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地区改革的实施逻辑_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深水地区改革的实施逻辑_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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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逐步向市场化的方向推进的。大体说来,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城市企业扩大自主权,激发了经济活力。二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逐步放开农副产品和小商品、工业消费品、工业生产资料的市场和价格,并逐步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在原有体制外长出一块不断增大的市场主体,扩大对外开放,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迅速活跃起来。三是1992年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此改革开放大步推进,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迅速展开,个体私营经济加快发展,财税、金融、价格、外贸等市场化改革全面开花,到20世纪末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迅速起飞。四是进入新世纪后,进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攻坚克难的任务有: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央企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克服所有制歧视让非公经济平等进入市场和参与竞争,加快形成现代化竞争性市场体系,推进资源产品市场化改革,深化财税金融和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并形成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经济改革发展到完善新体制阶段,必须有行政体制改革,其中主要是政府改革的配合,还要有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体制改革的配合,才能真正建成比较健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非常正确的决策。

       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并非单兵突进,而是采取小配套、一揽子、整体设计等方式向前推进的。1987年在受托制订中期改革规划时,我们就曾提出,经济改革要沿着两条主线推进,一是所有制改革,形成新体制的基础结构;二是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形成新的竞争性市场体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价格改革一直走在改革最前列,初步实现经济运行机制转轨,并逼迫企业改革迎头赶上,从而于1998年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和改革任务。中国还成功实现以开放促改革,并在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我近期出版的《中国改革顶层设计》一书,正是以上述经济改革双线推进的思路,论述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并试图探讨其中的若干规律性。改革只有进行时,中国经济改革正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加劲向前。在这过程中,肯定会涌现许多新的规律性元素要求我们深入研究。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探索,认真总结改革实践的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以日益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新一轮改革的主要特点

       中国改革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无数曲折。目前的中国改革,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即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任务紧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显着急。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便是指导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其出台短短数月,已对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远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已经慢慢为人所知。

       中国改革开放肇始于1978年年底,此后每逢双届的三中全会都是以改革为主题做出决定。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然而,同上述三次改革部署相比较,此次全面深化改革部署有哪些重要特点呢?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特点:

       1.范围不同。以往三次都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内容涉及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建立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而此次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改革范围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需要从主要推进经济改革扩展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五位一体或六位一体改革(即加上执政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我们看到,十八大以来,由于严格实行八项规定、反对四风、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等政治体制和执政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政府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逐步使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一股滚滚洪流,势不可当。

       2.紧贴现实紧迫的经济问题,亮点纷呈。虽然2003年中央已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是由于此后落实情况不是很好,加上几年的大干快上以及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应有点过度,实行四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使国民经济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显得更加刻不容缓,而这又主要靠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长期积累的难题。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决定》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许多大胆而又必要的市场化改革主张和举措,在经济领域就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主要以管资本为主、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放开现代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等等,可谓亮点纷呈。

       3.改革举措具体明确,更加注重各个领域改革举措的落实。从《决定》起草一开始,就要求按照改革总目标要求,滚动统计提出了多少个改革举措以及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实单位和时间表,最后形成16个方面、60项改革和360个改革举措,并且强调抓紧落实。从2013年4月起草开始,中央一直大力宣传十八大精神,广泛凝聚改革共识。起草过程中政府就在抓改革举措的落实,如国务院从2013年4月起分4次取消和下放约400个审批事项,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大力推进反腐败斗争等等。《决定》通过后,改革更是全面提速和密集出台。有人粗略统计,从其通过到2014年3月初两会召开,仅仅3个多月时间,60项改革已启动实施的已过半数。这种情况,同十八大前十年改革处于半停滞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4.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为强有力推进改革的最高层次的组织保障。《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其中一个最大亮点,是落实全面改革最根本的保证。回想2005年和2006年,曾经有专家向中央建议,为避免改革方案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左右,克服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挠和反抗,需要恢复改革初期建立的体改委或体改办,或在国务院成立改革的领导和协调机构。这些建议当时未被采纳。而现在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大大超出了当年专家的建议和期望,是层次更高、更加权威的机构。不仅如此,我们还欣喜地看到,2014年1月22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两个月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就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担任小组组长,会议审议和通过了领导小组和6个专项小组以及中央改革办的工作规则和工作细则等,进一步吹响了改革的号角。紧接着,2月28日习近平主席又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工作要点》、《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立法工作方面要求和任务的研究意见》、《关于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大改革的汇报》等。人们期待的改革大幕已经拉开了。

       审视前十年改革进程放缓之由

       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同头25年相比有所放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2年。改革放缓累积了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一次经济论坛上,有的国外学者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这几年中国“无改革”。我当时是他发言的评论人。我说,一方面上述论断并不是很全面准确的,因为2003年以来中国还是在继续推进改革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如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取消农业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增值税转型、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改革、资源税费改革、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这几年的确没有特别重要和关键的环节以带动全局的改革。

       那么,为什么2003年以来近十年会出现改革进展缓慢的现象呢?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四个:

       1.上上下下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这段时间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干部的精力都是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由于经济增速很高,2007年高达14.2%,各级政府部门都几乎用全力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煤电油运的紧张问题,使改革难以摆上议事日程。所以有一些学者将当时的政府称为发展主义政府或增长主义政府。地方政府更是全力以赴抓短期GDP增速最大化,以显示自己的政绩,政府官员也因此可以获得升迁。有的地级市市委书记说,我只抓项目,别的不管,人称“项目书记”。抓投资、抓项目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主要工作。在方针原则上,人们常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个说法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要做大“蛋糕”,但做大“蛋糕”后分“蛋糕”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等问题,光靠进一步做大“蛋糕”是很难解决的。从经济学原理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都是相对独立的环节和过程。分配环节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光靠发展生产是难以解决的。在实践上,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现在就是要靠发展,通过加快发展增加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以改善民生,保社会稳定,而改革要冒较大风险,不能期望有多少举动,以免危及社会稳定。这有一定道理,但不是长久之计,还会不断积累矛盾,或使已有矛盾往后推,甚至积重难返。还是要靠改革来逐步理顺体制和各方面关系,实现长治久安,让老百姓过上稳定的好日子。这才是根本之策。

       2.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这主要体现在垄断行业积重难返,改革难度较大。现实的问题是,垄断行业改革很难推进,新的厂商很难进入垄断行业中非自然垄断环节,竞争机制很难引入,国务院两个“36条”很难落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受到垄断行业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政府改革的难度也很大。强势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对政府官员有莫大好处,这个权力极难割舍,这也是审批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政府直接支配资源过多、介入经济过深,必然会阻碍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政府改革已经成为深化各项改革的关键环节或突破口,但这一改革因为会使相当一部分官员利益受损而阻力重重,难有进展。

       3.学界有人怀疑市场化改革产生的争议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国有经济中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需要进行改革是个伪命题;有的文章主张就是要实行“国进民退”;有人认为当前主张民富优先是奇谈怪论,是挑拨人民群众同政府的关系;有的文章把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归咎于民营经济发展过快,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上述观点的提出,引起学界的争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

       4.缺少改革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与强力推进。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原国家体改办同国家计委合并,组建国家发改委,这样就不再有专司改革的机构了。当时主张把体改办与国家计委合并的一个重要根据是,那几年由国家计委提出的民航、电信等垄断行业分拆改组的改革方案,由于能把改革和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比较现实可行,因而在实践中被采纳并初见成效。与此不同,那时体改办等提出的方案却未被采纳。这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也把当时参加机构改革方案起草的成员说服了。但是从2003年以后八九年的实践看,那次机构改革后国家发改委并没有更好地推进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反而是改革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是国家发改委那几年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处理经济高速增长中碰到的各种紧迫问题,无力顾及改革,或者抽不出更多精力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这样,原来以为把体改办并入国家发改委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包括垄断行业改革的如意算盘落空了。2011年,原国家体改办主任陈锦华在《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一文中也说:“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

       转型以经济改革为引擎

       转方式、促转型,迫切要求重启改革议程。2012年十八大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同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16部分、60项改革、336个改革举措,并明确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该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表明中国改革已重新出发并进入新阶段,即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如果说十八大以后中国的改革征程再度出发,则可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吹响了改革的号角。

       改革蓝图宏大而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仅经济领域就满是亮点。经济领域的改革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特色。为什么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今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今后无论是全面建成惠及全国14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基本上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都要求我们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因此,需要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破除各种各样体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各种社会活力和企业活力,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能够更好地持续下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虽然经过35年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但至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仍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按照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8249万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很重。我们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首要目标,就是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要求我们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经济是基础,物质财富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使经济再上一个台阶,物质财富有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转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长期粗放扩张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面临转型,即从追求数量扩张规模到追求质量、讲求效率转变的迫切任务,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式,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管理创新的转变。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困难重重的过程,靠理论宣传、完善政策法律法规等效果不大,主要要靠深化改革,形成激励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这里包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主要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资源和生产要素价格要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和生态损害成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各个市场主体竞相通过创新驱动增强活力竞争力,发展成果由人民公平共享等。一句话,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上和深度上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力争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还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改革的牵引作用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要求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从而带动民主法治等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方兴未艾。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直接带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健康等领域改革的深化,并要求进一步推进科技、教育改革与之相适应,要求建立健全的生态文明体制。

       另一方面,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也在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的转换,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要紧紧抓住政府改革这个关节点,改变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太多、审批太多,而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保护环境方面又做得很不到位等状况。政府改革和职能转换,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经济活动法治化,改进和完善社会管理,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条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十八大以来,由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坚持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社会风气大有好转,提高了中央权威,为深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并不是不重视其他改革,而是为了更好地全面深化改革。

       十大命题影响中国走向

       既然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部分,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呢?我认为,其中至少有十个意义重大且显而易见的经济改革命题,将对中国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1.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代替我们已沿用21年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决定性和基础性只有两字之差,但含义却有相当大的区别。决定性作用能够更加确切和鲜明地表达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支配作用,更好地反映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提法还特别针对政府在一个时期以来严重的越位现象,如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严重,妨碍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进而妨碍市场主体活力的增强和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针对这种现象,就要像《决定》指出的那样申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中国很多经济学家都反复讲过,迄今为止的中外实践表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但是指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来的,说明在此问题上已经走在了理论界前面。

       其中要探讨的是,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如何转换的问题。既然做这种变更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一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着力解决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审批过多;政府对市场监管不到位、影响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和健全;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不到位或缺位,远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政府没有很好地依法打破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甚至采取一些歧视性政策,妨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这就要求政府转型,从越位领域退出,填补和做好原来缺位和不到位的工作,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具体来说,《决定》指出“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可见要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要推进政府改革,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要从多年来介入过深的经济活动中逐步退出,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同时加强服务职能,即从无所不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这会触及一些政府官员的利益,需要中央强有力的推动才能迈步,同时也要不断研究和总结改革实践经验,寻找和推广好的做法和经验,以便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2.重申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都呈现几十倍上百倍的增长,居民储蓄存款也大量增加,到2013年8月,居民储蓄余额已达43万亿元,其中定期存款超过27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能更好地充分动员各种资本,打破所有制界限,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力;能够让民间资本更好地参加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统计资料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经济效益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要尽可能引进非国有的战略投资者。明确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有利于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同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同等受益。

       可以说,混合所有制经济是股份制经济的升级版。股份制经济不一定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如一些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一般是私人资本的集合而不是不同所有制资本的集合,但混合所有制经济肯定是股份制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有数据表明,混合所有制经济比国有经济资产营运效率高、创新能力强。混合所有制经济既可以国有资本控股,也可以非公有资本控股。可以想象,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产权多元、自主经营、治理规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会有长足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微观主体。因此,今后需要加强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研究,包括如何完善法规、政策,健全治理结构,真正做到在一个经济单位内部各类资本都能得到同等保护产权、同等使用生产要素、同等受益的权利,从而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3.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从管企业到以管资本为主。也就是只当老板,不当婆婆。《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是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的重大转变。过去国资委主要是管国有企业,既当老板又当婆婆,今后要求以管资本为主,也就意味着国资委主要管国有资本的配置。所以要求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主要运作国有资本,同时借鉴国内外许多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的做法和经验,比如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和中国汇金公司的资本运营和投资控股等做法,结合实际,认真研究探索最佳模式。同时还明确指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其重点是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的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国资委今后以管资本为主,将更好地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看来,今后需要很好地界定国有资本的职能。《决定》还要求,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举措,同时也是一个相当高的要求,如何逐步落实,也要很好地研究。过去有关部门把一些原本应记入成本的项目,如下岗职工补助、企业办大集体员工工资补贴等,也列到利润中,然后再从企业上缴利润中支付上述费用,造成利润虚增,今后需要提高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如何提高企业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透明度,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4.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更加肯定。《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还说,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成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5.强调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建立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是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根本前提。为此,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的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等。

       6.探索和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首次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的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按照这一制度,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的领域,也就是“非禁即入”,是投资准入和市场监管的重大改革。这意味着将实现由“严进宽管”的审批制度向“宽进严管”的备案制度的转变,市场监管由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事中和事后监管为主。这是中国加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迈出的实质性步伐。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可以提高市场监管的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较好解决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性问题,对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至关重要。现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在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可逐步在全国推广。当然,在开头,负面清单的单子会比较长,需要研究的是单子如何切合中国实际,如何随着经济发展、改革深化逐渐缩减,如何借鉴国外一些成功做法和经验为我所用等。

       7.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已提出开征房地产税,但是一直没有付诸实施,只是两三年前在上海和重庆市进行试点。现在明确要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意味着要真抓实干了。房地产税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都实行的,是地方税的主要税种,并且对抑制房地产的投机和投资需求有重要作用,大量实践经验证明这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的良策。我们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开征,逐步使房地产税成为地方税的一个主要税种。

       这个问题引申开来,就是一个如何完善地方税体系的问题。中国目前地方税税种少,税收少得可怜,有的地区80%的政府支出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地方政府拼资源、拼环境,并违规实行优惠电价、地价等发展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以便得到更多的增值税分成,形成恶性竞争和加重产能过剩。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和完善地方税体系,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当务之急。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地方税主要有两个税种,一为房产税,二为消费税(价外税)。我想中国将来也许要参考这种税制。《决定》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举措。我们要认真研究在中国如何开征房地产税的问题,立好法,适时开征,并要考虑好如何逐步完善,使其逐渐成为地方税的一个主要税种。消费税的问题也要认真研究,包括研究如何使消费税逐渐成为覆盖全部消费品的价外税,成为地方税的另一个主要税种,与此同时要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比如降低三四个百分点,以支持开征作为价外税的消费税,尽量使消费者不至于加重负担。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待各方面认真研究,提出可行方案。

       8.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同时,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这对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非常重要。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这几年无序扩张,根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公布的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结果,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已从2011年年底的10.7万亿元,增加到2013年6月底的17.9万亿元,相当于GDP的33%,各方面都认为风险很大,急需规范和约束。《决定》提出的措施,正是规范和约束地方债务的重大举措,也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健康发展。

       9.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又进入一个新的起点。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现在,上海自贸区已试行负面清单制度,金融领域和其他现代服务业开放力度也不小,正在积累经验过程中。

       10.保障改革扎实推进、落到实处。全面部署的60条改革项目、336个改革举措,关键在于落实。首先要坚决实施,不能说了不做,当作官样文章放在一旁。尽管知易行难,也要迎难而上,勇往直前。同时要列出具体时间表,分步落实,不能一拥而上。要注意防止有的部门和地方不是严格依据中央要求推进改革,而是从本部门和地方利益出发自行其是,使改革变样,阻碍改革的顺利推进。也不能完全按先易后难的次序推进改革,把难题留到最后。《决定》说得很清楚,“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所以,认真研究怎样分步落实全部改革举措也是很重要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使各项改革落到实处的最重要组织保证。

       一般预计,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加快全面深化改革的势头,中国有希望到2020年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完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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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地区改革的实施逻辑_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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