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抽象到具体——试析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抽象论文,轨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规律——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辩证否定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但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时代却仍然表现为科学，主要表现为科学——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共同胜利论”即是其理论的集中体现。
科学社会主义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否定，它的科学性是相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而言的。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的，主要是因为“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用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1〕。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天才，更重要的是，有了产生这种理论的客观历史条件。首先，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工厂制度的正式确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客观经济条件；其次，是工人运动进入了新时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社会政治条件；再次，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而最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然而，科学社会主义亦即社会主义科学——它在马、恩那里，仍然只是、或者主要是“科学”。而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2〕。因此，科学社会主义， 也就是科学的（而非空想的）理论状态的（尚未成为现存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有待通过实践，走向现实。
社会主义作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不可遏止地永恒运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依次递进。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正是历史规律的轨迹。也正是从这一历史必然性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共同胜利论”，而社会主义由科学走向现实的过程，在马、恩那里，主要表现为：为达成“共同胜利”而丰富、完善、宣传、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组织无产阶级政党，教育无产阶级，使之由“自在”走向“自为”。
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科学，找到了打开“阿里巴巴山洞”的钥匙，而取得理想中的宝物，则还有待于实践。历史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实现的！
二、列宁：社会主义是革命的理论与策略。
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也指出了——在理论的纯粹的意义上指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必然道路：共同革命。然而，必然总是通过偶然实现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3〕。20世纪初， 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在资本垄断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极度尖锐化，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空前激化，帝国主义战争已不可避免。也就是说，马、恩的“共同革命论”赖以产生的条件已大大改变，无产阶级已不可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革命胜利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已由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无产阶级队伍、发展到利用革命时机在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夺取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了，亦即由“共同胜利论”转向了“一国胜利论”，社会主义由历史规律已进入了实践阶段，进入到以革命手段使之成为现实的阶段。“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4〕。正因为如此， “社会主义”便由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主要是“社会形态”的范畴，变为实践性，应用性、限制、性范畴。“在我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5〕。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6〕； “如果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者来制定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那就是把这种计划建立在沙子上”〔7〕；“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 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8〕……显然， 社会主义在这里经历了一个从目的到手段的转变，亦即：在马、恩那里，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必然的归宿是一种目的、主要是目的，而在列宁那里，则表现为为实现这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从马克思到列宁，这是一种发展；在不懂马克思主义或半懂马克思主义的人看来，则是一种“推翻”。1917年12月，意大利革命家葛兰西发表题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的欢呼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就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逻辑，社会主义应当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实现，而十月革命的胜利推翻了马克思的逻辑〔9〕。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它不懂其码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作为历史规律所揭示的是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目的、一种结果，但提出目的并非是终极目的，而在于要实现它。马克思在谈到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进行的具体的生产活动的时候曾经指出：“这种生产活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10〕。其实，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同样如此，它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目的决定手段，手段服从于目的；某种手段的制造和利用，都是为了达到目的——目的规定了手段的性质。另一方面，手段也决定目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空”，就是因为缺少实现它的现实手段。手段的总和就是人们提出目的并决定这种目的的现实条件，社会主义在马、恩那里之所以主要表现为目的，并不是因为它不含有手段，手段是内在地包含在目的之中的，是目的赖以产生的条件。手段和目的是相互转化的。马、恩在他们那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相应的手段确立了相应的目的，这已是一种既定的东西。当为了实现这种目的而实践时，在列宁那里，这种目的便又溶入手段之中。共产主义是目的，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手段；社会主义又是目的，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手段和目的既是对立的，更是统一的，列宁为了实现马、恩的崇高目的而采取的手段——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是“一国胜利”的理论和实践。
三、勃列日涅夫和“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僵化为教条。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卫国战争等革命实践中，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成果；但是，由于主客观诸方面的复杂原因，社会主义在斯大林晚年开始走向教条，并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高潮；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又把这种教条社会主义推向了极端。
社会主义在马、恩那里，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是一种神圣的理想、崇高的目的。而作为社会主义延续和发展的共产主义则是这样一种社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各尽所能”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有高度的思想觉悟，而“按需分配”则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高度有效地集中管理。本来，这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行的制度，但由于种种客观社会历史原因，在战争期间、在建国之初，所有革命政党都不得不实行这样一种“准共产主义”——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只不过，“按需分配”不是按个人需要，而是按革命需要、战争需要、形势需要。
按照马、恩的设想，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为充实——然后，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由社会主义再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里爆发并取得了成功。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孤岛，这可是大老板们一个眼中钉，肉中刺——不能容忍的事情。于是，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便都要将其消灭而后快。社会主义的党、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了在这一围攻中生存下来，为了战胜国内外反动派的夹攻围剿，必须集中力量，全力以赴。于是，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形成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产生之前，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时，由于战争的需要，由于面对强敌，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建国后，面临着敏重的建设任务，面对着国内不甘灭亡的剥削阶级的反抗，面对国外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侵略颠覆，又必须巩固、强化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加之当时世界上形成了对立的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几十年来实行的正是这种体制，并取得了成功。而且，这种体制与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又是如此符合、一致；经过几十年革命战争锻炼的共产党人对此驾轻就熟；还有，由于复杂的原因，社会主义总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获得胜利，这些国家的封建主义未经资本主义的扫荡——所以，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便顺理成章，天经地义地在社会主义国家确立了，巩固了，强化了。
应该说，这种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是必须的选择，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随着政权的巩固，情况的变化，它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领导人，在这个时候未能审时度势地进行改革，而是愈加强化这种体制，以求摆脱困境，强化的结果，是愈加困难。这样，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陷入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他们真诚信仰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了他们继续前进的枷锁。错误不在于那个社会主义，而是由于把那个社会主义由活泼的科学变成了僵化的教条。
四、邓小平开创出了实践社会主义新时代。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教条主义使社会主义陷入了绝境；然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却绝处逢生，生机盎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古老神州这片被“文革”摧残的破败不堪的大地送来了浩荡春风，邓小平顺应人民意志，给中华民族带来灿烂曙光。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他庄严宣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1〕。从此，社会主义彻底走出了教条主义的泥潭，走向了实践。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总课题，邓小平理论建构了自己朴实的体系。
以“二实”：实事求是，实践标准为基点，邓小平理论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向了新的高度。
以一个标准——生产力标准；两个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三个有利于——“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为总纲，邓小平理论把历史唯物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以“两手抓”、“风险论”、“特色论”为支点，邓小平理论建构了自己的历史辩证法。“两手抓”是对立统一规律、两点论的发展和应用；“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13〕“风险论”体现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体现了历史代价的辩证思想，也体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14〕。中国特色是以地方特色、各省特色为前提的，是以创造性为根本的。没有遍地呈异彩，那得神州“特色”浓？
以“时机论”、“台阶论”、“速度论”为框架，邓小平理论建构了自己的历史发展论。“时机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是对历史规律、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把握；“台阶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5〕是对历史唯物论的应用，是质量互变规律的操作。“速度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16〕。这是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开放的世界是竞争的世界，没有相比较的高速度便要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
以“猫论”、“摸论”、“闯论”为主体，邓小平理论建构了自己的“历史实践论”。
“猫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最朴实的语言，又包含着极为深刻的哲理。它揭示了因果辩证法。猫之好坏，作为结果，是由抓老鼠决定的，造成的，不抓老鼠的猫无论怎样也难称好猫；它体现了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黑白为色，原无好坏，适应内容，便为美色，能抓老鼠的猫，其色必美；不抓老鼠，不论黑白黄紫，甚至“红”得出奇，也不配好猫的称号。它揭示了目的和手段的辩证法。目的是抓老鼠，手段是养一只好猫。好猫就好在抓老鼠上。目的在手段中，手段决定着目的，离开抓老鼠的目的，猫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失去了评价的标准。离开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便无法说什么社会制度是好的或坏的；它也体现了认识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的辩证法。好坏是主观认识，来源于客观实践，猫之好坏，全在于它抓不抓老鼠。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只能是“三个有利于”。
“摸论”——摸着石头过河。简单的六个字，朴素的口头话，但却内涵无穷。它体现了“实践第一”的思想。干，才是马克思主义；不干，半点马克思的味道都没有。摸，才能有过河的希望；不摸，便只能永远望河兴叹。摸，会摸出失败，便有了教训，但也只有摸，才有可能成功，才能总结经验。不摸，照本宣科，画饼充饥，教条主义，靠天吃饭；等、靠、要；吹、捧、哄，唯书唯上不唯实，只能是误国误民。它体现了历史过程论的思想，万物皆是过程。要过改革开放这条历史之河，只能在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指引下，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摸着石头前进。边走边摸，边摸边想，边想边看，边看边改。不摸，闭门造车，纸上谈兵，固然痛快便捷，但却很容易被逆流旋涡巨浪吞没。它体现了历史唯物论的思想。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承认这个前提，你就得承认“摸”是从实际出发，摸是唯物主义，摸是实事求是，而不摸不看不试验，那才是空想主义、唯心主义。
“闯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7〕。之所以要闯是因为：其一，改革开放是革命，是比夺取政权更为复杂，更为艰巨的革命，没有闯的精神，便会望而生畏、得过且过、一事无成。其二，改革开放是革自己的命，是自我革命，自我否定，没有闯的大无畏精神，便难以摆脱自我的束缚。其三，世界在前进，世界在竞争，没有闯的精神，便打不破封锁，赶不上速度，争不来地位；便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邓小平理论的更大贡献则在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论”。
邓小平理论以“第一生产力论”，“改革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人才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8〕为核心，建构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动力论。
以“本质论”、“手段论”、“任务论”为支点，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个难题进行了科学的回答。
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以其对历史深刻的洞察力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19〕；“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20〕邓小平以其“过程论”、“趋势论”、“阶段论”建构了社会主义进程论。
邓小平理论以先富共富论、稳定论，主要防左论架起了社会主义政治论的框架。
邓小平理论还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论述，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外条件、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的深刻见解，提出了操作性、实践性的社会主义战略论、策略论。
我们从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和历史意义出发，提出实践社会主义这一科学范畴，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以涵盖和反映国际共运的新阶段。理由如下：
其一、建构“实践社会主义”范畴，如本文以上部分所述，一方面是国际共运新阶段的特征写照，另一方面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一种抽象。
“人的概念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过渡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21〕。“实践社会主义”正是对国际共运由科学社会主义、“教条社会主义”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么一个新阶段的反映〔22〕。
其二，从邓小平理论的现实作用看，它无愧于“实践社会主义”的这种称谓。
一方面，邓小平理论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又一次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实践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它无愧于“实践社会主义”这一称号。
另一方面，邓小平理论继列宁主义之后，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之际，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树立了一座辉煌的灯塔，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通往胜利的社会主义道路，建构了一个集社会主义共性与个性于一身，汇社会主义目的与手段于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模式。以“实践社会主义”来标志着一国际共运新阶段，是当之无愧的。
其三，从邓小平理论的特点看，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决定，马、恩的社会主义思想以“科学体系”见长，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以“战略策略”见长，斯、毛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应用的战略性”为特点，邓小平则以具体的实践性为其社会主义理论的特色。在“实践性”这一红线贯穿下，邓小平以一系列典范、通俗、生动而深刻的命题构成了自己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框架。
其四、建构实践社会主义范畴，符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符合人们把握客观事物的过程性、层次性、递进性的需要。社会主义发展既然明显有这么几个阶段：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教条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那么，揭示它便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从而有利于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进程和本质。
其五、建构“实践社会主义”范畴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有利于我们从宏观的角度上认识社会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思想史、总结历史规律以指导现实。
另方面，它有利于我们充分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作用〔23〕，以更好地学习宣传邓小平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实践社会主义”必将对社会主义科学体系的建构、丰富、充实、完善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对国际共运史、对社会主义思想史起到难以预见的积极的理论与实践作用。
注释：
〔1〕〔7〕〔8〕《列宁选集》第2卷第445页；第4卷387页，第686页。
〔2〕《现代汉语词典》第631页
〔3〕〔2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137页，第55卷第213页。
〔4〕《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4页。
〔5〕〔6〕《列宁全集》第1卷第365页，第23卷第64页。
〔9〕转引自《马克思主义原理》第2版第422页， 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
〔10〕《马恩全集》第23卷第55页。
〔11〕〔12〕〔13〕〔14〕〔15〕〔16〕〔17〕〔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第3卷第372页；第3卷第372页，第3卷第377页；第3卷第375页；第3卷第383卷；第3卷第383页，第3卷第379页。
〔18〕《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第148页。
〔22〕参看：《试论社会主义五形态》、《理论探讨》1995.4；《实践社会主义论纲》、《求真》1995.2；《邓小平理论是实践社会主义》、《嘉应大学学报》1994.3。
〔23〕参看拙文：《应确立一个新范畴，邓小平理论》、《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1993.5复印；《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的实践的社会主义》、《长白学刊》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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