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90年代汉外语言对比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语论文,年代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0）06—0047—0050
众所周知，我国的语言对比研究，特别是汉语和外语的对比研究自70年代后期起步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
90年代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如何？有哪些重要的进展和不足？本文试图通过一系列统计数字并结合对部分成果的评介来对上述问题作一简要的回答。
一、学术成果数量成倍增长
这可从论文和论著两个方面来说明。先看论文。
我们对90—98年发表在国内各类学术期刊上涉及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对比研究的论文作了较为精确的统计，结果是英汉对比研究论文数量最多，达494篇（内含语言比较理论和综述、书评），俄汉对比论文为155篇，日汉对比论文128篇，分别占第二、第三位。 此外我们还收集到汉法对比论文14篇，汉德和汉朝对比论文各9篇， 涉及汉西和汉阿（拉伯）对比论文各2篇，汉斯（瓦希里）、汉柬、汉泰、汉罗各1篇，总数为817篇，平均每年90.1篇。而80年代（80—89年）， 根据我们对相应学术刊物的统计，涉及英汉对比（含汉英理论方法的对比）论文为199 篇，汉俄对比的论文48篇，汉日对比论文75篇，汉语和其他外语对比论文78篇，总数为400篇，平均每年40篇。
如果我们对以上两组数字做一比较的话，就可以看到，90年代发表论文的总数比80年代翻了一番还多，每年平均发表论文的数量则比80年代年平均量多1.25倍。就几种发表论文较多的语种看，英汉对比论文总量增加了147%，俄汉对比论文的数量急增了223%，日汉对比论文增加了61%。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在此提供的数字仅限于在国内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未包括此时期发表在论文集、专集中的一批论文以及刊载在各类学术论丛等书籍中的文章，在国外发表的也未计算在内。因此如果把上述各类论文都统计在一起，再加上99年度发表的论文，那整个90年代我国学者撰写的汉语与外语比较研究的论文总数很可能超过一千篇。
下面看一下90年代出版论著的情况。根据我们的统计，这一时期（90—99年）我国学者撰写或编撰的涉及对比语言学的著作共出版了35种（包括专著和论文集两大类）。
而80年代，我国学者仅出版了10种汉外语言对比的著作，其中国内出版9本，国外出版1本。
90年代，专著出版的数量较前十年有了明显的增加（注：因篇幅所限，专著的书名在此不予列出——编者注。），其中论述对比语言学理论的1本，英汉对比的专著18种。俄汉语言对比的专著3本，汉日对比专著2本，汉西对比研究1本。除专著外，90年代还出版了汉外语言对比的论文集10种。而80年代，未见汉外语言比较论文集问世。
除了已正式出版的25种专著和10本论文集之外，尚有一批专著正在出版之中，张会森教授主编的俄汉对比系列著作，任学良教授主编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系列丛书等。此外，还有一些已出版的语言学著作，虽未以“对比”或“比较”冠名，但在书中有大量汉外对比的内容，这也应该作为我国汉外对比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如胡壮麟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1994），张学曾的《俄语应用语音学纲要》（1990）等。
二、研究领域有了新的拓展
综观90年代的学术成果，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语言对比研究的领域较以前有了较大的拓展。一些在80年代刚刚涉足的研究领域在90年代得到了认真的重视，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对比研究的领域。为方便叙述，我们主要举英汉对比的成果为例。
通过对两个时期论文涉及的研究领域总体情况的定量分析，我们发现下列领域的变化最为明显。
1.语用比较
80年代，这一领域的汉英对比几乎是空白，仅有何自然等撰写的两篇论文，但到了90年代语用对比（含跨文化交际）的文章多达40篇，其中有：《合作原则及文化差异的英汉对比试析》（刘英凯，1991），《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王得杏，1990），《话语语用结构对比刍议》（许余龙，1991），《语用学与英汉局部会话结构之比较》（唐燕萍，1997），《语法歧义和语用模糊对比研究》（俞东明，1997），《礼貌准则与语用失误：英汉语用失误现象比较研究》（曹春春，1998）等有深度的论文及有关称呼、称谓、礼貌用语等数量众多汉英对比的文章。专著《英汉问候语告别语对比研究》也是语用对比的重要成果。
2.以社会语言学为取向的英汉对比
这一类对比论文1990年后大批见于国内学术期刊。论文主要涉及两个专题，一是关于汉英语言中性别差异的研究，这方面的论文有《中英文中性别歧视浅议》（任艳萍，1996），《试论英汉语言的性歧视》（严新生，1998），《中西文化中的女性称呼评析》（陈海涛，1998）。另一专题论述两种语言中委婉语、禁忌语的异同，如《汉英委婉词的异同及其构成方式》（曹合建，1991），《英汉禁忌语及其文化异同考》（蔡建平，1992），《关于汉英禁忌语和委婉语的对比》（邓杏华， 1996），《中英当代流行委婉语的文化比较》（吴松初，1996），《英汉委婉语的表现手段与构成原则》（张立玉，王红卫，1998）等。
3.语篇对比
据我们了解，80年代仅有个别学者涉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如钱瑗教授1983年发表的论文《英汉篇章中某些照应手段的对比》。到了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期，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的统计资料表明，90—98年，在各类期刊上发表的英汉语篇对比的论文多达12篇。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中，《汉英部分语篇衔接手段的差异（左岩，1991），《连接推理与世界知识：英汉语篇的词汇衔接实验研究》（索玉柱，1996），《试论文化与语篇模式相互作用性：英汉语篇对比研究》（李汉文， 1996），《及物性效应对推理的制约作用：英汉语篇的实验研究之二》（索玉柱，1997），《英汉语篇研究中对比话语的价值取向》（李战子，1998）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结合民族文化的词汇对比
80年代，英汉词汇对比的论文为12篇，90年代达到了71篇。之所以在数量上有如此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词汇对比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角度——结合民族文化来比较英语和汉语的词汇。根据统计数字，采用这一视角撰写的论文占90年代英汉词汇对比论文的1／3强（而在80年代，此类论文仅有1篇）。 其中较重要的有：钟良弼撰写的《从“蟋蟀”和“杜鹃”看词语的文化传统》（1991），李兴华的《文化背景和英汉词义的差异》（1991），游苏萍的《英汉词语的文化感情色彩》（1993），文军的《东西龙的比较》（1993），张德鑫的《汉英词语文化上的不对应》（1995），庞林林的《略谈英汉同义对应词的文化差异（1995），马瑛杰的《动物形象的文化“烙印”：谈英汉动物词汇的文化差异》（1996），史秀菊的《从汉英亲属词语的差异看文化对语言的制约作用》（1997）等。
5.语体、文体对比
这是90年代新开辟的领域，尽管论文数量还很少，但很有发展前景。涉及英汉语体对比的有《英汉科技语言比较》（刘先刚，1992）。涉及文体比较的主要有：《试论英汉广告语言的主体选择》（左岩，1995），《中英新闻标题语言比较》（郭可，1995），《英汉广告的修辞手段》（唐卫平，1998）等。
6.英汉文字系统比较
这也是90年代拓展的新领域，尽管目前研究的人还很少，但这是一种可贵的探索。最早的一篇论文是发表在《汉字文化》上的《英汉两种语言文字基础的比较研究及其意义》（侯一麟，1994）。熊文华在他的专著中专门就“汉英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写了一章。
除了以上这些领域外，在一些传统的对比领域，如语音对比，语法对比内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对比研究专题，如语音对比中的超音段对比研究和音节对比研究，语法对比中的空范畴对比研究等。
三、某些理论问题和具体对比的项目得到了更深的研究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无法在这里作一个全面的评述，只能举若干例子加以说明。
先看对汉外对比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汉外语言对比的理论问题主要涉及两种语言的可比性及比较内容、目标、范围、方法等方面。
80年代，我国学者在理论问题上的研究刚刚开始，所以不少文章仅仅是对对比语言学科的一般介绍，对汉外语言的对比，则主要是提出一些导向性原则。
90年代在理论研究方面深入了一步。刘宓庆、许余龙、杨自俭、潘文国等在他们论著和论文中都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论点。
刘宓庆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了应从表层结构、表现法系统和思维形态三个层次上进行英汉对比的重要论点，并在他撰写的专著中使这个原则得到成功的体现。
许余龙在他的专著中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对比语言学理论框架，并对其中的一些方法问题加以系统化，使该书成为对我国汉外对比研究的一本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潘文国在他的专著和论文中对英汉对比也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论点，如对怎样进行英汉对比，他认为，①英汉对比应以语法对比为中心，②可从语法事实和语法框架两条途径出发进行对比，③可有三种角度，即英→汉对比，汉→英对比，汉←→英对比，④要进行汉英对比，应该有四方面的知识，即现代英语知识、现代汉语知识、普通语言学知识和与汉英历史和文化有关的知识。
杨自俭在他为不少论著撰写的前言或序言中也对我国英汉语言对比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有益的想法和观点。如他认为对比语言学应该既研究两种语言的“异”，也研究两种语言的“同”，异与同应是并重的；对比语言学“兼有应用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两个方面的研究任务，学科性质具有双重性”，“微观研究是基础，宏观研究是导向，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又如他明确提出，当前研究的重点应集中力量进行英汉语微观研究，同时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到应用研究上去；应认真吸收国内外已有的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西方语言学对汉语的论述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应研究中外对比语言发展史。杨自俭的这些论点不仅对英汉语言对比学科的建设有具体的指导意义，对我国开展汉语和其他外语的比较来说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另外，将思维方式的比较引入语言对比研究也是90年代汉外对比研究的一个特点，这方面文章已有不少，如《英汉思维方式的区别》（席安民，1990），《有关汉英语言比较和思维》（马壮寰，1995），《试从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论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张思洁， 张柏然， 1996），《中西语言的思维模式论比较》（周昌忠，1996）等。这些研究有助于把语言对比研究引入至更深的层次。
在具体语言对比专题方面，本文仅举英汉修辞对比研究为例。80年代，汉外修辞对比已有一些论文涉及，主要是汉英、汉俄在常用辞格方面的比较，余立三的专著《英汉修辞比较与翻译》是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修辞对比的成果。进入90年代之后，修辞对比研究向纵深发展，不仅在辞格的比较研究上涉及的面比前一时期更为广泛，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全方位探索两种语言修辞体系的新视角，突破了以句子为研究本位的传统模式。胡曙中的专著《英汉修辞比较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既有对英汉修辞学发展的共时性比较、历史性比较，又有对英汉修辞在布局谋篇、语段表达方式、修辞手段语体风格的比较，使我们全面地了解英汉修辞方面的根本性差异和区别性特征。很明显，这样的比较大大增加了比较的深度。不久前出版的《英汉语音修辞》则使我国英汉语音修辞的比较研究大大前进了一步。该书从大量的英汉语音修辞现象中归纳了九个类别，每个类别又分出了若干个层次，一一加以对比分析。
四、学术活动频繁，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
学术活动和研究队伍的状况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进入90年代之后，有关汉外对比研究的学术会议频频召开，如1990年和1991年英汉比译学会先后召开了井岗山会议和合肥会议，1991年4 月在杭州召开了全国俄汉语言对比研讨会和中外语言文化对比研讨会，同年9月， 又在杭州召开了中国德汉语言对比研究会第五次年会。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本次学术讨论会已是第五次大的学术活动，英汉语比较学会也于1998年10月召开了第二届代表大会暨第三次全国学术研讨会。1997年10月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在日本学者香坂顺一先生的倡导和资助下每月举行汉日对比语言学研习会。全国性、地区性及一些院校举办的汉外语言研讨活动不但促进了学术交流，而且吸收了越来越多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参加到汉外对比研究的学术队伍中来。每次学术活动参加的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甚至百余人。如中外文化比较学会厦门会议参加的人数达100余人，交流的论文达150篇，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每次会议均有上百人参加，第一次会议上宣读论文80篇，第二次会议有98篇论文进行了交流，第三次会议交流了近百篇论文。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数字也可说明90年代学术队伍壮大的情况。我们对90年代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人数作了统计。发表英汉对比论文的作者人数为464人（有的文章由两位作者写成， 即以两人计算，下同），俄汉和日汉对比论文的作者分别为120人和104人，其他外语和汉语对比论文的作者有33人，总数达到721人。
五、学术园地不断扩大，国家级研究课题大大增加。
80年代发表的400篇学术论文分布在70—80种刊物上， 其中发表过英汉对比论文的刊物为70种，发表日汉对比论文的刊物为14种，发表俄汉对比论文的刊物也是14种。90年代，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发表语言对比论文的学术刊物面大大扩大。据我们统计，发表英汉对比论文的学术刊物达167家，发表日汉对比和俄汉对比论文的刊物也分别增加到 33家和34家。发表语言对比论文的学术刊物数量的增加一方面说明语言对比学科的影响力在增大，另一方面学术园地的扩大又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从事研究的空间。
国家级课题数量的增多也是90年代语言对比研究进展的重要标志。八五、九五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指南曾把对比语言学列入立项的参考课题，因此在这一时期申报立项的课题数大大增加，获得资助的项目也远远超过80年代。
90年代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近20项，其中有：《俄汉词汇对比》（许高渝，1992—1995），《英汉语信息结构对比研究》（张今，1993—1995），《英汉语篇修辞对比研究》（徐有志，1994—1996），《对汉日朝三种语言现代词汇及其变异的研究》（张兴权，1994—1997），《日汉语对比研究通论》（周炎辉，1996—1999），《俄汉语对比研究》（张会森，1996—1998），《英汉对比语言学》（何善芬，1996—1999），《汉德语言比较研究》（彭肇兴，1996—1998），《朝鲜语和汉语比较》（柳英绿，1996—1998），《话语分析的英汉语比较》（罗选民，1996—1998），《日汉篇章法比较》（李性让，1996—1998），《英汉语篇综合对比》（彭宣维，1996—1998），《汉俄形态构词对比研究》（杨杰，1996—1998），《中日韩现行汉字比较研究》（1996—1997），《英汉比较语义学》（王逢鑫，1997—2000），《对外开放中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研究——英汉比较语用学》（陈治安，1997—1999），《语言指代现象的跨文化交际研究》（熊学亮，1997—1999），《英汉修辞语用比较研究》（徐鹏，1998—2000）。
六、国际交流开始起步
90年，国际应用语言学会对比分析专门委员会主席，著名的对比语言学家格·尼盖尔教授应邀访华，曾到北京、杭州、西安、广州等地讲学，使我国学者与国际对比语言学界有了首次接触。
1996年，原杭州大学等校主办了俄语和其他外语对比的国际研讨会，有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学者与会。1997年的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厦门会议也邀请了美国学者参加。
中国学者在90年代也曾有机会参加境外举行的国际会议，宣读汉外对比研究的论文。如1999年8 月在德国汉诺威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和1997年5 月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举行的第九届北美洲汉语语言研讨会上，笔者和部分国内学者或在国外的中国学者都在会上宣读了汉外语言比较的论文。1997年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成立三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也有旅俄的中国学者作汉俄对比研究的报告。由国际著名的对比语言学家菲西雅克主编的《对比语言学研究》第29卷（1994）上还曾刊登过我国天津的李初明和李莉（译音）的两篇汉英对比研究论文。
以上六个方面的事实，充分说明我国学者90年代在汉外对比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十分明显和突出的成绩。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的汉外语言对比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在学科建设方面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我们认为，今后特别要做好以下工作：
1.花大力气加强学科的基础工作，包括对国外对比语言学史和我国对比语言学史的研究和总结，对国外对比语言学最新成果特别是研究方法的引进、消化和吸收（90年代这方面有所削弱），对国外汉语研究状况以及研究方法的了解和借鉴，对国外主流和非主流语言学派的发展的了解，对国内汉语研究发展的系统了解等。一件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是对已有的汉外对比研究成果加以专题梳理，写出专题研究，比如对汉英被动句的研究，已有不少人写过文章（据统计有15篇之多），如能对这些成果加以整理，看一下哪些方面已研究透了，哪些研究得还不够，把这步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减少至今在对比研究中仍存在的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使研究向纵深发展。
2.加强联系，增加交流。这里包括外语界、对外汉语界、汉语界中从事汉外／外汉对比研究人员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各学会，各语种从事语言对比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大陆地区和台港澳对比语言学学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中国和国外研究人员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语言对比研究者和相关学科（如类型学、跨文化交际、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翻译理论）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建议由某个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在因特网或中国教育网上创建一个中国语言对比研究的主页。
3、加强语言对比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汉外／外汉对比的成果可以在教学中（包括外语教学和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之中）加以应用，这方面过去下的功夫不够，有目的的、长期的系统的实验更少。今后如与教学心理学家联手进行相关的实验研究定能会在应用方面取得一些突破性的成果。
4.鉴于目前一些院校在本科生中已经或准备开设“语言对比研究”或“对比语言学导论”课程，还有一些院校开设了相关硕士点方向课程的现状，建议这些院校联手编写课程大纲和相应的教材，这对我国对比语言学学科的长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5.发展多语比较。这是汉外对比语言学的薄弱环节，随着学科的深入发展，应争取发表汉语与多种语言比较研究的论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汉语相对于其他语言的特性，理出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共性。
收稿日期：1999.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