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的演化经济学——对基于理性的主流经济学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理性论文,主流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3—0009—08
一、有限知识：更优行为与创新策略
1.从理性到知识：行为假定和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完全理性（perfect rationality）和最优行为（optimum behaviour）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一理论基础一直遭受批评。西蒙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批评了理性的程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则批评了理性的偏离；阿克洛夫与耶伦提出的“近似理性”、哈特提出的“充分理性”、森提出的“一致性理性”等概念，都不同程度地以放松完全理性这一不现实的假定。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理性程度的讨论之外，西蒙还对理性的本质进行了研究：经济理性不是一种实质（substantive）理性，而是一种过程（procedural）理性。实质理性是指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能够自动地实现既定目标。过程理性并不要求行为人每一次决策都完全正确，只要求行为人能够根据经验逐步调整其行为、不断提高其决策的正确性，即过程理性的实现取决于产生它的过程本身，理性只是一种不断趋进的过程[1]。西蒙的过程理性概念只是个体层次上的，哈耶克还提出了社会总体层次上的类似概念——演化理性（evolutional rationality）。个人的理性对于整个社会演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语言、文字、道德、宗教、法律等人类的文明成果并不是人类的建构理性（constructive rationality）“精心设计的结果”，而是分散于个人的经验知识通过社会的交互作用不断累积、演化而来的[2]。行为经济学也认为，对经济行为的研究不是要否定经济人的理性，而是否定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的处理方式。在行为经济学看来，应该用过程理性代替实质理性，并通过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大脑和神经科学等方面的研究来揭示理性形成的基础和过程，以此更好地解释决策者的实际行为。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人类认知过程首先表现为人们通过一种“感知秩序”进行学习活动，进而形成分散的、非同质的知识。从哲学角度看，新古典中的实质理性是一种先验（transcendent）理性，过程理性是一种经验（experiential）理性。
上述对理性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理性不再像新古典假定那样，是一种自然赋予或先天遗传（innate）的、外生的（exogenous）的存在物（being），即本能（gift），而是一种后天习得的（acquired）、内生的（endogenetic）、过程的（procedural）产物（becoming），即技能（skill）。这种过程就是实践和学习的过程，其产物就是知识（learning或者knowledge）。学习与知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英文中，learning一词就有学习和知识两方面的含义。所以，在本质上，理性是一种学习过程，即过程理性；在表现形式上，理性是知识的一个函数，知识的数量决定了理性的高低，即基于知识的理性。
基于知识的理性不仅反映了理性的真正源泉和本质特性，还反映了理性在程度上或数量上的差异，即异质性（heterogeneous）和有限性①：第一，理性的异质性和差异性根源于个体知识的差异性，或者说知识的分工。相比于同质的（homogeneous）完全理性来说，异质理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质的理性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无差异的均衡结构形成的根源，而异质理性是经济活动多样性和收益差异性的根源，是差异结构形成和演化的前提条件。生物进化论就认为，多元性和差异性是生物进化的必要前提。第二，基于知识的理性表现为一个不断试错（try and error）、不断精炼和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一个没有终极的过程理性，趋于完全但却永远不完全的理性。这与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在本质上不同：西蒙的有限理性是一种静态的有限理性，而基于知识的理性是一种动态的有限理性。或者说，理性的有限根源于知识的有限。
2.适应行为：更优目标与创新策略
在新古典完全理性的假定条件下，最优是其基本的行为模式；在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下，满意（satisfied）是其基本的行为模式。在基于知识的理性的条件下，其行为模式则是适应（adapting），具体体现为：更优目标、惯例与创新策略和动态竞争。
适应行为在其行为目标上，表现为从最优（optimum）转为更优（better）：不求最好，但求更好。最优目标否定了进步和改进的可能，因而是静态的；更优目标则体现了改进、进步、适应、动态等演化的本质含义。这分两种情况：一是纵向改进，每一个t状态都比t－1状态更优，这体现为动态的演化过程；二是横向占优，至少比社会平均水平好。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下，只有达到平均的收益水平才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否则就会在激烈竞争中逐渐被淘汰。这体现了演化的适应特征。更重要的是，最优是更优的一个特例，更优包含了最优，是最优的一般化，因为更优就是局部的、相对的、暂时意义上的一种最优。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在最优行为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也应成为建立在更优行为基础上的演化经济学的一个特例。
在行为策略方面，适应行为模式表现为：经济人根据其是否能够适应环境变化而分别采取惯例或创新策略。能够适应则采取原有的策略，即惯例（routine）；否则采取新的策略，或模仿（imitation），或创新（innovation）[3]。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追求更优目标的行为主体，创新是一种必然的策略选择。惯例策略的结果是报酬递减的；模仿策略导致利润平均化，只有创新策略才可以获得超过平均的报酬，这就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即超额利润是创新的报酬[4]。在预期利润将不断被平均化的条件下，必然采取持续的创新策略，因为单一的创新很快就会被模仿而导致超额利润消失。从知识的角度来看，惯例是既有的知识，模仿是知识的扩散，创新是新知识的产生。这就是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知识的发现和利用[5][6]，也是企业的知识理论强调知识作用的反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创新在完全理性假定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完全理性表示无所不知，所有的策略和知识都是已知的。只有知识是有限的，才有创新的可能。所以，创新是更优行为的具体体现，是演化的本质要求[7]2。
在适应行为模式中，各个主体要适应环境并获得生存机会，其竞争必然是一种不断争先（比其他个体更先创新）和争胜（比其他个体更优）的动态垂直竞争，即“熊彼特式竞争”②，而不是主流经济学中通过价格争夺资源数量的水平式竞争。在一个动态竞争的环境下，创新则进，不创新则退。只有不断地争胜和争先，才能够适应环境并获得生存机会，这也是演化的本质内涵。
二、知识分工：差异结构与合作秩序
1.知识分工：分工导致的内生知识差异
分工问题曾经是古典经济学中非常重视的问题，但是却被主流经济学所遗弃，后来才被杨格、杨小凯等人重新重视，用于研究经济结构的演化[8]。之所以分工是结构形成和演化的基础，乃是因为专业化分工过程中处于不同环节中的知识积累导致知识的差异，即所谓的“隔行如隔山”。这种内生的知识差异才是导致差异结构而非无差异的均衡。
分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分工的本质是什么呢？哈耶克指出：“显然存在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它与劳动分工问题非常相似，起码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从我们的科学诞生以来，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前者则完全被忽略，尽管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9]45 后来，哈耶克对知识分工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知识分立性或分散知识方面，他指出：“没有超验存在的人类整体知识体系，而只有分立存在的个人知识，这种分立的个人知识是有限的。知识愈多我们愈无知。”“解释整个经济活动的秩序是如何实现的，这个过程运用了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是集中在任何单个人脑中的知识，而仅仅是作为不计其数的不同的个人的分立的知识而存在的。”[10]529 这就是说知识分工是知识积累的必要条件。在分散知识的基础上，哈耶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类自由秩序自发演进的理论体系。
贝克尔和默菲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中，在分工中引入了“知识”的概念，并认为劳动分工与知识积累之间是相互促进的；Drucker从管理学的角度也提出和解释了知识分工、知识劳动、知识社会等概念。胡佛认为，把生产流程分为日益简单的工序是一个连续的“发现过程”，是企业内部不断产生各种可能性知识的过程。汪丁丁则说：“专业化的实质是生产者的知识结构的专业化，也就是生产者累积其专业知识的过程，也就是贝克尔所说的，‘每个人知道越来越多的关于越来越小的事情’”[11]73。罗斯比认为，劳动分工是日益增长的知识分工的主要含义，并因此而促进了知识的增长。知识通过分工增长，我们仅仅通过接受我们可能知道的界限增加我们的知识。[12] 所以，分工的本质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分工，而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工，即整个社会的知识积累通过个体分散积累来实现。
2.差异结构：循环因果与报酬递增
差异化的经济结构是差异知识通过循环累积因果过程（Cumulative Circle and Causation）的结果，简称为累积过程（Cumulative Process）。这种累积因果的原理在经济中具体形成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两种机制。凡勃伦明确提出了“累积因果过程”的概念，维克塞尔提出了一个有关货币的循环累积过程的理论。缪尔达尔则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循环累积因果的经济发展理论。阿瑟认为，在经济中广泛存在报酬递增机制即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13]。
在竞争环境下，基于企业的知识差异，如果企业的某个惯例或者是创新策略的收益超过了市场平均收益，则后续的行为将继续采取相同的惯例并继续取得超过平均的收益，这个过程不断地进行下去，就会产生递增报酬（increasing returns）的正累积效应（positive cumulative effect）。用物理学上的术语来说就是，正反馈、自催化（self-catalyse）或自增强效应（self-reinforcing）。但是，如果其策略被大多企业所模仿，其收益水平被平均化，其超额利润率被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报酬递增效应消失了。如果其它企业不断模仿，并在此基础上还进行了成功的创新，则其收益水平将跌到平均水平之下，就产生了负的累积效应或者负反馈效应，即报酬递减。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排斥报酬递增，而将其理论体系建立在报酬递减的假设基础之上。只有报酬递减机制，才能够保证其唯一的、稳定的均衡存在，而这种均衡的存在正是新古典经济学苦苦追求的最优资源配置目标的必要条件。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无法提供报酬递增理论的生存土壤”[14]67，所以，报酬递增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
在知识分工的基础上，经济结构的变迁表现为一种差异结构演进的动态过程，结构演化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知识优势形成的竞争优势不断循环累积，导致的差异扩大的集聚效应，或者通过学习和模仿导致的差异缩小的扩散效应。专业化的生产分工形成生产上的产品结构或产业结构。知识创新产生新的产品，学习和模仿导致知识扩散而逐渐形成新的产业。不断创新和模仿，是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之源。结构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化、产业区等集聚效应，也表现为经济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扩散。分工的不同组织构成竞争结构，竞争优势的循环累积导致垄断，处于劣势的企业不断被淘汰；分工和竞争的不同报酬结果形成收入分配上的差异，报酬递增拉大收入差距，学习和模仿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结构就是在差异扩大的聚集效应和差异缩小的扩散效应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实现演化变迁的。
3.合作秩序：知识合作与共同知识
知识分工导致每一个体的知识结构愈加专业化，相对于整个人类的知识来说，就愈加贫乏，对他人的依赖性也就愈加增强，完全的自给自足在高度知识分工的社会中是无法生存的，必须加入到社会合作网络之中，一起共享知识才能得以生存。汪丁丁把知识的合作看成是知识的互补性。他认为，知识互补性包括两种：空间互补性和时间互补性[11]77。空间互补性是指不同类型知识或者不同知识传统上的互补，即基于知识分工的合作③。哈耶克和贝克尔等人对知识分工的研究针对的就是知识空间的互补性。这就是说，在知识分工的条件下，分散的知识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进行合作，才能够为大众所共享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知识共享而形成的合作方式就是制度的不同形式，它构成了人类合作秩序的基础④，决定着人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诺斯也认为，“制度提供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立，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了一种经济秩序。”[12]195
哈耶克将制度定义为一种社会成员自发创造的并自愿遵守的共同知识的集合。易宪容引述斯科菲尔德的观点也说明了合作的知识基础：“合作在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是在于个人用什么方式知道他人的偏好与行为。进一步说，问题是在所谓的‘共识’，因为每一个人不仅必须知道他人的偏好，而且必须知道他人也知道我自己的偏好与策略。……因此，合作的基本理论问题可以看作是：在一个既定环境下，一个人至少必须具备多少关于他人想法与欲望的知识，才能对他人的行为产生整体概念，以及能够用这种知识与他人沟通。”[15]340 埃格特森也引述斯科菲尔德关于合作中知识的重要性：“合作的理论问题可以这样叙述：在给定条件下，一个人至少应该对于其他人的信仰和欲望知道多少才能产生合作的想法并能够将这些想法传递给其他人”[16]267。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关于重复博弈进行的共同信念（shared belief）的自我维持系统。[17] 这种“自我维持的共同信念”的定义与哈耶克的“共同知识”定义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说，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和合作，必须以信任为基础，而信任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价值观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同认识。
把制度定义为“共同知识”的优点在于：第一，“共同”一词反映了制度的本质是其社会性和合作性，说明制度是相互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社会交互行为的产物；第二，把制度定义为知识反映了制度的作用在于降低因知识分散带来的风险。人们不必担心知识分散带来知识合作的困难，人们可以依靠制度约束和预期他人的行为，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18]。汪丁丁说，“制度知识的功能在于通过提供‘公共知识’减少博弈中的行为不确定性。”[19]60 由于制度所蕴涵的知识共享于同一制度中所有人，它使每个人都事先知道其他人对他的特定行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从而大大减少了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所以，制度的功能在于降低人们实现知识合作的合作成本或协调成本，维持社会的合作秩序。制度的激励作用在于促进分散知识的形成，制度的约束作用在于促进知识的分散积累和共同享用。
三、知识积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1.技术知识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循环因果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这两种有形要素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其缺陷是将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归于一个无法把握的外生因素：技术进步或人口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针对这一缺陷，西方经济学界兴起了以技术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为什么要将技术内生化呢？这是因为，技术与物质资本、劳动、土地及其它生产要素有着根本不同的两个特性：一是技术知识在生产过程中是不会被消耗掉的，是用之不竭的，因而具有客观上的非竞争性；二是技术知识具有一定外溢效应或正外部性，所以技术往往被看作是公共知识⑤。这两个特性决定了技术是报酬递增的。
大致来说，基于报酬递增的内生技术知识积累的增长理论主要有以下三种思路：一是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技术的递增报酬又成为新技术产生的资金来源，即R&D的投资，这种投资又使其技术的外部效应进一步累积并放大，最终导致累积式的增长。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技术递增报酬—技术投资—技术进步—递增报酬效应放大的良性循环，知识积累和经济增长在这种自催化、自循环机制的作用下相互促进。所以，知识积累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二者是循环因果互动，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源泉。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经济思想模型，还描述了这样一种知识积累模式：企业不仅从事创新性的技术开发，而且还从事模仿性的活动。创新与模仿之间相互作用，简单的创新诱使快速的模仿，而低廉的模仿又会导致创新的加速，这又形成了创新—模仿—再创新的自我催化模式[5]。二是内生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型。这些模型通过引入一个教育部门，或者通过引入一段接受教育的时间来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贝克尔等则描述了经济增长如何提高儿童教育水平以及人口增长的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巴罗和萨拉—伊—马丁证明，在具有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增长模型中，即使物质资本的积累是报酬递减的，仍然可以在模型中得到经济的内生增长。三是内生分工的模型。杨格认为分工既是市场扩大的原因又是市场扩大的结果，分工和市场规模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循环累积，形成一个自增强、正反馈、循环因果的报酬递增和网络效应，经济也就在这二者相互促进的动态循环中不断增长。贝克尔和墨菲提出了一个分工扩展与知识积累相互作用的演化模式，并认为增长率依赖于协调成本的弹性（反映了协调分工的制度效率）。一个法律健全有效或政治稳定的国家，其较低的协调成本和较高的分工效率，可以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用新发展出来的超边际方法和数学模型发展了斯密—杨格定理，进一步深化了分工效率（通过制度变迁降低交易成本）推动经济发展过程的认识[8]。这个结论，把经济增长理论又引到了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或提高交易效应的制度演化的新领域。
2.制度知识积累与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理论（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非均衡经济增长等）虽然在20世纪50—60年代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重困难，使得发展经济学家们转向了新古典主义的思路，强调市场的作用。奥尔森认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源禀赋和技术因素，而是在于其制度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差异[20]。诺斯开拓性地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经济体系，认为即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低下[21]。麦迪逊通过对经济史（1820—1995）的考察发现，经济停滞和负增长是与封闭经济、国内和国际冲突、巨大的经济体制变革、对私人创造性和私有制的严重限制联系在一起的；而迅速的、可持续的、秩序化的增长和发展则是与可靠的产权、竞争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22]13—15。柯武刚和史曼飞直接指出：“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22]24 所以，Matthews说：“正是合理的制度安排才引起了经济的发展。”[23]917
制度变迁往往是从非正式规则的边际演变开始的，非正式规则边际上不可见的连续演变，最终会引起可见的正式制度的变迁。文化传统的变革作为非正式规则演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前提条件之一。一个国家可能长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陷阱”之中，乃是因为其“文化陷阱”所致。在给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观念等知识结构中，制度创新的决策和行为必定会受到其制约，对于新制度的理解和想象也必然受其所积淀的文化传统所左右。如此看来，人类所累积的文化传统对制度变迁的可能空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反过来，文化传统又是特定的制度条件下的产物。这就是说，非正式制度的演变引起正式制度的演变，但又被正式制度所决定，两者循环互动，导致整个制度的自我催化式的演变。
3.协同互动：技术与制度
如果把制度界定为关于如何协调处于分工体系之中的人们的一种“社会技术”（social technique）或社会知识，通常意义上的技术界定为一种物质技术或自然知识，那么技术和制度就统一起来了。技术进步会影响制度的演进，制度演进也会影响技术的进步，两者是共生演化或者协同演化的。当然这种协同演化并不是同步的、对称的，它们会随着经济的演化过程而变化。在一个特定的时候或者特定区域，某一因素可能具有主导地位，在另外一个特定阶段或者区域，另外一个因素起着主导作用。比如，制度的演化比技术的演化更慢，或者更为稳定。在制度稳定的时候，技术变革是演化的主要方面；当制度处于急剧变革的时候，则制度可能是演化的主要力量。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原理和矛盾统一原理的具体体现，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统一的关系。
Fagerberg，Freeman和Soete，Dosi，Pavitt和Soete等人都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很难区分出各种因素的作用和贡献，甚至还包括一些非经济因素。所以，任何仅仅强调单一因素而忽视其它因素的模型，都是不合理的。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绝不是某一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而应该是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刘易斯在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内生变量分析的时候，强调了它与资本、技术等因素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制度更为重要，因为全社会资本、技术和劳动等要素的投入规模决定于制度中的激励结构。一个富于激励机制的制度，即使没有先进的技术，也可刺激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24] 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分工演进和制度演进相结合的模型，认为对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交易效率和分工水平。[8] 纳尔逊等也认识到应该将技术与制度的演化协同起来，这种协同演化才是经济增长推动力，而不是将两者孤立起来。[25] 并且，纳尔逊进一步认为，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作用力，但它不依赖于一定的制度激励是不会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即技术进步必须以制度效率为条件，而制度的作用是通过自身不断演进以使技术进一步创新并更有效率地被利用。因而，纳尔逊认为，持续的经济进步需要一种促使技术、组织和制度协同演化的机制。[26] 布什和图尔把技术看作是经济演化的推动力，同时把制度看作是技术进步的“支持性制度”。[27] Perez和Freeman也认为制度和技术不能够相互对立，应该相互合拍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拉坦、马修斯等都赞同技术和制度的相互作用。[28]
总之，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经济结构演进和制度变迁作为知识积累的具体体现，它们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促进、循环互动、自我催化的自组织演化过程。从总体上看，这四种因素是紧密相连的。技术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劳动分工的演进又依赖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即制度、文化等传统知识结构的变迁。这也是知识由经济向社会、文化领域扩展的路径和秩序，因而构成一个以知识积累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文化自组织演化的总体模式。这也是当前知识经济热潮产生的深刻理论渊源。而且，知识经济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代表人类社会将要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基于知识的时代。[29]
四、小结
综上所述，不管是微观的行为、中观的结构，还是宏观的过程，都是源于知识，三者形成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微观适应行为—中观功能结构—宏观动态过程的总体演化范式。[30][31] 因而，演化经济学表现为知识范式。这一范式不仅体现了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理性的一个革命性挑战，也揭示了两者之间可能融合的前景，甚至可能导致一个全新的经济学范式，即以知识范式代替理性范式。[32][33][34]
收稿日期：2007—03—07
注释：
① 关于这两点，哈耶克提出了知识不完备性的假设：一方面，经济主体不可能无所不知，总是存在一些理性的无知；另一方面，知识不是以一种集中的形式存在的，而是由不同的主体所分散持有的。无知意味着个体或者组织学习的重要，知识分散意味着合作的重要。
② 熊彼特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一个不断争胜的过程，每个企业要超过其它企业，必须不断创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创新—被超越—再创新”的不断被超越的循环，每个企业在这样的竞争中不断提高，整个社会也在这种竞争中不断进步。
③ 时间互补性是指同一类型知识的不同知识片段在时间上的互补，即知识积累过程，这是后面探讨的问题。
④ 哈耶克更多地使用了合作秩序的概念来替代制度的概念。他将制度归结为基于分散知识的合作秩序，这种合作秩序区别于动物界基于本能的合作。所以，对于包括文化、道德等广义制度概念来说，用合作秩序的概念更为合适。不过，制度概念的使用更为普遍。
⑤ 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知识积累有两个途径：一是新知识的产生即知识创新；二是知识的扩散即私人知识的公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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