着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个体早期的依恋模式将会继续影响成年后的依恋模式,这种模式往往体现在对重要他人关系上的移情。目前成人依恋主要有两个理论取向[3],发展和认知学派的理论取向和人格和社会学派的理论取向。我国最早进行成人依恋的研究者是吴薇莉,她将成人依恋定义为:成人对其童年早期依恋经验的回忆和再现以及当前对童年依恋经验的评价[4]。社会支持具有复杂性,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概念来定义社会支持。Malecki[5]等人将社会支持定义为来自于他人的一般或具体的支持性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性,使个体免受不利环境的影响。黄希庭[6]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在其各种人际和客体关系中所得到的物质和心理上的支持。对社会支持也有不同的分类方式,较为普遍的分类是将社会支持分为主观和客观两大类。目前得到国内广泛应用的是肖水源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他将社会支持归纳为三个方面: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童年创伤经历(虐待和忽视)会影响个体成年期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的能力[7],个体成年后的成人依恋难以向安全型依恋转化,早期的创伤经历影响了个体亲近信任他人的能力。个体童年受虐经历与其成人依恋存在显著相关,Pamela[8]等人以92名有童年受虐经历的成年女性为被试的研究发现,92名成年女性更多的形成了不安全型依恋,尤其是恐惧型依恋居多。成人依恋类型反映了个体对自身和他人的认知、人际关系、个人适应的等方面的差异。

综上所述,发现童年创伤、成人依恋与社会支持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目前对童年创伤、成人依恋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也仅限于正常人群中的两两相关研究,双变量的探讨,特别是对于戒毒人员,童年创伤是否会影响成人依恋和社会支持还不清楚,童年创伤能否通过成人依恋对社会支持产生影响的机制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及其研究结果可为我国戒毒工作者提供参考和依据,对毒品戒断治疗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研究方法

1.1被试

研究对象为云南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男性强制戒毒人员,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抽取120名男性强制戒毒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有效问卷116份,有效回收率为96.67%,参与被试的年龄为18-58岁(34.34±9.37)。116名调查者的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116名男性戒毒人员人口学基本信息(n=116)

本次研究中,戒毒人员52.6%是单身男性,83.7%经济状况一般,61.2%以烫吸方式吸毒,朋友中有吸毒人员的占89.7%,首次使用毒品的最小年龄是10岁,最大年龄是47岁,使用毒品最短时间为13个月,最长时间高达342个月。

1.2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是心理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问卷设计出问题提问和一组备选答案,由被调查者从中选择出一种答案作为回答。本研究采用了儿童期心理创伤问卷、亲密关系体验调查问卷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1.3研究工具

儿童期心理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由Bemstein等人在1998年编制,我国赵幸福在2005年修订了CTQ问卷。该问卷共28个条目,包括5个因子:情绪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绪忽视、躯体虐待。每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从“从不”(1分)到“总是”(5分),每个因子的分数在5-25分之间,总分位于25-125分之间,问卷得分越高,代表创伤程度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s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a系数为0.85,各个因子的Cronbacha系数在0.45-0.85之间。

亲密关系体验量表(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ECR),由Brennan等1998年编制,中国学者李同归等于2006年修订成中文版[9]。该量表包括36个项目,采用7级记分制(从非常不赞成到非常赞成),包含两个维度:“依恋回避”(对亲近和依赖他人感到不舒服)和“依恋焦虑”(害怕被拒绝和遗弃),两个维度分别由18个项目组成,依据维度上的得分高低,经过费舍尔公式计算又分化出四种依恋类型:安全型、专注型、冷漠型和恐惧型。在本研究中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分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分别为0.75和0.81,全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76。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evaluating List,SSRS),量表由我国学者肖水源1993年编制的,属于整体功能测量,分主观支持(4条)、客观支持(3条)和对支持的利用度(3条)三个维度,共十个项目。将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分量表各自所包含的项目的得分之和为各分量表的总分,社会支持的总分为十个项目计分之和,是社会支持的总体指标,总分越高,个人的社会支持越多,社会支持的状况就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 a系数为0.81。

1.4数据处理

剔除问卷没有填写完整缺失的和存在明显错误的无效问卷,录入数据,采用SPSS20.0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对数据进行一般性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

2结果

2.1强戒人员童年创伤、成人依恋和社会支持的整体情况

本次调查的116名戒毒人员中,根据儿童期心理创伤问卷、亲密关系体验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获得了强戒人员心理创伤、成人依恋、社会支持三大方面的基本情况。结果见表2。

表2心理创伤、成人依恋和社会支持的描述统计

由表2可以得出,大部分强戒人员存在童年创伤,童年创伤的五个因子最小值相同均为5,其中情感忽视最为严重,依次分别是躯体忽视、情感虐待、性虐待、躯体虐待。

强戒人员的依恋回避维度为3.53±0.53分,依恋焦虑维度为3.87±0.90分。根据依恋维度评分分为4种依恋类型,所占比例分别为:安全型11.2%,恐惧型62.9%,专注型12.1%,冷漠型13.8%,后三种为不安全型依恋占88.8%。将近九成的强戒人员属于不安全型依恋,不安全型依恋中恐惧型依恋占据了62.9%。

强戒人员的社会支持一般,主观上渴望被支持、理解,实际的客观支持相对较差,而对支持的利用度则更低。

2.2强戒人员社会支持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比是否为独生子女之间存在的差异。结果见表3。

表3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强戒人员社会支持的差异比较(M±SD)

由表3可知,强戒人员在是否为独生子女的维度上,客观支持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即非独生子女的强戒人员客观支持好于独生子女,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比是否有孩子之间存在的差异。结果见表4。

表4有无儿女的强戒人员社会支持的差异比较(M±SD)

由表4可知,强戒人员有无儿女除支持的利用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外(P>0.05),其他因子都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即有儿女的强戒人员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比婚姻状况之间存在的差异。结果见表5。

表5不同婚姻状况的强戒人员社会支持的差异比较(M±SD)

由表5可知,强戒人员不同的婚姻状况除支持的利用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外(P>0.05),其他因子都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即已婚强戒人员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依次是离异、单身的强戒人员。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比文化程度之间存在的差异。结果见表6。

表6不同文化程度的强戒人员社会支持的差异比较(M±SD)

由表5可知,强戒人员不同文化程度在客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社会支持增多,在主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比经济状况之间存在的差异。结果见表7。

表7不同经济状况的强戒人员社会支持的差异比较(M±SD)

由表7可知,强戒人员不同的经济状况除支持的利用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外(P>0.05),其他因子都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经济状况好的强戒人员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社会支持增多。

2.3强戒人员童年创伤、成人依恋和社会支持之间的相关分析

为了探究强戒人员童年创伤、成人依恋和社会支持三者之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对三个变量的各因子进行了两两相关分析(见表8)。

表8强戒人员童年创伤、成人依恋和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n=116)

注:*p<0.05,**p<0.01。1-6:童年创伤及各维度,分别是童年创伤、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7-9:成人依恋及各维度,分别是成人依恋、依恋回避、依恋焦虑;10-13:社会支持及各维度,分别是社会支持、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的利用度。

统计结果显示,童年创伤因子中的情感虐待、躯体虐待与依恋焦虑之间显著正相关,与其余因子之间相关不显著,性虐待与成人依恋、社会支持各因子之间相关不显著,情感忽视除了依恋回避、支持的利用度之间的相关不显著外,与依恋焦虑之间显著正相关,与其余社会支持各因子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躯体忽视与依恋焦虑之间显著正相关,与依恋回避、社会支持各因子之间相关不显著,依恋回避与童年创伤、社会支持各因子之间相关不显著,依恋焦虑除支持的利用度之间相关不显著外,与社会支持其余各因子均存在显著负相关。

由表8可知,童年创伤与成人依恋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60**,这说明强戒人员遭受到的童年创伤的程度越严重,越容易形成不健康的成人依恋模式;童年创伤与社会支持之间相关不显著,说明强戒人员的童年创伤并不会影响他们的社会支持;成人依恋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87**,这表明不健康的成人依恋模式会减少社会支持。

2.4强戒人员童年创伤、成人依恋和社会支持之间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童年创伤与自我概念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对强戒人员的社会支持情况进行考察。自变量是童年创伤总分(X),成人依恋为中介变量(M),社会支持为因变量(Y)。结果如表9所示:

模型1:预测变量:童年创伤

模型2:预测变量:童年创伤

模型3:预测变量:成人依恋

模型4:预测变量:童年创伤、成人依恋

表9强戒人员童年创伤、成人依恋和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

由表9可知,童年创伤对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未达到显著。中介效应的检验目前运用比较多的是Baron和Kenny在1986年提出来的逐步法(causal steps approach),此方法由我国的温忠麟教授介绍并运用的最多。本研究中第一次回归分析社会支持和童年创伤相关不显著,系数c不显著,停止检验,说明童年创伤、成人依恋和社会支持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童年创伤、成人依恋对社会支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解释率为7.9%;成人依恋对社会支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解释率为7.4%;童年创伤对成人依恋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解释率为5.9%。

3讨论

3.1强戒人员的基本情况

经过本研究发现,对强戒人员的基本情况将分别从民族、独生子女、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家庭居住地等几个方面展开分析和讨论。

民族方面。本研究显示,该戒毒所的强戒人员是汉族的占了45.7%,少数民族占54.3%,少数民族的比例略高于汉族。云南省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普洱市民族构成,汉族占总人口的38.99%,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1.01%,调查结果基本符合人口分布,但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各民族之间交流发展,汉族所占的比例接近于少数民族。

独生子女方面。强戒人员中非独生子女占77.6%,独生子女的占22.4%,非独生子女的强戒人员比例高于独生子女。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对吸毒者存在影响,在多子女的家庭中,父母可能很难做到关注每一个孩子,包括孩子需要的情感温暖、理解支持等,缺少对孩子的关心、理解和鼓励,取而代之的是惩罚、严厉的家庭教养方式,这样的教养方式无法给予孩子情感的需要,这样的依恋模式,在面对重大创伤时,孩子得不到鼓励和支持,不良的情绪得不到疏导和解决,再加上外界的不良因素,极易选择通过吸毒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痛苦[10]。

婚姻状况方面。强戒人员中已婚的占29.3%,离异和单身的占18.1%和52.6%。大部分强戒人员单身和缺乏稳定婚姻关系,一方面是吸毒群体低龄化,年龄处于25岁左右的人数较多;另一方面是强戒人员染上毒品后,周围人拒绝与他们交往,他们只能与吸毒人群来往,有研究表明吸毒者的人格中由于其自卑感和受挫能力低下,会导致形成冷漠态度、低自尊,冷漠的态度导致不良的人际关系,不懂得自我保护,低自尊使其缺乏责任感,变得麻木不仁[11]。吸毒本身造成的各种负面结果和世俗的压力,是吸毒人员未婚和婚姻破裂的原因[12]。

文化程度方面。强戒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在小学的占14.7%,初中到高中水平的占75.0%,高中以上的占10.3%。大部分强戒人员是低文化的,很多吸毒者是未受过教育的,在保证问卷的质量上所筛选的强戒人员当中,初中到高中的文化水平占最多,低文化者对毒品的相关知识、危害性及国家的禁毒法规、政策不够了解,不知情、好奇、模仿而染上毒品,少数有文化、对毒品有认识、对国家的禁毒法规有所了解的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或尝试一下就戒掉的心态而染上毒品。毒品所带来的危害对于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是一样的,处于各种缘由而染上毒品,必定是得不偿失的。

经济状况方面。强戒人员经济状况一般的占83.7%。大多数强戒人员经济状况是较差的,吸毒成本高,耗资巨大,吸毒的同时会伴随着赌博等高消耗的娱乐活动,用完积蓄后,吸毒者大部分的钱是非法所得的,例如放赌债、借高利贷、敲诈勒索、涉足不健康行业等。

家庭居住地方面。强戒人员来自城镇的占65.5%,农村的占34.5%。这表明居住在城镇的比例要高于农村,这与我国学者孙经(2010)和刘晓军(2008)的研究结果相近,居住在城镇的强戒人员接触毒品的机会比较多,机会多比例就高于农村。

3.2强戒人员毒品吸食方式及吸毒史

结果显示强戒人员在毒品吸食方式上主要有三种:注射(31.9%)、烫吸(61.2%)和注射加烫吸(6.9%)。毒品吸食方式为烫吸的最多,注射方式与高贞、李栩栩[13]研究所得得结果相近(25.34%)。

45.7%的强戒人员是初次强制隔离戒毒,54.3%则为2次及以上强制隔离戒毒,可见毒品的复吸率是很高的,蔡志基证明毒品复吸的比率接近100%,要降低我国的毒品使用率,首先要加强对毒品预防的重视,需通过毒品知识的宣传引起重视,使人们增加对毒品的认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抵制毒品的能力,降低因好奇、追求刺激等引起的毒品使用;其次是加大禁毒宣传力度,严打贩毒等违法活动,加强对毒品使用的监管。强戒人员年龄在20~40岁者较多,占73.8%。第一次吸毒的年龄最小的为13岁,毒品使用低龄化,青少年是毒品滥用的高危人群,文化程度低、家庭贫困、交友不慎以及法律观念淡薄,都有可能陷入毒品的深渊而无法自拔,而加强对青少年的禁毒教育是禁毒工作的重中之重。

3.3强戒人员童年创伤与成人依恋的关系

童年创伤与成人依恋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即童年创伤分数越高,越容易形成不安全型依恋,研究结果显示,88.8%的强戒人员成人依恋类型属于不安全型依恋,恐惧型依恋占了62.%,此结果支持了Pamela[8]等人研究结果女性遭受童年创伤更有可能形成不安全型依恋,且恐惧型依恋较多。因此,个体在儿童时期,父母应该和孩子构建高质量的亲子依恋关系,增强亲子之间的沟通,尽可能避免儿童时期创伤性经历。

3.4强戒人员成人依恋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成人依恋与社会支持存在显著负相关,即成人依恋分数越高,社会支持分数就越低,不安全型的成人依恋减少社会支持。

3.5强戒人员童年创伤、成人依恋和社会支持的关系

相关分析显示,童年创伤与成人依恋存在显著相关,成人依恋与社会支持存在显著相关,童年创伤与社会支持之间没有呈现显著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童年创伤、成人依恋对社会支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成人依恋对社会支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童年创伤对成人依恋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说明有童年创伤经历,存在不安全型成人依恋的强戒人员社会支持较差,有童年创伤的强戒人员更有可能形成不安全型成人依恋。

4结论

本研究通过调查法研究了男性强戒人员的童年创伤、成人依恋与社会支持的关系,证实了部分研究假设,具体结论:强戒人员童年创伤普遍存在,成人依恋模式为不安全型依恋,恐惧型占最多,社会支持一般;童年创伤、成人依恋对社会支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成人依恋对社会支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童年创伤对成人依恋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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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付相美

论文发表刊物:《基层建设》2019年第30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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