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试验与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放型论文,经济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开始以大求强的发展新阶段到来之际，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启动已成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中国发展新亮点。自贸区探索试验的核心，在于以改革与开放的协同创新构建与经济全球化最新发展趋势相兼容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从而以发展的新超越实现经济强国的发展目标。协同性、兼容性与超越性体现了新阶段上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的道路、目标与意义。
一、以开放倒逼改革：体制改革与扩大开放的协同性
改革与开放作为中国迅猛发展的“双引擎”，在前三十余年始终发挥着协同创新的基础与动力作用：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改革是开放的前提，开放是改革的动力。改革与开放如同双脚向前迈进，每一步都以前一步为条件，又成为下一步的前提。
对外开放起步于南方经济特区，这是从强大的集中型计划经济中杀出一条血路，即改革的结果。特区开放引进了市场经济理念与规则，成为内地改革的榜样与动力。浦东开发开放是在中国计划经济最坚固的堡垒——上海实现的，大胆的改革建成了中国最体现国际化水平的现代大都市。加入WTO的主要困难是传统体制下产业发展水平难以承受外来竞争压力，而入世后的体制改革与法规建设却营造了一个开放型发展模式。中国不但没有被市场开放冲垮，而且在融入全球化中奇迹般地崛起。国内大批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改革推进制度创新，普遍的发展特征是引进外资与国际市场导向；反过来，又正是这种开放型的发展不断营造着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动力。三十多年来，中国不仅发展速度迅猛，而且市场化进程超常，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即外资企业的引入与国际竞争的增强。实践证明，外部市场与国际规则是市场化高效有益的催化剂。
由此可见，注重开放与改革的互动性、协同性，是中国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当开放面对压力的时候，只有改革才能找到突破口；当改革遇到阻力的时候，只有开放才能构筑新动力。
三十多年来，中国形成了一个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各级政府有着强大的发展功能。同时多种经济成分又形成了特殊的发展结构，其中不同所有制企业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举世无双的发展成就是这一体制优越性的最好证明。然而，面对新时期的发展任务，这一体制也显示出其缺陷：过于强大的政府职能扭曲和压抑了市场，甚至成为腐败的条件；发展指标导向实现了规模化增长却难以推进结构性升级和对外投资。政府以税收和土地价格等超国民待遇引进外资，但外资却依然抱怨事难办等投资环境问题；政府以各种优惠发展制造出口，但带来的是高速增长下的低端收益。
以政府推动实现的高速发展，今天正面临同样根源于政府的新发展的体制障碍。正是政府的这种二重性规定了上海自贸区试验的本质要求。
（一）战略取向：以开放倒逼改革而不是单纯扩大开放
自贸区试验以扩大开放为首要特征，然而其核心却并不仅限于开放，而是以对外开放倒逼和促进国内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试验的首要使命。这一定位决定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自贸区试验的核心。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的原则是按照国际化、法治化的要求，由注重事先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在这一原则下，中国经济体制中强大的审批制将要求做出根本性的改革，政府多部门分头管理的模式将改革为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审批制是目前中国引进外资中的开放模式，也是国内制度的核心。对审批制的改革是国内当前改革的重点，而借助提升开放水平推进这一改革正是一种科学的战略选择。与前三十多年相比，扩大开放同样促进了国内市场化的进程和政府的转型，但自贸区以开放促改革的内容更新，要求更高，方向更明，重点更突出。
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战略选择的科学性在于改革进入“深水区”。对于一个以强政府为特征的体制来说，改革缺乏内在动力。在市场发育初期，政府在培育市场中起了积极作用，然而当市场需要再进一步向成熟化发展时，政府职能过强却阻碍了市场的发展。而正在这时，全球化新发展所要求的扩大市场准入正是减少政府干预。取消审批的改革在这里正好体现了改革与开放的高度一致性。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不只限于若干领域开放的扩大，而在于政府职能即体制意义上的开放。只有审批制的改革才能真正构造一个开放型的市场体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升级。
（二）发展动力：重制度创新而不是靠特殊政策
以特殊政策尤其是税收上的特殊政策推动发展，是前三十余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也是各级政府所熟悉的发展手段。特殊政策降低了企业成本和税负，形成了发展的动力。然而今天我们也看到，由特殊政策驱动的发展更多意义上是规模性的，因为其鼓励了低端生产要素的使用，鼓励以规模扩大获得更多税收利益。当国家探索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时，这类政策就难以发挥作用了。
创新驱动发展的本质是以制度创新推动各项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市场机制创新等等。作为制造大国的中国，金融制度的相对落后已成为显著的矛盾。金融改革开放的滞后使中国缺乏有效的资源配置能力，货币不可兑换导致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承受着巨大的汇率风险和商务不确定和不利地位。自贸区把加快金融制度创新作为一大主题，探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跨境使用，显示了金融制度创新的关键，具有引领制度创新的全局性意义。社会融资功能的提升将大大激活市场和企业，人民币可兑换和跨境使用，将大大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这些都将比传统的税收优惠产生更积极的动力作用。
制度创新的另一方面是法制完善，形成与更高水平开放相对应的规则体系。暂停执行与外资相关的三部法律中的相关内容，制订自贸区管理规定，体现了法制创新。三年探索期的设计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又体现了制度创新的全国性意义，因为探索的成功将成为全国范围制度创新的依据。
制度创新的目的是培育功能而不是提供优惠。制度创新，就是要在维护现行税制公平、统一和规范的前提下培育和发展市场功能，通过市场功能的提升来实现效率，从而改变长期以来由政府偏向性政策激励引导发展的模式。事实上，特殊政策激励总是会在激励一方的同时，形成对另一方的抑制，包含着市场扭曲的损失。
（三）开放主题：推进投资自由化而不是单纯贸易自由化
自贸区就其名称而言，很容易使人望文生义，把贸易自由化看作核心。然而，上海自贸区的重要创新之处，就在于更注重推进投资自由化而不是贸易自由化。
贸易自由化本来是国与国之间降低贸易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制度安排，现在又成为一些国家、地区在货物贸易上高度开放的内容。上海自贸区并不否定货物贸易自由化，由外高桥等四个已有的海关特别监管区所组成的自贸区本来就具有贸易自由化的基本功能，以境内关外保税方式监管模式为出口加工贸易等发展创造了成熟的条件。自贸区的建立将延续并发展这些功能，但更重要的是自贸区致力于创新投资功能。
投资自由化体现了自贸区对传统货物贸易自由化最重要的功能升级。无论是从新开放的领域还是从政府职能转变的目的上来说，扩大投资领域、形成透明规范的投资服务体系，都表明了投资而不是货物贸易是发展和创新的重点。金融、保险、租赁、电信、旅行社、人才中介、投资管理、工程设计、娱乐场所、教育培训和医疗服务，一批原未开放部门对外资的开放体现的正是外商投资的升级。
投资自由化更具体地体现在暂停或取消银行业机构和信息通信服务外对投资者的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上。这些限制是目前一些国家对外资限制的普遍做法，暂停或取消体现的正是这种投资的自由化。
注重投资的鼓励政策体现在对人才的股权激励上。在自贸区的税收政策上，对企业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奖励，实行个人所得税分期纳税政策。这一政策反映了自贸区注重以投资创新推动技术创新的战略，将极大有利于促进企业活力与创新机制的培育。
（四）体制定位：是试验园区而不是经济特区
在中国的对外开放发展史上，经济特区有着特殊的地位。特区既突破了旧体制的约束，又引进了市场经济的理念与机制。特区之核心在于政策的特殊性与地域的相对隔离性。但是经济特区的本质特征是“特”，其长期体现出“政策洼地”与相对隔离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其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
自贸区定位的核心是“试验”，试验的意义就在于成功后全面推广。可推广、可复制是对自贸区试验的根本要求。这一定位决定了自贸区制度安排的一系列特点。
首先，自贸区不以税收“政策洼地”为优势，有限的几项税收政策完全不同于经济特区针对企业的优惠，而是指向鼓励人才、鼓励创新和走出去。
其次，自贸区试验主要体现在尚未开放领域的开放探索，以研究潜在风险问题，而这些领域都是国家正在规划要在全国逐步开放的。创造经验在全国推广是自贸区试验从一开始就明确的责任，这在经济特区是没有的。
再次，自贸区试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是体制创新，形成一个与国际高标准开放体制接轨的管理体制。这正是国家从整体上改革所需要完成的任务，其所谓“特”在于“先行先试”，而先行先试也意味着未来不会“特”。如，对外资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试验期为三年，三年后成功，则将在全国范围修改法律，普遍适用而不再具有试行的含义。由于对外资的审批制改革相应涉及广泛的事中、事后监管体制构建，因而是全面覆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这正是自贸区试验的最核心的问题。
最后，自贸区要完成的一系列探索都不是靠特殊政策来推进的。例如，要发展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业态，主要靠自贸区及整个上海创造更适宜的经济环境，靠营造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自贸区要探索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靠的是监管制度的创新和信息化都说明了这一点。
试验性也决定了自贸区的推进方式，其原则是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在改革与开放的互动中形成全国可复制的制度框架。
二、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国内制度与国际规范的兼容性
国内改革以对外开放倒逼，既决定了改革的动力，也决定了改革的指向。今天中国需要推进的改革，已经从当年有利于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上升到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实现与高标准的全球化经济体制相兼容。
国内体制与对外开放兼容性的内涵伴随着开放度的提升而扩大。在开放的初期，这种兼容性表现在政策上，即对外资外贸的特殊政策。为了引进外资促进出口，开放采用了特殊政策的模式，即对外资外贸的优惠。这导致了国内长期存在的政策双轨制、双重性，但政策超国民待遇弥补了市场与体制缺陷，适应了外资外贸发展的要求，实现了兼容。这种体制性政策的选择既有利于发展，又隐含着普遍的经济扭曲与效益损失，并导致竞争的不公平和发展的结构性偏向。但这是在国内体制改革难以快速完成情况下的合理选择，这是政策性兼容而不是体制性兼容。
加入WTO是国内外的体制接轨。为履行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国内进行了广泛的改革，从政府改革到法律的修改、废止和制订，中国从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要求上实现了制度转型，实现了与国际规则的兼容，为入世后十余年在开放中奇迹般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体制兼容，即市场经济规则意义上的兼容。
今天中国又面临着新的意义上的体制兼容问题，即政府管理职能与国际规范的兼容性。中国政府的强大职能既创造了发展的优势与效率，也构造了市场成长的障碍，尤其是其不透明的复杂的审批制和部门权力分割形成了各类企业尤其是不熟悉潜规则的外资企业的玻璃门，阻碍了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顺利发展，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国际规范。与政府职能相关的这种兼容性是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制度兼容，即政府管理体制的兼容。
与政府职能相关的一国管理体制与国际规范的兼容性要求，来自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经济全球化从贸易自由化开始，以企业国际化为其高级形式，而投资自由化正是企业国际化的前提。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部署产业链价值链，投资是其基本手段，相应地产生了对国际投资市场准入、规则统一、行政透明、保障有效的要求。因此，在贸易便利化的同时，投资便利化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推动全球化的需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重点，已经从消除国家边界上的壁垒深入到国内制度意义上的障碍。由此决定了新一轮开放的主题是投资而不是贸易，新一轮全球化的冲击是制度而不是市场，投资超越贸易的国际趋势要求制度转型。
（一）开放模式：制订负面清单而不是扩大正面清单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中，跨国公司对外投资领域不断扩大，对各国市场准入要求日益提升。由此导致对各国市场开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本质上是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市场准入上，要享受与本国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在原先WTO体制下，成员方一般可就本国承诺的部门对外开放，其他部门可以设置各种限制措施乃至绝对禁止。只有在那些承诺市场准入的部门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国民待遇，其他领域则不能享受，因此，也被称为准入后国民待遇。然而全球化要求各国的开放安排作出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即除了明确若干不开放的部门外其他部门都开放，从而外资企业享有与本国企业同等的市场准入权，这就是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相应产生了明确限制与禁止部门的反向罗列清单，即负面清单。这种开放模式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原先相对较为封闭的转型经济国家的开放部署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的开放部署因此面对着从此前入世承诺时的正面清单下的外资国民待遇向未来负面清单下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转型重大变革的挑战。挑战的核心不是开放部门在数量上的扩展，而是市场准入控制方式、国内产业保护方式和外资企业监管方式等在制度上的变革，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机制安排上的挑战。
上海自贸区所要承担的就是这种以负面清单为特征的开放模式的探索任务。一方面，自贸区方案提出了扩大服务业开放的部门，以正面清单的方式扩大了开放，另一方面，又承担了为国家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研究制订负面清单的职责，继总体方案后推出的负面清单（2013）是中国的第一版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的部门总趋势将不断减少，使开放度不断提高，而它的推出则是国家开放上进入阶段性的标志。正是这种升级实现了中国开放与全球化新发展的兼容，自贸区的试验也可谓是这种升级版的试用版。
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的开放模式是美国版本的双边投资协议的核心要件，也代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因此，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推出，是国家实现开放模式国际体制兼容上的关键步骤。
（二）政府转型：探索监管改革而不是管理弱化
负面清单模式下的开放并不只是在开放领域罗列方式上与全球化的兼容，更重要的是相应要求东道国政府在管理体制上与全球化的兼容。在负面清单开放模式下，外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企业合同章程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都对监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由于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政府不能再在外资进入时进行全面严格的审批，而需要像国内投资企业一样实行登记备案，这就大大增加了对政府在外资企业进入后，经营过程中和发生情况后的监管要求。
审批制是中国经济体制中的一大特征，集中体现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方式。审批制反映了政府对市场活动的控制，既可防范企业经营产生的各种弊端和风险，也可能因此抑制市场活力，特别是当政府不适当地运用审批权或各部门难以有效合作时，会产生对市场效率的严重损害。在外资的情况下就可能事实上构成开放度的降低，成为表面上承诺开放，事实上外资难以进入的状态。因此，对审批制的改革是国内体能改革的要求，也是开放在体制上真正与全球化体制相兼容的核心。
从事前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不是管理阶段上的差别，而是政府职能的根本性改革，即从控制市场转变为首先让市场活力充分发挥，然后致力于防范企业不当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乃至更好服务于企业。要以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部门协同管理来形成开放下的管理效率。因此，这种改革本质上要求的是政府管理能力的提高和强化而不是减少或弱化。
要实现管理能力的提高和强化，就要更好形成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其中技术上的表现就是完善部门间的信息网络平台，以此形成对企业的信息跟踪和监管机制。自贸区要探索这种新型的监管方式，以发现和回答从事前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可能出现的问题。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现有各部门监管职能，包括质量技术、卫生环境、食品药品、知识产权、工商税务等等，要形成联合执法体系，以形成高效监管。要探索购买社会服务强化市场监管的方式。在政府信息公开上，要探索国际规则体现体制兼容。全球化的发展日益要求东道国政府对外资权益保护的规范有效，包括公平竞争、投资收益转移、纠纷调解和援助等，在许多方面可以说，国际标准限制了政府行为，也明确了政府改革的方向。
这些政府管理领域上的进步都是开放型经济体系对政府职能与运行所提出的要求，创造规范透明高效的投资环境即与全球化体制相兼容成为其中的核心。体制兼容也就是要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政府及管理制度。
（三）风险防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不是单纯强调开放度
体制的对外兼容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制度接轨，而且要建立能够适应开放型竞争的管理体制，在高开放度条件下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开放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市场如同上网的电脑，需要建立防火墙，使用杀毒软件，消除系统漏洞，有效防范外部攻击。这一切归结为国家开放型经济的安全体系建设。
作为国家战略，自贸区试验本身就体现了对经济安全的重视与战略设计。把有一定敏感性的部门开放在一个时期内限定在试验区内，通过试验限制其影响范围，发现其可能的风险。在试验中找到未来适合全国范围全面开放的政策设计是开放的安全推进战略。
安全高效是自贸区体制设计的重要特点。在一线放开的情况下，二线安全高效管住是对试验区的关键要求。寻找“开放”与“安全”之间的结合点是探索的核心。自贸区试验从多个不同层次上进行了这种制度设计。第一类是把外资企业的市场限于区内，如文化市场。第二类是市场开放扩大到上海市，如工程设计与建筑项目。第三类是允许进入但有一定的限制，如教育培训开放但不包括学历教育，培训、医疗开放限于区内经营。第四类是对一旦开放难以控制区内外影响的，设置安全前提，如，金融创新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进；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是在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加强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实施的；电信开放要“在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施，并明确经营范围为“特定形式”的“部分”业务，且“如涉及突破行政法规，须国务院批准同意”；对文化市场的开放上要“通过文化主管部门内容审查”。
有效地把试验限定在区内，防止因失控而事实上成为全国性开放，是对自贸区的必然要求。然而，试验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国高水平开放，因而，逐步形成区内的成功运行对区外的辐射是必要的。自贸区方案中指出的“建立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体现了试验方向的这一要求。在制度设计上，除有专项规定要求办理相关手续的，试验区内企业原则上不受地域限制，可到区外再投资或开展业务，体现了试验致力于扩大对区外影响力的制度设计。
对国家经济安全探索更具有本质意义的是，自贸区也承担着安全审查试验的任务。自贸区要通过开展涉及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试点，探索如何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为整个国家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供经验。这一任务是整个国家未来更高水平开放的需要。
负面清单制度本身就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安全。通过负面清单的精心设计，可实现在一些部门中对外资的禁止或限制，并且不断修订负面清单平稳推进开放。
自贸区探索在负面清单条件下的监管模式，将为全国范围高水平开放提供经验。试验区注重推进企业运营信息与监管系统的对接，通过风险监控、第三方管理、保证金要求等方式实行有效监管，这种监管方式将具有普遍意义。同时，试验区将高度注重诚信体系建设，加快形成企业商务诚信管理和经营活动专属管辖制度，这将为全国未来的安全监管提供可操作的经验。如果说针对货物的监管体制更具有试验区特点的话，那么，针对企业全面信息与基于诚信体系建设的探索，则更具有未来全国性开放的普遍意义。
三、提升结构创新优势：发展战略对成功实践的超越性
中国经济由大求强发展阶段的到来，要求发展战略实现系统升级。尽管前三十多年的发展实践证明了发展战略的正确性，但新阶段、新目标却要求实现战略升级，即对自己成功实践的再一次超越。经济结构的升级是目标升级的核心，而实现这一升级的途径是对传统优势的创新。作为中国的经济大都市，上海自贸区所承担的正是这一结构升级优势创新的责任。
结构升级优势创新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与出口大国，然而一大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已经使国际市场传统产业竞争变得十分激烈，继续以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将难以维持，也会导致中国发展与其他国家的不相包容。中国迫切需要改变仅仅注重出口特别是传统产品制造出口的发展格局，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增长，也实现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包容性发展。以上海为依托的自贸区需要为这一发展转型探索道路，这就是要实现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超越。
自贸区试验的目标是实现“三新”：一是培育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即从劳动力优势扩展到知识及创新优势，从规模优势扩展到制度优势；二是构建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即开辟双边协议与区域诸边合作新平台；三是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即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拓展，从国内向国际扩展。“三新”是开放升级版的要义，也是实现对以往发展模式超越的核心。自贸区试验要探索的正是这些意义上的超越。
（一）产业取向：注重现代服务业而不是扩大加工制造业
无论是从自贸区原海关特别监管区的功能而言，还是从一般自由贸易区通常的产业特征而言，货物及其制造都是其基本特点。但是，上海自贸区并不延续传统保税区的制造与货物贸易特征，而是以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为产业取向，这是对自贸区产业发展模式的一种创新，是发展第一种意义上的超越。
新开放部门广泛涉及了六个服务部门，包括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文化及社会服务。这些部门的开放有利于对制造业提供服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上海“四个中心”功能的提升，也有利于百姓的文化消费与医疗健康需求的提升。
金融服务功能的提升是对外开放的难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点，也是自贸区探索试验的一大亮点。金融服务业对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全面开放，是对外开放中跨出的一大步。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设立，外企参与商品期货交易，人民币跨境再保险业务的开展等，将改变中国的金融生态。区内设立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交易平台，鼓励金融市场的产品创新，股权交易托管机构建立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等，都将对提升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能级产生重要作用。
自贸区试验全面涵盖了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内容，体现了自贸区试验与国家对上海发展定位的一致性，为上海推进“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创造了一个新平台，为现代服务业以开放促发展开辟了路径。
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是人才。自贸区试验在人才战略上放宽了外资人才中介机构的股比限制和注册资本金要求，有利于发挥人才服务功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全面积极作用。
自贸区试验注重提升航运服务功能，完善启运港退税试点政策，适时研究扩大启运地、承运企业和运输工具等试点范围。允许中资公司拥有非五星旗船，进出口集装箱在国内沿海捎带业务的先行先试，允许外资设立国际船舶管理公司等，都将促进航运中心功能。
（二）发展主题：注重提升贸易功能而不是削减关税提升贸易量
自由贸易往往与零关税相联系，但是上海自贸区试验的核心却不是削减关税。现有的外高桥等四个海关特别监管区基本形成了在关税上的制度框架，推进自贸区试验的核心不是再降关税，而是通过监管方式的优化进一步提升监管水平。更重要的是，自贸区试验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平台，以此提升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这是发展的一大主题。
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是国家战略对上海的定位，自贸区建设是上海加快贸易中心功能建设的新平台。贸易中心功能建设要求实现贸易的转型升级，突破传统贸易方式，特别是转变基于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和价值链分工低端的贸易量增长，通过新优势形成竞争力。自贸区的目标是培育新的贸易业态，形成商业经营意义上的贸易功能而不是增大基于制造的贸易规模，其中包括离岸贸易的发展、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建设。自贸区将通过整体营商环境的建设来加快跨国公司总部的建设，以此建立国际分工与贸易发展的营运中心，全面体现交易、物流与资金流的中心功能。以金融支撑贸易是功能建设的重要方面，自贸区将通过结算中心建设与融资功能的培育推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更广义地说，贸易中心建设要向经济中心建设延伸，其路径就是贸易功能从商品拓展到服务，发展服务外包，特别是信息、管理与数字服务。自贸区特别注重紧跟时代需要发展的跨境电子商务，并由此带动物流资金流和相应的各类服务，形成与网络化时代相适应的全新经济贸易功能体系。总之，自贸区是上海探索贸易中心模式转型、形态创新和功能升级的新平台。
自贸区税收政策的设计同样不在于刺激贸易量而在于提升贸易功能。对融资租赁企业或金融租赁项目子公司的出口退税等，将通过提升融资租赁功能推动贸易，支持实体经济。
（三）双向开放：从单纯引进来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
从偏重出口和引进外资的单向开放向同时注重进出口和资本流出入的双向开放，是国家提升开放水平中的一大主题。自贸区试验设计体现了对这种双向开放的探索。
从走出去的意义上讲，自贸区不仅鼓励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特别把构筑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作为功能开发的一个重点，提出支持区内主体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鼓励境外股权投资，支持境外投资股权投资母基金，以备案制为主改革境外投资管理方式，提高对外投资便利化水平，加强事后监管、信息化监测与服务，等等。这些改革反映了中国在新阶段上对外投资的发展势头和需要，通过体制建设为全国范围推进进行的探索。
广义上的走出去，即发展中国本土跨国公司规划全球生产经营网络，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上的要求。在前一阶段的发展上，中国不仅积累了相当规模的国内资本，而且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对外投资不但是稳定资源供给的需要，更是在全球化分工中从被动转为主动，从低端走上高端的需要。签订《中美双边投资协议》是中国走上扩大对外投资战略阶段的一个关键步骤，由此将开辟更广泛的国际投资制度性空间。如果说自贸区注重外资流入的体制性开放是一种意义上的开放升级，那么构筑对外投资促进体系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开放升级，即从功能建设上实现国家推进与发达国家对等开放的战略。
发挥进口在经济结构进步中的积极作用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新课题。进口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规模的扩大而在于作用的提升。对生产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企业机器设备给予免税，是对进口功能的一种探索。更广义地说，上海贸易中心功能的建设将通过进口配合国家经济新发展。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影响力的日益提高，中国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中国自己的事，而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乃至国际格局变化中的大事。一方面，中国需要从承担大国责任的意义上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
接受国际规则是提升开放水平的需要，同样也是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订的前提。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只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而不是参与者，这与中国的大国经济地位是不相称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全球经济治理及其规则制订已经成为大国之间的主题，中国需要进入国际规则制订的核心圈。以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TPP）和双边投资协定（BIT）为代表的国际合作机制，代表着国际规则的发展趋势。中国不但需要从内容上熟悉这些规则，而且需要从实践上缩小与这些规则的差距，从而在规则的制订参与中赢得主动。如果说实现兼容是适应引进来需要的话，那么熟悉规则就是更高意义上走出去的需要。
（四）探索试验：从小区域实践为国家高水平开放寻找路径
必须清醒地看到，以28平方公里的地域完成国家战略的探索，对自贸区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自贸区目前推出的方案不仅包括了扩大开放操作实施的计划，而且提出了从政府转型、法规建设到金融贸易创新的目标，是一个探索任务的方案。自贸区的任务是试验，即对尚不确定的开放领域探索其可能的风险，研究其可行的道路。无论是在总体方案已明确开放措施的影响上，还是在待扩大的开放领域的实施条件上，试验区均有着探索的责任，这是国家赋予的责任。尤其需要在以下这些方面进行探索。
1.金融创新。国家下一步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包括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金融机构资产价格市场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外债管理方式改革以及促进跨境融资，等等。这些目标难度高、涉及面广、风险大，其对国家的必要性是无须怀疑的，自贸区的责任在于回答如何有效控制风险，包括如何在区内逐步实施进而在全国推进时可能的风险。
2.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的制订、调整和在负面清单条件下的管理，同样是国家意义上的探索。区域空间的有限性决定了问题和风险不会被全面体现出来，同时自贸区又要通过试验发现问题，既要从国家全局出发制订负面清单，又要体现试验区试验的要求，要同时为两个问题找到答案。
3.一、二线关系。区内外的绝对隔离可能确保安全，但也可能达不到试验目的。如何在规范有效并符合国家推进战略的要求下处理好区内外的关系，划分清账户，掌控好阀门，把握好进程，控制住风险，是自贸区成功试验的关键。
4.管理体制。政府体制的改革是深刻的也是全面的，涉及各个相关部门的职能转变与机构重组。试验区体制与国家、上海现行体制的关系同样是有待回答的一个特殊新课题。
5.税收政策。可推广可复制的原则决定了税收优惠不是自贸区的主要手段，所用的一些税收优惠不少也已在国内其他地区实施。自贸区需要以试验的综合条件推进税收鼓励效应。在鼓励对外投资上更有着新挑战。要在符合税制改革方向和国际惯例、且不导致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的前提下，研究完善适应境外股权投资和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
6.国家安全。自贸区承担着安全审查试验的任务。要探索如何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开展涉及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为国家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供经验。显然，自贸区的产业领域、空间局限与职能范围，都可能对完成这一探索使命构成约束。安全审查不仅体现在负面清单的制订中，而且体现在不断扩大的开放新领域的制度设计与监管中。要在一个小区域的试验中发现全国性开放可能的风险，无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然而，同样是这一系列挑战与难点，也正是上海自贸区试验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在这里，理论探索也将有新的使命，为实践探索做出有益的贡献。
标签：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企业特征论文; 金融论文; 创新管理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市场功能论文; 建设投资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全球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