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中日甲午战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战争论文,中日论文,张之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之洞是晚清政坛上的著名人物，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先后在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任上。尽管没有直接参加指挥战争，但对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争十分关心，其行为和主张对当时有着重大影响。过去在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史时，对他的作用和影响注意得不够，专题研究成果亦少。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点粗论，求教专家学者。
一、较早警惕日本帝国主义
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的事。但临战前夕，清政府仍麻木不仁。1894年5月，“东学党”败，日本政府理所当然应从朝鲜撤兵，而且清政府已向其提出同时撤兵。但日本政府借口改革内政不但不撤军，反而一再增派军队。这时清政府还不作战争准备，反而去乞求欧美各国出面调处，梦想利用第三者迫日本从朝鲜撤军。7月1日，北洋大臣李鸿章还转奏俄使称日决不先犯中国①。战火烧到鼻子尖上，仍嗅不出火药味，以致麻木到连朝鲜战场的统一指挥官，也是等到平壤战役前不久才由李鸿章奏请指派叶志超担任。然而，远离沿海和京城，在湖北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对朝鲜形势变化十分关注，主动加强同南洋大臣刘坤一、北洋大臣李鸿章、天津道盛宣怀和驻日大使汪凤藻等联系，及时了解朝鲜动态。他从多方获得信息，感到日本政府对待朝鲜问题的态度和日军在朝鲜的行动极不正常，认为：“朝鲜乱作，日本与中国将失和”②。并多次向朝廷呈述对时局的看法。7月10日张之洞在给台湾巡抚邵友濂和布政使唐景崧的一份回电中暗示当时情况复杂，“此间窘陋太甚，不便详言”。并告诉他们枪支、弹药可在何处筹到③，支持他们加强战备，迎接不测。自己更是在辖区内积极备战，令“水陆诸军严防”④。其主要措施有：
一、严查奸细，清理内部，整肃官风官纪，严禁各属在审案时滥用非刑杖责无辜、久羁人证、凌虐狱囚，作好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的战前准备。战前，张之洞通过多方消息得知日本已派出间谍到中国，特别是沿海、沿江地区搜集情报后，即清理内部，组织力量进行侦破。后来在湖北境内破获日本间谍多起，打击了日本间谍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敌谋而靖人心”的作用。
二、亲自督促、检查湖北炼铁、枪炮各厂的建设和生产，并奏请清廷嘉奖为办铁厂“著有成效”的有功人员，鼓励他们再接再励搞好钢铁生产，为战争作好物资准备。朝鲜东学党事发之前，张之洞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按照正常速度建设铁厂和枪炮厂，“原拟就枪炮厂、布局两局之经费添补”铁厂。事发后，感到中国面临着战争的危险，故改变了初衷，加快了建设铁厂、枪炮厂的速度，既不能将枪炮厂的经费添补铁厂，又不能影响铁厂早日投产，反过来影响制造枪炮。张之洞说：“目前筹垫之经费若竟因此停工，既于大局有关，亦觉前功可惜，且熔炼钢铁若竟停歇，则制造枪炮何所取资？关系尤非浅鲜？”为此，张之洞“夙夜焦急”。特奏请清廷：“拟请于厘金、盐厘两项极力整顿，设法腾挪”资金给铁厂建设⑤。不久，又致电刘坤一，向其借船若干，协助运煤、矿石，以确保铁厂生产。还多次电催驻俄大使许景澄在俄为其购买炮坯、枪坯及现代化的快炮运抵湖北枪炮厂进行组装和仿造，为战争作好准备。并对清廷麻木不仁有微词。他说：“由铁而制器，而炼兵”，“此总以将来军旅之事，无仰给于人为断。”“鄂省奉旨设厂炼铁实为中国创办之事”⑥。6月“东学党”被镇压后，清朝政府竟散布和局已订，兵事未有的太平论调，甚至有人攻击张好乱花钱。对此，张之洞“尤深焦急”，但仍致函恳请许景澄设法尽速购回多种现代化的武器样品，他在函电中说：“和局虽订，兵事未有已时，快炮必须早成为妙。且须炮厂成功，鄙人方能引退。”⑦
三、在向清廷呈述对时局看法的同时，积极在所辖长江中游沿线进行军事布防。6月间，张之洞接刘坤一电：“日本调重兵至朝鲜王京，胁议善后，并谣称将用兵入长江内登岸——自系恐吓之言”，并希望张之洞提高警惕⑧。张之洞更是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假。此后，更十分注意长江防务。他说：“倭人叵测窥伺长江蓄谋已久，亟应预为筹防，以期有备无患”。“鄂省虽地处上游，而设险整军本不可一日不备之事”⑨。并亲自视察沿江防务，“督饬将领修造炮台，务令精坚，合法训练士卒成劲旅”⑩。还特派湖北按察司陈宝箴赴江宁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商联防。又致电刘坤一，向其借炮若干，以加强长江防务。
我们通过对张之洞战前上述言行的考察和分析，认为张之洞是当时清朝统治者中为数不多的较早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官吏。当时，多数官吏深受慈禧太后和另一个实力人物李鸿章推行避战求和政策的影响，加之这些官吏多数是昏庸无能之辈，缺乏观察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因此统治阶级内部几乎处在一种麻木状态。为此，张之洞“惶陈痛愤，寝食难安”。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曾痛心疾首地回忆说：“试思去年之事，曷尝真有启衅之端？日本必欲代朝鲜改政，则胁朝鲜以必从可矣。我为东学党发兵，而日本不愿，则催我撤回可矣。可至必欲我京师，不过兵力已强，窥我无备，欲借称兵以偿其欲耳。”“臣屡次电奏”，“只以言轻术浅，不能仰动震听，挽回万一。”(11)这沉痛地呻吟，血和泪的回顾，显示出张之洞一片赤诚的民族爱国心。
二、反对求和，坚持抗战
1894年7月25日（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的中日战争终于爆发，清政府不得不于8月1日向日本宣战。严峻的战争事实，使清廷开始重视张之洞的意见。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清朝政府最高统治者光绪帝和慈禧也认识到张之洞“迭次电奏，于料敌筹备事宜亦多可采。”(12)张之洞有关意见得到最高统治者肯定后，他参与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几乎每天向清廷电奏对当时战情的看法和战事建议，有时一天多达三、四次。综观张之洞那个时期奏折，主要有如下内容：
一是帮助清朝政府分析当时战争形势，特别是日本的行动及日本政府的态度，促清朝政府下决心坚持抗战，放弃避战求和的主张。张之洞在分析当时形势时说：“倭为胁和计，彼妄想甚大，断不肯和，必须苦战”(13)。并不断向清政府通报他所获得的日本信息，引导最高统治者认清“倭寇凶悖贪狠”本性，以坚定抗战的决心。张之洞在一份电奏日本以巨款“购洋军火”情况时，指出：“倭寇不惜巨款购械，其意在与中国穷兵苦战可知，断不肯即行得罢兵。”(14)
二是为清政府详尽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实力及军事的优劣与特点，认真地找出自己的缺点和弱点，试图使最高统治者和决策人物有个清醒的头脑，对这场战争有一个正确认识，采取积极措施，夺取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张之洞认为：在战争中，中国与日本相比，“中国不忧无兵，而忧无将；不忧无饷，而忧无械”(15)。因此，他不断地向清政府建议速调全国精兵强将，特别是令与洋人作战有实践经验的将领赴前线，采取扬长避短的战略战术同倭寇打持久战。张之洞说：“戒诸军坚守稳扎稳打。倭气狂悍，又恃械精，利速战，不利持久。”“据险坚持两月，倭畏寒必不支，我陆军但能自固，倭必不敢越之深入。”(16)从而扭转中方在战争上的被动局面，鼓舞士气，鼓舞民气，争取最终胜利。为此，张之洞还积极向清朝政府推荐将才，并主动“设法在外洋密购军火”(17)。他的这些行动再次遭到了清朝政府中避战求和派的攻击，说张之洞“是好乱花钱之人”(18)。但张之洞毫不灰心，为了避免过多与其正面交接，影响购买先进的洋军火，采取让前方有关将领向清朝政府提出。同时还向清政府解释：“购械不比招勇，勇遣散则钱归乌有，军械可常用。”(19)
三是建议清朝政府加强信息工作，为正确决策提供依据，为稳定军心民心的宣传工作提供有说服力的资料。张之洞认为：“制敌必宜先知敌情”。当清政府被迫向日本宣战后，张之洞即奏请清廷将熟悉日本情况的袁世凯、黄遵宪电调“到京详询情形，则倭人虚实短长瞭然，易筹攻守之策。”(20)并深感加强通讯建设是当务之急。他说：“时局日紧，电报最要设，有阻断误事不浅。”“此事费财，需时，然实不可缓。”(21)还列举了由于信息不准、电讯不灵，导致决策失误和影响社会不稳定的事例。张之洞认为，当时远离京城各省谣传四起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上下信息不灵，官民不能及时、准确了解前方战事和时局变化，地方官吏又无法向民众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他力奏清廷由北京通往各省的电线“多设一两条乃为周妥”。甚至到了战争后期，张之洞仍向清政府呼吁：“军报最关紧要，由京城达外省之电线设有阻滞必误事。”(22)
张之洞在积极、主动向清朝政府议战事、提建议、出主意的同时，更以实际行动搞好筹饷、筹械、筹运等后勤工作和本辖区防务工作，全力支援抗战，以此来影响全局，影响清政府坚持抗战。抗战之初，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为坚持抗战，作了如下有影响的实际工作：
一、积极筹兵、筹款、筹械、筹运，保障前方供给。张之洞对前方的战事尤为关心，亲自为前线选兵挑将，主动将两湖地区现有的精兵强将送往前线。张之洞认为：“军械必须多备，此事为今日第一要务。尤以快枪快炮为要，非此不能御敌。”(23)快枪、快炮等先进武器，只有西方列强才有。当时列强国家政府对中日战争持“中立”态度，因此，购买先进武器不但需要巨款，而且购买十分不易。张之洞为了坚定地支持清政府打好这场战争，一方面积极筹款，一方面与欧洲小国和驻中国的外国洋行联系，通过第三者购回先进武器，并“就鄂省所存悉索以应。”(23)至10月止，向外洋购军械款就达42万余两，“湖北省调派北上之军，马军共二十一营”，致使鄂省“库款如洗”，“军械已搜罗一空”。为确保抗战前线将士的供给，张之洞还“设法赶紧访购商借，以应要需。”(25)同时拟着手改造湖北枪炮厂，自制新式武器。当前线“军情万紧”，调派前线的各军由于缺款，无轮不能及时赶赴前线抗战时，张之洞建议租用招商局轮船运送各军赴前线，并主动承担租金。从而卓有成效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日斗争。
二、加强辖区防务建设，巩固后方，支持前线。自中日双方开战以来，“倭人谣称，将用兵入长江内登岸”(26)，并派遣奸细乔装华人潜入内地探我虚实，造成沿江群众人心不安，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前线将士的情绪。由于张之洞认真组织力量加强侦破工作，当时仅在长江沿线就破获“改装薙发之倭人”奸细多起，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从而鼓舞了军民士气，消除了社会上部分不安定因素。不仅如此，张之洞还按照近代战争的要求，加强本地区的防务建设。根据支前所需，对现有的军事力量进行了调整。张之洞亲自视察了沿江等防务，并对田家镇等重点防务地段进行了反复勘察，添置了新的防御武器；制订了《筹备江防折》的战时规划；对现有防务军队存在的老年化现象采取了措施，招募了一部分新兵进行培训，增强部队的活力和战斗力。通过整顿和调整，张之洞又拟抽部分精兵强将送往抗日斗争前线。这样使当地人民群众看到了战胜倭寇的希望，稳定了人心，巩固了后方。同时又有力地支援了前方。
张之洞为坚持抗战，夜以继日地工作，做出了时人公认的显著成绩。但因长时间辛劳得不到休息，终于积劳成疾，于10月初病倒在湖广总督任上。张之洞“不分畛域，通筹大局”的精神和卓有成效的办事能力，不仅得到了时人的称赞，同时也得到了最高统治者光绪帝和慈禧的肯定。“清廷以之洞在广东时与法军开战，主持军务，应付裕如”(27)的能力和这次表现，在其病尚未愈，便将他调往江宁任两江总督，主持南洋军务。11月13日到职后，张之洞深感守备南疆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关系全局。他说“江南地段太广，沿海沿江处处精华，防不胜防”(28)，但一定要防。因此他“昼夜戒备，刻刻提防”，严防倭寇进犯南洋，窜进长江。他到江宁后便马不停蹄地巡视沿海沿江，检查防务，查出江南防务存在着12个方面不适应战争要求的问题，感到“实出意料之外”(29)。因此，他决定对当时的江南防务进行全面整顿，采取如下举措：
第一，整顿队伍，引进将才，提高防备军队的战斗力。奏请敕冯子材募粤勇10营来江南办理吴淞沿海等处防务，并调广东副将林保等续募6营归冯节制，奏请清廷批准调已革提督沈茂胜等善战将领来江南差委。同时，奏明清廷，将不适应战争要求和畏敌如虎的九江镇总兵朱淮森等人撤职。并严令禁止水陆各营克扣、摊派、携眷和吸食鸦片等积弊，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
第二，兴修沿海、沿江不适应现实战争要求的炮台，添置快枪、快炮等先进武器，改善军队装备。其经费奏请清廷批准劝令盐商和当地绅富等捐款，同时明令禁止借机以户捐、铺捐、房捐等名目向百姓摊派，骚扰社会。另外，派遣军队平息江苏、河南交界地的内乱，稳定社会，集中力量搞防务，支援前方抗战。
第三，架通通海、淮扬、川沙、金山、乍浦各电线，充分发挥现代电讯作用，为防务和战争服务。张之洞说：“江省幅员辽阔，当此海防戒严之际，军报必宜灵捷，方能随机因应。”(30)
第四，在沿海、沿江举办渔团、民团，搞互相监督，实行军民联防。张之洞认为：“江南海面环境一千二百余里”，“滨海平洲沙滩之坍涨不常，潮汛之深浅无定，若能将民渔各船清查团结，广布恩信，杜其引水接济敌船”，“则渔团有益海防之实际也。”(31)为此，张之洞电饬地方文武官员切实抓好组织、操练渔团工作，实现团之为战，人之为战，全民皆兵的愿望，让侵略者有来无回。为激励渔团、民团在海防、江防中发挥战斗作用，他亲自拟定奖惩并施的六条规定，并饬部属广为张贴，大力宣传，以求家喻户晓。
由于张之洞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使江南防务很快得到改善，军民团结、严阵以待之势，使得侵略者不敢冒然侵犯。同时一如既往，不分畛域的承担比以往更重的为前方各军筹饷、筹械、筹运、募勇等任务。据有关史料记载：张之洞将当时“江南之款半为奉调北军用”。到1895年1月初，江南“调北上诸军共五十余营”，饷械均由江南供给。“关外诸军挫退，畿防日紧”，张之洞奏请清廷“急筹大枝劲旅为入卫之师”。时值江南乃至清廷“库款如洗”，为确保在湘募到10个营北上入卫之师，张之洞主动承担“十营饷全由江南发给”的任务(32)。山东威海危急时，张之洞还主动送去快枪一千枝，子弹一百万发。山东巡抚李秉衡电谢曰：“我公统筹全局，谋国之忠，与人之厚，诸深钦佩！”(33)
三、从主战到“结强援”
战场的失利，清廷完全倒向避战求和派一边，并按日本政府的要求委任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到其指定的地点马关乞和。清廷为了早日停战，防止对其既定乞和方针的干扰，对国人，甚至象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臣也严密封锁消息。为及时了解清廷的变化意图和准确的谈判消息，张之洞多次电恳清廷：将“规画大端，遇有饬知北洋大臣之事一并电饬南洋知之”(34)。在遭到拒绝和斥责后，他多次与各国驻华大使、有关地方官、前线将领互通情报，甚至直接向李鸿章电询情况。当“闻倭有索台湾开矿十年”消息后，即电奏“朝廷权衡至当亦必断然不允”(35)。当得知李鸿章在谈判中表示接受日本政府提出割地、赔款条件的消息，即“三次电奏，力阻和议”，并主动活动国内外有关人士，共同说服清廷立即与倭彻底决裂，以战争解决问题。痛斥李鸿章避战求和的行为，是明哲保身，妥协误国。甚至强烈要求清廷对李鸿章，“请明正典刑，以谢天下”(36)。张之洞力争主权，反对丧权辱国举动，在朝野内外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坚持抗战、反对和议的官吏、士绅们纷纷上疏，痛陈和议之害，要求惩治李鸿章等。清廷亦感日本政府索要过多，于是指示李鸿章再与辩论，希望日本允许“割台之一半”，辽东方面则保留营口(37)。李鸿章则以日方坚持“词已决绝，无可再商”的强硬态度威胁清廷，强调“恐非即与订约不可。”(38)本无决裂胆量的清政府，这时完全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压力，电令李鸿章“与之定约”。张之洞对此“痛恨发指”(39)，明知清廷决心已定，难能挽回，仍屡向清廷电奏沥陈，痛论条约对中国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台湾的形势。他说：“倭约各条贪苛太甚。闻台湾民不甘属，必然启衅。各省军民必至痛恨深怒，断不甘。稍有枝节，彼即谓不依条约，立刻生事，彼时战不及战，守不及守，和不及和，即欲暂避亦不及避。”“其祸岂堪设想！”“中华何以立国？”(40)企图说服清廷改变初衷，恳陈光绪皇帝：“敕下王大臣等迅速会议，设法补救”。并积极为清廷出主意寻找毁约借口，指出：条约是在李鸿章“伤重昏迷之际，李经方等冒昧应允。”(41)甚至提出迁都太原，废约再战的严正要求。但都遭到了李鸿章极力反对和清廷的严厉申斥。这时张之洞只得不顾个人得失，挺身而出，与李鸿章等作斗争。他揭露“李鸿章敢于犯天下之不韪，欺朝廷以其方者，窥见皇太后、皇上与诸臣畏倭之心，反自托为忠爱之忱，以巧遂其奸欺之诈也。”(42)这番斥责尖锐、措辞激烈的言论，不仅仅是对李鸿章的痛斥，而且对慈禧和光绪及避战求和的官吏也作了批评，显示了张之洞“直言敢谏，不避权奸”的大无畏精神。时人赞誉他“直言敢谏，不避权奸，一时无两。”(43)
烟台换约之前，张之洞虽力奏清廷收回允约成命，但对此并不寄予很大希望。因此在电阻换约的同时，暗中鼓励和支持台湾军民正在掀起的抵制割让台湾的爱国正义斗争，并接连向台湾巡抚唐景崧等去电表示支持。他说：“朝廷贸然弃台，此时为台计，只凭台民为战守。”并鼓励说：“台军民合力战守，足可取胜。”当台湾民主国成立，他又立即汇银30万两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此后，又电令上海制造局：“速共备枪3万支并弹交斯美（轮）带去”交唐景崧等。还指示将“局存者及附近萧镇等营可收回者，有车炮若干，世邦道炮有未发者，俱尽数拨往，毛瑟弹亦尽数解。”(44)接着张之洞又将一批粤枪运解台湾，有力地支援了台湾军民抵制割让台湾的爱国斗争。李鸿章等得知此事后，即电奏清廷，指斥“台民叛拒者为张之洞”等(45)。5月28日清廷电谕张之洞：“台事无从过问，饷械等自不宜再解。”(46)清廷的严旨和各方面压力，张之洞不得不停止援台活动。但仍致电台湾守军统领刘永福，嘱其坚守台湾，“成则为郑成功，败则为田横。”希望刘“即使终归身殉，总可杀倭寇数千，断不能令倭寇垂手而得全台。”(47)张之洞这番寄托与希望，显示了他具有强烈的民族英雄气慨；他那公然违抗清廷卖国旨意，支持台湾军民自主保台斗争的主动，确令世人钦佩。
张之洞鉴阻换条约不成，援台保台不能，就更加主张“结强援”，以求尽量减少损失。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张之洞就有过“结强援”的初步想法。他曾致电李鸿章说：“与其失地赔费求和于倭，不如设法乞援于英、俄，饵以商务利益”，“助我战，我必胜。”(48)条约签订后，特别是在支台保台不能的情况下，他把“结强援”视为减少损失的重要手段。因此，他屡向清廷电奏沥陈，可以不惜“饵以重利”，甚至割边远之地与英、俄等国以制倭。他说：“朝廷若以回、疆数城让俄，以后藏让英，以云南极边地让法，三国同助，则不惟台湾可保，且约竟可全废，断无战事。”(49)并反复强调：“此时欲废倭约，保京城，安中国，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0)因此，他不仅向清廷沥陈此策，而且积极活动西方列强国家助我，希图达到“兵不血刃而倭约自废”的目的。他的这些努力虽然没有完全达到其预想目的，当然也不可能达到。但对当时清政府外交政策的某些变化，特别是对促进俄、法、德干涉日本放弃辽东半岛起了一定作用；对其“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的成熟与发展，起了重大影响。张之洞明白，“结强援”的主张，亦不过是维持垂危的清朝统治的应急之策，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靠“自强”。因此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朝野内外有些官吏以为有列强“支持”“可以偷旦夕之安”，而张之洞则认为：“不久即将有眉睫之患”。为此，他“夙夜忧惧”，接连向清廷上呈补救之策。1895年7月19日急呈《呈请修备储才折》，“陈九事”，“抑恳宸衷截断”。其主要内容是：加强陆、海军建设；抓铁路建设；设枪炮厂于各省；广开学堂；兴办商务；讲求工政；派文武官员出国考察等。期望中国“从此有自强之机”(51)。
综上所述，张之洞在甲午战争期间，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切合实际的错误主张，甚至委身求见一位外国传教士，乞求其劝说本国政府出面助我抗倭的可笑举动。但总的来看，其主观愿望还是好的。通过全面地考察和分析，我们看到，张之洞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坚持抗战的旗帜是鲜明的，爱国立场是十分明显的。他的爱国言行和爱国精神，曾影响了朝野，在当时确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因此，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注释：
①(2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一）第10、458页，中华书局1991年3月版。
②④(24)胡钓《张文襄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辑第125、125、126页，文海出版社出版。
③⑦⑧(13)(15)(18)(19)(21)(23)(46)(47)《张文襄公全集》（影印本）
（以下简称《全集》）（三）第449、449、448-449、458、448、462、481、468、476、588、474页，中华书局1990年103月版。
⑤⑥⑨⑩(26)(30)(50)《全集》（一）第638、635、640、641、635、662、688页。
(11)(29)(31)(40)(41)(45)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三）第481、8-9、363、86-87、87、389页。
(12)(14)(28)(32)(34)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二）第433、449、31、533、566页。
(16)(17)(20)(22)(35)(48)《全集》（二）第281-282、280、280、309、308、323页。
(27)张达骧《张之洞生平述闻》，《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1辑。
(33)(39)(43)丛刊《中日战争》（五）第60、101、126-127页。
(36)(42)《唐才常集》第270页。
(37)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87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12月版。
(38)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2第343页。
(44)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第921页，中华书局1987年5月版。
(49)文廷式《中日甲午战争》第21页，台北广文书局1981年8月版。
标签：张之洞论文; 李鸿章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甲午战争论文; 清代论文; 朝鲜经济论文; 清朝论文; 历史论文; 八国联军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万历朝鲜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