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研究与旅游规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文化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4)01-0120-05
无论作为一种经济产业，还是一种文化事业，现代旅游业都已经较为成熟，同时也越来越明显地呈现为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另一方面，随着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旅游在环境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消极影响。今天，在全面规划、有效控制的基础上发展旅游业成为人们的共识。为了保证旅游业持续、良性发展，并尽可能地趋利避害，各国各地进行旅游开发之前，聘请专家进行旅游规划似乎已经必不可少。
与其相应，旅游规划研究也日益深入、颇有积累。综观影响较为广泛的盖茨(Getz)、[1]因斯克普(Inskeep)、[2](P39)冈恩(Gunn)、[3](P1)保继刚、[4](P1—8)吴必虎[5](P1—41)等人的论著，以及国家旅游局编制的两本旅游规划指南，[6](P1—33)[7](P603—607)可以看出：重视调查研究、强调多学科参与，在深入了解目的地社会文化背景和旅游系统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旅游业发展目标、措施，已经成为当前旅游规划工作的主流。而通过田野调查等方法获得某一地方的详细信息，并对此进行整体系统的分析阐释是文化人类学的一般研究路径。另外，文化人类学致力研究的社会、文化问题又与旅游规划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本文从旅游规划的几个模型入手，试图说明文化人类学研究在哪些方面有助于旅游规划工作的开展、规划者如何借助于它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计划。
旅游规划工作与人类学研究的交叉重叠
(一)旅游规划理论中的人类学理念
盖茨(Getz)曾根据规划者的关注点、指导概念、规划思路等方面的不同，把几十年来的旅游规划方法归纳为五种倾向：1.仅仅把旅游业看作一种发展手段而积极提倡，几乎算不上规划；2.关注旅游的产业属性，重点放在发展和市场等经济方面；3.重视对旅游地资源特点和空间位置的开发利用；4.强调根据各地不同的特点，制定相应的目标计划，常使用“社区规划”等概念；5.使用系统、整体的方法，强调在全面了解目的地旅游体系如何运作的基础上制定目标、策略。[8](P439—440)保继刚在回顾国内旅游业规划20年历程时，认为国内旅游规划工作已经走过资源导向型阶段，并在修正早期规划的不足和吸收国外规划理论、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符合供求关系的综合旅游规划”。[9](序言1)可以看出，对目的地旅游系统的把握和社会文化、经济情况的深入了解，越来越受到旅游规划者的重视。这在盖茨、因斯克普和冈恩等人提出的旅游规划模型中也有明显体现。
盖茨(Getz)提出一种整合的系统模型作为旅游规划的框架，认为它可以避免“(旅游规划)以往只关注发展的倾向”，也有利于旅游研究的理论发展(图1)。这一模型的理论基础是整体系统理论。整体系统理论认为，旅游活动者及其相关因素组成一个复杂的旅游系统，它们之间互相作用、密切相关。分析研究其中任何一个内容，都必须了解整个系统。在此基础上，盖茨的规划模型强调在理解的基础上最终控制旅游系统。为此，规划者必须深入研究各种相关因素，了解整个旅游系统，制定适当的目标、措施。盖茨还指出，实施一个规划时，应该预测它的成功、失败之处。这样既可以增加对整个系统的理解，也有利于控制和调整规划。盖茨的规划模型在每个阶段都需要相关、有效的调查研究资料。例如，对目的地情况的全面把握、对目标市场的了解以及对规划本身从概念到实施的全面评价等等都需要详细的资料支撑。盖茨模型的全面性、复合性，决定了调查研究、整体分析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图1：以整体系统理论为基础的旅游规划模型
资料来源：Fig.1 A Tourism Planning Model Based on General Systems Theory(Adapted from Getz,D.1986).
Getz,D.Models in Tourism Planning:Towards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Tourism Management,7:21—32.1986.
因斯克普(Inskeep)提出的旅游规划要素模型也明确指出旅游规划工作与对整个旅游体系的了解、当地情况的把握密不可分(图2)。这一同心圆式的旅游规划要素模型说明，旅游规划的六个要素是在国际国内客源市场以及当地居民对旅游景点、设施、服务利用情况的框架内考虑的，也就是说，旅游要素的规划是基于对目的地旅游体系的调查分析、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所有这些要素都与当地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环境相联系，并对其产生影响。因此，调查了解这些情况，分析它们与旅游开发间可能存在的互动影响，显得很为重要。
图2：旅游规划要素模型
资料来源：Fig. 2 Components of a Tourism Plan(Adapted from Inskeep,1991).
Inskeep,E.Tourism Planning:An Integr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pproach.pp39.New York:Van Nostrand Reinhold.1991.
国家旅游局计划统计司编译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地方旅游规划指南》明确指出，调查工作不仅是制定适当的旅游政策和规划的基础，也是规划施行后进行有效监督、及时调整的保证。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规划模式，应该把目的地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列为调查研究的重点，对社会文化进行规划作出示范。[6](P1—33)而WTO制定的《全国和区域旅游规划的方法》也对旅游总体规划中如何充分考虑并融入社会文化内容提出具体措施。[7](P603—607)
总之，面对纷繁复杂的旅游现象，一个好的旅游规划既要考虑旅游业各个要素、部门间的协调合作，更要考虑目的地旅游业的运作体系，以及它们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但是，各个旅游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旅游规划工作又往往受到时间、人员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制定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显然存在诸多客观困难。笔者认为，重视实地调查、强调全面分析的文化人类学不仅在研究视角、方法上有助于旅游规划工作的开展，而且相关的人类学研究还可以为规划者提供详细信息，加深对旅游系统和目的地情况的了解。
(二)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现象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研究文化的学科，它关注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变迁过程，通过分析文化间的异同，揭示其中的一般和特殊规律。[10](P70—71)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之一的旅游活动当然也在人类学的视野之内。
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世界的旅游业快速兴起，在目的地和客源地都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文化问题。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现象，并以多种视角加入旅游研究。人类学者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旅游现象的认识了解，推进了旅游研究的进程，旅游人
类学也于70年代正式成为人类学的分支之一。
几十年来，人类学者最为关注、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的是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问题。1963年，努涅斯(Nunez)发表一篇文章论述旅游开发后一个墨西哥山村社会生活的变化。[11]1974年，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成为首届旅游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次会议基础上出版的《主人和客人》(第一版)，以多个案例揭示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广泛复杂影响，标志着旅游影响研究的新高度。[12]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引人注目的论著出版，如杨(Young)的《旅游：福音抑或灾难?》、[13](P1)特纳和阿西(Turner & Ash)的《成吉思汗的马队》、[14](P1)肯德克(de Kadt)主编的《旅游：发展的通行证?》[15](P1—67)等不仅描述了旅游开发可能给目的地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还探讨了减缓这些问题的方法。80年代以后，人类学者修正了早期研究中存在的片面、极端等不足，开始注意结合旅游业的特点、旅游活动的过程等旅游学科知识，对旅游引发社会文化问题的原因、本质进行深入探索。例如皮卡德(Picard)在《巴厘：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一书中分析了旅游化、民族化两种相辅相成的力量在巴厘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作用。[16]斯坦利(Stanley)在《给你们看的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展示》一书探讨了各种文化展示活动与文化自身间的互动影响。[17](P1)这些晚近的研究更客观、全面地分析了目的地社会文化发生的变化，也更深入地揭示了其变迁的原因和本质。
在分析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同时，人类学者还对人们的旅游动机、旅游体验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例如格拉伯恩(Graburn)分析了现代旅游与宗教仪式在结构、功能等方面的相似性，认为旅游是一种现代世俗化仪式，人们外出旅游是为了满足过去通过宗教仪式满足的精神需要。[18]在有关旅游体验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指出游客团体内部关系、[19]导游、[20]游客本人的个性、喜好[21]等因素都会影响他们的旅游体验。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客源地的社会结构、文化特点出发，对游客行为、旅游形式存在差异的原因进行探索。格拉伯恩(Graburn)指出日本游客喜欢以团体的形式旅游反映了日本社会较强集体性的特点，是日本人社会生活团体化特点的延伸。[22](P1—12)阿尔贝斯和詹姆斯(Albers & James)的研究则说明美国人到印第安人地区旅游是为了追寻他们在现实社会中不能得到的浪漫、田园化生活。[23]这些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应用性，不仅可以为旅游营销商提供一些有用资料，帮助他们提高游客满意度，对旅游规划也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文化人类学在旅游规划工作中的应用
(一) 人类学研究有助于规划者了解旅游系统和目的地的详细情况
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多个旅游地的具体发展情况，通过对比分析这些案例，可以深化对旅游现象、旅游系统的认识。另一方面，相关的人类学案例研究不仅详细描述了某一地区的社会文化情况，还以人类学的视角和观点阐释了某些旅游现象。旅游规划者可以借助人类学研究了解某一地区的社会文化特征，获得前期旅游发展带来的影响、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详细信息，并在其基础上制定合理、科学的旅游发展规划。
以亚当斯(Adams)对尼泊尔夏尔巴人(Sherpa)的研究为例。夏尔巴村位于喜马拉雅南麓，每年都有一些登山游客来到这里，他们需要当地人作向导、提供登山帮助。亚当斯调查了这种登山旅游对当地社会关系、工作方式的影响。18个月的田野考察使得亚当斯对当地村民情况和旅游业运作体系都相当了解。在研究报告中，亚当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详细说明了当地人如何利用从前在宗教、世俗礼仪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以无报酬的互助帮工和正式工资两种方式满足那些不定时、不定量的游客需要。不固定、季节性的工作通常被认为是旅游业的不良影响之一，但是夏尔巴人把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成功地融入旧的生产关系模式中，既保证了当地旅游业的持续、稳定，也发展了自身的文化体系。[24]
亚当斯的研究揭示了某一特定地区旅游发展的许多细节，短期的调查研究则不太可能提供如此全面的分析。一个短期简单的调查可能会对夏尔巴村的旅游发展持否定态度，因为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旅游给夏尔巴人提供的工作机会是低下、不可靠的，因而可能会建议通过某种方式改变他们认为不理想的状况。不管这些措施经过了专家们怎样的深思熟虑，如果脱离当地实际情况，仅仅按照外来者的标准设计当地社会结构、经济体系，其在现实中的适用性、可行性可以想象。可能这也是一些旅游规划常常被束之高阁的原因之一。
以某法属加勒比小岛的一个旅游发展规划为例。该规划是当地政府委托法国某都市研究机构制定的，规划者运用都市旅游市场知识，建议发展三个不同的旅游区：运动旅游和家庭休闲区、恢复状态旅游区，以及逃避闹市生活区。这一计划还论述了在开发各个区域时应该考虑的各种因素(如场所的位置、可用的资源等)，而当地原有的农业和渔业被建议进行适当改造，以适应游客消费。该规划虽然充分考虑了游客市场需求，却完全忽视了当地社会结构、经济特点和居民的立场。最后该规划既没有公布，也没有被实施。
(二)人类学研究有助于预测旅游规划的影响，并提供相应调控措施
盖茨(Getz)曾经指出，在监测旅游规划的实施时，“简单的目标达成规划是不够的”。[1]对规划实施状况的完整评价必须既说明可能成功的原因，也说明可能失败的原因，这有助于日后改善规划和控制实施结果。因此，预测规划实施时的可能影响是旅游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人类学研究往往可以“提供所涉及人群的详细背景资料”(Pottier)，能较为有效地预测、评定某一项目的可能影响，常常被用于检测各种发展计划。[25]
例如，规划者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了解规划实施后出现的问题，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整体研究等方法则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出现问题的原因、解决问题的对策。例如，斯乔恩格和皮尔斯(Stringer & Pearce)曾使用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等方法，了解一个热带度假小岛上游客不满产生的原因，有效地协助了规划者解决这些非常个人化的问题。[26]
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从多方面揭示了旅游引发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本质，这有助于规划者更准确地预测某一旅游规划可能带来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在这些研究的促成下，旅游开发影响的预测、监测等被正式纳入旅游规划内容，社区参与、社会文化承载力也成为旅游规划、开发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例如在《巴厘岛可持续发展规划》中，规划者提出“环境”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物质和社会文化两个方面，并把社区参与作为达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该规划取得了极好的效果。[27](P1—31)在非洲赞比亚南卢安瓜国家公园，为了有效保护野生生物等旅游资源，规划者提出多种措施吸收当地居民参与生物保护和旅游发展活动，并建议将旅游和野生生物的部分收入用于村寨社区设施和服务中。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主持的《阳朔遇龙河景区发展总体规划》和西双版纳规划项目都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活动列入规划范畴。
总之，人类学者可以以其过去四十年研究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理论预测、调控旅游开发给目的地带来的影响，并提供避免、减轻影响的方法。这对文化旅游的规划来说更有价值，因为保护那些吸引游客的社会文化事项对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显然是特别重要的。
(三)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旅游规划者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深入某一地区进行长期、细致的考察，通过本人的看、听、问、记录等获取大量一手资料。其核心是参与观察，即参与被研究对象的活动、学习他们的语言、观察他们的言行，试着理解他们的行为和思想。通过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和深入访谈可以使规划者跳出原有的文化世界，更好地了解当地居民的态度、愿望，洞察当地文化特征、社会状况，从而明确规划的重点、难点，制定更切合实际的发展规划。目前，在制定规划前进行一定时间的田野调查工作，已经成为国内外规划者普遍遵循的程序。
田野调查方法还可以与旅游规划者常用的社会调查方法相结合。例如，在设计调查问卷之前，深入到当地社会中了解详细情况，可以保证设计的问卷涵盖面更全、问题更切合当地实际，从而提高调查结果的有效性、准确性。田野调查方法还可以解释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的结果。例如，通过问卷调查，研究者可以知道目的地居民的某种不满情绪，但很难得到更多的信息。田野调查中获得的详细信息则可以帮助旅游规划者了解哪些人有这种不满情绪、为什么不满、如何消解不满等更深入的问题。奥恩格(Aunger)也指出参与观察和社会调查方法结合，可以“以民族志研究的洞察力为定量研究的结果提供更丰富、更有力的解释。[28]例如阿诺德和普拉斯(Arnould & Price)在为一个漂流运动旅游地如何根据游客体验设计旅游项目提供咨询时，综合使用了参与观察、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说明“游客体验”和“群体动力”等很难量化的感觉问题，单一的问卷调查方法显然不能说明这些更为微妙的心理体验。[29]哈特曼(Hartmann)则在研究游客的行为、心理时，采用了“访谈、观察和量化”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说明了游客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为什么等问题。[30]
(四)人类学的研究分析方法有助于旅游规划者更好地分析说明问题
人类学常用的研究方法有田野调查、整体论方法、主位研究法、比较法等。在分析研究社会文化现象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人类学方法，对于同样与社会文化事项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旅游规划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人类学的整体论方法要求，分析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都应该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大背景内，找出其前因后果、相互关联。例如，在预测旅游可能给目的地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时，旅游规划者就必须调查分析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全面情况，以便更客观、全面地了解问题，避免各种偏见、成见；人类学主位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分析被研究者的文化，给被研究者的观点以适当位置，避免一种文化价值观评价另一种价值观时可能出现的偏见、成见。遵照这一要求，旅游规划者在预测规划对某一地区的可能影响时，就应该从当地居民的角度出发，了解他们对旅游开发的观点、态度。这不仅可以得出更切合实际的结论，还有助于了解居民对旅游的态度范围和意见广度。这种尽量客观、公正地阐释某一文化原貌的努力是人类学研究得到其他学科肯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在收集多个目的地的相关人类学研究案例的基础上，利用人类学常用的比较法可以得出新的观点、改进规划方法，或形成、检验某一旅游规划模型。
以在国际上曾经深有影响的《巴厘岛可持续发展规划》为例。该研究由印尼的两所大学和加拿大铁卢大学合作完成，是由加拿大国际发展机构赞助、环境问题大学联合会(The University Consortium on the Environment)执行的一次大范围调查的一部分。在巴厘岛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当地的环境和社会文化问题也日益严峻。“巴厘岛可持续发展规划”(BSDP)试图找到巴厘岛旅游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提出相应改善措施。该规划在思路、方法上较多地体现了人类学特色，例如规划者在八个样本山村中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并在研究报告中综合使用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视角(即同时考虑社区和各级政府的观点)，从当地人的角度分析、说明问题，给“他人”应有的位置。该规划对“发展”的理解也与人类学者的理解一致，也就是重视社会的整体进步，特别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问题。该规划还列举了巴厘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进程与可持续总体原则的关系，令人耳目一新。[27]
旅游是一种文化活动，也是一种经济产业。考虑到其所牵涉的广泛复杂社会关系，我们更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文化事项。旅游研究走过的道路已经证明，面对与社会现象同样复杂、广阔的旅游现象，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够的。旅游规划必然是一门多学科参与的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文化事项就已经被列入旅游规划的内容。随着旅游研究的深入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普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内容更广泛地渗入旅游规划工作中。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人类学关注、也善于研究社会文化领域的问题。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理论，以至研究成果等都应该也可以为旅游规划工作提供应有的支撑。当然，人类学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深化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双方可以相得益彰，共同提高。
收稿日期：2003-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