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视野——兼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新视野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向21世纪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近来哲学工作者关注的中心话题。我以为，发展的重点虽然应当放在马克思没有提出的问题上，即从新的时代出发提出新的问题，但同样不应忽视马克思已经提出而没有展开研究的问题，或现今看来仍可赋予新的时代意义的问题。可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已由这么多人研究了这么多年，还有什么问题没被研究到呢？对此，我倒比较赞成解释学的一个观点：历史思想的意义在于现代人作出什么样的解释。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也被研究了这么多年，但没有谁说它们已经没有当代意义，只有文献价值，相反，当代思想家们仍在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开辟新的研究天地。对待马克思哲学当然更应如此。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怎样找到马克思哲学思想通向当代人的桥梁。在一次国际马克思哲学研究会议上，有的西方学者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马克思的思想所以没有过时，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在当代并没有过时。当代人类尚未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正在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可以说，问题就是桥梁，正是共同的时代性问题把我们的研究同马克思的思想联系起来，这也是我们能对马克思哲学给出新的时代解释的基本根据。
一、一个继往开来的哲学主题：当代人类生存矛盾
面向21世纪来思考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首先应当回答的问题是：当代哲学的主题是什么？或者说当代哲学主要应该研究和解决什么问题？近年来，许多哲学工作者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现代（当代）哲学的主题已经从“物”转向“人”。但这种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展开分析：转向人的“什么”？如果只是一般地说从“物”转向“人”，那么这种转变从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到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已经完成了；如果只是指重视和研究人的问题，那么从80年代以来，理论界对人性、人的本质、需要、主体、主体性、价值等等问题的研究，虽然不能说已经很明确了，至少也是比较充分的，再来重提这些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唤起人们新的“兴奋点”。我以为，从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和人类面临的问题来看，走向新世纪的哲学所要研究的人的问题，应是着重揭示当代人类的生存矛盾，为人类论证和确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这个主题的确立，将为哲学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
哲学的主题历来是围绕着人与世界的关系展开的，哲学家们总是通过对不同时期人与世界关系特点的思考和解释，去探求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奥秘。当代哲学发展的主题，是在思考当今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新特点和趋势中确立的。不难看出，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传统的人与自然界的矛盾，而是转化为人同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世界的矛盾，即人同自己的活动及其产物的矛盾。这个世界，对自然来说是人化世界，对人来说又是物化世界，当代人类的发展特点，正是通过这种既有创造性又有依赖性的矛盾关系表现出来。例如，现代科学技术是人类创造世界的强大手段和重要内容，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技术所代表的世界实质上是一个物的世界，这个世界逐渐掩盖了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现代人类的生活内容不仅越来越多地被技术所侵占，而且“技术统治”思想日益上升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使人类追求生活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活动趋于萎缩乃至丧失，这必然受到人文精神的反抗，从而使科学与人文的争论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其它如主体与物化、理性与非理性、社会发展、生态伦理等问题，也都同探究当代人类生存矛盾密切相关。这些问题，有些表面看来似乎是抽象的哲学问题，实际上都是从当代人类生存实践中总结提升出来的，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意义；有些表面看来是相互独立、各不相干的，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触及到同一个时代性主题。哲学主题的转换不仅引出了各种新的研究课题，同时也赋予当代哲学以新的历史使命：如果说，先前哲学的任务是启迪人类从自然界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当代哲学的使命就是引导人类寻求从物化世界支配下解放出来的合理途径。
提出上述认识，是以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和文本为依据的。经过20年来的思想解放和重新研究，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已经从物质本体论上升到实践唯物主义，这是重大的进步，但若以此作为进入21世纪的新哲学蓝本，那还是不够的。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观念从“物质”进到“实践”，实际上是对工业文明时代精神的总结。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落后和脱离实际，正是批评他不了解工业文明，因而不能实现哲学观念的根本转变。工业文明，或工业文明的实践模式，主要是由技术、商品、理性三大要素构成，它们显示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强大能力，同时也成为人的本质和力量的确证。马克思正是以工业文明实践作为“人体解剖”的标本，深刻揭示了“实践”的内涵和意义，把“实践”作为理解人的本质以及人和世界关系的钥匙，创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学说。但以今日眼光看，工业文明的实践显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由于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主体要求和价值取向，技术、商品、理性是以一种片面的、极为功利化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辉煌的成就，同时也造成了技术统治、商品交换泛化、理性工具化等严重后果。所以，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实践的一般观念上，而不能进一步分析实践内在的两重性及由此造成的人类生存矛盾，不能摆脱工业文明时期形成的许多认识观点和思维方式的束缚，那就难以把当代哲学推向前进。事实上，马克思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从正面确立了实践对于人类发展和新哲学创立的作用，而且从反面开始了对实践的历史局限性的批判，他的异化劳动论即可看作是这种实践批判的导言。所以马克思的哲学既是工业文明的批判性总结，又是引导人类走向新文明的开端。他的哲学中所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探讨的问题，是同现在人们所谈论的“后现代”、“后工业文明”密切联系的，有些学者开始注意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后现代底蕴”，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由于那个时代的实践矛盾和人类生存矛盾尚未充分展开，工业文明的矛盾还没有从少数发达国家扩展为普遍的全球性问题，所以，马克思的批判还刚刚开始。我们要发展马克思哲学，最主要的是把马克思所开辟的这个新的时代课题继续下去，推向前进。
二、一个不应忽视的理论发生背景：商品经济时代
对一种哲学的意义及其内容、实质的理解，离不开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因为正是时代提出了哲学所要探究的问题，只要时代和问题不过时，这种哲学就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就有深入发展的余地。要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内容及当代意义，必然涉及到如何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问题。
过去讲马克思哲学产生的背景，往往只说到大机器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自然科学三大发现和社会科学三大成果等。这些背景因素有助于揭示和说明马克思哲学的先进性、阶级性、科学性，但也容易形成某种狭隘的认识，即：马克思哲学只是解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等等。这种认识不能说错，但还有许多重要的、丰富的内容没有反映出来。实际上，如果我们扩大观察视野就会发现，马克思哲学的产生，还有一个更广阔的背景，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大背景。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商品经济时代，他要从这个时代人类所面临的矛盾和难题出发，作出合理的解释，指明发展的未来；而且，马克思一生的主要活动和鼎盛时期，都集中在经济研究领域，他的哲学思想与经济学研究炉火纯青地融为一体。所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打上商品经济时代的深刻烙印。从马克思对商品经济时代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必能发掘出许多哲学研究的课题和丰富的哲学思想；而由于我们与马克思是处在同一个商品经济时期，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时代（社会）的理论分析，集中体现在他的“三形态”学说之中。80年代以来，理论界对这个学说已有较多研究和著述，但就这个学说所蕴涵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来说，显然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余地和必要。特别是在这两个方面：一是怎样从总体上概括和把握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的基本理论；二是怎样结合当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深入研究某些突出的矛盾和难题。这种研究，能使我们从哲学的视野和层次上来深刻理解人类目前所处的时代，理解当代人类发展的特点和矛盾。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并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人类生产的特殊产品，而且代表着人类的一种特殊文化。文化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发展过程及其成果，是在人把自己的本质、目的、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获得和体现的，这种对象化的结果集中凝结在人类的劳动产品之中，不同阶段的劳动成果反映和衡量着人类自身存在发展的不同状态和水平。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我们的生产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页）。商品，作为人类发展到商品经济时代的文明凝结物，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人类的特殊本质和发展特点。商品，不仅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的生产劳动的特点，而且反映着人的社会关系和人自身的特点，对商品经济的研究，包含着对现代世界、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许多发展之谜的解答。商品，不仅是人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标志，而且被提升为一种普遍性和根本性的价值观，对商品经济的研究，可以成为理解这一时期人类精神生活特点和矛盾的一把钥匙，等等。所以，商品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人类自身。马克思的哲学，正是在商品经济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只有了解这个背景，才能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及许多重要思想作出深刻而切实的理解。
我们常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实质和核心，是马克思哲学区别于以往哲学、实现哲学变革的关键所在。以往哲学在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时，也在寻求统一，但或者是从单纯的自然观点出发去统一自然与人，或者是从单纯的意识观点出发去统一人与自然，这都没有找到统一的真实基础。而马克思则找到了这个基础，即实践，实践既具有主体性意义，又具有世界观意义，从而成为解开人与自然双向关系（自然通向人、人通向自然）的一把钥匙。但马克思是根据什么样的实践、或是在什么样的实践基础上得出这样认识的呢？并不是任何人类实践都能提供这种认识。以往的实践，例如自然经济时期的实践，虽然也使用工具，也有主观目的，但由于其狭小、片面、封闭的性质，既显示不出人类征服自然的强大能动性，也难以通过这种实践去揭示自然的奥秘。这种实践虽然也是人类实践，但至少不是能为马克思哲学提供实践基础、使马克思能够得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的那种“人体解剖”意义上的实践。从历史事实可以看出，马克思立足于哲学变革以及作为他的哲学核心的实践，是指人类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以后的实践。他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旧世界观时反复说的人类的“感性活动”（实践）都是指商业和工业，“周围的感性世界”则是商业和工业活动的产物。即使最简单的感性对象如樱桃树，也是“数世纪以前依靠商业的结果才在我们这个地区出现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49页）。马克思的许多重要哲学思想都是在这个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也只有在深入了解这种实践的特点之后，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这些思想的文本意义和精神实质。例如：
A.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核心。马克思在讲人与世界的关系时，不仅仅讲自然观问题。他虽然把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当作前提，但哲学研究的重点已经不在这里，而是由人类的感性活动所创造的感性世界。这是因为，在自然经济时期，人与世界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人的活动目的、过程和结果，完全受自然必然性的支配，人没有从自然界的直接依赖关系中分化和独立出来。所以，古代哲学一直把探究世界的本源为中心，正是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特点。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及社会分工、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世界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和越来越深的程度上转化为属人世界。人类实际上已经生活在由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之中。这个时期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是间接的，人与属人世界的关系是直接的，所以前一种关系已经转化为前提和背景，后一种关系成为哲学探究的重点。所谓属人世界，即是由人类的活动及其产物所建构的物化世界，更具体地说，是商品世界。商品，既表现为人类活动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财富，也表现为社会的运行机制和法则，它们既是人所创造的又是人所依赖的。人与社会发展中的许许多多矛盾和问题，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不难看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如何认识和解决人与商品世界的矛盾，探求人类走向未来解放之路，始终是马克思理论活动的中心问题。
B.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在于确立了经济在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但这种科学认识，在自然经济时期是难以获得的。自然经济时期的社会特点，是以“自然共同体”的形式表现的，人的关系是通过自然性联系而联结，如家庭关系由血缘联结，社会关系由等级（血统）联结。虽然其中也包含着经济联系（生产关系），但显于其前、居支配和统治地位的是政治伦理关系，因而人们不能以经济为基础去理解整个社会。所以中国学术界40年代时曾有学者说，中国人只知有家有国而不知有社会。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清楚而真实地揭示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提供了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去理解全部社会关系并揭示社会发展之谜的充分条件。马克思探索唯物史观的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揭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真实基础时，研究“市民社会”是马克思制定唯物史观的决定性前提。“市民社会”是指与国家或法律—政治领域相区别的经济—社会领域，反映着以物质交往关系为基础的个人社会生活。在古代和中世纪，市民社会都没有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18世纪以后，“市民社会”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的热点，是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把“市民社会”的地位和作用鲜明地凸现出来。所以马克思才能作出这样的论断：“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同上书，第41页）。可见，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是以人类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为总体背景的。要了解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和人的活动特点，离不开对商品经济的深入研究和考察。
C.恩格斯对规律问题的论述。恩格斯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中谈到规律时，提出了关于“合力”的思想，即：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意志活动，形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这无数相互冲突、相互交错的分力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这就是规律。笔者以为，恩格斯的思想主要是在总结商品经济时期人类活动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商品经济把人分离为无数独立的个人，每一个人都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参与社会活动，他能自由地决定和选择自己的活动，并由于这种活动都是受每一个人的特殊利益所支配和驱使，所以无数人的活动必然会形成无数个相互冲突、相互交错的分力。然而商品经济时期人的活动并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必然性形式，每个人的活动虽然都有明确的目的，但由于各种活动的相互冲突和制约，并不都能达到预期的结果，而是汇合为一个总的结果。这个总的结果既与每个人的预期结果相偏离，而每个意志又都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它们都参与影响了历史的结果。这就形成了商品经济时代所特有的人与规律的关系：个人作为独立主体能自主地支配自己的活动，但无数个体活动所汇成的总结果却是一个不能为个体所支配的自在物化世界。从这里，产生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独立性和依赖性、自觉性和盲目性、能动性和被动性、决定性和选择性等一系列矛盾。而这些，正是近些年来哲学界在规律研究方面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和进展所在。可见，要想把这种研究引向深入，还需要进一步认识总结商品经济时期人的活动特点。
D.认识论问题。我们过去讲的认识论，实际上主要是根据认识自然世界的规律和方法总结出来的，许多范畴和规律都带有明显的自然规律色彩。虽然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之间也有共同的普遍性，但社会规律作为人的活动规律，必然有其独特的性质和认识方法，它更多地与主体、价值、目的、选择、机制等联系在一起，而这些重要的概念和认识方法正是传统认识论所缺乏的。商品经济时代规律的特点意味着，我们研究认识论的重点应该从自然转向社会，从无主体的认识对象转向有主体的认识对象。近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人类在通过实践把自然世界变成属人世界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人类在驾驭自然界时越来越得心应手，在驾驭自己所创造的社会关系时却显得力不从心。这既为现代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又提供了复杂的课题。例如，商品时代的社会规律既然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随机性、不确定性所表现的一种趋势，一种合力，那就需要深入具体地研究对于这种规律的认识特点和认识方法。已有人提出，商品经济中人的认识不是获得真理的过程，而是不断排除失误、试错证伪的过程；还有人提出“有限认识论”观点，认为商品经济中作为认识主体的个人，都会明显感到自己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面对社会，面对市场，谁都不能最终地彻底地预计会发生什么；还有人从商品社会存在许多认识“误区”和“盲点”出发，深入分析人们的“拜物教”心理，等等。这些问题都发人思考，对推进认识论研究是有价值的。
三、一个新开辟的研究领域：东方社会发展问题
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俄国问题时曾指出，落后国家在历史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在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可否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是所谓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这个问题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理论界提出讨论，沿着马克思的思路探讨了不少重要问题。我认为，马克思提出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不在于“跨越”的个案是否成功，不在于实际上是否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不是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作用及不可避免性，而在于他敏锐地洞察和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观念，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落后国家不应再简单地延续、重复、追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应寻求新的、多样性的、更为合理的发展道路。可以看出，马克思于19世纪下半叶提出的科学预想，到了20世纪已经扩展为世界性的发展主题。20世纪是高扬人类主体性、能动性的时代，是追求独立、自主、多样化发展的时代。由于马克思的思想是探究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涉及到在发展观念、发展道路、发展形式上如何确立新的发展座标和观察思考方式；由于这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思想，是有待继续拓展、深入研究的课题；由于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中国问题，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正包括在马克思提出的课题范围之内；所以，该领域的研究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考与发展的空间，它理应成为面向21世纪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
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按照以往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化的理解，社会发展规律被简单化为一种刻板的公式。例如，所谓社会发展的“五形态”不但被说成是普遍规律，而且被说成是每个民族都一定要经历的发展程序，还把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简单地等同于各民族的发展道路。按照唯物史观，各民族的发展道路是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在不同的历史时空的具体体现；将二者等同起来并用以说明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就会导致教条主义的错误，贻误实践。为了澄清这种误解，需要明确如下几点认识：
A、社会的顺序发展与横向联系。按简单化理解，一个社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该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由低到高的顺序发展，即使讲到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之间的作用和影响，也只是作为外部原因和条件。马克思著作中，非常强调“世界历史”、“交往”等思想，意在强调世界历史和普遍交往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大影响，揭示了至少是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新特点。但在后人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没有注意到这个思想，结果社会发展就成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顺序演进的历史。马克思晚年思想中，更侧重于从世界历史和普遍交往方面去观察落后国家发展问题，而不是单纯从一个社会内部寻求发展道路，这就把一个国家的发展置于广阔的背景和视野之中，由此在发展观念、发展道路问题上生长出许多新的观点。
B、发展的常规性与非常规性。人们曾认为，五种社会依次演进的理论，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常规性。但是不是后发展的落后国家都必须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经历这条发展道路呢？马克思提出“跨越”问题的主要意图之一，就是反对把一般规律看作是一切国家和民族都必须经历的固定模式。列宁在批评考茨基、为俄国革命辩护时，也强调了落后国家“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所表现出来的非常规性。但这种“非常规”发展过程会给落后国家带来巨大的难题，即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并存。如果说，先行国家的发展轨迹比较清晰，什么时期解决什么任务比较明确，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呈现出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因而能够形成一种稳定的发展模式，那么，对中国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其发展轨迹就不那么单一和明晰。如果说，当今发达国家主要是考虑怎样面向21世纪的问题，那么，中国需要考虑的问题就复杂得多，它不但要面对21世纪世界历史发展将会出现的新问题，还要解决欧洲国家在18、19、20世纪就已经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并把它当作主要的追求目标，同时还要重视解决自然经济时期遗留的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的各种影响问题。这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矛盾的交织，给落后国家怎样找出一条新的合理的发展道路，特别是首先怎样给发展定位，提出了重大的研究课题。以前，我们以“超阶段”的理论为中国发展定位，是不足取的。但现在如有人所说我国是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我觉得也不确切。因为这给人一种往欧洲发展模式上“靠”的感觉，即我国现在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欧洲什么国家发展的什么时期。把具有非常规性发展特点的社会重新给入到一般发展模式中去，必然带来解释的困难。所以，对于中国发展的非常规特点，我们不能用传统的常规思维去衡量和框定，而应当把决定和制约中国发展的各种矛盾因素整合起来，为观察中国发展设定一个新的座标系。
C、发展的先进性与落后性。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还会遇到发展的先进性与落后性的矛盾。不等于说建立了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整体水平就已经高于资本主义，由于缺乏资本主义文明几百年发展成果的积累，落后国家在发展的实质内容上仍是落后的。认识不到这一点，往往会陷于超前的、空想的失误。但落后国家的发展又具有先进性，这主要是指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发展起点比较高，它要努力寻求并且也能够找到一条比资本主义现代化更为合理的道路去完成现代化的任务。20世纪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发展的主题、特点和矛盾，正是在接受、追踪、趋向世界发展的先进潮流中产生的，它总是站在一个新的时代水平上去认识和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因此，20世纪上半叶，当中国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时，它不是以旧民主主义方式去解决，而是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式去解决；20世纪下半叶，它也同样是以寻求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去实现现代化。因此，认识中国的“国情”，不但要看到落后的一面，也要看到先进的一面。而且，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更应当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怎样使中国的现代化更具有先进性和合理性上。按照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思考问题，把中国现代化的初始阶段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为了一时的经济发展而损害社会与人的发展，为了暂时的生存利益牺牲长远的生存环境等等观点，表面上似乎是从中国的落后国情出发，实际上恰恰违背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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