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铺叙,诗性观照——论沈从文小说的杀人叙事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观论文,策略论文,从文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9)01-0223-05
沈从文无疑是一位以擅长歌唱田园牧歌而著称的作家,一提起他,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起《雨后》、《柏子》、《边城》、《长河》式的作品,以及其中所呈示的桃花源般的自然风光、牧歌情调的故事图式、自然古朴的美好人性、温柔敦厚的审美品格。但是,如果耐下心来细细阅读沈从文的全部小说,你就不免惊讶,善唱田园牧歌的他竟然对杀人描写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嗜好”:在《我的教育》、《黄昏》、《新与旧》、《渔》、《菜园》、《巧秀与冬生》等为数不少的作品中,都存有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杀人场景。而更让读者不解的是,沈从文居然能如此“若无其事”地描述这些的场面,不免给人以黄连树下弹琴、死人堆上跳舞,苦中作乐到极点的感觉。
一
如果对沈从文小说文本中的大量杀人叙事作一番梳理,就会发现,他笔下的杀人故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滥用权力杀人,二是陈规陋俗杀人。
20岁前一直生活在湘西的沈从文,自幼年开始就有看杀人的体验,加入军阀部队后,看杀人的体验又一再被重复。这些杀戮无辜生命的血腥场景影响到他“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1],所以,沈从文的杀人叙事话语中出现最多的莫过于揭露种种政治势力滥用权力,肆意践踏和剥夺无辜百姓生存权利的事实。首先,他的杀人叙事指陈了湘西军阀部队滥杀无辜。自上世纪初期开始,湘西在军阀的统治下,一再上演强索恶要、奸淫掳掠、杀人放火这些人间悲剧。沈从文将这些血腥暴力纳入了小说叙事的艺术视域。《我的教育》的军阀部队借“清乡剿匪”之名,行敲诈屠戮百姓之实。他们把无辜百姓当土匪抓,以杀人相恐吓威逼,勒索钱财,把杀人当作“一种筹饷的最方便办法”,并因此而杀戮了无数交不起“罚金”的无辜百姓。《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借用湘西的“改土归流”事件,影射军阀随意杀戮的罪恶。北溪村遭遇“大势力的侵入”后,“大王却带了无数作官当兵的人,坐在极高大极阔气的皇城里,要谁的心子下酒只轻轻哼一声,就可以把谁立刻破了肚子挖心”。类似的叙写还有《黄昏》、《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节日》、《黔小景》、《山道中》等。其次是控诉国民党当局对进步力量的滥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沈从文的好多朋友都被国民党杀害,他对国民党实行的白色恐怖统治有着深切的感受,所以,滥用权力杀人叙事中有不少是叙写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的血腥镇压。像《除夕》中的担任刺杀警察任务的雷卿,《大小阮》中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小阮,《三个女性》中坚贞不屈的女革命者仪青,《黑夜》中把牺牲的危险留给自己的罗易等等,也都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
沈从文的另一类杀人叙事则不动声色地描绘了昏暗、凝重的乡村风情画,写出了中国乡间民俗文化的滞重,以理性批判的意识观照乡土中国亟待改造的一面。当然,与滥用权力杀人相比,叙写陈规陋俗杀人的作品仅为少数,但就其中所泄露的野蛮性和残忍性而言,它比滥用权力杀人更为令人震撼和心颤。首先是表现了地方陈规陋俗对人性对生命的摧残和扼杀。享受灵肉一致的情爱与情欲本是人类个体生命的正当权利,而地方恶俗却用种种规则或戒律对其加以压抑和束缚,对那些敢于挑战的个体生命,则毫不犹豫地予以戕贼。《月下小景》和《巧秀与冬生》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前者揭露的是宗法乡村的处女禁忌习俗对美好爱情的阻碍与扼杀。山砦砦主独生子傩佑与恋人爱情深笃,到了谈婚论嫁时,遇到了“魔鬼作成的习俗”的困扰:一个男子若“可以得到女人的贞洁,就永远不能得到他的爱情”,否则,女子就要被族人捆上石磨或沉潭或抛到山洞中。傩佑和恋人为维护自己的纯洁爱情,只得吞毒殉情。后者揭露的是宗法制农村沉潭习俗对人性的摧残和对生命的践踏。年轻的巧秀母亲不甘守寡,与一个打虎匠相好,不幸被族中人“捉奸”后,族长因其“光鲜鲜的肉体”被外人享受而“妒忌在心中燃烧”,遂将其沉潭处置。其次是展示了乡间宗族风俗文化的野蛮性。农村“血缘—血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环境,特别容易催生地方宗族间的斗争,造成“械斗”恶俗盛行,而愚昧、盲从的乡民在维护宗族荣誉的堂皇名号激发下,自然成为宗族势力斗争的牺牲品。小说《渔》就是讲述一个华山寨甘吴两族苗人间从极小冤仇最终酿成流血成河的故事。“械斗”结束后,“胜利者用红血所染的巾缠于头上,矛尖穿着人头,唱歌回家。用人肝作下酒物”,把活捉的俘虏杀死,洗净切块,掺入香料,放到大锅中煨好叫卖。作品中的“械斗”所呈示的强大破坏力量,不仅让人不寒而栗,而且也构成了对这种乡间恶俗的严峻批判。
二
杀人,对大多现代中国作家特别是左翼作家而言,简直就是梦魇。他们由于拥有鲜明的阶级立场,饱满的政治激情,面对种种血腥杀戮,总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热情与愤懑,或抒发对践踏生命权势集团的强烈憎恨,或宣泄对漠视生命、缺乏怜悯的看客现象的痛心疾首,充溢着血泪交加、义愤填膺。他们的杀人叙事“剑拔弩张的指示随篇可见”,甚至“就欠跳下讲坛参加‘决战’的行列”[2],感情色彩异常浓烈。然而,沈从文似乎是一个特例。尽管“较之其他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一点也不乏说明、议论的冲动。描述之不足,即继之以论说;以小说形式‘议论’之不足,则进而用论文”,小说中“往往夹着一些带有明显论辩色彩”[3]。但总体而言,沈从文信奉的是“好与坏都不要叫出来”的客观化叙事原则,他面对心惊肉跳、血腥残忍的大规模杀人场景时,总是淡定自若,不仅以一清如水的文字将杀人叙事控制得如此“若无其事”,而且还能以诗性的观照和把握血腥杀戮,以抒情意味的笔触将各种“杀人”事件一一铺叙在读者面前,既少孤愤,也乏激越。
沈从文构建的杀人叙事话语内敛压抑,极其平淡自然,总是以冷静、平实、不动声色的笔调,客观地展示人间的种种残忍、血腥和杀戮。即使是在最令人愤慨的罪恶面前,他也能保持异常平静、心境如水。如《巧秀与冬生》中的沉潭场景,本是多么惊心动魄、扣人心弦,但到了沈从文笔下,依然是平和宁静:载着小寡妇的小船“沉默向溪口上游长潭划去”,小寡妇脸上“看不出恨和惧,看不出特别紧张,一切都若平静异常”。船到潭深处,“大家静默了。美丽黄昏空气中,一切沉静”,小寡妇被沉下水,“一阵子水泡向上翻,接着水天平静”。没有控诉,没有叫喊,留给读者的只有一份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的寂静。为了追求这样的叙述结果,沈从文在杀人叙事中显得十分的冷静与清醒,少有冲动与感慨,甚至不加一点议论,更没有喷火式的感情宣泄和充满激情的控诉,尽量把自己的感情压缩在故事中,将倾向性意见深深地隐藏起来。请看下面两段文字对比:
禁严的大刀队来往梭巡于中国地界各马路上,几乎遇人便劈,不问你三七二十一!是的,这是一群野兽,它们饿了,它们要多多地吃一些人肉。
蒋光慈《短裤党》
在这条官路上,有时还可碰到二十、三十的士兵、或者什么县里的警备队,穿着不很整齐的军服,各把长矛子同发锈的快枪扛到肩膊上,押解了一些满脸菜色受伤了的人走着。同时,还有一些一眼看来尚未成年的小孩子,用稻草扎成小兜,装了四个或两个血淋淋的人头,用桑木扁担挑着……
——沈从文《黔小景》
都是描绘流血、杀戮之类的画面,就视觉冲击力而言,沈从文笔下的显然较蒋光慈更为残酷可怕。但从叙述方式看,蒋光慈的议论多于描写,显得慷慨悲愤,不愿对心中的仇恨作丝毫的掩饰,而沈从文拒绝作任何的主观评论,只是冷静沉着、不动声色地将画面描绘出来而已。沈从文有时还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进行叙事。例如《山道中》大量的杀人描写,就是几乎都由人物的对话构成:
……“三月间剿过一次,杀了四百多人,洗了三个村子。”
……“什么人带的兵?”
……“听说是王营长,游击队的,一共带四连人,打了个五六天,毁了三个堡子,他妈连鸡犬也不留他一个。”
因为是直接由作品中的人物来描述,避免由作者代言,这样就大大增强了叙述效果的客观化和可信度。
沈从文甚至还能诗性观照和把握笔下的血污与杀戮,使杀人叙事呈示出浓郁的诗意色彩。沈从文对杀人叙事的诗性观照和把握首先表现在作品刻意避开血淋淋的杀人场景,抹去了血渍,过滤了残忍,取而代之的是极富诗性的意境。《菜园》堪称沈从文诗性观照和把握杀人叙事的典范之作。该作无疑是一出悲剧中的悲剧,从令人羡慕的小康之家,到儿子的罹难,直至玉家主人的自缢,给人以巨大的心灵撼动。但作者不仅没有让作品淹没在血泪之中,反而用大量的篇幅书写玉家主人和平宁静的田园生活。玉家主人“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的,富有林下风度的”,风雅和谐的心态与自然对象心印默契,相宜无间,终日过着一种从容闲适的生活:夏天溪边纳凉,看水中游鱼,听柳树蝉声,赏兰闻香;冬日边坐家中饮酌,边赏窗外雪景,与人谈古论今。就是儿子和媳妇突遭杀害后,她虽然“骤然憔悴”,但看似依然平和、自然,好像脸上的悲恸也被菜园中的菊花姿容所遮掩。甚至就连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那么富有诗意:“忽然用一根丝绦套在颈子上,便缢死了。”一曲血泪交加的悲歌,到了沈从文笔下却成了“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境地。《黔小景》中时而可见莫名被杀的尸体,时而可见悬挂在树枝上的人头,间或还会遇到半大的孩子肩上挑着自己父兄的血淋淋的头颅,显然也是一个残酷的流血故事。但沈从文没有对杀人过程作大肆渲染,而是在描绘了躲藏在春雨之中隐约可见的远山近树和雨后明媚如画的黄昏景致后,用大量的篇幅细细叙写商人投宿客栈后的简单快乐生活,凸现他们纯净朴素的欲望和平和自然的心态,这样,就使一切残酷和血污都被置于平静的观照与从容舒缓的叙述之中。如果不是结尾处一笔带过般地点到这一串残酷景象,会以为这是一篇以彰显商人适然诗意人生态度为主旨的作品。沈从文杀人叙事的诗性观照和把握还表现在只叙写杀人的动机与结果,而忽略具体的过程与情节,从而达到尽量淡化事件残酷性的效果。如《我的教育》中虽然大篇幅地写到杀人,但所杀的人“不知是不是土匪,不得而知”。杀人的人和看杀人的人关心的只是结果,至于原因和过程对他们心情的兴奋并没有多大意义。“杀了一个人后,他们大家全都像是过节,醉酒饱肉,其乐无涯”。“人头是已被士兵们抛到田中泥土里去了,一具尸骸附近不知是谁悄悄地在大清早烧了一些纸钱,剩下的纸灰似乎平常所见的路旁的蓝色野花,做灰蓝颜色,很凄凉地与凝成为黑色浆块的血迹相对照”。诗意的叙述方式使得这一景象如果没有“凄凉”二字的点化,将会显得被杀者似乎也是一种诗意的死亡。
三
沈从文处变不惊的杀人叙述风格,不仅让很多人感到疑惑不解——怎么到了人头落地的节骨眼上,他居然还能做到冷静叙述、诗意观照,而且将自己推向了危险的境地——因此而屡遭责难:或批评这种“独有的风格”是“有害于力的表现”,“怪异得甚至使人不能理解”[4],或因其中“轻松到近于玩赏的文字”而质疑他的叙事“态度”[3],诸如此类。那么,沈从文为何要如此叙写杀人故事呢?
首先,受制于沈从文独特的个人经验。康定斯基说,任何真正的艺术形式都来自创作主体“表达他的内在冲突和体验”的“内在需要”[5]。沈从文构建的杀人叙事话语,缘于作者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可以追溯到他的幼年时期。沈从文孩童时就顽皮好斗,且对看杀人有一种莫名的嗜好。他就读小学时就经常借故到牢狱外看处决犯人,甚至还会上前用小石头敲打头颅,用木棍戳戳尸体。湘西辛亥革命暴动的失败,又让他第一次领略到“人头如山,血流成河”的景象:道尹衙门口地上、鹿角上、辕门上无处不是布满肮脏血污的人头和一串串耳朵。然而,令沈从文眼界大开的还是随后城防军展开的肆意屠杀行为,他们几乎每天都要砍杀100人左右。由于被杀的差不多全是无辜农民,再加上要杀的人实在太多,到了后来,道台同意被抓的人在天王庙大殿前以掷竹筊来决定自己的生死。14岁的沈从文又开始了他的行伍生活,看杀人的经验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复。这些部队以保乡安民之名,动辄清乡杀人,六年行伍生活留给沈从文最深的印象莫过于看杀人:“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做的。”[6]沈从文在接受了小孩之间打斗这样的“我的小学教育”,暴动失败后的野蛮杀戮这“辛亥革命的一课”,土著军阀清乡屠杀的“我的教育”后,对一些文明社会里无法容纳的“恶德”和“罪行”,取一种与常人不同的态度。他在与杀人这些“人事”发生审美关系时,并不觉得它有何异常,认为这就是现实世界的本真,因而容忍、认同甚至是欣赏它。这“使他以后将‘残酷’、‘愚昧’写入作品时消除了任何炫耀猎奇的可能”[7],显得冷静平和。
其次,受制于沈从文的死亡观。现代心理学特别强调,“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文化环境生活,每个人都是文化的产物”,“儿童时期的文化濡染和承受对艺术家人格的形成影响极大”[8]。湘西特殊的文化环境催生了沈从文的自然主义死亡观,进而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内在的影响,“即使不是直接进入写作,也常常会作为一种基调渗透在作品中”[9]。沈从文在好些小说中讨论过死亡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为《知识》、《王嫂》、《寻觅》、《爱欲》、《生存》等。它们应该是探究沈从文死亡观的理想对象。《知识》中的哲学硕士张六吉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农夫知道儿子被毒蛇咬死后,“神气依然平静,很从容”,就忍不住在心中骂道:“儿子死了你不哭,你这个老古怪!”农夫看懂了他的神情后无动于衷地说:“世上哪有不死的人。天地旱涝我们就得饿死,军队下乡土匪过境我们又得磨死。好容易活下来!一死也就完事了。人死了,我坐下来哭他,让草在田里长,好主意!”说完后,让张六吉给他妻子捎口信,中饭少送一个人的饭。令张六吉更为惊讶的是,死者的母亲、姐弟听了这个消息后同样若无其事,“颜色不变,神气自如”。一家人讲得形象生动,富有哲理,多少有点让人怀疑这些话不是出自乡民之口,而是作者借人物之口宣讲自己生死观的意图。还有《王嫂》中的女主人公,信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战乱期间有人问她怕不怕飞机轰炸时,她说:“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八方有路难逃,不在劫数的,坐下来判官点名不收你。”当得知女儿坐产流血不止,腹痛而死,随后孩子也相继死去后,她“竟从不提起,还是一切照常”。另外,沈从文还在《寻觅》、《爱欲》等作品中都流露出对“遇死亡时,身旁之人,皆以为这人自然数尽,从不悲戚”这种死亡态度的倾心和赞赏。综上所述可知,沈从文对个体生命的终结取一种不迎不拒、不喜不忧、随其自然的自然主义态度。这种死亡观具有对肯定自我、强调抗争、突现主体意识的“五四”个人主义死亡观反拨的意味。“五四”死亡观在美学风格上追求一种金刚怒目式之美,在文学审美上,或表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或表现出对社会的强烈谴责,叙述基调激越、直露;而自然主义死亡观追求的是和谐、冲淡之美,所以,其笔下的死亡,要么干干脆脆,要么悄无声息,叙述基调冷静、平和,甚至还带些诗性意味。
最后,取决于沈从文的美学追求。因为无论是作品的叙事者和叙事方式的建构,还是作家用以观照世界与表现世界的代言人和言说方式,它们都是作家美学观念的具体呈现。比如,沈从文杀人叙事话语中冷静克制的叙述态度和不动声色的叙述基调正是追求客观化的必然结果。沈从文主张作品的深刻处不在外表的热情,而在内在的冷静。作家要善于将自己的情感巧妙地深藏在作品的自然表现之中,而不是无节制地宣泄在情节之外。“更值得注意处!是应当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写作时用不着多大兴奋。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表现的”[10]。所以,沈从文总能以一颗“冷漠”的心,一种“若无其事”的态度对待人间悲苦。当然,这在他的杀人叙事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和充分。沈从文在谈及如何描写死亡时说道:“一写死亡就大哭大喊,没用。”“我就了解痛苦这个东西,不一定大喊大叫。它可以以各种方式使你写得很真实的。”“我看到了有几个人要死的时候,你问问他,他笑一笑,你好像比他大哭大喊使你还更加难过。”[11]如果对沈从文的杀人叙事作一番品味和梳理就不难发现,这样的一种美学观念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体现在创作实践上,并已经成为沈从文杀人叙事话语的鲜明审美倾向。又如,沈从文杀人叙事话语中的诗性品格也来自作者的美学追求。小说的诗性品格就是小说的文体、语言、形象、表现形式诸因素在审美维度上所呈现出的诗意特征。但是“对世界本身无所谓是不是具有诗意,诗意永远来自它的观照者和解释者,在小说中则来自小说家拟设的叙事者,以及叙事者的叙述方式和建构”[12]。所以,沈从文杀人叙事话语中的诗意品格最终的根源仍是作家观照与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其本质就是作家美学观念的具体显现。沈从文的美学观中有一种避丑择美的倾向:“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13]沈从文杀人叙事或以轻过程重结果的方式避开血淋淋的杀人场景,或以描绘美妙景致、书写适意人生的方式营造作品盎然的抒情意味,不仅弱化杀人叙事的残酷性,而且使其呈示出浓浓的诗性意味,这正是作者自觉践行避丑择美的美学观念的必然结果。
收稿日期:2008-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