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当代中国妇女解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中国妇女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妇女问题，历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研究课题，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的妇女问题，则是当代中国改革事业不可回避的重大研究课题。下面是笔者
就此所作研究的初步结果。
一 女性问题在当代中国
●沉重的“半边天”
自从父权制彻底击败母权制以后，女性就失去了昔日的权威，作为父权制的辩证，女性也就在父权制社会中开始了妇女解放运动。
父权制的发展在历史上也经历了它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时期。封建社会以前的历史是父权制初步发展时期，这时女性还有较多的自由度。封建社会是父权制的鼎盛时期，其间，整个女性世界陷入双重苦难：一方面女性被父权制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力，从而沦落为父权制度及父权家庭的奴仆；奴仆自然没有人格，即所谓“妇人无名”（《白虎通·嫁娶》）。另一方面，女性在封建社会中也被剥夺了经济权利，女性不仅不能参加财产继承——除非她终身守寡——系列，而且自己也被贬为财产，或被继承，或被典卖。父权的上下五千年的统治历史，其中只有封建社会是对女性剥夺的最彻底的时期；当女性被剥夺最彻底的时候，她们也萌发了寻求自身解放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后来的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日益发展为一场冲击整个父权世界的运动即新女性运动。
然而，当女权运动走到文明世界的分水岭即社会主义界碑的时候，它也同时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度中的妇女解放运动演进序列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度内，妇女法律的地位是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提高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妇女解放进程则是以社会总体性的政治革命即对私有制国家机器的彻底炸毁为起点的。在社会主义者看来，妇女解放的核心是政治解放。因而，在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中，历来是把妇女解放同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理论上讲，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最近，我国《妇女权利保障法》的颁布，标志着几千年来中国女性的社会解放的要求都被国家用法的形式所肯定，并在法的内容中得到最完备的保护。
然而，实践的进程与理论的进程往往是不平衡发展的。这是人们，特别是大革命热潮中的人们不易注意的事实。当人们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革命大潮时，就会产生政治革命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虚幻，而几乎所有激烈的社会革命成功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受到这种虚幻的冲击。当革命把整个妇女界大批大批地投入社会生产领域时——政府想通过这种方式恢复女性的经济权利，从而为女性已获得的政治权利奠定基础——人们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没有料到的困境。
困境之一：政治革命没有解放低生产力水平带来的低就业率和大批女性涌入社会就业领域的矛盾。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就业状况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个经济问题即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国家，资本对劳动力的吸收就大，为此相应的就业率就高，此其一；其二，特定的生产方式只能对特定的劳动力发生需求关系，因此，一个社会的就业状况并不是一场政治革命就能解决的问题。比如法国大革命前出现大量的游离于生产之外的劳动力，造成大量失业；加上严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那里出现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但是，革命的结果并没有解决人民的就业问题，社会只有再回到小农业的老路——分割土地或平分土地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外战争的老路——上去。中国史有许多情形与法国相似：当社会革命完成的时候，社会中的大众都欢欣鼓舞，认为一个大同世界从此降临。为了女性的解放，革命把男人的天地一分为二地分给女性；妇女们兴高采烈地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她们的确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另面观之，当政治革命完成之后，本应到来的经济变革却姗姗来迟。由于中国的商品经济的劳动长期处于汪洋大海般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包围之中（参阅中共十三大报告），这样便产生了下列矛盾：
1.城市商品经济生产力不足和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矛盾。以北京为例：据《首都经济信息报》报导，1989年北京市需安置的城镇待业人员已达13.7万。此外全市各企业中约有15万富余人员需内部消化，而国营企业对社会劳动力的需求日趋减弱，再加近几年外地涌入的大量农民工以及部分求职人员对职业的挑选，使劳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北京是我国占有工业生产力较多的地区，至于大多数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情况就可想而知。
就业情况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生产力发展水平又会制约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的，特别是妇女的解放水平。别的不说，我们仅以女性中的杰出者女大学生分配为例，就可看出女性所负社会压力越来越重：据《新民晚报》1989年5月14日报导，1989年初上海市妇联就女大学生（含研究生）择业分配的问题作了调查，结果令人寒心。至1989年3月底，一些院校50%至70%的学生已落实工作，而剩下的50%至30%的绝大多数是女生，其中一个院校经供需会选择，留下的学生中90%是女性。上海市妇联为此呼吁用人单位要加强全局观念。其实这不是观念的问题，而是今之以人的自然力为基础的低生产力水平不足以为女性发挥自身潜能（如耐心、直觉、形象思维等优势）提供机会的问题，这与原始采集经济不足以为男性发挥自身潜能（如勇猛、体力、爆发力等优势）提供机会的情形完全一样。加上女性生理特点（如生育、月经等）在低生产力的社会择业的竞争中，女性无疑要落在男性后面。这样就使女性在走向社会的道路上遇到比男子更多的阻力；尽管国家在法律上给予女性以平等的经济政治权利，但低生产力却没有赋予妇女与男子事实上的平等地位。
2.然而，问题至此并未完结。我们应看到当代中国妇女问题的更广大的面即农村妇女问题。中国是一个受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压迫深重的国家，而处在这压迫最底层的则是农村妇女。女性对人类所做的最伟大的劳动莫过于人口再生产，而特定的人口再生产的生产方式则取决于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目前中国的国情迫使我们人口再生产面临双向压力：一方面物质生产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要求劳动力生产一定要遵守计划（生育）原则，把提高人口素质放到首位；另一方面还处在基本以手工工具搞饭吃的中国农业则急需由劳动体力过度消耗而产生的对劳动力的大需求；土地经营的家庭性质更加重了这一需求。因为一家农业经营状况如何，除了自然条件外，又与这家对男劳力的占有状况密切相关，而不与农村妇女如何“摆脱封建的宗法观念”密切相关。当前农村出现的对男性婴儿的需求和渴望，从表面上看是封建宗法观念的延续，实际上是自然经济下的家庭农业生产力对城市近现代市场经济组合的反抗。其结果，一方面农村超指标的生育加重了妇女的生理和心理负重，使之无暇顾及自身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另一方面家庭手工农业对男劳力的需求以及女子出嫁落户夫家的风俗所造成农村男女婴孩比例人为失调，随时间推移，这无疑都会对女性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困境之二：女性解放意识和女性现实素质的矛盾。这种矛盾大概也是整个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现实。一方面近现代市场经济中萌发的女性解放意识不断地冲击着古老的父权文化及其观念。尊重女性人格和女性的主体地位，已成为现代文明生活中的道德准则，也是现代文明社会中两性交际的起码前提。然而另一方面，在已获得政治解放的国度里，这一前提的实现又受到女性自身素质的制约。以我国为例，1982年12岁以上文盲人口性别分布，女性文盲数是男性的2.3倍，高于男性1.3倍；女性文盲占文盲总数的2/3以上；女性文盲率为45.2%，是男性文盲率19.2%的2.4倍。中国文盲人口绝大多数分布于农村，占文盲总数的91.93%。其中农村女性文盲人口占63.4%，说明中国的文盲人口多是农村妇女。男女文盲人口比例各年龄组中女性都高于男性，女文盲数高于同年龄男性的2.92倍。（参见《女性》(广东)1990年第2期）
如此低下的文化素质使女性很难摆脱父权传统文化的规范。于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普遍表现出这样的一种矛盾：当宪法赋予女性公民以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但获得权利的女性中却有相当多的人还不理解这些权利的含义，或着说她们中有相当多的人还是站在父权规范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权利，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还把这些不利于女性的规范——比如“三从四德”、“贞操”、“女子无才便是德”——与现代文明混为一谈，结果使女性历史上的悲剧又被披了层“现代”外衣，从而延长了妇女不幸的历史。
困境之三：女性的现代意识与家庭传统职能的矛盾。一般而言，家庭是两性结合所采取的最稳定的形式，而家庭成熟和发展的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女性解放的程度。从历史上看，家庭职能发展完备是现代意义上的家庭即一夫一妻制家庭成熟的标志，而家庭职能的外化或淡化则是家庭发展的结果。我们知道，家庭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多种形态的演变，而最终及最稳定的形态就是一夫一妻制家庭；换言之，家庭演化至一夫一妻制阶段时，它的各种职能基本发育完备。现代人往往把家庭感情职能看成第一位的东西，其实，家庭的劳动生产职能迄今仍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家庭的重要内容。家庭职能大致分为生产和感情两方面。前者可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等内容。在今天，家庭的生产职能，除人口再生产外，基本上为其外化形式即社会分工所代替。今天的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分工以及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分工，同样在中世纪家庭中也可找出它们的缩影。家庭发展到一夫一妻制阶段，经奴隶制和封建制度，其诸职能已臻完备成熟，同时它也隐含了未来社会分工的萌芽；这种分工最初是在夫妻间进行的。中国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对这种家庭分工作了田园诗般的赞美。从这段戏词中，我们可以体验到自然经济下的小农业家庭在男耕女织的内部分工中的幸福感情，而这种幸福感情又是自然经济下家庭职能成熟的反映。
家庭是在不断地把劳动交与自然力和社会（分工）力去操作的进程（亦即从劳动中不断超脱的进程）中获取幸福的。夫妻也是在这种进程中发展了家庭文明和两性精神文化的。随由市场经济而产生的社会分工网络形成，以往自给自足条件下的家庭职能开始淡化，原来隐藏在家庭里的许多劳动形式——比如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现在已为社会分工所代替；由于科技的介入，家庭日益把家庭重负——如洗衣、缝衣、磨面、教育乃至机械记忆——都交与自然力——如洗衣机、缝纫机、磨面机、电视、电脑——去完成，与此同时，夫妻则在驾驭这些自然力的基础上去发展自己的感情世界，并在参与社会分工中丰富各自的感情世界。
可见，妇女解放的进程，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在政治革命完成的国家里，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则是决定的因素。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决定了妇女在与男子的平等地位上已获国家制度的保征，但中国又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又决定了妇女的整体解放只能是建立在家庭和社会的经济文化解放基础之上的进程。
然而，许多现代意识强烈的女性却看不到家庭与社会、女性解放与家庭发展（即职能淡化或外化）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逻辑联系，以贵夫人的眼光来审视当代中国妇女问题！这就使她们在“既要事业，又要生活”的畅想中疲于奔命，事倍而功半地耗费了精力。下面我们不妨采用上海复旦大学罗玉玲讲师对上海1800名纺织女工的调查统计资料来说明问题（见下表）：家庭与工作双重疲劳感又造成工人体质下降。调查表明，一线工人关节炎、慢性肠胃炎的有症状率为59.1%和51.9%；另从半年内缺勤考察，一线工人为7.41天，天数随年龄及家庭负重状况成正比递增。
纺织女工工作疲劳与家庭疲劳感列联表
这是一种产生于妇女解放进程中的绝大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则是我们妇女理论与现实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相脱离。没有符合国情的妇女解放理论，就不会有符合国情的和成功的妇女解放的实践。
●家庭·社会：难以兼顾的选择
作家萧红说：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自从女性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她就负上了家庭重负。在母权制时代，女性担当着氏族管理的责任。因为当时人类活动不复杂，与此相应的管理方式也较后来简单，加上母权制的至高地位，这时女性的天空是明净的，身边的担子也不象后来那样笨重。一夫一妻制家庭是母权制衰落后的事。随着家庭私有制的出现，社会便出现了多元利益操纵下的战争。频繁的争斗以及农业生产对人的自然力的大量需求，历史便把男性推向社会主体地位。
父权制出现，在历史上曾产生了绝大的震动：以往隐藏在家族内部的各要素开始裂变。其中，除了经济发生多元分解外，家庭和社会也发生了分离。以往社会与家庭——正如汉语中的“国家”一样——是融为一体并受家庭经济支配的（俞正燮：《癸已存稿》卷8：“聚社会饮，谓之社会。同社者，同会也”）。现在，家庭与社会则分离为两种独立的要素。随着人类社会领域的扩大，以往男耕女织式的家庭两性分工便转化为“男主外女主内”式的家庭两性分工：社会活动在父权社会中日益成为男子的专务，家务劳作则成了女子的本份；女人要生孩子，料理家务，处理家族内上下尊卑的复杂关系。随历史的演进，这种分工日趋成型并由此铸造了男女两性各自特定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女性在其意识深层与家务结下不解之缘，而男子也与社会发生了必然的情结。社会一旦与家庭分离，它便对家庭产生压力。当男子在这种压力下在外奔波时，女性就很自然地接下了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基地——家庭的包袱。而当后来女性提出“走出家庭”的口号时，父权文化便对她们施加了绝大的压迫，于是便产生了女性寻求自身解放的要求。今天，中国知识女性提出“既要事业，又要生活”的呐喊，与其说这是女性的呐喊，不如说这是女性的呜咽。因为从这句话表层意识分析，似乎是女性提出家庭以外的事业要求，若从潜意识分析，女性还自觉地承担着家庭重负。1989年武汉市所作调查反映了这一特点（参见《信息日报》1989年9月15日）：在调查中80.3%的知识妇女愿作“好妻子、好母亲和事业强者”，只有4%的愿做“贤妻良母”；78%的知识妇女认为妇女的社会价值大于家庭价值；85%的知识妇女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对社会有益；90.5%知识妇女希望减轻家务劳累；同时，有76.4%的知识妇女感到目前自己的才能只发挥了50～80%。这些调查及统计反映了女性在社会与家庭、社会价值与家庭价值、社会活动和家务劳作之间的两难抉择。第一项回答似乎周全，其实很矛盾。在“好妻子、好母亲和事业强者”三项中，选择后者是被调查者的真实意图，但这种意图表达得那么不明朗，这似乎是在向父权社会表明：请不必担心，我在走向社会时并没有忘记我的家务本份。女性中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了“社会价值大于家庭价值”，“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对社会有益”，然而，她们面临的现实是有90.5%的人都被家务拖累不得前行。面对这种矛盾，武汉市妇联有关人呼吁“知识妇女除了要自强，还要得到社会和亲人的理解和帮助”。
这远非是一个仅靠社会伦理观念就可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这是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必然产生的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家庭不可能摆脱必须是由人力承担的繁重家务劳动。在此我们不妨利用1987年3月上海市区463名25～35岁已婚在职妇女的调查统计资料来说明现阶段的中国家庭在多大程度上为女性参与社会提供了可能性。据调查：上海市女职工平均工作时间是7小时39分（不含吃饭时间），上下班途中时间1小时21分；操持家务时间3小时10分（40岁以上女工达4小时13分），总计女工一天有13小时10分或14小时多不属于自由时间，如再加10小时吃饭和睡觉时间，女工的一天24小时已使用完毕。我们知道，与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应的剩余时间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必要的条件，如果一个一天24小时都陷在必要劳动时间苦役中的女人，又怎能谈得上既作贤妻，又作良母，又作事业强者呢？
这里别无选择。与其24小时的两头忙碌，不如花上精力顾好一头：要么社会，要么家庭。反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家庭，还不可能消灭两性分工以及由此产生的两性间事实不平等状态。无疑，人的天赋是无限的，但有限的生活条件使人的天赋必然只是有限的发挥。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人只能是无谓地增加精神负担并在有限的生存空间中碰壁。
然而，女性的天空在今天远比萧红时代来的明朗，因为妇女解放的观念已为许多男性所接受；这样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家庭的分工与人的性别开始发生分离，而与人的能力相联结。上帝并没有先天预成亚当和夏娃特定的能力，而是让他们走出伊甸园自己去实践。人在不同的实践流程和生活环境中，就会萌发出不同的能力，至于这个人的性别则与此无关。一个人，不管其性别如何，最好的选择乃是适合自己能力发挥的选择。既然如此，人不应根据性别而应根据能力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同理，家庭也不应根据性别而应根据能力来实现家庭分工：如果女性社会能力大于家庭能力，自然就要寻找热爱家务的男性为生活伴侣，组成互补型家庭，从而使自己走向社会发挥自己的才干；相反，如果男子确实在外能力不擅长，也不妨走进家务，而不必觉得不光彩。其实，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组成的家庭就是很好的也是成功的例证。如果没有丹尼斯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安排的一个温暖的家，他的夫人后来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的巨大才能的发挥就会受到绝大的限制。可见，父权尊严一旦打破，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就会为能力分工所取代，妻子成功与丈夫成功一样，都是家人的良好素质的表现。
二 坎坷崎岖的天路历程
●人格·逻辑：女性潜力还须双重开发
女性的真解放并不在于空谈而在于正视现实。承认现实并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方法，总比那些理想主义者的虚幻更有建设性。
具有罗曼蒂克色彩的女权主义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戴着西方女权理论的眼镜观察中国问题。在他们眼中晃动着尽是女中豪杰：居里夫人，撒切尔夫人，女排姑娘，奥运女将以及各条战线的女改革家与企业家；并由此得出结论：女性的能力并不比男性差。似乎认为妇女与男子间存在的事实不平等是由观念落后造成的：理由很简单，同样是人，男子能做到的事女子也应能做到。然而，当中国的商品经济大潮真正把女性劳动力推向市场时，我们的理想主义者们却碰到冷酷的现实。且不说前面提到的女大学生无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即便就是一般企业也不垂青女性。1987年对中国上海静安、徐汇两区调查显示：女职工待工人数竟占这两区总待工人数的85%以上（参阅《现代家庭》1988年12期第21页）。据全国总工会1988年的调查，女性就业难的现象并非地区性问题。全国总工会对660位企业负责人调查，只有5.3%的人愿招女工，哈尔滨下属44个企业中，13个单位明确宣布不要女性（参阅《钱江日报》1988年5月22日）。面对这种不利于女性的现实，仅凭妇联工会团体的呼吁是不够的，我们确实要从女性本身能力上找原因。而这恰是女性中大多数人不愿正视的方面。关于静安、徐汇调查结果反馈意见说明这一点。在女性的反馈意见中，36%的人认为造成妇女待工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某些人对妇女有偏见”，而男性同意这种解释的人不足26%；而持“女人能力确实不如男人”意见者，女性占7%，男性14%（参阅《现代家庭》1988年12期第21页）。统计数字暗示出女性在失败面前倾向于客观而不是从主观上找原因的心态。
不能正视现实的女性不是真女性。因为只有正视现实，才能够改变现实，其中当然也包括改变自己。
妇女解放运动确切地讲，在中国只是近代以来的事。然而它与西方同类运动的轨迹并不相同。自从它诞生，中国妇女解放进程就与社会主义的进程发生了共存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妇女的真解放必将以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为起点并以这场革命的终点共产主义为归宿。当然，发生于世界范围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有其共同的特征，即这种解放将不再由一种压迫（比如男性压迫女性）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压迫（比如女性压迫男性）形态，因此，不管男性或女性都不能通过这场运动获得什么额外的特权。社会主义革命只给以往被压迫的妇女打碎了压迫制度的坚冰，造就了一个保障妇女与男子平等权利的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济制度（如按劳分配制度）和法律制度（如《妇女权利保障法》），除此之外，成功与否，全靠妇女与男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市场没有特权。伦理只是保障社会对弱者的人道，而不是社会赋予某类人的特权。显然，当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女性解放运动就应从政治运动转向经济建设和自身建设即女性对自身潜能的研究与合理开发。
历史是在永恒的二律背反和对立统一的链环中前行的，人类同样也是在二律背反和对立统一的法则中演进的。女性的历史一面是洪荒时的风流；另一面又尽是父权制下的不平；女性人格一面看是后天的造化，另一面看它又是先天的预成。荣格认为：人的心理是通过进化而预先确定了的，个人因而是同往昔联结在一起的，不仅与自己的童年的往昔，更重要的是与种族的往昔相联结，甚至在那以前，还与有机界进化的漫长过程相联结在一起。如沿荣格的这段思路进一步发掘，就会看到，人，不管他是集体还是个人，都应当被理解为人类历史的浓缩，同时他又是从有机界进化而来的人的预成模型脱胎并由后天铸造的作品。荣格说得对：“一个人出生后将要进入的那个的世界的形式，作为一种心灵的虚象已经先天地被他具备了。”因此，人，不管其性别如何，只要进入“人类”的范畴，就意味着他们具有了共同的和预成的生理和精神模型，前者表现为人的生理结构，后者表现为人的精神结构。人的精神结构——与其生理结构一样——不仅是个体人对人类共性的继承，也是从人类历史进化而来的预成模式。精神结构发育程度及其差异，是个体或集体人之间差异的根本原因。
人的精神结构，据笔者研究，是本能系统、心理系统和意识系统的三位一体的构造。本能是一种超习惯的力量，如衣食住行性等高频率重复的活动都是本能冲动的转化形式。心理，是一种信息借助人体生物神经的波动在人体内造成的情绪冲动，它是本能的升华。它的出现使人的行为具有了倾向性，如爱、恨等，但它与本能一样是一种非逻辑的过程。意识是心理的升华，它的活动不是象心理活动那样依据波动的情绪，而是依据逻辑的力量来启动人的行为。如果说，逻辑是存在于客观世界的规律，那么，意识就是人们的思维模拟客观规律的结果，也是人们参与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基本手段。
不难想象，没有意识，人的精神只能是一片盲动着的混沌。从这个意义言，理性永远是高悬在人类社会之上的太阳。人类一旦拥有了这颗太阳，人就告别了动物界。意识是人与动物的界碑，意识的核心是思维。
然而，人类的意识系统作为个体或集体的进化并不是一个沿着一成不变的轨迹前行的过程。母系时代是女性在开辟人类的文化先河的活动中独领风骚的时代，同时也是女性思维能力在历史总体水平上普遍高于男性的时代。关于此，我们可以在世界神话的研究中得到启示：且不说古代希腊神话中的整个上层建筑几乎全为女神——战争女神、智慧女神、文艺女神、正义女神、复仇女神等——所垄断，只要看看那位大智大慧的司芬克斯女妖，就不能不让人对父权制度编织的关于男性的永恒优势的说教提出疑问。
俄底浦斯猜破司芬克斯之谜并迫使这位具有高不可及的思维判断推理能力的女妖跳崖自尽，折射出母权制度连同女性的优势在那场天翻地覆的父权变革中的衰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两性角色大转换的变迁完成之后，那些男权运动先驱者的后代，则开始对女性实行全面压迫。这种压迫不仅仅是物质的，而且是文化的。女性从此失去了受教育，特别是受具有很强逻辑力的哲学、历史和科学等学科教育的机会。在上下五千年的父权残酷压迫下，女性意识系统中的以逻辑推理为基本手段的思维能力，发生了遗传学意义上的退化；这种退化又导致今天女性思维抽象力总体低于男性的事实。据心理学家帕腾(parten·M·B)的报告：男学生在算术推理和处理多种数字关系方面居于优势。我国“青少年理想、动机、兴趣研究协作组”对十省市、自治区不同类型的学校在校生10059名学习兴趣调查表明：男生对数学物理等需要较强逻辑思维能力的学科兴趣超过女生，而对需要感性能力较强的语言方面的学习兴趣，女生人数高于男生。由于思维逻辑能力上的差异，男女生在自我培养的目标选择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男生挑选需要较强思维逻辑力的科技工作人数远远超过女生，且随年级增高而增加；而女生则多选择需较强感受力和形象思维力的职业，如教师、文艺工作者，其比例远远大于男生。
在成才方面，男女两性也表现出不同侧重面。在哲学家中几乎全是青一色的男性；自然和社会科学家中，也多为男性垄断；即使在文学艺术领域，男子的成就多侧重于创作，而女性则侧重于表现。据统计，中外戏剧编导，男性占99%；中外作曲家，男性占97%；中外美术家，男性占97%；中外电影编导，男性占96%；著名中外舞蹈表演家，女性占80%，中国歌唱家中女性占77.4%，中国著名戏剧和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女性占70%。
注意，笔者在行文中常将“意识”、“思维”、“理性思维”、“逻辑思维”等当作同级概念使用，因为在我的概念体系中，思维是人的意识系统的主轴，思维活动的基本手段是逻辑，而逻辑（即人脑对客观规律的反映与模拟）则是人类理性认识和理性思维的支点。因此，逻辑运用能力是思维活动的前提，从而更是理性思维活动的前提。理性思维既是人类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前提，又是人类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的结果；而只有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人才能使自身实践活动从感性阶段升华到理性阶段，从而深化自身的实践活动。既然今天男女两性思维活动表现出如上差异，那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男性——从总体看——几乎在一切理性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深层原因。且不说历史舞台上来往匆匆的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理论家多为男性，即使在那些为女性经营千年的本行，如接生、裁剪、烹饪等行业的一流水平也多为男性垄断，而女性则大量挤拥在二流三流乃至末流水平。究其原因，大概这得归因于男子所具有的逻辑思维天赋，逻辑思维使男子的实践得以深化。
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出尽管不多的象居里夫人、撒切尔夫人、中国女排、中国参加24届奥运会的女明星等把男子远远抛在后面的女性，一般言，这不具普遍意义。尽管如此，研究这些女性的成功之路是极有意义的。关于此，人们多从她们的个性、毅力和信仰上找原因，其实这应归功于她们自我培养中形成的较好的逻辑思维能力。逻辑使她们得以抽象地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一般女性（当然也包括男性）无法达到的成就。居里夫人的成功依赖发达的逻辑思维能力自不待言，政治家撒切尔夫人的思维方式也具有很强的抽象特征。关于此，撒切尔夫人的传记作家彭尼·朱纳作了如下介绍：
“玛格丽特总是把问题看成黑白两种色彩”。
“假如有人利用灰色把问题搞得复杂，她就怒不可遏。她直言不讳，说到做到，这就是她的一贯政治标志。这种标志本身就很具有革命性。”
可见，女性在历史上的悲剧，并不是由性别的原因所致。除了社会的因素外，自身逻辑思维能力的退化乃是至今没被妇女研究领域涉及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类似的原因若在某一男子身上发生，其结果也是一样。因此，失败不应被视作女性的专利，只要女性在自身解放的进程中注意并弥补历史形成的思维缺欠，她们就可以获得与男子同样多的成功概率。
●政治·经济：解放了的女性还须解放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往往要经过繁芜的证实，这正如似乎就在眼前升起的红日，其实还很遥远一样。当我们发现女性自身的欠缺并找到愈合这种欠缺的途径以后，又会发现有许多现实条件制约着女性踏上自我完善的征途。
女性在父权制出现以后的历史中遭到如此惨痛的失败，除了主观原因外，还由于男性使用了母系时代正义女神们闻所未闻的国家暴力。国家暴力并不是仅用于阶级压迫，而且还用于维护父系权威。历史上，不管男子如何勾心斗角，然而在压迫女性问题上则表现出绝大的联合。一般说来，刚刚脱离母权时代的女性是不容易向父权屈服的，比如古希腊伊阿宋所受的美狄亚的残酷报复就是例证，然而，男性则在不长的历史里把女性那原始烈性扭曲成今日的模样，这完全是由于父权制使用了更有组织和物质威力的暴力压迫。父权制几乎是与铁和文字同时出现，铁器和文字加速了女性的屈服和驯化，并使男性有了铁一般的个性。因此，从世界范围考察，政治解放，即首先打破维护父权制度的旧的国家制度，是妇女解放的首要条件。这样历史上就出现了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女权运动。
在东方中国，女权运动的勃兴只是近百年的事。太平天国第一次把西方博爱思想用于处理两性关系。戊戌变法时期，人们开始用资产阶级理论来解释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此后，中国女权运动日益形成独立的力量；她们不仅有自己的杂志，而且涌现出一大批如秋瑾、宋庆龄、何香凝、邓颖超、康克清等女政治家。当中国女权领袖发现资产阶级理论和方式不能解决中国妇女问题时，她们就在十月革命的理论鼓动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当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就完成了打碎旧国家机器的政治任务。1950年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从法律上保证了中国妇女与男子的平权地位。
然而，如前所述，人的解放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过程。政治革命之后接踵而来的——根据前苏联和我国经历看——并不是鲜花和美洒，相反更多的是经济落后的困扰。这种困扰就象一把利剑把革命的成果一分为二即把理论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分离开来，结果人们发现自己离目标仍还遥远。女性的解放历程就是如此。
比如，中国1949年的政治革命打倒了旧中国压迫妇女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但却没有除掉压迫妇女的落后的即自然经济的劳动方式。在这种劳动下，家庭劳动无论如何也是中国妇女必须终生操心的事业。家务的内容，在自然经济下，就是生儿育女。当代中国理论家的不足就在于用市民的眼光观察农业家庭问题；他们埋怨乡下的妇女生那么多孩子，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使她们无暇发展自身素质。然而，他们没有看到：以手工工具为生产手段的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所需要的基本不是劳动力的质量而是数量，因为这种农业是以人的体力消耗而不是以智力消耗为主的。这与城市经济正好相反。对商品经济下的城市经济而言，商品竞争的利润规律迫使物质生产倚重科学技术，从而造成对人的智力需求。中国是一个受自然经济支配的国家，经济的社会化程度很低；与此相应，家务劳动也不可能更多的从家庭走向社会，而只能基本上由人的体力去完成。因此，不管农村还是城市，中国家庭都不可能摆脱家务的重压；又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这种重压又基本上为中国女性所承担。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女性1949年后大规模地参加社会劳动的因素，女性用于发展自身的自由时间基本上无法保证。下面的资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据《女子世界》（1985年第2期）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有密切联系。我国女性文盲和半文盲占女性总数的45.1%，占全国男女文盲总数的70%，然而其分布极不平均。总体考察有如下特征：
1.农村女性文化程度低于城市女性，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城市占72.35%，农村仅占24.23%。
2.高龄女性文盲率高于低龄。29岁以上的女性比29岁以下的女性文盲率高得多，特别是44岁及以上女性，文盲率高达57%至95.46%。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落后的经济状况不能落实宪法早已赋予这些地区妇女与男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3.经济条件高的地区女性文盲率低于条件差的地区。全国女性文盲率为46.27%。低于这个平均数的有17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北京最低，占22.24%，其次是辽宁、上海、天津等。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2个省、市、自治区，最高的是西藏自治区，高达85.65%，其次是贵州、甘肃、云南等。
资料还进一步显示，女性文化程度不仅与地区经济有关，而且还明显地受家务劳动程度制约。下面资料表明，女性文盲率与家庭子女的出生率同步增长：
中国1981年不同文化程度妇女生育胎次
（根据1982年普查资料计算。转引自朱楚林：《从人口学特征看中国女性地位》，参见李小江主编：《华夏女性之迷》，第186页。）
由表可见，家庭包袱越重的女性，文化程度就越低。有文章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出路关键在于提高女性的文化素质，其实，这不是问题的要害。就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中国妇女问题的出路在于改变支配中国经济的自然生产方式，即将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不然中国就一天也解决不了与人口有关的妇女问题。一句话，在政治革命完成后的中国，如果没有经济在改革中的增长，没有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更，中国妇女的进一步的解放就是空话。
三 简短的结论
行文至此，我们已结束了关于本文主题的讨论，结论如下：
妇女解放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它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此，妇女解放程度，除了人的自觉奋斗的程度外，它还取决于历史发展的程度。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妇女已获得政治解放；但这还远远不够。中国妇女运动的未来任务将是从根本上消灭现实存在的男女两性之间的事实不平等现象，而这一任务的完成将最终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事业，是与妇女解放运动息息相关的伟大工程，而自觉地和积极地投入这一工程，支持和推动党的改革事业，是当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正确方向，这正如昨天中国妇女自觉地积极地投入并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旧中国三座大山的伟大事业是那个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正确方向一样，舍此则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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