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期间担任策反工作的王甦
徐 宁
解放战争时期，争取和策动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是党领导这一时期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平津战役中，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后，为争取和平解放，在国民党军欲战无力、欲逃无路的情形下，仍然一再推迟进攻时间。在地下党员实施一系列策反工作后，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最终选择了和平道路，使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也使百万北平人民免遭涂炭。
华北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决定派王甦进北平开展工作
王甦，祖籍江苏，原名吴纯庸，王甦是参加革命时的化名。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祖父、外祖父和父亲，都曾做过清朝的高官。十几岁到哈尔滨叔父那里读书，接受了从苏联传来的进步思想。后因叔父去世，回到河北抚宁县哥哥家。
从图3可见，其保存结果与计算结果一致，同时与参考文献[3]中的计算结果一致，说明本程序运行正确，满足实际需求。
抗战后期，华北伪军有两大“教育”据点：一个是北平宣导训练所，专门抽调现役伪军短期受训，以便在伪军中设立宣导（政治）机构，开展宣导工作，地址在青龙桥的香山慈幼院第三院；另一个是清河军官学校，专门培训伪军的中下级军官，校址在城北的清河镇。
王 甦
1942年，王甦毕业于宣导训练所，被留下担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军（后改称绥靖军）宣导训练所少校学监。治安军是华北敌占区伪军的正规部队。宣导训练所是伪治安军训练现职军官的军事教育机构，训练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宣传、思想监督以及如何搜集政治军事情报等。目的是巩固伪军内部团结，加强其战斗力。学监是主管学员训练的军官，在宣导训练所是个重要的职位。在训导所工作的地下党员还有薛成业、魏焉、孟宪恭。
1944年，薛成业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后被营救出来。因怕日本人继续侦查，1944年6月经组织批准后，王甦到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就在这一年，他参加了城工部组织的学习班。参加这个学习班的，都是准备派往城市开展地下工作的同志。1945年春，华北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决定派王甦进北平开展工作。刘仁对王甦回北平开展工作作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一是因为王甦的哥哥吴静伦时任伪河北省银行石家庄分行经理。家住在北平龙头井27号，独门独院环境很好。让王甦住进哥哥家，便于地下党员相互联络，开展活动。二是王甦曾是学监，许多伪军官在宣导训练所受过训，和他们有师生之谊。这正是开展地下工作难得的有利条件。三是因为王甦离开宣导训练所到解放区之前，怕家庭受牵累，报了死亡，知道的人不多。
王甦有一段回忆：“当时搞地下工作很危险。1944年上半年，薛成业被日本宪兵抓走了，我也被迫撤到了根据地。撤退之前，为了迷惑敌人，搞了个金蝉脱壳之计。老家发了封‘母亲病重’的电报，我告假回乡。到根据地后，再由老家拍了份说我回家后‘因病暴亡’的电报。宣导所信以为真，还给我家发了抚恤金，家里也因此给我立了个假坟头。”
因为旧的“吴纯庸”已经死了，再回北平必须改名换姓。他用了母亲的姓，以“甦”字表示更生。
做傅作义部北平联勤第五补给区副司令赵龙韬的策反工作
1947年，刘仁交给王甦的任务是通过自己的身份，在国民党军警上层中建立工作关系，并安排北平学委系统地下党员崔月犁、张文松与王甦单线联系。王甦、孟宪恭、杨群三个人编为一组。王甦是组长。
尽管没有达到预期计划，曾延毅向王甦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住在天津的刘后同是曾延毅和傅作义在保定军校的老师。他们之间关系密切，刘后同知兵法，傅作义部打涿州时，就是刘后同主持制订的作战计划，傅作义对刘后同很尊重。曾延毅向王甦表示，尽管他不去直接去做傅作义的工作，但他可以做刘后同的工作，通过刘后同再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后来，曾延毅与刘后同的交往频繁起来。崔月犁在傅作义动摇于是战是和之间时，直接会见了刘后同，当面谈了傅作义部起义的问题，动员刘后同进一步做傅作义的工作。刘后同在劝说傅作义部起义上做了不少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后同曾写日记《北京古城和平纪略》，详细记述了这一过程。
通过关系，王甦弄到一张荣军（负过伤的军人）中校证明和一套国民党军官制服。这样，一位共产党的“中校”就开始大摇大摆地出入国民党的豪门庭院中，叙旧交友，进行秘密策反工作。
赵龙韬是东北讲武堂第6期毕业的，后在国民党陆军大学第11期学炮兵。曾任张学良领导的抗日先锋队参谋长，参加过西安事变。1947年，赵龙韬任傅作义部北平联勤第五补给区副司令。这个补给区专管华北“剿总”的后勤供应工作。王甦通过赵龙韬的两个儿子赵明仁、赵明勇（民联成员）与他接触。王甦发现赵龙韬对中共很了解，很钦佩，非常富于正义感，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赵对国民党不满，为官清廉，家庭十分朴素。初次见面后，赵龙韬对王甦也颇有好感，王甦化名钱姓与赵龙韬联系。赵说：“钱先生十分健谈，纵横捭阖，很有风度气质，令我非常佩服。这下我放心了。”
刘仁认为，根据徐宗尧的实际情况，争取他站到人民方面来，是有可能的。要是能争取徐宗尧和平起义，那对稳定北平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北平的损失和破坏，将是一个最有利的条件。刘仁指示王甦，尽快完成对徐宗尧的策反工作。
其一是送出了傅作义偷袭西柏坡的情报。1948年10月，蒋介石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偷袭石家庄（旧称石门）、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企图达到“围魏救赵”的效果，以此挽回东北战场败局。10月23日，华北“剿总”开会下达偷袭石家庄的作战任务和部队编制的命令。
偷袭行动极为秘密，对内代号“穿心战术”，偷袭部队对外佯称“援晋兵团”，任命国民党第94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骑4师师长刘春芳、新2军暂32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兵分三路秘密向南开进。为了保证偷袭计划的突然性，傅作义对这次计划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要求所有作战命令、部队调动等都用密码传递，具体工作由傅作义的亲信参谋处长亲手办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次偷袭行动兵力达10万人，并配属爆破队及汽车500辆，携带100吨炸药。早在这次军事会议之前，傅作义就命令联勤方面装好几车皮炸药待命。炸药数量如此之大，赵龙韬知道部队要有大行动。他立刻将这一情况转告王甦，紧急报告中共华北局城工部。
由图8可以看出:系统运行0.8 s时,4#变流器退出运行,其输出电流下降到零,由于系统存在冗余链路,负载通过其他变流器供电,其他变流器的输出电流和输出功率增加,在新的状态下重新均匀分配,并在新的状态下稳定运行;系统运行1.6 s时,1#变流器退出运行,1#变流器中的虚拟阻抗不再调整,2#变流器和3#变流器仍能运行,电流在新的状态下重新分配。利用本文所提的分布式控制策略,DG单元仅使用了本地和相邻单元的信息,无需全局信息,DG3不能接受DG1信息时,由于存在冗余链路,仍能实现电流的均匀分配。
其二是提供了重要图纸。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后，敌人加强对军事仓库和兵站的兵力部署和警戒，并将所有仓库和兵站的兵力部署和明岗暗哨的具体位置绘制成几百张详图。图中标有兵站点、军用器械存放点、哨岗方位、碉堡设置等。这对北平地下党了解城内军事状况非常有用。
“穿心战术”抓住了当时石家庄地区解放军兵力部署空虚的软肋，从局部战场来说，的确是有力一击。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中共中央至少从四条地下情报渠道获悉了这一消息，赵龙韬就是其中的一条。形势十万火急。为粉碎敌人的偷袭阴谋，毛泽东一方面指示中央机关做好撤离的准备，组织军民积极备战；一方面采取揭露阴谋、虚张声势的战法，大摆“空城计”，迫使华北“剿总”的偷袭行动半途而废。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刘仁在王甦的陪同下，特意到赵龙韬家中探望。对赵龙韬提供这一情报表示感谢。
护士把我引到隔壁麻醉室，要过麻醉吸氧管，往里面注了些许麻醉剂，接好吸氧管，便交给我吸。吸了大约半个小时，吸的到嗓子都木了，护士才把我叫进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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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龙韬把这些绝密图纸全部拿回家后，高启用美浓纸一张一张拓下来。几天后，赵龙韬又把傅作义守军军粮存放的地点、数量表册拿回来让高启抄录。这些情报，通过秘密交通线，也送到了解放军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对争取傅作义部队起义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国民党青年军的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师驻扎在北平西郊。王甦找到该师师长，争取他率部起义。起初，这位师长还想讨价还价：本师人马众多，枪炮精良，粮秣充盈，工事坚固，加上将士用命，守个一两年绝不成问题。王甦听完后，不紧不慢地把从赵龙韬那里得到的军粮储备情况略微讲了讲，劝说道：你别吹了。没有粮食你们怎么用命？你们坚持不了几天。师长一听哑口无言。于是，顺利地达成了起义的协议。
在进行夹心外保温复合墙的构建上，顾名思义，墙体的中间会进行一层保温材料的加设。在这种墙体的布局规划上，夹层可以是采用一些复合保温材料进行填充，同时也可以采用空心夹层的方式进行布局。具体采取哪种布局方式需要结合地区以及保温性能要求特定进行合理的筛选。
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治疗，具体包括平喘、祛痰、吸氧以及抗感染等，后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机械通气时间超过72h后，将通气模式调整为控制加辅助，患者呼吸功能得到改善后改成压力支持，将小潮气量+呼气末正压作为呼吸参数。
曾延毅，保定军官学校第5期炮兵科毕业，与傅作义是同学，也是拜把兄弟。1929年至1930年前后，傅作义任天津市警备司令期间，曾延毅任警察局长。1936年百灵庙战役后，傅作义是第35军军长，曾延毅是副军长。1938年曾延毅退职后在上海和天津治伤、养病。
解放军进入北平
做傅作义保定军校老师和同学的策反工作
叶剑英对于赵龙韬的贡献作过很高的评价。1949年，叶剑英在六国饭店对新华社记者讲过如下一段话：“取信于民易，取信于敌难。南有基沣，北有龙韬。”当然，这与王甦对赵龙韬策反工作的细节协调，掌控全局密不可分。
1.2 入组及排除标准 入组标准：（1）罹患出血型甲状腺囊性结节的患者，且均自愿参加本项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2）经超声检查确诊为甲状腺囊性病变，患者全身情况良好；（3）甲状腺结节既往未接受微波消融、射频消融、激光消融等热消融治疗；（4）囊腔最大径线大于2 cm的结节；（5）病史在3个月以上（期间复查囊腔变大或未见明显缩小）或病史短暂但结节疼痛和（或）严重影响美观患者治疗意愿强烈者。排除标准：（1）超声检查显示囊内存在沙粒样钙化等疑为恶性病变的成分，被细针抽吸活检（FNAB）所证实；（2）既往甲状腺癌病史；（3）乙醇过敏史。
镇政府院子里，当太阳刚从东边的药菇山探出头来，“李大姐，我的妻……”的花鼓戏腔调便溢满院子，尽管有些生涩。没办法，我是硬着头皮恶补功课哟。
因曾延毅和傅作义既有同学之谊又有多年合作共事的交情，1948年春，刘仁让王甦与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学生、地下党员曾常宁联系，通过曾常宁做他父亲曾延毅的工作。曾常宁从中疏导，王甦很快与曾延毅见面。王甦几乎每隔两周左右就和曾延毅见一面。从1948年3月到9月，王甦和曾延毅保持联系达半年之久。王甦劝说曾延毅向傅作义要兵请战，瓦解敌军，伺机起义。傅作义因有防备之心，给了曾延毅一个华北“剿总”副司令的空头衔，不给实权。
被动训练中训练者对婴儿的肢体和皮肤进行身法技巧及次序的运动和抚摸，使更多温和及有效的刺激传导给婴幼儿，而这些刺激经婴儿感受器的处理，将信号传达到中枢神经，中枢神经可使迷走神经兴奋，增加胃泌素的释放量，而胃泌素不仅使胃酸、胃蛋白酶及胰酶分泌增加，还能促进胃肠蠕动和胃黏膜的生长与再生[3]。这些均可促使食物在胃肠道停留时间缩短，使腹胀减轻，间接促进胃的排空及新陈代谢加快，从而促进婴儿体格发育。另外，被动训练还可以推动骨骼的发育，增加机体5-羟色胺、肾上腺皮质、血清素及β-内啡肽等的分泌量，从而促进婴儿的生长发育[4]。
做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新站长徐宗尧的策反工作
徐宗尧，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新站长。天津人，曾参加奉军，先当文书，后为少校军需官。1941年，徐宗尧策反因负伤投降日军的白凤翔成功，受到了国民党军统局（抗战胜利后改名为保密局）的赏识，并被吸收为军统特务。加入军统后，徐宗尧先后担任过冀、热、辽等地的情报组长。抗战胜利后，任保定警察局长。他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持保留态度。
与赵会面后，王甦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出入赵家。情况紧张时，王甦就住在赵家，与赵明勇住在一个房间。赵龙韬将掌握的军事情报，由王甦源源不断地通过地下组织转送到我军。传送情报的任务由赵明勇担任。另一地下党员高启在绒线胡同口摆了一个烟摊，让赵明勇按照王甦说的特征和暗语与“卖烟人”取得联系，然后以买香烟为掩护把情报卷在钞票内递出去。后又让高启以赵龙韬副官的身份住进赵家。除了与崔月犁每周见一次面把重要情报交给他，其余的全由高启、崔月犁指定的魏宝贤每隔一日交接一次情报。1947年底到1948年底一年时间里，赵龙韬除提供国民党军部署调动等情报外，还提供几份重要情报。
王甦化名王博生来见徐宗尧。他开门见山说：“徐先生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今天我是代表共产党来与徐先生晤谈的。国内局势徐先生都看到了。东北之后，淮海战役也将很快结束。蒋介石政权是毫无希望的了。现在平津已被我军完全包围，我军随时都可以对平津发起攻击，华北问题的解决和全国的解放，都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我们希望，徐先生既已看清形势，就应早下决心，当机立断，弃暗投明，为我党工作，为顺利解放北平立功。我们党的政策相信徐先生已有耳闻，对起义有功人员既往不咎。请徐先生放心，共产党说话是算话的。徐先生起义有功，人民也不会忘记你。”徐宗尧表示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愿听凭吩咐。
王甦对徐宗尧的义举表示由衷的欢迎和敬意。他告诉徐宗尧：现在暂时不要脱离保密局，要积极工作，以便赢得信任，千万不可暴露身份。徐宗尧问王甦，毛人凤让他接任北平站站长的职务，并叫他布置潜伏组，他该怎么做才比较妥当。王甦明确告诉他，徐先生接手北平站对我们有利，不但要接，还要尽快把站长的职位接过来，而且还要尽最大努力留在北平站站长的职务上，以求控制北平的整个保密局组织。
徐宗尧向王甦详细介绍了毛人凤准备在北平布置的五个潜伏组，郑介民对中央军的安排，对地下党的搜捕，对傅作义和各界进步人士的监视、跟踪，以及保密局在北平存放枪支弹药和电讯器材的地点等。王甦一一记在心里，及时向党组织汇报，并交办徐宗尧做好两项工作：保护档案和保护在押政治犯。
保密局组织有秘密和公开之分。除秘密的北平站外，在“剿总”、警备司令部、警察局都有保密局的公开组织。内部规定：秘密组织指挥公开组织。也就是说，北平保密局组织是由北平站指挥的。徐宗尧的问题解决了，对顺利解放北平增加了有利条件。
北平和平解放后，公安部门比较顺利地进行了对保密局系统的反特斗争，徐宗尧功不可没，也体现了王甦策反工作的及时、有效。
做北平铁甲车队的策反工作
国民党在北平有个铁甲车总队，下分三个大队（一、二、四大队），担任前门、永定门、广安门、西直门一带铁路沿线的守卫。傅作义给他们的任务是：第一，如果共产党围城了，你们在外边用铁甲车火力歼灭共军，让他们围城失败；第二，如果攻击的话，向丰台、昌平沿线掩护步兵，袭击共军。一大队大队长于维哲是东北讲武堂第8期毕业生，原东北军军官。1935年在直罗镇战役中成了红军俘虏，1936年被送到瓦窑堡红军办的“白军军官训练班”学习。学习后，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有前途，积极要求参加共产党。秘密入党后，被派回东北军开展工作。后因多次调动与地下党失去联系，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才与解放军联系上。王甦与于维哲商量，铁甲兵作为内应部队，一旦解放军攻城，发出信号，铁甲车队一大队就从前门车站攻向永定门突破口，内外夹击，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军进城。他这个大队火力强，还可以封锁临时建成的东单机场，防止达官贵人逃跑。于维哲还告诉王甦，他做了二、四大队各一个中队的工作，他们也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只要城外解放军发出联络信号，铁甲车就会出其不意地攻向不投降的敌人。
北平和平解放，这些方案虽然没有用上，却记录着地下党策反工作中历经的过程。
一封失而复得的信
北平解放前，王甦通过北大地下党员孟宪恭（化名李子林）与蒋乃文取得联系，并决定做蒋乃文的策反工作，而且给蒋乃文写了一封试探信。在宣导训练所时，蒋乃文是王甦的勤务兵，曾当过伪军官，日军投降后被国民党授为中校营长。由于王甦和蒋乃文的特殊关系，加之蒋乃文对国民党的处境颇有感触，早就萌生起义念头。蒋乃文接到王甦的信后，十分兴奋，欣然给王甦回信，请孟宪恭交给王甦。为避免出现意外情况，蒋乃文在信封上写的是李子林收。信的内容只是一些家常话及别后之情，即使落到敌人手中，仅是普通信而已。蒋乃文请孟宪恭口头捎信，约定到门头沟三家店见面再商其他事宜。根据约定时间去三家店见面时，由于王甦被敌人跟踪，未能与蒋乃文见面。后来，王甦就把此信藏在哥哥家房顶上。1990年6月，哥哥家的老房子年久翻修，在修房中此信从房顶掉落下来，失而复得。
1997年4月，平津战役纪念馆文物征集人员到王甦家中征集有关平津战役的历史文物。王甦从小木盒子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小红包，打开层层叠叠的小红布，对工作人员说：“把这封有些残破的信，现交给你们，把它放在应该放到的地方，让后来人了解那段历史。新中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国民党军官蒋乃文给王甦的信
王甦曾经说过：“由于要同国民党军界上层联系，我住有洋房，穿有西装，行有汽车，但丝毫也没有产生贪图安逸享乐的念头。那些都是身外之物，都是掩护地下斗争的需要。虽然我有特殊的社会关系帮助和掩护，但心里很清楚，一旦暴露定要杀头。我联系过的两位地下党工作者，被敌人发现抓住后，宁死不屈，结果一位被绳子勒死，一位被活埋了。想起这些烈士，我心里就难以平静，他们用死换来了我们的生，我们怎敢有丝毫懈怠和偷生呢？只有竭尽全力为革命工作。”
王甦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不举行告别仪式，不进行任何追悼活动，不设灵堂，遗体火化后不留骨灰，埋于松树下，并告诉家人不发表生平事迹。”
未来研究的方向在于提出包含互斥类型成组约束条件时的多目标产品架构模块划分方法，进一步为架构设计人员提供更为完善的决策支持工具。
2000年7月22日，王甦因胃出血医治无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