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十八九世纪之交的法学历史主义转向——以哥廷根法学派为考察的重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学论文,历史主义论文,世纪之交论文,德国论文,重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02(2015)01-0027-14 研究德国法律史和法学史的人均明白这样一个事实：19世纪，欧洲大陆法学的历史实际上进入了“德国时间”。德国历史法学派带着他们的思想自觉(反思)和理论反拨姿态走进了法学历史的舞台，以独特的专业精神激活了法学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律渊源论和法学方法论，成为几乎整个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法学流派。然而，在历史法学派形成之前，德国还有一个法学派——哥廷根法学派，却愈来愈被人遗忘。实际上，该学派在德国十八九世纪法学转折之际，在德国法学之历史主义转向过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它与历史法学派之间有密切的学术渊源关系。本文重点在于考察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法学的历史主义转向以及哥廷根法学派形成的智识背景、代表人物及其贡献。 一、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危机与德国法学的历史主义转向 十七八世纪，“自然法”几乎是所有的学者(不论他们持何种政治立场或神学观念)所能理解的一种“共同的语言”(die gemeinsame Sprache)，此一时代的突出特征就在于“自然法则的世界解释之热切的根本逻辑体验”①。 在德国，1661年，德国莱茵河巴拉丁领地(Palatinate)选帝侯卡尔·路德维希(Karl Ludwig，即Charles Louis，1617-1680)在海德堡大学特设了第一个专门讲授自然法与国际法的教席(Lehrstuhl Natur-und V
lkerrecht)，聘任塞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1632-1694)担当该教席的教授，从此开始了自然法作为德国大学的专门学科(法哲学)之发展的历史。②到了18世纪中叶，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在学问上追随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将莱布尼茨哲学系统化，把莱布尼茨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推向极端，形成一种“理性主义的独断论”(Der rationalistische Dogmatismus，康德语)。此种理性主义哲学被称为“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它坚持一种“绝对的、理性主义建构的自然法”③，即倾向于(欧几里得的)数学方法，力图将数理逻辑(die mathematische Logik)或“几何学方式”转化成为一种“封闭的、公理演绎的自然法体系”。于是，沃尔夫及其信奉者(包括其学生)形成了一个自然法学派，即“沃尔夫学派”。在18世纪末，该学派的学说一度成为德国法学的主流，甚至影响当时的所谓“自然法法典编纂”的活动(Naturrechtskodifikationen)。 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实际进入自然法法典的编纂时期④，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Das Allgemeine Landrecht für die Preu
ischen Staaten)、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Code Civil des
)和1811年的《奥地利民法典》(Das Allgemeine bürgerliche Gesetzbuch für
)相继制定并颁布，这三部法典将自然法中所倡导的原则(比如自由和平等原则)加以实定化，它们乃“自然法的细化”(specification of natural law)⑤，系“革命性的改造行动”的结果。 随着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典化运动的开展，自然法以不同的方式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已经变成了实在法(法典)本身。法典编纂实现了启蒙时代自然法的理性预设，自然法思想业已融入法典之中，这样，自然法反而使自己变得多余，甚至因为法典化而成为僵死的教条，无法再自我修正，启蒙的理性到最后似乎背叛了它自己的精神内核，其对于私法领域的教义学成效(der dogmatische Ertrag)逐渐降低；欠缺思虑与皮相化的理性主义(oberfl
chlicher Rationalismus)以及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法典作为一个“时局性和决断性的因素”(由政府或议会依据时局作出的立法决定)不但不是法的建设性因素，而且常常损害生动地流传下来的法律意识和生成者的理性(die Vernunft des Gewordenen)，也通过对于未来自然法的一种国家垄断而阻塞了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扼杀法学的活泼精神，可能对未来的历史(民族的未来)本身也造成伤害。⑥ 到底以何种体系建构和阐释实在法(特别是民法)，即仍然以理性主义自然法体系为根据，还是重新寻找经过反思的理论体系建构实在法体系？欧洲大陆的法学在此处遇到了发展的拐点，不同的语言地区出现了不同的法律观念以及对法学家活动的不同理解方式，法学的方法与知识谱系就此产生分叉：重新创立“有方法意识的体系性法学”(eine methodenbewu
te systematische Rechtswissenschaft)就成为欧洲大陆法学家们普遍面临的问题，其核心是“法学本身的内在转变过程”⑦。 在德国，这种“法学本身的内在转变过程”其实就是法学及法学方法论的改革或革新过程(die Erneu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其契机在于此一时期的部分法学家反对沃尔夫学派的非历史的理性主义自然法学说，并且开始了一种所谓“历史性反省”(die Reflexion auf die Geseschichtlichkeit)或“历史性”意识的觉醒，即他们“在法律的历史性中发现了自身民族之历史性”⑧。 其实，“历史性反省”并非当时的法学界独有的现象，毋宁说，它是18世纪60年代(即德国启蒙时代后期)以来整个知识界(哲学、文学、历史和经济学等)内部开始涌动并蔓延的一种集体意识。我们知道，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相继出现过“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古典主义”(Klassizismus或Klassik)和“浪漫主义”(Romantik)等多个思潮⑨，这些思潮尽管具体进路和主张各有不同，但均试图从历史中发现德意志民族的灵魂、民族特性(Volkstum，或直截了当地称为“德意志性”[Deutschtum])、精神、情感、民族的信念(Volksüberzeugung)、民族的辉煌，寻找到德意志强大的本源、动力和牢固的社会基础。比如，在德国18世纪文学复兴扮演极为重要角色的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就曾在语言和民族血脉相连的诗歌中听到了“民族的声音”(die Stimmen der V
lker)，并且指出：德国文学必须从德国人的历史和生活中去找到灵感，只有有了民族的感情才有可能建立民族的文学。⑩伟大的剧作家、诗人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在1805年去世后遗留的诗歌手稿《德意志的伟大：世纪之交的狂欢》(Deutsche
：Zur Feier der Jahrhundertwende)中更清楚地表达了一种高扬德意志人性和历史的精神追求：“世界精神选择了……它的德意志儿子……作为时间宝藏的守护者。……每个民族都在历史上有它的光荣时期，而集所有时代之大成则是德意志人的光荣。”(11)从中可以看出，上述思想运动中逐渐上升的德国知识阶层在自身中发现了作为文化民族的民族精神，并且经历了表达民族精神的文化创造。我们将当时德国知识界弥漫的这种精神气质和思想追求笼统地称为“历史主义”(Historismus)(12)，它是法国大革命前后整个欧洲流行的历史主义与独特的德意志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自然，这种具有德意志性的“历史主义”逐步得到德国法学家们的认同，并在他们的知识生产和学术努力中得以体现。其总体趋势表现为：从1780年代开始，受历史主义影响的法学家批判来自沃尔夫学派的自然法学家和体系法学家们的纯粹演绎方法，并且转向构成一种经过革新、其工作方式与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相联系的实在法学。(13) 其实，在德国法学中，历史主义早已有其潜在的根源，这来自于16世纪法国和荷兰的人文主义法学(或优雅法学)的传统，该传统被德国中部地区(耶拿大学、德累斯顿大学、莱比锡大学等)所接引。17世纪有“德国的启蒙运动之父”称号的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在哈勒大学倡导“相对的、历史性的自然法”(ein relatives historisches Naturrecht)，开启了17世纪末以及18世纪德国独立的考古式的法律史研究的学风，形成了德国的“优雅法学”(die elegante Jurisprudenz)或“考古法学”(die antiquarische Jurisprudenz)，该法学的工作重点在于对原始文献的研究、文本的校订以及“外部法律史”的梳理。 法律史的“考古”风格和倾向主要表现在“《学说汇纂》之现代应用”运动晚期代表人物约翰·戈特利布·海因内克(Johann Gottlieb Heinneccius，1681-1741)所撰写的一系列有关罗马法制史、德意志私法和德意志法制史的研究作品之中，比如，1719年的《古罗马制度》(Antiquitatum Romanarum Syntagma，1719)，1725年的《按照法学阶梯秩序整理的民法原理》(Elementa iuris civiiis secundum ordinem Institutionum)，1727年的《按照学说汇纂秩序整理的民法原理》(Elementa iuris civilis secundum ordinem Pandectarum)，1735-1736年出版的两卷本《日耳曼法原理》(Elementa juris Germanici，turn veteris tum hodierni，1735-1736)等。 在海因内克之后，吉森大学(Universit
t Giessen)的赫普弗纳(J.Fr.H
pfner，1743-1797)、埃尔朗根大学(Universit
t Erlangen)的格吕克(Chr.Fr.Glück，1755-1831)以及约翰·安东·路德维希·赛登史迪克(Johann Anton Ludwig Seidenstiker，1760-1817)等人继续主张考古式的历史方法，撰写并出版了专门的考古式的法律史著作(比如，格吕克于1790-1831年间出版34卷本的《〈学说汇纂〉详解》[Ausführliche Erl
uterung der Pandekten]，它对当时的民法学产生了广泛而持续性的影响)。(14) 德国优雅法学派的理论主张和学术工作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到底如何认识法律这样一种现象？法律仅仅是历史的、实证的存在体，还是仅仅像沃尔夫及其早期门徒那样，把法律看作是一种理想的、根据明证方法推演出来的非历史的科学体系？或者说，法律这样一种现象是否同时包含历史—实证的因素和哲学—体系的因素？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于上述问题，无论哪一派法学家都必须基于自己的立场选择对该问题作出回答。 正是因为上述问题的不可回避，后期信奉沃尔夫学派之自然法—体系性学说的法学家们以及康德的法学拥趸者们也不能不正视历史学科和历史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作用。比如，莱比锡大学法学教授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绍特(August Friedirich Schott，1744-1792)于1772年著《法学百科与方法论纲要》(Entwurf einer juristischen Encyklop
die und Methodologie zum Gebrauch akademischer Vorlesungen，1772)，把法律史视为实在法学的一部分，试图将语法方法、历史方法和体系方法统一起来作为法律规则的解释方法。(15)杜伊斯堡大学(Universit
t Duisburg)法学教授约翰·弗里德里希·吉尔德迈斯特(Johann Friedirich Gildemeister，1750-1812)在1783年出版的《法学百科与方法论》(Juristischen Encyklop
die und Methodologie，1783)中既强调法学研究中的哲学(体系)方法，又运用法律史和历史方法探究法律的精神、阐释法律的意义。(16)法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布勒(Johann Gottlieb Buhle，1763-1821)在1799年出版的《法学、道德和政治学之理念》(Ideen zur Rechtswissenschaft， Moral und Politik，1799)中，认为法哲学由四个学科构成，即法的超验哲学，真正的自然法(或法的形而上学)，实在法的批判哲学和实在法的历史哲学；而实在法的历史哲学之作用在于为立法工作探明经验规则。(17)萨克森行政法学家卡尔·克里斯蒂安·科尔许特(Karl Christian Kohlschütter，1763-1837)先后著有《实在法学概论、百科以及方法论》(Prop
deutik，Enzyldop
die und Methologie der positiven Rechtsvcissenschaft，1797)和《论法学概念的讲义》(Vorlesungen über den Begriff der Rechtswissenschaft，1798)等著作，指出：实在法学是经验科学，也是历史科学，它只有通过历史的资料才能推导出来，其中所包含的每个命题必须通过历史的证据才得以支撑。(18) 上述事实表明，18世纪80年代以降，德国法学界，甚至包括后期信奉沃尔夫学派之自然法—体系性学说的法学家们在内，均被卷入“法学本身的内在转变过程”，他们开始以各自的方式要么主动推动、要么被动应对行将来临的德国法学及法学方法论革新的潮流。 二、约翰·斯特凡·皮特及其追随者的学术旨趣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法学及方法论革新中，哥廷根法学派(Die G
ttinger Rechtsschule)的学术努力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这个学派在法学学问上的总体特征表现在：一是批判(沃尔夫学派的)自然法—体系性思潮和优雅法学；二是在理论上伸张被(沃尔夫学派的)自然法—体系性思潮所忽略的经验和历史，试图将历史、经验与哲学统一起来，把德国古典学者、考古学家、哥廷根大学古典语言与文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哥特罗布·海涅(Christian Gottlob Heyne，1729-1812)所开创的实用主义历史理论或实用的历史主义学风(pragmatischer Historismus)引进法律史(19)，把实在法学同时看作是哲学学问(学科)和历史学问(学科)，并且力主实现实在法学的自治(自主)性。(20) 在哥廷根法学派中，约翰·斯特凡·皮特(Johann Stephan Pütter，1725-1807)乃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于1738年(13岁时)开始在马尔堡大学学习法律，1747年不满22岁时被哥廷根大学(该大学创办于1737年)创办人、著名教育家明希豪森(Adolph Gerlach Freiherr von Münchhausen，1688-1770)看中，聘为哥廷根大学法学院副教授，6年后升任正教授。皮特在哥廷根的60年间共写了126部著作。其中，代表作有《德意志帝国国家变迁大纲》(Grundri
der Staatsver
nderungen des teutschen Reichs，1753)、《德意志公法原理》(Elementa Publici Germanici，1760)、《德意志帝国现代国家宪法的历史发展》(Historische Entwicklung der heutigen Staatsverfassung des Teutschen Reichs，1786-1787，1798)、《法学百科与法学方法论的新尝试》(Neuer Versuch einer juristischen Encyclop
die und Methodologie，1767)、《德意志国家法文献》(Litteratur des teutschen Staatsrechts，1776-1783)等。皮特在德意志国家法和公法研究上的成就，不仅为他个人而且为哥廷根带来了显赫的名声。哥廷根大学法学院一度成为“国家法—宪法的信徒们朝圣的麦加”(Mekka der Adepten des Staats-und Verfassungsrechts)，大批的学子投奔在皮特的门下做学生(据统计，1774年哥廷根大学全校注册的894名学生中竟有563人学习法律)，其相关著作直到19世纪末仍然作为帝国法院判决的基础。(21) 皮特当年在马尔堡大学做学生时，曾经聆听过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课程，尽管如此，他在思想成熟之后，却是最早同沃尔夫及其学派的理论进行斗争的法学家。(22)皮特有关法学及其方法论革新的论述主要体现在1767年所著的《法学百科与法学方法论的新尝试》和1776-1783年间所写的3卷本《德意志国家法文献》等著作之中。这些著作的思想要点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1)对18世纪末德国法学现状的批判，主要抨击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及其法律学生们在法学研究中采用明证的数学方法和纯粹的概念演绎，同时也反对人们机械地学习法律的内容，而倡导对法律进行深层根由的探究。(23)(2)重新界定法学，他认为法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自然法，二是实在法。自然法可以分为“上帝赋予的法则”、“通过思考找到的法则”以及“由人的本性引申出的法则”；实在法并非都与自然法有关，它更多地建立在各国的特殊情况和立法者意志的基础上。自然法是一种独立的法源，通过其一般原则可以对实在法起补充作用，故此，自然法和实在法一样均为实在法学的统一组成部分。(24)(3)在法学方法论上，他与沃尔夫学派的明证—演绎方法相反，提出并强调归纳方法，由此发展出“一般原则学说”，作为自然法—体系性思考之替代方案，即主张通过归纳方法，从实在法素材中自下而上逐步引申出一般的经验原则或科学假定(Hypothesen)，进行法学的教义学研究。(25)(4)针对他所认为的“肤浅的”自然法—体系性思潮(学派)的法学研究和权利理论，皮特强调契约思想，认为权利和自由唯有通过契约才得以保障，所有依靠人类意志的义务都必须在契约中找到其最终的根据。(5)皮特重视法律史(尤其是国家法史)和历史方法，在法学上排除道德价值判断，不再从哲学、伦理学原则中推出法的原理，而以经验价值为基础，推崇法学中的经验知识和历史知识，主张德国实在法应当建立在对历史上的法(尤其是罗马法)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实在法学应以法律史作为基础。(26) 皮特的法学理论和方法论革新努力被他的学生和追随者所承袭，他们继续沿着皮特开创的法学之路前行。(27)此处重点提及下列五位人物： 第一，尤斯图斯·弗里德里希·伦德(Justus Friedrich Runde，1741-1807)。其长期担任卡塞尔大学(Universit
t Kassel)和哥廷根大学教授，分别著有《布伦瑞克—吕内堡私法纲要》(Grundri
des Braunschweig-Lüneburg Privatrechts，1789)和《德意志普通私法原则》(Grunds
tze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Privatrechts，1791)，从法律史角度，基于“事物的本性”(Natur der Sache)，发展了德国私法的基本原则。(28) 第二，格奥尔格·奥古斯特·施潘根贝格(Georg August Spangenberg，1738-1806)。他早年跟随皮特学习法学，1771年起担任哥廷根大学民法教授，致力于《法学阶梯》、《学说汇纂》以及罗马国家法与罗马私法研究，1770-1778年间出版过研究优士丁尼法典的拉丁文作品，其最重要的学术工作是1776年在法史学家、哥廷根大学教授格奥尔格·克里斯蒂安·格鲍尔(Georg Christian Gebauer，1690-1773)去世后完成并出版其所编辑的《学说汇纂》版本(这个版本完全以“佛罗伦萨手抄本”[littera Florentina或Florentine]为基础，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学说汇纂》权威版本即“蒙森版本”有所不同)，并于1797年之前陆续完成优士丁尼《国法大全》其他部分的编辑校订，但大多没有出版。(29) 第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马腾斯(Georg Friedrich von Martens，1756-1821)。他是皮特的另一位学生，1783年任哥廷根大学法学教授，1816年被汉诺威国王任命为内务大臣和汉诺威公使，独自编辑了包括1761年以后各种条约的《条约集》(Recueil des traites，1791-1801)，著有法文版的《欧洲现代国际法概要》(Precis du droit des gens modemes de l'Europe，1789)，在条约法的编辑和研究上做出了最早的贡献。(30) 第四，约翰·弗里德里希·赖特迈尔(Johann Friedrich Reitemeier，1755-1839)。其被视为哥廷根法学派最有原创性的法学家，出生于哥廷根，在哥廷根大学受教于克里斯蒂安·哥特罗布·海涅和约翰·斯特凡·皮特，对希腊、罗马古典时期的文化以及罗马法史和法律史事件、过程有浓厚的兴趣，1785年完成巨制《德国法百科和历史》(Encyclop
die und Geschichte der Rechte in Deutschland，1785)，批判18世纪末法学的不完全性、“纯粹体系派”的法学著作以及抽象法的一般原则知识，将孟德斯鸠的实用主义历史观引入法学之中，认为历史必须是实在法学之哲学化的基础，他将“气候”、“宗教”、“政治体制”、“文化”、“富裕”和“繁育”等看作是法律变化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并运用历史方法考察现实的法律发展，乃现代私法史的创建者。(31) 第五，戈特利布·胡斐兰(Gottlieb Hufeland，1760-1817)。他曾任耶拿、维尔茨堡、兰茨胡特、哈勒等多所大学的罗马法教授，信奉康德哲学，但也属于广义的哥廷根法学派，受皮特和赖特迈尔法学思想的影响，先后著有《试论自然法原则》(Versuch über den Grundsatz des Naturrechts，1785)、《德国有效法之历史与旧百科教程》(Lehrbuch der Geschichte und Encyclopadie alter in Deutschland geltenden positiven Rechte，1790)、《整体实在法之法学阶梯》(Institutionen des gesamten positiven Rechts，1798)等著作，指出：法学是一个体系性的科学，哲学和历史仅仅是法学的辅助学科，而非其统一的组成部分，法律史是法律起源和变化的历史。此外，胡斐兰还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法律解释(哲学解释、逻辑解释、语法解释等)理论与解释方法，支持和拥护(强调立法者意志的)主观解释方法，这些对于德国后来的法学方法论(尤其是法律解释理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基础。(32) 三、古斯塔夫·胡果在法学方法论革新中的贡献 在皮特之后，哥廷根法学派中具有国际名声的法学家无疑当属哥廷根大学的罗马法教授古斯塔夫·胡果(Gustav Hugo，1764-1844)。胡果于1782年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听受过皮特主讲的“帝国史”、“国家法”和“实务练习”(Practica)等课程(33)，同时也曾旁听克里斯蒂安·哥特罗布·海涅以及尤斯图斯·弗里德里希·伦德有关日耳曼法律史的课程，接受了哥廷根学派之实用历史主义方法的学术训练，养成实用主义的怀疑论。不过，胡果并未取得哥廷根大学的学位，而于1788年在哈勒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哲学书籍，特别是专门钻研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哲学作品和法哲学著作，甚至把自己算作“真正的康德哲学的信徒”(Kantianer)，经常在著作中引用比自己年长40岁的康德(1724年出生)的作品。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他对康德的理解并不深刻，在某些方面的理解甚至还存有讹误。(34) 无论如何，上述学术背景使胡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学立场。在法学志趣上，他既反对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及其在法学界的门徒(丹尼尔·内特布拉德、约阿希姆·格奥尔格·达耶斯等人)的自然法学说，也对倡导“学说汇纂之现代应用”的法学家们不考虑罗马法原理所处的历史地位、不加选择地在实践中讲授和利用其形式的做法持批判态度。(35)自1792年起，胡果开始担任哥廷根大学罗马法教授，直至1844年去世(1800-1810年间，他本来有机会到老牌的海德堡大学法学院和新成立的柏林大学任教，但均被其放弃)(36)，其先后编著了《罗马法历史与文物概览》(
bersicht über Geschichte und Alterthümer des r
mischen Rechtes，1789)、《当代罗马法教科书》(Lehrbuch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es，1789)、《罗马法史教科书》(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s r
mischen Rechtes，1790)、《民法学杂志》(Civilistisches Magazin，6卷，1791-1837)、《法学百科教科书》(Lehrbuch der juristischen Encyklop
die，1792)、《作为实在法哲学、特别是作为私法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Lehrbuch des Naturrecht，als einer Philosophie des positiven Rechtes，besonders des Privatrechts，1798)、《民法学文献史》(Civilistische Litter
rgeschichte，1812)等著作，这些著作后来大多作为“民法学课程教科书”(Lehrbuch eines civilistischen Cursus)再版。(37) 胡果的法学思想建立在其对法学概念的理解上。在《法学百科教科书》中，他认为符合手工方式(工艺)的法律知识(即法学[Rechtsgelehrsamkeit或Jurisprudenz](38))处理三个基本问题：(1)“什么是法？”(Was ist Rechtens)，这是法教义学(die juristische Dogmatik)研究的主题(也可以称为狭义的实践问题，即法律形式、程式的知识)，它形成法学的可操作的内容(das
der Jurisprudenz)，能够通过经验加以学习；(2)“现实存在的法是理性的吗？”(Ist es vernǖnftig,da
es Rechtens sey?)这是法哲学(die Philosophie des Rechts，它既不完全是元哲学[形而上学]、纯哲学，也不完全是有关某个法条可用性之政治学)研究的主题；(3)“法是如何形成的？”(Wie ist es Rechtens geworden?)这是法律史(特别是内部法律史，即法律学说、法律知识[也包括私法知识]本身的历史)研究的主题。(39)胡果通过其“民法学课程教科书”系列以及编辑的《民法学杂志》和1788-1844年间在《哥廷根学人评报》(G
ttingische gelehrte Anzeigen)上发表的将近420篇书评(Rezensionen)尝试对上述问题给予解答。(40) 总体上看，胡果的思想可概述如下： 第一，批判沃尔夫学派的体系方法和自然法学说，试图克服考古—实用法学与理性法沉思之间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正是欧洲17世纪末以来的病灶所在)。(41)胡果认为传统的自然法体系(尤其是沃尔夫学派的体系方法和自然法学说)过于宏大，不给实在法留有余地，而且完全忽视了历史，因而是一种“瘟疫”；与此相反，胡果的自然法不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通过纯粹逻辑演绎的)法体系，也不是托马修斯意义上的“历史性的”或“相对的”自然法，而是一种“归纳性的”自然法，一种法学的哲学原理，即实在法哲学，尤其是私法哲学(42)，这种法哲学不在于先验地推导出至高无上的法律原则，乃在“法学人类学”(die juristische Anthropologie，其为法学提供有关人类[作为动物、理性生物以及民族成员]的经验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对实在法学进行批判性评判或哲学检验，主要考察一切实在法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他甚至强调，实在法是唯一现存的法律(或法律整体)，因而不承认在各种实在的、经验的、民族的法律之外有自然的、理性的、普世的法律存在。(43) 第二，建构自主的、历史性的和哲理性的法学。胡果指出实在法学的特点(或缺陷)：在他看来，实在法不是严格的科学，也不可以像研究有形的自然那样从外部观察实在法，在此意义上，它不可以称为“精密科学”(science exacte)，尽管如此，(实在)法学仍然可以被看作是人类知识(das menschiiche Wissen)的一个具体分支，这样一种人类知识的来源既有哲学，也有历史；或者说，实在法的基础既是哲学的(理性根据)、也是历史的(历史根据)，没有哲学和历史，实在法就会沦为纯粹的(操作法律的法教义学意义上的)手工技巧；法学必须置于哲学和历史研究之间，哲学和历史并不是法学的辅助手段和辅助知识，而是法学的方法论作业(die methodologische Bearbeit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之主要组成部分，故此，科学的法学(die wissenschaftliche Jurisprudenz)不过是把哲学应用于历史的材料之上，从历史和经验中获取实在法规则。(44) 第三，倡导一种“历史—体系的方法”(die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Methode)，并将这种方法(特别是将“历史归纳法”[historische Induction]和哥廷根学派的“社会整体观”[gesellschaftlicher Gesamtschau]的历史描述方法)应用于罗马法制度和罗马法史的研究之中(45)，将日耳曼法与罗马法加以分离，区分优士丁尼法和古典罗马法，区分当代罗马法与古代(传统)罗马法，按照自己的体系重新整理和解释《国法大全》，为当代罗马法(民法)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使民法学从18世纪的实质自然法学说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自主性。从这种意义上，胡果乃19世纪的德国民法学宏大体系的共同创建者。 总体而言，胡果通过新的方法克服了老的自然法学说，而建立了一种实证的(非批判的)、经验的法学理论，它在实证主义的旗号下将法学，哲学和历史三门学科连接起来。故此，胡果本人被称为“法学实证主义之父”(der Vater des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Positivismus)(46)。 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创建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均对胡果的法理论进行过评述：黑格尔在其名著《法哲学原理》导论第3节对胡果的实在法哲学做了否定性评价，并就胡果在《罗马法史教科书》1818年第5版第53节所谈的一个观点(即哲学家不懂实在法)进行了反驳(47)，马克思在刊载于1842年8月9日《莱茵报》上的评论文章《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Das philosophische Manifest der historischen Rechtsschule，更为准确的译名应为“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着重批判了胡果的实在法哲学(非批判的法学实证主义)，把胡果的《作为实在法哲学、特别是作为私法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称为。历史学派的旧约全书”(48)。 不过，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批评胡果(马克思说胡果的自然法是法国旧制度的“德国理论”，指责他基于人类学的婚姻观是“轻佻而无耻的思想”(49))时仅仅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尤其是，马克思从政治观点上把胡果的学说看作是“反动的”，观点虽然并无不当，但也未免以偏概全。实际上，如果从学术的角度看，尤其是方法论的角度看，胡果强调不再追求抽象理性的法的理解、代之以历史的概念考察法律现象，试图建立法律与其历史作用和社会作用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的法哲学上无疑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50)最为主要的，胡果的法学论述开创了后来由萨维尼等人创建的历史法学派的理论先河和精神气候(geistiges Klima)，他是视为“萨维尼的先行者”(Vorl
ufer Savignys)，历史法学派的“铺路人”(Wegbereiter)，“从自然法时代到历史法学派过渡的最终骤变的代表人物”(51)。萨维尼本人也承认，胡果在批判当时的主流观点(即沃尔夫学派的学说)上以及为德国的历史法学(特别是在法律史知识以及重建罗马法学问上)作出了“巨大功绩”，称其观点“经典”，“有独创性”(52)。1838年5月10日，德国著名童话作家、语言学家、法学家、哥廷根大学教授雅科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在写给胡果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纪念庆典的贺信(1837年，格林因“哥廷根七君子”事件而从哥廷根大学离职)中称赞比自己年长21岁的胡果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法学者”(den
Rechtsgelehrten dieser Zeit)(53)。 从上述哥廷根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和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哥廷根法学派批判沃尔夫学派之自然法—体系性演绎方法，不再把数学当作实在法之教义学作业的科学典范，代之以归纳的方法和经验的观察、经验素材的整理和分析，将实用主义的历史方法引进法学，并以实证主义法哲学(比如胡果)取代实质的自然法学，使法学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从而实现法学的自治(自主)性。(54)总之，哥廷根法学派的法学方法论革新为后来的法学派及新法学范式的形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有学者甚至说：该学派开启了一个新的法学时代。(55)无论如何，至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我们不了解哥廷根法学派，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清晰地把握萨维尼等人所创立的历史法学派的学术脉络和形成的智识背景。不过，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打算处理有关历史法学派的相关问题，留待以后另行撰文叙述。 注释： ①Franz Wieack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Vandenhoeck & Ruprecht,G
ttingen,1996,SS.266-267,304.中文译文，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上)，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59页、第298页。 ②Merio Scattola,"Scientia Iuris and Ius Naturae: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in Damiano Canale,Paolo Grossi and Hasso Hofmann(ed.),A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Law in the Civil Law World,1600-1900,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Dordrecht,2009,p.16.Franz Wieack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S.306.中文译文，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上)，第300页。 ③Reinhard Voppel,Der Einflu
des Naturrechts auf den Usus modernus:Eine Untersuchung anhand der Literatur zum geltenden Recht im 17.und 18.Jahrhundert,Carl Heymanns Verlag,K
ln u.a.,1996,S.147. ④宽泛地讲，自然法法典的编纂时期是指从1756年《巴伐利亚民法典》到1811年《奥地利一般民法典》编纂这一时期。See Damiano Canale,"The Many Faces of the Codification of Law in Modern Continental Europe",in Damiano Canale,Paolo Grossi and Hasso Hofmann[ed.],A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Law in the Civil Law World,1600-1900,p.135.; Reinhard Voppel,Der Einflu
des Naturrechts auf den Usus modernus:Eine Untersuchung anhand der Literatur zum geltenden Recht im 17.und 18.Jahrhundert,S.234f. ⑤Damiano Canale,"The Many Faces of the Codification of Law in Modern Continental Europe",in Damiano Canale,Paolo Grossi and Basso Hofmann(ed.),A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Law in the Civil Law World,1600-1900,pp.140-142. ⑥Reinhard Voppel,Der Einflu
des Naturrechts auf den Usus modernus:Eine Untersuchung anhand der Literatur zum geltenden Recht im 17.und 18.Jahrhundert,SS.223-224,231.Franz Wieack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SS.349-350,337.中文译文，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47页、第348页，第365页；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吕平义、苏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⑦Merio Scattola,"German Legal Science:The Crisis of Natural Law Theory,The Historicisms,and 'Conceptual Jurisprudence'",in Damiano Canale,Paolo Grossi and Hasso Hofmann(ed.),A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Law in the Civil Law World,1600-1900,p.185.Franz Wieack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S.367.中文译文，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359页。 ⑧Franz Wieack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SS.357-358.中文译文，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352页、第353页。 ⑨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这一名称来自德国诗人、剧作家弗里德里希·马克西米利安·冯·克林格尔(Friedrich Maximilian von Klinger,1752-1831)于1777年出版的同名喜剧，后被用来指称德国启蒙时代后期(大约从1765年到1785年)由当时20-30岁左右的年轻作家们所推动的文学运动。“古典主义”(Klassizismus)乃是从18世纪80年代后期至19世纪初的思想运动。“浪漫主义”(Romantik)主要指形成并流行于1798-1830年间的文学运动，该运动反对动荡，渴望宁静，有浓厚的复古倾向。参见余匡复：《德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第172-242页、第243-325页。 ⑩Franz Wieack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S.357.中文译文，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352页；余匡复：《德国文学史》，第134页。 (11)引自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黄正柏、邢来顺、袁正清译，黄正柏校，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3页。 (12)Hans Schlosser,Grundzüge der Neueren Privatrechtsgeschichte,10.Auflage,C.F.Müller Verlag,Heidelberg,2005,S.145. (13)Hans-Ulrich Stühler,Die Diskussion um die Erneu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n 1780-1815,Duncker & Humblot,Berlin,1978,SS.18-19,232. (14)Franz Wieack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SS.222-224.中文译文，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上)，第214-246页。 (15)August Friedirich Schott,Entwurf einer juristischen Encyklop
die und Methodologie zum Gebrauch akademischer Vorlesungen,Leipzig,1772,§§1,3,251,303. (16)Johann Friedirich Gildemeister,Juristischen Encyklop
die und Methodologie,Duisburg,1783,§§31-32,126.“法学百科”(Juristischen Encyklop
die或Encyklop
die der Jurisprudenz，也译为“法学百科全书”，下文统一译作“法学百科”)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法学家们常用的一个词汇或著作名称，这个名称的使用可能受到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影响。按照当时图宾根大学教授威廉·戈特利布·塔芬格尔(Wilhelm Gottlieb Tafinger)的解释，所谓“法学百科”，既不是单指法律史，也不单指法哲学，而指法学的一般法学说(die allgemeine Rechts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即对德国有效法规定之内容和相互关系的总体阐释(概述)。See Wilhelm Gottlieb Tafinger,Encyclop
die und Geschichte der Rechte in Teutschland,Erlangen,1789,2.Aufl.,1800,§9.; ders.,Die Rechtswissenschaft nach den Verh
ltnissen und Bedürfnissen der neuesten Zeit,Tübingen,1808,S.87.在其他法学家(比如古斯塔夫·胡果)所写的有关法学百科的教科书中，法学的一般法学说或“(根本)法的一般学说”(die allgemeine Lehren von dem Rechte überhaupt，比如“法的概念”、“法律关系”、“法律渊源”、“法律知识”、“法的组成部分”[法的划分，公法的划分与私法的划分，人法，物法，国家法，教会法，刑法，财政法，警察法]等)乃其中首先讨论的一部分重要内容，此外，“法学百科”可能还会涉及更具体的内容，即法学百科的个别学说(die einzelnen Lehren der Encyklop
die)，比如“私权学说”(“罗马法史”、“德国法史”、“当代法”有关私权规定的考察)、“公法”、“民事程序”、“刑法”、“财政法”等。See Gustav Hugo,Lehrbuch der juristischen Encyklop
die,8.Aufl.,August Mylius,Berlin,1835,SS.3ff.,87ff. (17)Johann Gottlieb Buhle,Ideen zur Rechtswissenschaft,Moral und Politik,G
ttingen,1799,SS.130-131,143,152. (18)Hans-Ulrich Stühler,Die Diskussion um die Erneu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n 1780-1815,SS.101-104. (19)克里斯蒂安·哥特罗布·海涅早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1763年接替约翰·马迪亚斯·格斯纳(Johann Matthias Gesner,1691-1761)去世后留下的教席，任哥廷根大学古典语言与文学教授，并长期担任哥廷根大学图书馆馆长，编著了有关提布鲁斯(Tibullus)、品达(Pindar)的作品评论集和荷马的《伊利亚特》(Homer,Iliad,1802)、希腊学者阿波罗多罗斯的《希腊编年史》(Apollodorus,Bibliotheca Graeca,1803)以及《学术小品集》(Opuscula academica,1785-1812)等，1789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哥廷根大学形成了以克里斯蒂安·哥特罗布·海涅所开创的实用主义历史理论或实用的历史主义传统的所谓“哥廷根学派”(Die G
ttinger Schule)或“哥廷根历史学派”(die G
ttinger historische Schule)。据说，这个学派是由以治教会史、政治史见长的哥廷根大学历史学教授路德维希·帝默特乌斯·施皮特勒(Ludwig Timotheus Spittler,1752-1810)、国家法教授约翰·斯特凡·皮特和1759年起担任哥廷根大学教授并于1764-1766年间建立哥廷根皇家历史研究所(K
nigliches Historisches Institut in G
ttingen)的历史学家约翰·克里斯托弗·加特勒尔(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1727-1799)以及历史学者兼国家法学者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施勒策尔(August Ludwig von Schl
zer,1735-1809)共同创立的。德国人文主义学者、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Wilheim von Humboldt，一译“洪堡特”，1767-1835)、法学家克里斯蒂安·戈特利布·豪博尔德(Christian Gottlieb Haubold,1766-1824)、科学史家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1739-1811)均受到该学派的直接影响。显然，“哥廷根法学派”的学术旨趣和学风之确立也得益于“哥廷根历史学派”之实用的历史主义传统的传布，在此意义上，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学缘关系，参见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译序”，第27页。Franz Wieack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SS.378.中文译文，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369页。 (20)Franz Wieack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SS.378-379.中文译文，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369页、第370页。 (21)参见戴问天编著：《格廷根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第41页：Gerd Kleinheyer,Jan Schr
der(Hrsg.),Deutsche Juristen aus fünf Jahrhunderten: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Rechtswissenschaft,3.,neubearbeitete und erw.Aufl.,C.F.Müller Verlag,Heidelberg,1996,SS.332-333.中文译文，参见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许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页、第339页。 (22)Hans-Ulrich Stühler,Die Diskussion um die Erneu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n 1780-1815,S.114. (23)Johann Stephan Pütter,Litteratur des teutschen Staatsrechts,Bd.1,G
ttingen,1776,SS.444-445. (24)Johann Stephan Pütter,Neuer Versuch einer juristischen Encyclop
die und Methodologie,G
ttingen,1767,§§12,20-21,120. (25)Hans-Ulrich Stühler,Die Diskussion um die Erneu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n 1780-1815,SS.116-118. (26)Hans-Ulrich Stühler,Die Diskussion um die Erneu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n 1780-1815,SS.118-119. (27)Gerd Kleinheyer,Jan Schr
der(Hrsg.),Deutsche Juristen aus fünf Jahrhunderten: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Rechtswissenschaft,S.333.中文译文，参见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第339页。 (28)Andreas Their,"Justus Friedrich Runde",in:Neue Deutsche Biographie,Band 22,Duncker & Humblot,Berl in 2005,S.257 f.; Gerd Kleinheyer,Jan Schr
der(Hrsg.),Deutsche Juristen aus fünf Jahrhunderten: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Rechtswissenschaft,S.507.中文译文，参见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第526页。 (29)Johann August Ritter von Eisenhart,"Georg August Spangenberg",in: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Band 35,Duncker & Humblot,Leipzig 1893,S.42.; Gerd Kleinheyer,Jan Schr
der(Hrsg.),Deutsche Juristen aus fünf Jahrhunderten: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Rechtswissenschaft,S.512.中文译文，参见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第532页。 (30)Gerd Kleinheyer,Jan Schr
der(Hrsg.),Deutsche Juristen aus fünf Jahrhunderten: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Rechtswissenschaft,SS.495-496.中文译文，参见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第513页；《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647页。 (31)Johann Friedrich Reitemeier,Encyclop
die und Geschichte der Rechte in Deutschland,Dietrich,1785,SS.11-12,17-18,20-25.另见Hans-Ulrich Stühler,Die Diskussion um die Erneu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n 1780-1815,SS.119-124,151.; Gerd Kleinheyer,Jan Schr
der(Hrsg.),Deutsche Juristen aus fünf Jahrhunderten: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Rechtswissenschaft,S.505.中文译文，参见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第523页、第524页。 (32)Hans-Ulrich Stühler,Die Diskussion um die Erneu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n 1780-1815,SS.128-134.; Gerd Kleinheyer,Jan Schr
der(Hrsg.),Deutsche Juristen ass fünf Jahrhunderten: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Rechtswissenschaft,S.485.中文译文，参见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第500页、第501页。 (33)See Gustav Hugo,Civilistisches Magazin,Bd.5.,August Mylius,Berlin,1825,S.54 ff. (34)Theodor Viehweg,"Einige Bemerkungen zu Gustav Hugos Rechtsphilosophie",in Gustav Hugo,Lehrbuch des Naturrecht,als einer Philosophie des positiven Rechtes,besonders des Privatrechts,Verlag Detlev Auvermann KG,Glashütten im Taunus,1971(Original:4.Aufl.,August Mylius,Berlin,1819),S.III. (35)Franz Wieack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SS.378-379.中文译文，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370页、第371页；Hans-Ulrich Stühler,Die Diskussion um die Erneu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n 1780-1815,SS.145-146. (36)1810年，已经担任柏林大学罗马法教授的萨维尼向校方坚持任命另一位罗马法学教授，聘请胡果担任这一职务，但遭到后者回绝(Adolf Friedrich Rudorff,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Erinnerung an sein Wesen und Wirken,Hermann B
hlau,Weimar,1862,S.25)。 (37)古斯塔夫·胡果于19世纪20年代以后陆续再版的“民法学课程教科书”(Lehrbuch eines civilistischen Cursus)系列共有7卷，第1卷：“法学百科教科书”；第2卷：“作为实在法哲学、特别是作为私法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第3卷：“截止优士丁尼的罗马法史”；第4卷：“当代罗马法教科书”；第5卷：“当代罗马法引用文献选集”(Chrestomathie von Beweisstellen für das heutige R
mische Recht)；第6卷：“优士丁尼以来的罗马法史(或民法学史)”；第7卷：“《学说汇纂》教科书”(Lehrbuch der Digesten)。相关的材料，参见古斯塔夫·胡果的“民法学课程教科书”(第1-7卷)；另见Hans-Ulrich Stühler,Die Diskussion um die Erneu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n 1780-1815,S.134ff.; Gerd Kleinheyer,Jan Schr
der(Hrsg.),Deutsche Juristen aus fünf Jahrhunderten: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Rechtswissenschaft,S.210。中文译文，参见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第216页。 (38)胡果认为，Rechtslehre,Rechtswissenschaft,Rechtsgelehrsamkeit,Rechtsgelahrtheit,Jurisprudenz是几个意思相近的词(Gustav Hugo,Lehrbuch der juristischen Encyklop
die,8.Aufl.,August Mylius,Berlin,1835,S.6.)，这几个词均可译作“法学”。 (39)Gustav Hugo,Lehrbuch der juristischen Encyklop
die,8.Aufl.,August Mylius,Berlin,1835,SS.33-36. (40)Gerd Kleinheyer,Jan Schr
der(Hrsg.),Deutsche Juristen aus fünf Jahrhunderten: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Rechtswissenschaft,S.208.中文译文，参见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第213页、第214页。另见Joachim Rückert,"Gustav Hugos Beitrag zur Juristisch-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diskussion nach 1789",in ARSP,Beiheft Nr.37(1990),S.99。 (41)Franz Wieack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S.379.中文译文，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370页。 (42)胡果在《作为实在法哲学、特别是作为私法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中指出：“实在法哲学是一种理性知识，这种知识来源于有关法律可能是什么的概念，而且主要来源于有关私法的概念，也就是来源于有关真正法律的概念。”(Gustav Hugo,Lehrbuch des Naturrecht,als einer Philosophie des positiven Rechtes,besonders des Privatrechts,4.Aufl.,August Mylius,Berlin,1819,SS.1-2.)胡果的论述实际上强调，“实在法哲学”是“来自完全不同观点的法学的哲学部分”，它不再是哲学的一部分，而是实在法的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康德先验地构想出来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而是实在法独特的经验内容。正是因为胡果的《作为实在法哲学、特别是作为私法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该教科书比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的出版早23年)，我们今天才有了所谓“法哲学”的学科名称，而且自然法传统走向终结，法哲学作为大学学习科目开始在法学院讲授，不再是哲学的课程。See Paolo Becchi,"German Legal Science:The CrisiS of Natrual Law Theory,The Historicisms,and 'Conceptual Jurisprudence'",in Damiano Canale,Paolo Grossi and Hasso Hofmann[ed.],A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Law in the Civil Law World,1600-1900,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Dordrecht,2009,pp.187-188. 另据特奥多尔·菲韦格考证，德文“法哲学”(Rechtsphilosophie)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开始普遍使用，胡果在《作为实在法哲学、特别是作为私法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中使用“法哲学”(通常写作Philosophie des Rechts)作为“实在法哲学”(Philosophie des positiven Rechts)一语的缩写，但菲韦格没有明确地说胡果第一次使用该词。Theodor Viehweg,"Einige Bemerkungen ZU Gustav Hugos Rechtsphilosophie",in Gustav Hugo,Lehrbuch des Naturrecht,als einer Philosophie des positiven Rechtes,besonders des Privatrechts,Verlag Detlev Auvermann KG,Glashütten im Taunus,1971[Original:4.Aufl.,August Mylius,Berlin,1819],S.III. (43)See Gustav Hugo,Lehrbuch des Naturrecht,als einer Philosophie des positiven Rechtes,besonders des Privatrechts,SS.29.ff.,38.ff.,152.ff. (44)Gustav Hugo，Lehrbuch der juristischen Encyklop
die,SS.48-54.另见Hans-Ulrich Stühler,Die Diskussion um die Erneu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n 1780-1815,SS.136-137。 (45)Franz Wieack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SS.380-381.中文译文，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372页。 (46)Hans-Ulrich Stühler,Die Diskussion um die Erneu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n 1780-1815,S.144.当然，胡果本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并没有使用“法学实证主义”(der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Positivismus)或“法律实证主义”(Rechtspositivismus)的概念，但这并不否认他提出了法学实证主义或法律实证主义的思想，他的著作标志着德国的法学开始由自然法理论转向实证主义(Paolo Becchi,"German Legal Science:The Crisis of Natrual Law Theory,The Historicisms,and 'Conceptual Jurisprudence'",in Damiano Canale,Paolo Grossi and Hasso Hofmann[ed.],A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Law in the Civil Law World,1600-1900,p.188)。 (47)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9页。另见Hans-Ulrich Stühler,Die Diskussion um die Erneu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n 1780-1815,SS.144-145。有意思的是，胡果于1821年在哥廷根科学院主办的《哥廷根学人评报》上撰文评论黑格尔的新书《法哲学原理》。指出该书同时、同一个版次有两个扉页和书名有些多此一举(经查，黑格尔的这本书1821年版本有两个扉页：第一个扉页的书名为：“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第二个扉页的书名则为：“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法哲学原理”)，这给读者的印象好像是两部不同名的作品，不过黑格尔这样做在当时的书业史上也并非是罕见的。后来黑格尔再版时将“法哲学原理”作为该书的主标题，其书名全称为；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r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即《法哲学原理抑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简称为《法哲学原理》。另外，胡果还指责黑格尔轻视法律史(See G
ttingische gelehrte Anzeigen,16.April,1821[Vandenhoeck & Ruprecht,G
ttingen],SS.601-607.另见Paolo Becchi,"German Legal Science:The Crisis of Natrual Law Theory,The Historicisms,and 'Conceptual Jurisprudence'",in Damiano Canale,Paolo Grossi and Hasso Hofmann[ed.],A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Law in the Civil Law World,1600-1900,p.186)。F.Eichengrün,Die Rechtsphilosophie Gustav Hugos,S.39. (48)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8页。有关马克思与胡果以及历史法学派的关系，参见Wolf Paul,Marxisitische Rechtstheorie als Kritik des Rechts:Intention,Aporien und Folgen des Rechtsdenkens von Karl Marx-eine kritische Rekonstruktion,Athen
um Verlag,Frankfurt am Main,1974,SS.43-47。总体上看，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评价是负面的，他说：“18世纪仅仅产生了一种东西，它的主要特征是轻佻，而这种唯一的轻佻的东西就是历史学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7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1页、第103页。 (50)Paolo Becchi,"German Legal Science:The Crisis of Natrual Law Theory,The Historicisms,and 'Conceptual Jurisprudence'",in Damiano Canale,Paolo Grossi and Hasso Hofmann(ed.),A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Law in the Civil Law World,1600-1900,p.189.; Franz Wieack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S.381.中文译文，参见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第372页。 (51)Gerd Kleinheyer,Jan Schr
der(Hrsg.),Deutsche Juristen aus fünf Jahrhunderten: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Rechtswissenschaft,S.210.中文译文，参见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第215页；F.Eichengrün,Die Rechtsphilosophie Gustav Hugos,S.24.当然，萨维尼与胡果在法律观(特别是在“民族精神说”)上存在重大的区别，他们二人在对哲学和历史的认识上也迥然不同，胡果本人批评用“历史法学派”的名称，他不把自己算作这个学派，甚至以尖锐的言语与该学派划清界限(Hans-Ulrich Stühler,Die Diskussion um die Erneu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n 1780-1815,S.147.; F.Eichengrün,Die Rechtsphilosophie Gustav Hugos,S.112.)。 (52)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Vom Beruf unse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Dritte Auflage,Verlag von J.C.B.Mohr,Heidelberg,1840,S.120.中文译文，参见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ders.,Grundgedanken der historischen Rechtsschule,1814/1840,hsg.von Erik Wolf,3.Aufl.,Vittorio Klostermann,Frankfurt Am Main,1965,S.7.另见F.Eichengrün,Die Rechtsphilosophie Gustav Hugos,S.39。 (53)
Ludwig Richter(hrsg.),Krit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Rechtswissenschaft,2.Jahrgang,3.Bd.,Bernhard Tauchnitz junior,Leipzig,1838,S.485.;"Jacob Grimm an Hugo.10.Mai 1838",in Stephan Bialas(hrsg.),Briefwechsel der Brüder Jacob und Wilhelm Grimm mit Gustav Hugo,S.Hirzel Verlag,Stuttgart,2003,SS.47-48.有关雅科布·格林的生平与学术(尤其是格林与胡果之间的交往以及1837年发生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对于其学问生活的影响)，参见舒国滢：《浪迹于法与童话之间——雅科布·格林印象》，载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207页。 此外，还有一个史料也许值得一提：德国著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于1825年6月20日从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得法学(两法)博士学位，其指导教师就是胡果(当时，胡果担任哥廷根大学法学院院长)。海涅在哥廷根大学期间对于中世纪法律史比较感兴趣(其博士论文的主题涉及此一领域，但可惜论文当时没有出版，现在很难找到论文原稿)，而且也受哥廷根大学刑法学教授安东·鲍尔(Anton Bauer,1772-1843)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研究过刑法学，尤其是死刑问题，撰文评论过黑格尔的刑罚理论。在《哈尔茨山游记》(Harzreise,1824)中，他对胡果既有揶揄(比如，海涅描述哥廷根大学流露出某种“狭隘枯燥的掉书袋骄矜之气”，可能也适用于其师胡果)，也有正面的评述(偶尔把胡果称作“充满机智的居亚斯”)。反而胡果对海涅的博士答辩赞赏有加，说海涅当时作为已经成名的诗人(海涅于1821年开始发表《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还乡集》、《北海集》等组诗，1827年出版《歌集》而闻名文坛)也可以在法学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不过，最终，海涅并没有像胡果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歌德式的“诗人法学家”(Dichterjurist)，其中既有客观原因(犹太人身份，无法在德国找到工作)，也有主观原因，比如，法学与海涅作为具有革命思想的诗人气质相抵牾。See okko Behrends,"Heine und Rechtswissenschaft",in Volker Lipp,Christoph M
llers,Dietmar von der Pfordten(hrsg.),Heinrich Heine:Dichter und Jurist in G
ttingen,Universit
tsverlag G
ttingen,G
ttingen,2007,SS.50-68; Joachim Rückert,"Gustav Hugos Beitrag zur Juristisch-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diskussion nach 1789",S.97.参见海涅：《海涅散文选》，钱春绮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8页、第649页。 (54)Hans-Ulrich Stühler,Die Diskussion um die Erneu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n 1780-1815,SS.150-151. (55)Hans-Ulrich Stühler,Die Diskussion um die Erneuer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n 1780-1815,S.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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