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王朝崩溃、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怨鼎沸，在文化学术领域，又是思潮激荡、呐喊起伏、学术大家辈出的时期。中国社会学在此一时期，也呈现了难得的快速发展局面，一些研究成果达到了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巅峰，并且迄今难以超越。纵观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思想，大略可以划分为六个领域：一是唯物史观社会学，二是社会原理研究，三是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四是人类学调查和社区研究，五是社会史研究，六是政法、经济、文化和伦理研究。本文限于篇幅，只考察人类学调查和社区研究的发展历史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学“中国学派”。
一、“中国学派”的形成
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是与吴文藻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可以说，吴文藻是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奠基人。1927年吴文藻以《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为题的博士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33年开始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在中国人类学调查和社区研究方面，吴文藻是最重要的思想先驱之一。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界，社会学在教学和研究上有两种趋势：一是很多社会学家热衷用中国已有的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二是用当时英美社会学通行的社会调查方法来描述中国社会。吴文藻回国后，正值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广泛开拓之际，他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运动，并苦苦思索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子，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吴文藻吸纳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美国社会学家派克的人文区位学理论，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提出“社区研究”是社会学中国化的核心议题，主张改进中国社会结构要从社区研究入手。
吴文藻认为，在现代社区研究中，社会学调查与社会调查具有不同的性质，社会调查只是社会生活见闻的收集，而社会学调查是通过对社会事实的考察来验证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假设；社会调查的目的是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是社会服务家为改良社会而作的调查，而社会学调查的目的却是要发现社会、认识社会和解释社会。
吴文藻提出的“社区研究”的核心议题把人类学整合入社会学，奠立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格局，他所领导的学术团队被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称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吴文藻培养了大批具有国外教育背景又扎根于中国国情的学术人才，如林耀华、费孝通、李安宅、瞿同祖等。
吴文藻指出，“社区研究”是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如民族学家应考察边疆的部落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应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应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这样，静态的社区研究分析社会结构，而动态的社区研究了解社会过程，双方兼顾，同时并进，以求解释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吴文藻的努力以及在他的影响下形成的众多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个“中国学派”成为中国社会学此后发展的主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方向。①
在这个主流之下，有两个分支：一个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分支，另一个是以林耀华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分支。前者注重对于与经济相联系的社会组织的分析，后者则注重对于与文化相联系的社会非正式制度的分析，如宗族、宗教、习俗等等。西方早期人类学的研究，由于当时列强推行殖民文化的需要，集中于对殖民地土著民族的无文字社会的调查。而费孝通和林耀华等人的贡献，是把人类学的方法运用于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社会的调查。
二、文化人类学调查
中国早期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有林耀华、杨庆堃、许烺光、田汝康等，他们把西方的人类学理论与中国的田野调查相结合，开辟了一块很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集中在中国宗族、宗教问题上，与中国草根文化史的研究交相辉映。
林耀华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在导师吴文藻的指导下，按照社区研究的要求，在他的家乡福建义序对黄姓宗族进行了田野调查，完成了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该文从人的出生仪礼、婚嫁、死丧、葬祭等方面系统分析了宗族秩序维持的基本机制，分析了宗族这个中国特有的文化制度和功能组织。受当时新兴的功能主义影响，林耀华对宗族制度进行了新颖的功能分析，他把家族作为宗族的基本单位，从家庭个人地位到家族结构再到宗族功能结构，进而延伸到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形成了一条清晰的逻辑分析线索，从而开辟了认识中国宗族的新视野。在《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一文中，②林耀华阐述了他研究宗族的新方法：“宗族乡村乃是乡村的一种。宗族是家族的伸展，同一祖宗繁衍而来的子孙称为宗族，村为自然结合的地缘团体，乡乃集村而成的政治团体；今宗族乡村四字连用，乃采取血缘与地缘兼有的团体的意义，即社区的观念。”
在林耀华之前，中国已有厚重的宗族研究积累，但这些研究多属于史学研究。林耀华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宗族研究，把宗族研究从历史延伸到现实。《金翼》写于林耀华在哈佛留学的时代，当时所用的副题为“一部家族的编年史”，1947年修订出版时副题改为“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金翼》的所有故事都取自真实的材料，描写了20世纪初至30年代发生在福建闽江下游黄村的故事，涉及中国南方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盟会、看风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仪式、节日娱乐等生动画面，记述了中国同姓村落与四世同堂大家族的亲属关系、礼节与纷争。《金翼》还开辟了一种新的写作方法，他用写小说的方式来撰写学术著作，把调查的一些片断、零碎、芜杂的原材料，转化成一个完整的人类学故事。国际著名经济人类学家雷蒙德·费斯(Raymond Firth)为《金翼》作序，并对其学术价值给予极高的评价。但《金翼》写作方法此后数十年一直面临着一些学者的不断质问，这究竟是虚构的故事，还是科学的研究？尽管林耀华一再表明，这部书的故事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但这种别出心裁的“文学概括法”一直被视为“另类”。与林耀华的写作方法可以相提并论的是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怀特(W.F.Whyte)，他的《街角社会》的文体也介于学术著作和小说之间。但《街角社会》被富有严格学术传统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接受为博士论文，后来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作之一，甚至成为一种“讲述外部世界的叙事方法”，被喜欢个案访谈调查方法的学者争相模仿。
《金翼》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家族和宗族制度展开，但所有的故事却不单是家族和宗族制度的注解，它宛如一张纵横密织的网络，无论哪一条线索都会牵动整体。该项研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命历程，更重要的是从家族、宗族的文化功能角度考察个人与生活共同体复杂的关系。
杨庆堃是汉文化人类学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已写出《邹平市集研究》的论文，通过调查邹平县的14个市集，从货物、交易、卖者、组织等因素来描写市集的各种因素。这是一项为后来很多研究者所借鉴的成果，甚至还成为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关于中国社会的市集网络分析框架的起点之一。
中国早期人类学研究，强调要有村落田野调查基地，进行长期的跟踪调查。杨庆堃的村落调查基地是广州近郊的“鹭江村”，他于1947-1950年主持了“鹭江村”的调查，后来用调查材料撰写了《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村落》一书，该书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鹭江村也由此成为在海内外颇具影响的学术名村。然而，杨庆堃产生广泛影响的代表作是1961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全书详细考察了中国社会中各种类型的信仰以及这些信仰与政治、经济和儒家学说的关系，被誉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在中国宗教研究领域，中国社会中有无宗教以及儒学是否可称之为儒教这类问题始终是争论的焦点。胡适曾经说过，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梁漱溟也曾指出，世界上宗教最微弱的地方就是中国，最淡于宗教的是中国人，中国偶有宗教多出于低等动机。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也认为，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功能性神灵的大杂烩”。的确，与欧洲相比，中国历史上多数时间里没有强大的、高度组织性的宗教，也没有教会与国家之间长期无休止的斗争。杨庆堃的贡献在于一方面证实了中国宗教的存在，因为“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表明宗教在中国社会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它们是一个社会现实的象征”，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国宗教不同于西方宗教的特征，说明不能用西方的宗教观念来看待和解释中国宗教，因为中国宗教缺乏“显著结构”，即缺乏独立的组织系统，无法游离于世俗制度之外，因此与国家的政治权威相比，宗教只能在吸纳世俗道德以图生存发展的同时，又为政治统治提供超自然的依据，这种与儒家道德之间的文化格局，决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持续效力。③
杨庆堃借鉴沃奇(Joachim Wach)在《宗教社会学》一书中把宗教组织区分为“自然团体”(natural groups)和“特殊的宗教”(specifically religious)两种类型的看法，从结构—功能的视角出发把中国宗教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另外一种是“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制度性宗教”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其自身可独立于世俗的社会体系之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与之相分离。“分散性宗教”也有其神学、祭祀与人事的运作系统，但是无论其精神内核还是形式化的仪轨组织均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成为结构的一部分，它自身没有任何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为了阐释“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这两个核心概念，杨庆堃借助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分析框架与方法(因为杜克海姆就已分析过所谓西方“分散性宗教”的特征)，并以本土化经验与实证研究为基础，认为中国宗教定位的模糊性不仅取决于“多神崇拜”的形式，而且受经济模式与地理环境的影响，如宝山地区常受海浪冲袭，故崇拜海神；广东佛山地区则喜供火神，因为居民常受爆竹工厂的威胁，等等。
在西方学者写的宗教发展史里，从泛神论到多神论再到一神论的发展是一种宗教信仰的“社会进化”，泛神论属于一种原始信仰，基督教是通过推翻“异端的万灵论”而使人们追索自然的统一律，从而产生了现代科学。这种看法暗含的引申结论是，东方国家的多神论是科学不发达的文化原因。杨庆堃则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宗教，宗教在中国是以一种高度去中心化的模式出现，在这种去中心的系统中，宗教通过分散性形式服务于世俗社会制度，来强化其组织，宗教普遍地渗透在世俗社会制度中，从传统社会的制度结构得到支持，而其特有的神学、神明、信仰、仪式无一不对民众的生活产生系统性的影响。至于为什么中国宗教会呈现出这样的特征，杨庆堃认为，一是因为中国宗教全面屈从于君权垄断，受政治支配的宗教在早期发展已趋于分散，它与社会制度融合在一起，形不成一个有独立功能和结构的组织；二是因为社会对多神论信念的包容削弱了单一宗教信仰与组织系统脱颖而出趋于完善的可能性。杨庆堃关于中国宗教未趋于完善的判断，与他的中国宗教是另一种文化存在的假设相抵牾，实际上依然难以摆脱西方宗教学既有结论。
田汝康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也对中国民间宗教进行了独特的研究。1940年前后，他到云南芒市那目寨(又称“那木寨”)进行了10个月的田野调查工作，研究傣族做摆仪式，并于1946年出版了《芒市边民的摆》(又称《摆夷的摆》)。“摆”是当地傣族(原称“摆夷”)的一种民间宗教活动，田汝康在研究边民村寨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发现了“摆”的重要性，因为这种宗教仪式虽小，但是“却关联着摆夷的整个生活”。田汝康受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宗教与科学》与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影响，在《芒市边民的摆》一书中，细致阐述和分析了宗教与巫术、“摆”与“非摆”、宗教仪式与超自然崇拜仪式之间的差异。在田汝康看来，作为宗教仪式的“摆”，具有非实利主义的特征，在这种仪式中，人们集体消耗财物，目的仅在于“消耗”本身；而“非摆”则与巫术一样，企图运用超自然信仰的力量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是一种具有实利主义特征的仪式。田汝康认为，对于傣族来说，“摆”是克服社会分化的宗教手段，积累财富不是为了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地位差异，而只是为了通过“消耗”在宗教仪式上来平衡不同社会等级中的人之间的差异。④田汝康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关于中国民间宗教实利主义取向的简单判断，揭示了中国宗教的实利主义和非实利主义的两重性。
许烺光是另一位重要的汉文化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是1948年出版的《祖荫下：中国人的文化与人格》(1967年再版时改为《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以下简称《祖荫下》)，该书的田野材料，来源于许烺光1941-1943年在云南“魁阁”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室工作期间完成的西镇田野调查，所谓“西镇”就是现在云南大理的喜洲镇。许烺光的《祖荫下》以父子关系为轴心塑造的祖先崇拜文化人格，揭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中国人的文化特征和心理结构，成为中国心理人类学的开创人。在许烺光看来，在中国人的人格形成过程中，祖先崇拜和家族组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每一个个人都是生在祖荫下，长在祖荫下，并通过延续祖荫的努力而赋予短暂的肉体生命以永恒的意义。由于中国的伦理体系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从家到天下的大大小小的集体利益，那种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也几乎不可能存在。⑤《祖荫下》一书以生动的民族志描述和系统的人类学分析，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取向。许烺光在《祖荫下》一书中的看法，其实当时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之见，而是晚清以后知识界的主流看法，即中国人格和文化的革命必须打破旧的传统，冲决祖荫网罗，彻底改组自我。许烺光的主要贡献在于把这种判断和解释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并成功运用了心理人类学的方法。
《祖荫下》一书的主旨，是要通过田野调查来回答为什么会有家族兴衰现象，也就是为何会有“富不过三代”的现象。但许烺光的学术抱负，似乎并不仅仅是解释个体家庭现象，在他看来，一个小社区普通家族的兴衰，与达官显贵的兴衰、帝国君王的兴衰都具有相同的原因，这样就把家族的兴衰与国家和社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也认为后者是比前者更为复杂的事情。许烺光认为，在西方已有研究中，对社会兴衰现象的解释有两派观点：一派是马尔萨斯人口过剩学说，即认为天下太平使人口增多，造成人口与土地和技术资源的矛盾，当人口达到过剩的极点，就产生了动乱，造成大量的人口丧生，从而使国家又一次进入一个新的朝代；另一派是威特福吉尔(K.A.Wittfogel)的阶层循环学说，即认为中国社会分为统治阶层、官僚阶层和平民阶层，官僚和新贵(高官显贵、土豪劣绅、大商人)的地产积累，造成土地危机并进而引发经济社会危机，虽然这种恶性循环能够因为朝代的兴衰得到周期性的平息，但它绝不可能得到彻底根除。而许烺光则认为，性格特征是家族兴衰不可忽视的因素，懦弱的性格常常与家业衰败相关联，而力量常常是兴旺之家庭成员的象征。他在西镇的调查中发现，在祖先庇荫下，对人格有着重要影响的两个因素是权威和竞争，穷人仅仅为了生存而竞争，而富人则为了权利和名誉而竞争，尽管父子关系形式上相同，但经济条件的差别把贫富两个阶级的年轻人造就成为两种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富者完全依赖父辈，听命于传统的父权，穷者独立性较强，不甘受传统父权的摆布。由此，人们的经济社会条件决定人们的性格特征，而性格特征又反过来决定了发展前景。许烺光的这种心理人类学研究，一方面深受西方心理学行为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其中国本土化的巨大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许烺光的研究，开了中国社会心理学以“人情”、“面子”等为主题的本土化研究的先河。
三、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
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一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从中国早期的研究来看，社会学和人类学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学科分野。
村落调查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经典调查方法。最早的村落研究是由时任上海沪江大学教授的美国学者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进行的。他带领学生分别于1918年、1919年和1923年对广东凤凰村进行了调查，并于1925年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Kulp，1925)。
杨懋春的《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被林顿在该书英文版的序言里誉为代表了社区研究的本土人类学时代的来临。山东台头村是杨懋春的出生地和家乡，像费孝通和林耀华一样，他是对他所熟悉的家乡生活进行调查。这类调查后来也受到一些方法论上的指责，即认为对“家乡”的调查往往难以摆脱“自己人”的视角，分析中有出自“情感”的判断成分。关于对家乡的调查是否会受到观察立场的影响的问题，以及这种家乡调查与外部人的调查的差异问题，人们一直都在争论，但对“家乡”的调查，也有能够避免外来人调查日益产生文化误读的优势。杨懋春对于台头村生活的描述，所用的都是实名，而且他是以自己家庭的实际为中心，凭着对那里人们生活的熟悉，细致地描写和分析了乡村的家庭生活、村内冲突、庄稼种植和孩子游戏等诸多方面。
杨懋春认为，研究中国的乡村，必须把乡村生活放在一系列社会关系里进行研究，特别是家庭关系和村落关系，这是中国乡村研究不容忽视的两个视角，又由于每个村庄不是孤立的，所以还要分析村际关系以及市镇对村庄的影响。在如何看待乡村社会关系问题上，杨懋春的视角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视角完全不同。施坚雅以农村“集市”为分析单位的视角，实际是更加看重都市商业文明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把农民放在“市场圈”的边缘位置。杨懋春虽然也注重分析村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包括和集市的关系，但他把农民放在“村落圈”的中心位置，以村内和家庭生活为主来切近地分析乡村农业文明。杨懋春在山东台头村做调查时发现，台头村有很多村民到青岛去做工，但老婆、孩子还在农村，他们的人口再生产是在村里完成的，城乡之间是一个有序的良性互动，杨懋春当时认为，这种办法比美国城市里的贫民窟要好得多。
杨懋春一个很突出的贡献是对村落组织的研究。他认为在家庭和村落之间有一些过渡性的组织，如家族、邻里、宗教组织以及家庭联合基础上的组织。他根据组织规模把村落组织分为三类：全村性组织、街坊邻里组织和家庭联合基础上的组织。在杨懋春看来，村落的管理要以传统的乡土组织来调节纠纷，单纯的法律下乡会造成社区的瓦解。杨懋春还把多元的社会分层视角引入对乡村等级结构的分析，认为等级结构不仅表现在经济差异中，还体现在性别、年龄、宗族姓氏、社会地位、声誉、宗教等各个方面。⑥
在《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1970)一书中，杨懋春认为，所谓社会方面的发展，主要是指由无组织的状况进至有组织的状况，无论是一个部落从渔猎或游牧进入农业而定居成为农村，或一个由移民开垦而成立的农村，其社会组织都是先由一些为适应其特殊问题或特殊需要而发生，如家族、氏族、宗族，而一旦以全村为范围的“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关系为全体或大多数人所感觉，则村自卫、乔青会、换工制度、互相庆吊、迎神赛会、设学校、防灾救急等团体活动，都会因需要而产生，依功能而兴替。
杨懋春把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分为初级社会关系和次级社会关系。初级的社会关系除了家庭，“街坊”是最基本的单位，村内“街坊”的社会意义是指那个地域街坊中的家庭有了社会关系，以后此社会关系能超地域而自成一个无形的社会关系网，在这个网上，社会关系是绳索，“我们集团”的感情黏合力、一些共同行动与共同行动的目标是网上的结。街坊以次是村内的“族党”，在中国的中型与大型农村中，几乎都有族党或族党性的家庭集团，族党也是村中的一个社会关系单位，由此单位会衍生出族塾、族仓、族养老院、族济贫恤孤组织等很多别的带氏族性的社会组织。另外，初级社会关系还包括农村中常见的丧葬圈与喜庆圈等非正式社会团体。
杨懋春认为，农村中的次级社会关系以教育团体、宗教团体、不成组织的家庭群及租佃关系为代表。教育是中国社会阶梯上的一条通路，在农村中亦然，农村教育团体是指私塾、族塾和学校。农村中的宗教性的团体或组织，不仅是指正式的宗教组织，也包括通过庙会、祈雨、祭拜等民间信仰表现出的社会团体关系。“家庭群”也可说是社会阶级性的家庭群，它们因经济情况与社会地体相类，成为一种不固定的、较松弛的结合，如师徒家庭群、换工家庭群、人缘家庭群等。租佃关系则主要是指乡居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人们很容易推测或相信地主处在高地位上，其势力透过租佃关系往下向佃农身上逼压，佃农则软弱无告，必须卑颜躬身，向地主做祈求状。⑦事实上，在这一假定情形的左右各有程度不同的差别，这种差别受家族关系、合作关系、依赖关系、对抗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以村落为单位进行社区研究，费孝通是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他延续了吴文藻开拓的学术传统的路向。在中国社会学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中断30年之后的恢复重建中，费孝通的乡村社区调查成为中国社会学接续这个学术传统的唯一通道。
1936年，费孝通到广西乡村调查，不幸痛失结婚仅108天的爱妻，养伤期间在家乡江苏吴江庙港乡的开弦弓村进行调查，后带着调查资料留学英国，靠这些资料在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等人指导下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即后来翻译成中文的《江村经济》一书。费孝通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第一次运用社会人类学参与观察的“社区”调查方法来研究中国江南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他对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学名“江村”)的调查，开创了一个新的起点，即从农村社会组织入手研究工业发展问题。20世纪30年代，在研究上对农村工业化问题的忽视，是学界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由于土地问题成为农村研究甚至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绝大多数的农村研究者和革命理论家都不能不把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土地问题上，人们考虑的是农民的生存以及如何组织起来的问题，工业化似乎还是涉及未来发展的边缘问题。
在费孝通看来，如果说江村的家庭蚕丝业是一种迫于人多地少的压力内生的发展，那么工厂工业的下乡则是迫于外来的力量的挑战而产生的挽救乡村工业破产的应对。这种“外来势力”在费孝通那里有时是作为现代技术的导入，也有时是作为帝国主义的侵入和西方列强的工业扩张，或者说这二者在当时是一种伴随的现象。费孝通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很根本的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他还认为，外敌的入侵，使土地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更加生死攸关的问题，只有通过合理有效的土地改革，解决农民的痛苦，一个崭新的中国才能出现在苦难的废墟之上。⑧
现在的许多学者往往认为费孝通、李景汉式的社区调查研究缺乏必要的前提假设，其实这类社区调查并非是无假设的。费孝通就因为他关于外国势力导致乡村工业破产的假设，后来屡屡受到西方学者的“批判”和“证伪”。⑨只不过费孝通在到英国学习之前，并不是有意识地提出假设和论证假设，而是有意排斥理论假设。他自己曾谈到，在编写花蓝瑶社会组织时，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认为实地研究者只需事实不需理论，理论只是“叙述事实的次序要一个合理的安排罢了”，在江村实地调查时，也主张“调查者不要带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射影”。到英国学习以后，感觉到这种方法论上的见解“埋没了很多颇有意义的发现”，在写江村经济时感到“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织在一个主题之下，这是件无可讳言的缺点”，所以江村经济是“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过渡作品”，而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区别就在于只是对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还是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⑩
费孝通的志向并不是把江村调查变成运用功能分析方法的社区研究标本，而是要通过江村透视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费孝通认为，事实上没有可能用对全中国每一个农村都进行调查的方法去达到了解中国农村全貌的目的，在采取抽样方法来做定量分析之前，必须先走一步分别类型的定性分析。他所塑造的学术类型“江村”，与他后来组织和参与确立的“禄村”、“易村”、“玉村”等学术类型，是按照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划分的一个有机联系的解读中国乡土社会的类型体系。
费孝通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完整构想体现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都是通过整理家庭问题和农村问题讲课内容而成的，这两本著作很好地反映了费孝通的两个学术特点：即对类型学和中国学术话语的追求。在《乡土社会》中，费孝通塑造了一系列的学术类型和中国学术概念，如无讼社会与法理社会、无文字社会与文字社会、差序格局社会与团体社会、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等等。在《生育制度》中，他也塑造了“社会结构的基本三角”、“社会学断乳”、“社会继替”、“世代参差”、“长幼行序”等具有学术张力和中国特色的类型概念。
张之毅通过对“易村”手工业的调查，发现了不同于“江村”家庭手工业的“易村”作坊工业，塑造了一种新的乡村工业类型。张之毅1939年调查的易村，是云南易门县一个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村庄。在张之毅看来，纸坊所代表的作坊工业，与织篾器所代表的家庭手工业，虽然在易村同时存在，性质却是有很大区别的，纸坊代表着不同于家庭手工业的另一种乡村工业形式。织篾器是一种发生在农闲基础上用来解决生计困难的乡村工业活动，不需很大资本，而纸坊则是为了资本的增殖，受生计压迫的人根本筹不出一笔资本来造作坊。张之毅通过对易村手工业中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的区别，提出一个关于农村不同工业组织形式的意义这样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正如他在《易村手工业》一书最后所说的：“本书若是有一个启示的话，这是要我们把乡村工业不看成一个单纯的实体。在这个名词之中，包含着很多不同的种类，每个种类有他的特色。各种各类的乡村工业，对于乡村经济的意义和影响，可以有很大的差别。”(11)
在20世纪30—40年代，乡村副业、乡村手工业的乡村作坊工业在很多乡村地区都开始有所发展，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小城镇和城市务工经商的现象。这个现象很快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注意，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就对这一现象给予了特殊的关注。
史国衡把对昆厂的调查视为魁星阁农村社区研究的一个引申，但这个引申却从农村跨越到城市，从农业和农村中的手工业跨越到工厂里的机器工业，成为当时少有的社会学的企业个案调查。所谓“昆厂”是一家约500人的国营军需工厂。《昆厂劳工》的主题是探索农民转变为工人的过程，史国衡提出了几个涉及中国工业化的有意义的问题：(1)农民向工人转变的模式问题。他在分析工人的来源时发现，即便是在国营军需厂，工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民出身。农民出身的工人，有68％都在进昆厂之前经历了过渡性职业，由农民直接入厂的只占农民出身的工人的13.5％，而过渡性职业包括了当兵、商贩、手工业、短工等，还有无业游民，也就是说在入厂之前，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的淳朴习性和乡土意识，成为城镇生活的附属者。这与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破产农民——产业工人的经典变迁模式是不同的，这种从农民到工人的过渡模式的不同，成为影响中国工人自身特点的重要因素。(2)人的转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在史国衡看来，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变是人的转变，这比从农业到工业的生产转变要复杂得多，这个过程不仅包括劳动方式和劳动关系的变化，还包括生活方式的转变，两种不同文化(乡土文化和都市文化)的调适，社会价值的重要规划，心理状态在动荡冲击下的平衡，管理方式对新工业需要的适应等等，“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变迁的过程”。(3)国营工厂的性质。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谈到乡土工业的新型式时指出，中国传统工业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性质，即皇家的独占工业、民间的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举凡盐铁、军备以及宫廷用品，都是由宫廷独占经营的。皇朝崩溃以后，皇家独占工业转变成“国营”。而史国衡的调查表明，国营工厂在许多工人的眼中，不过是许多政府机关中的一个，对于工厂出现的浪费和低效率现象，工人总觉得自己和工厂的休戚无关，只有主持工厂和管理工人的职员才是工厂的主体。(12)
史国衡通过分析工人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社会状况、人际关系等来探索解决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途径，这种浓厚的人际关系学派的特点，显然受到了早期美国工业社会学人际关系学派的影响。史国衡的调查表明，在当时的中国，进城到工厂当工人的农民，不管其是否经过某种中介的职业，在当时已绝不是个别的现象，它已经可以被概括为不同于乡村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的另一种离土离乡的农民—工人的类型。
史国衡对“昆厂劳工”的研究和田汝康对“内地女工”的研究，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农民工研究。田汝康的《内地女工》是作为《昆厂劳工》的附录出版的，而女工研究在中国有其特有的重要性，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大部分靠着女性的支持。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工业基础大部分建筑在女工的劳力上并不是偶然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当时的中国工业还限于轻工业方面，而且它还得靠成本较轻的劳力来维持，用田汝康的话说，“没有成年的工业才需要女性的保育”。
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这是社会学“中国学派”的主旨追求。今天，社会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又经历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30年，但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依然是中国社会学的主要任务。
注释：
①吴文藻：《〈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导言》，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帕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载《社会学界》第9卷，1937年。
③参见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④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
⑤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王芃、徐隆德译，台北：南天书局，2001年。
⑥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杨懋春：《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0年。
⑧费孝通：《江村经济》，戴可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⑨费孝通1979年访问美国社会学界后回来写道：“中美关系中断时期那些想研究中国社会的人只有到台湾和香港去进行调查。在过去10年里出版过不少这类的调查报告，在方法上大多以我那本书为样本，但立论上却有不少是以批评我的姿态出现的，有一部分是要驳倒我‘中国农村的经济衰落是出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侵入’的观点。比如不久将来我国作为交流的研究人员的波特(Potter)就是如此，他强调西方工业的影响对中国农村带来了繁荣和发展。”费孝通：《赴美访学观感点滴》，载《费孝通社会学文集：民族与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9页。
⑩费孝通：《禄村农田》，载费孝通、张之毅的《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12页。
(11)张之毅：《易村手工业》，载费孝通、张之毅著《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2)史国衡：《昆厂劳工》导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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