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海涛[1]2004年在《新型工业化背景下苏南工业园区人力资本需求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因素，迄今为止研究多半集中在供给方面，本文的研究则主要从需求角度展开。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索新型工业化与苏南工业园区人力资本需求的相关性及其人力资本需求提升的规律性。 文章回顾了人力资本需求的基本理论；比较了新型工业化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的区别；分析了苏南工业园区人力资本需求的现状和特殊性，指出了提升工业园区人力资本需求对于支撑苏南新型工业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讨论了政府和苏南工业园区管委会在人力资本需求提升过程中的定位和措施。 文章认为，苏南工业园区人力资本需求增长不足的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引起的。因此，必须紧紧围绕以人力资本的培养，积聚和合理配置为核心来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本供给战略。 “十六大”报告在开篇的论述中即指出了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在发展新型工业化中的重要作用，苏南高新工业园区的人力资本需求的研究为江苏提出“两个率先”，力争尽早实现小康目标，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韩貌[2]2004年在《苏南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就业需求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就业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是我国当前宏观调控目标之一。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产物，也是我国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坚持科技导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可能会带来更为沉重的就业压力，这就需要有正确政策的引导，使得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又能解决就业难题。 本文以苏南地区为具体研究对象，苏南90年代末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近年来经济持续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已初显新型工业化特征，具备新型工业化雏形，通过研究苏南地区新型工业化过程中经济持续增长、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需求的关联，发现新型工业化背景下的就业难题，寻找扩大就业需求的突破口，提出扩大就业需求的建议，使得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能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就业问题。
谢立新[3]2003年在《区域产业竞争力论——以泉州、温州、苏州叁个地级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认为：地区竞争表现为地区之间资源汲取能力和产业发展环境的竞争，基础在于产业发展能力的竞争。研究地区产业竞争力，目的在于从比较优势出发，寻求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并以此为主导(支柱)重点发展，营造产业竞争优势，获取竞争收益。本文以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中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福建泉州、浙江温州、江苏苏州叁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以叁市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产业空间聚散能力和产业组织成长能力为重点，通过对叁市产业产生、成长和演进能力的分析，试图研究和探讨地区产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一般规律。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认为：提高地区产业竞争力必须从五个方面入手：一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叁次产业协调发展中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二要以城市化和开发区建设为载体，加快中心城市发展，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中小城市、卫星城镇为依托的层级城镇体系，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叁要立足地区资源赋予和区位特点，鼓励发展中小企业。通过兼并、战略联盟、股权投资、品牌延伸等形式，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集团，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以产业链分工协作为基础的特色产业集群，努力营造地区产业竞争优势。要继续强化个体营销和专业市场的功能，推行特许经营、专卖、品牌、虚拟经营等现代营销手段，重视区域营销和政府营销，不断强化产业组织的营销能力。四要健全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行业技术开发机构为依托，企业、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为基础的产业技术进步组织体系。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完善企业组织特别是家族企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产业组织成长和产业竞争力增强。坚持以可持续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五要通过界定和保护产权、发展行业中介组织、建立区域诚信系统、强化政府责任等措施，发挥好政府在提高产业竞争力的作用。
任萃颖[4]2016年在《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经济转型主要包含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两个方面,转型的方向是要实现一个优于当前经济发展形态的新的经济运行形态,而具体到县(市)层面,县域经济转型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摆脱传统的发展形态,建立一个符合在新常态下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全新模式。目前,吉林省县域经济已经占到全省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正在成为吉林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全面振兴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撑力量。但是,吉林省县域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导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要素利用效率低下、资源依赖性强、产业结构层次不高、空间布局不够合理的等问题,需要通过转型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活力。本篇论文以县域经济转型为研究对象,利用区域经济、经济转型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相关理论,综合运用比较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经验总结等方法研究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问题。通过使用指标权重线性加总的方法确定权重并利用和借鉴国家统计局关于《反映经济转型升级综合统计制度》当中的指标体系,从需求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要素结构转型等叁个方面构建县域经济转型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转型综合能力指数,以吉林省经济转型能力和长春、吉林等九个地区经济转型能力为参照系,对吉林省40个县(市)转型升级能力进行排序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能力整体水平较低,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县域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即：需求结构转型困难。县域农民长期内收入增长面临结构性调整的瓶颈制约、县级政府动员财政资源能力弱、城镇化进程缓慢等导致县域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协调,难以对经济增长实现有效拉动；产业结构转型困难。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缓慢,第二产业对县域经济发展支撑不足,对其他产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要素结构转型困难。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弱,资本要素产出效率低、资源要素利用水平低等问题,使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能力弱化。另一方面,吉林省县域经济转型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延吉市、敦化市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具有较强的转型升级能力；以公主岭市、通化县等为代表的中东部地区县域经济依托资源优势和科技创新,具备了一定的转型升级能力；以镇赉县、长岭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和以靖宇县为代表的资源枯竭性地区,由于受到生态转型和资源产业转型的压力,经济转型能力较弱。本文认为,要推动吉林省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一方面,从整体上推动县域经济转型要实现叁个方面的转变,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向依靠投资与消费协调拉动转变,强化收入分配；由主要依靠工业化向依靠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转变,强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依靠科技进步转变,强化要素支撑,推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转型,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要强化分类指导,将吉林省县域经济划分为率先转型区、利用东部地区纳入“一带一路”的区位和政策优势,率先实现县域经济转型,进而引领全省县域经济实现转型发展；转型跟进区,利用吉林省中部转型核心区有利条件,强化产业和要素支撑,加快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转型培育区,利用西部生态经济区的后发优势和国家支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政策优势,通过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接续产业发展培育县域经济转型的能力。本篇论文将经济转型的宏观研究体系,即：需求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要素结构转型纳入到县域经济研究当中来,系统全面分析县域经济转型面临的主要困难和解决途径,更能准确把握县域经济发展规律,客观看待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准确分析和利用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趋势性变化,从而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动县域经济实现转型发展。本文的主要结论,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同样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叁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推动县域经济转型还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基础、支持政策、产业优势实施分类推进。在本篇论文分析的基础上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分析,比如县域投资结构调整、投向有效性分析,投资产出效率提升的途径研究,县域城镇化发展质量与规模之间的关系,县域经济体制转型的形式、成效等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为了使本论文研究焦点更为集中,这些问题没有进行专项细化研究分析。
谢呈阳[5]2015年在《基于江苏产业集群演进的集群创新与升级研究》文中指出“创新”、“升级”,是中国经济实现叁十余年“增长奇迹”后,追求“可持续”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必经之路。在“道阻且长”的探索过程中,先行者的任何突破都可能让这段路途大为缩短。与全国相比,江苏经济率先发展的实践经验(其特点是领先全国的发展速度、市域间基本一致的发展步伐和大体相似的空间梯度)无疑值得借鉴。而“产业集群”这一已被实践验证的有效产业组织形式,由于更适应中国相对薄弱的企业基础和更符合世界协作创新的发展潮流,注定要在中国“创新升级”的道路上再露峥嵘。鉴于此,本文以江苏、特别是苏州等地的率先发展实践为对象,以产业集群为切入,围绕中国经济的“创新升级”,重点讨论叁个问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第一,已被视为“东方硅谷”的苏州工业园具有怎样的产业集群型发展特点,其创新能力能否复制与推广；第二,如何以“产业集群”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对“产城融合”的江苏实践进行模型解释,其内在机理和运行要点是什么;第叁,江苏为平衡省域发展所推进的产业集群升级型转移是否成功,哪些做法具有普遍性意义。遵循“由点及面”的逻辑思路,本文的写作先园区、再城镇、后省域,以期用这样层层展开的手法,达到“由江苏产业集群的创新升级看中国经济的超越发展”之目的。此外,本文的分析每一章都力图体现“概念提出—理论抽象—模型推导—数据检验—案例详述”的技术路线,以尽量保证不同区域层面的相关问题的讨论具有普适性。本文对上述叁个问题的回答分别是：第一,苏州工业园区目前已发展为一个有特色的区域创新集群,其创新体系是一个(非平面的)网状结构,自下而上可分为叁个层次,分别是：企业创新层、产业创新层和社会创新层。其中,企业创新主要是以单个企业为主体的微观产品创新；社会创新主要是融合了创新文化、创新制度与创新设施的宏观生活方式,在这种创新创业型生活方式的架构下,区域创新集群得以效率最大化；而产业创新喻示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依赖于产业共性技术的突破,是沟通企业创新和社会创新的桥梁。协同性和共享性是叁层次创新体系的重要特点。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C2R模型、BC：模型和SE-DEA模型所进行的创新效率测算结果表明：区域创新集群可对创新效率进行自适应式调整和优化,实现对外界冲击的自我修复。同时,经验理论和数据指标也可以论证区域创新集群具有可复制性,这是苏州工业园区经验推广的可行性基础。总结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践,在一定区域内复制创新集群的过程中,大致有五个注意点：其一,区域智力资本的积累必不可少;其二,产业共性技术是源动力；其叁,生活设施和消费型服务业至关重要：其四,社会创新是催化剂；其五,在一定阶段要适度弱化政府作用。第二,“产城融合”的外在表现是居住区、工业区与商贸区融为一体的城(镇)、园区建设；内在机理则为劳动力(“人”)、工业、服务业及住宅这四大关键要素在以“人”为核心关联基础上的有效互动和融合上升：当一个区域实现“产城融合”式发展时,工业和服务业能够在“人”这一连接要素的作用下相互促进和共同繁荣,城市功能也将随服务供给的增加而日趋完备。此后,随着城市功能和产业繁荣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的聚集会带来对住宅刚性需求量的逐步增加和住宅价格的逐渐上涨。在住宅价格对工业和服务业产生不同程度挤出效应的循环作用下,“工业”向周边转移,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由于服务业兼具“产”和“城”的特质,“产城融合”效应能继续在工业转出地的服务业内部实现螺旋上升式展现,因此“产城融合”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来自江苏65个县(区)的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江苏的工业发展程度超过了城市功能完善度,此时强化城市功能(服务业)建设对产业(包括工业和服务业)的拉动作用要大于直接发展工业本身。盐城环保产业园的案例除了为“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提供了操作层的示例外,还带来了后发地区摆脱低端锁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其启示在于：产城融合不一定要遵循传统思维中从一产到二产再到叁产的发展路径,可以直接先行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再由服务业反推制造业。第叁,在江苏目前为平衡区域发展而主要由政府推动的产业集群“北上”转移过程中(这一过程在原集群地形成了“腾笼换鸟”的空间,也使一些原集群地能实现产业升级),存在着因为要素资源配置的扭曲而产生的效率损失：其一企业(产业)的转移和发展速度滞后于要素资源的迁移和积累速度,因此相比企业所需,经济先发地区苏南的资源配置不足,而经济后发地区苏北的资源存在剩余；其二,在经济后发地区苏北的传统产业集群中,企业的产业层次偏低,与要素资源存在结构性错位。而上述问题在中国产业集群由东向西的转移过程中同样存在。分析其根源可知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苏南创新主导产业并没有完全形成对传统产业的有效替代,因此缺乏对传统企业(产业)的“推力”；第二,苏北地区基础设施、服务环境和科研人才储备均不如苏南,增加了转入企业的交易成本,苏北地区对传统企业(产业)的“拉力”不足；第叁,由于产业集群之间亦存在知识联系,苏南地区良好的集群基础形成了对产业集群的“区域粘性”。而始于2006年的“园区共建”措施,通过增强特定地区的硬件设施水平、构建特定地区与先发地区的知识传递渠道等措施,改变了先发地区要素资源流出的临界点和企业、要素资源的流向,加快了产业集群从苏南向苏北的转移。在具体操作方面,来自苏(州)宿(迁)工业园的启发是：成功的园区共建至少需要较高标准的硬件设施和政府、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等不同行为主体(行为人)之间的畅通的知识交流。本文在分析过程中整理了所在研究团队自2001年至2014年间先后调研的千余家企业及实地考察的80多个产业集群的历史资料,对一些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构建或是跨领域引入了较有说服力的理论和实证模型,采用了数据包络分析(DEA)和计量经济学的GMM及空间计量方法,这些都是本文试图作出的创新之处。由于本文的研究主要试图回答中国在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创新动力不足”、“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因而无论从“改变发展路径,还子孙青山绿水”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还是从“提升产业国际地位,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角度,都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陈晓南[6]2005年在《创业投资与长叁角高新技术产业化》文中提出长叁角经济区,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带和沿长江产业密集带组成的“T”字型产业布局的结合部,是全国经济、科技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东部最有可能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之一。目前,长叁角大多数城市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正向高新技术产业化方向演进。 作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动机和加速器”,创业投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创业投资是现代财富神话的缔造者,其独特的制度功能、要素功能和嬗变功能,促进创业成为文化,逼迫产业前移至实验室,催化创意嬗变成财富;其出色的经济绩效已被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实。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长叁角必然借重创业投资建立起拥有自主创新机制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模式,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实现社会生产力质的提升和量的倍增,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以强有力的经济发展带动全国经济布局的改善。 本文从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创业投资的基本原理,对创业投资促进长叁角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机制和条件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论文在综合分析长叁角的区域构成要素和经济发展要素的基础上,对长叁角产业整合演化趋势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布局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长叁角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模式;论文从创业投资功能、区位选择、要素效率、投资绩效等方面解析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现机制;同时,就长叁角中小企业发展、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进行了专题研究。最后,提出了构建长叁角创业投资体系的设想。 本文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是长叁角并行不悖的产业发展方向,长叁角高新技术产业化必然借重创业投资才能进一步加快新兴产业的形成和传统产业的提升。据此,根据自身的区域经济累积因果效应,长叁角北翼苏南地区应以创业投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内生化”为主,增强自主技术创新型产业发展;而南翼浙东北地区应侧重以民间资本驱动产业升级为主,用先进的适用技术改造和
王雷[7]2005年在《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文中研究说明在阐明有关产业集群的科学内涵、形成机理、空间演化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区域工业化演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和区域竞争力提升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运用集群理论的分析工具,积极寻找有效的解决对策,探索以产业集群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 第一、论文重新界定了产业集群的科学内涵,归纳了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分析了产业集群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认为产业集群是在某一产业领域内,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上,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现代经济技术联系为纽带,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企业及其相关机构的经济聚集体,其特征表现在地域空间、产业关联、文化背景、要素资源、竞合关系、企业网络六个方面。论文认为产业集群与产业集中、产业集聚、企业集群、企业集团等概念具有明显区别,并就此进行了深入辨析。 第二、论文就产业集群的产生条件、动力机制及空间演化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产业集群的产生必须满足地域空间、产业特征、技术创新、制度环境四个方面的条件。产业集群形成后,在社会资本推动、产业组织变革、地方政府干预及其自强化机制作用下会迅速进入良性循环轨道。随着集群的成长,在集群成员追求内部扩张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下,有可能在局部甚至整体出现跨区域的转移。 第叁、论文指出了我国典型区域工业化模式的推广条件及其局限性,提出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论文的实证分析证明,由于我国各地要素禀赋、工业基础、技术水平、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使我国区域工业
章国琴[8]2016年在《“人—产”双重维度下当代苏南乡村空间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南自古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地区。无锡是苏南地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苏南乡村发展的典型代表。当代苏南乡村经济发展,从费孝通教授首次提出"苏南模式"至今,已经迈过30余年。期间的社会经济发展轨迹虽有所调整,但本质上一直是强政府直接配置、干预,并以产业发展为主导的路径。在相关体制不甚完善的当下,因过度追求经济发展优势,片面追求产值效益,村民大众的生存空间往往被压制。形成苏南总体层面上的经济强势发展和乡村村民生活水平缓慢蒸蒸日上的典型"强政府、弱社会"现象。目前,在外资疲软的国际背景下,苏南无锡试图重启扩大内需的内生型经济发展时,因多年来的轻视村民生存质量,使得当前乡村民众自主创业能力相对薄弱,较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转型的开展。在当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以人为本"的战略思想,意味着除了提供公平、公正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外,更重要的是关注人的行为能力与城镇化进度的协调一致。为此,本文通过调研当今苏南村民家庭的生存选择能力和乡村产业发展近况的基础上,分析人、产共同作用下的乡村空间形态发展状况及内在影响机制。本文基于无锡市24个样本村的实地调研和产业大数据获取,采用量化实证与案例剖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量化实证部分:首先,采用离散模型分析获得村民家庭主要劳力职业选择的倾向和相关影响因素,村民家庭人的城乡迁移意愿及相关影响因素。其次,采用泊松分布模型或负二项模型分析获得乡村产业空间在村镇空间上的分布特征,梳理其与人、乡村空间发展的影响关系。再次,量化分析产业-乡村空间发展的相关性,获知产业发展对其空间形态发展的影响度。案例部分:通过梳理叁类产业特色的村庄空间形态演变发展,分析人、产两因素如何在乡村空间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通过研究人、产作用机制到空间形态,针对现实发展中的弊端现象,为推进城镇化自下而上的顺利发展,提高乡村空间自主发展的能力,本文提出了空间运作机制上循环通畅的发展格局;"人产共融"、"产居融合"的乡村发展途径;乡村治理机构完善的叁个层面的策略。
张敏[9]2011年在《基于产业集群的苏北区域经济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区域经济失衡已严重制约了江苏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江苏“两个率先”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苏北。苏北与苏南经济的差距,归根结底是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实施产业集群战略有利于增强苏北地区产业的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试图在分析产业集群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基础上,总结苏北区域发展战略中的经验教训,借鉴国内外发达、欠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成败得失,结合苏北工业化的基础及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论证基于产业集群推动苏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探讨具有苏北特色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及相应对策,以期为苏北以及其他欠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理论借鉴。本文借鉴了马克思的分工与协作理论、区位理论、梯度转移理论、新产业区理论、新竞争经济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相关理论,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对比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循序渐进地完成了分析过程。通过分析第叁意大利、拉丁美洲、印度、浙江、广东等国内外发达、欠发达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依托传统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培育促进产业集群的区域文化环境；推动行业协会、代理机构的建设。从苏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大开放战略条件下,实施工业主导型经济增长战略是苏北地区实施赶超战略的关键。苏北地区的工业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进一步提高工业化水平面临诸多的障碍。具体表现在：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现象比较严重；科技、教育投入不足；人力资本质量不高；城市化水平低,对工业化推动作用有限；本地中小企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资本支持；本土创业投资不足。多年来,苏北发展战略更迭频繁,战略布局存在诸多局限性,故而对苏北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发展产业集群则与苏北发展战略相辅相成,有利于推动苏北优势产业的形成；有利于促进苏北城市化进程；有利于增强苏北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苏北区域经济竞争力。江苏的产业集群尽管大多数集中于苏南地区,但近年来苏北也有一些产业集群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和较强的竞争力。一批以资源、传统产业、特色产业为基础的产业集群正成为苏北产业发展中的亮点。不过总体来看,苏北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还是比较落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产业集群的规模过小、数量过少；集群所依托的支柱、主导产业竞争力弱,产业集群创新能力较弱；产业规划、布局不合理,各地之间存在重复建设现象；工业园区、开发区建设落后,不少地区仅仅形成了企业的集聚而非产业的集聚；专业市场建设滞后,中介服务社会化程度不高,集群发展所需的外部支持机制难以形成或发挥作用。根据阿尔弗雷德·韦伯等人的观点,地理因素是产业集群萌芽的推动力,特殊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资本优势、劳动成本等区位因素在集群形成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苏北产业集群的大发展,已经具备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从内因来看,优越的区位、资源条件,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逐渐壮大的主导／支柱产业使产业集群发展具备了必须的基础条件。首先,苏北地区各种资源丰富,地理区位优越,可以利用区位优势推动资源密集型产业集群、农副产品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其次,人力资本存量和流量水平是产业集群生成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推动产业集群升级的核心要素。苏北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为产业集群获得高校及其研发力量的支持创造了条件。再次,苏北五市已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支柱或主导产业,并且产生了一批具有较大规模、较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为各地产业集群的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和企业核心。从外因来看,政府支持、国内发达地区产业转移、FDI给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果没有政府的有效帮助,集群的产生就会很艰难,甚至有可能夭折。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集群的形成更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的作用体现在：积极营造区域发展的创新环境；促进集群网络的形成与创新；有效规范地方市场行为；挖掘集群内潜在的创新资源。江苏省委、省政府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苏北产业与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扶持是推动苏北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保证和政治优势。在政府推动和市场引导下,苏北地区近年来吸引了来自国内发达地区的大量资本。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苏北地区可以移植发达地区产业链,借鉴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大型企业集团的进入,能够吸引配套企业或产业跟进,“复制”外资原栖居地的产业集群模式。同时,FDI能促进产业集群与外部的交流合作,加速产业集群内部的技术转移和外溢,其学习效应可以扩散到本地企业。来自苏南、广东等地区的经验表明,FDI的支持是推动外源型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动力。苏北地区在吸引FDI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有针对性地吸引国外大企业、大项目的进入。一方面依托龙头企业发展外源型产业集群,另一方面结合FDI的引入,积极推动本地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协作,使产业集群的“根植性”增强。本文认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从整体上优化苏北产业结构,推动资源驱动型产业集群、大企业种子型产业集群、产业转移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波特认为,政府是创造生产要素的发动机制。短期内来看,政府引导还是苏北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外部驱动因素之一,但从长期来看,苏北地方政府必须致力于市场机制的完善和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培育。政府的传统重要角色是创造和提升生产要素,所以,应根据产业发展的基础及未来产业布局的要求,科学规划产业集群发展,提升各地区主导产业的竞争力,依托主导产业推进产业集群发展。此外,要加强教育、培训、研发,构建产业集群发展所需的公共服务平台,营造产业集群发展所需的氛围,积极推动本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当然,各地方政府部门也应认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要准确定位,避免“缺位”和“越位”。
孟召宜[10]2009年在《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运用演化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理论,采用文献整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相结合、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以及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以江苏为实证案例,以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综合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基于协同演化视角,从内在心智、人际网络、非正式制度叁个层面,从企业与集群、县域、区域叁个尺度,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双向互动关系,揭示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机理、过程、效应与表现。研究内容凡8章:第1章主要是明晰论文选题的背景、意义以及研究的思路、内容、方法和主要概念。第2章是文献述评。综观国内外研究,国外文化与经济研究主要从文化内容视角和文化尺度层次两方面展开实证探讨,从经济行为的主观解释、经济行为的规范约束以及信任、社会资本与网络等叁方面展开理论论争,而问卷调查、访谈以及细致的阐释是其重要研究方法;国内主要从区域空间角度、文化主体角度、文化内容角度展开实证研究,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契合、秩序的形成与扩展、企业家精神、社会资本、文化力、文化资本以及发展模式等角度展开机制探讨。现状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仍存在理论视角静态性、理论建构不够系统性、研究过程不够严谨等问题。第3章是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在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足与演化经济学优势的基础上,明确文化协同演化研究需要基于演化经济学的“非加总”的和“远离均衡”的思维方式。进而,借助“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通过多重嵌入,表达和实现文化的立体影响;通过文化经济相互嵌入,表达和实现文化经济协同演化;通过内外同步嵌入,兼顾文化基因的遗传与变异、内生的文化力量与外在的条件环境。通过整合上述叁个维度,形成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综合分析框架。进而,通过文化经济协调发展度定量测度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状态与过程,通过区域发展模式实现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具象与整合,最终形成由协同演化机理-协同演化过程-协同演化形式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第4章是基于企业和集群的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首先,在明晰研究方法和研究区概况以及官湖文化、经济发展历程与特征的基础上,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在企业层面,一方面,传统文化基因使得官湖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形成具有内生性,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资本是官湖企业家解决资金、用地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板材企业组织管理也受传统文化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板材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家价值观不断拓展,企业家能力不断提升。企业家能动进行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重构。同时,企业组织管理也在不断创新。区域文化与板材企业的互动形成企业层面的文化经济协同演化;在产业集群层面,官湖企业家精神扩散和变迁过程、集群内板材企业的增生裂变和技术学习方式、板材集群治理无不依赖于血缘、地缘等传统关系网络、无不渗透着浓浓的乡情。同时,随着板材集群的发展壮大,集群经济也能动促进官湖区域文化创新。区域文化与集群经济的互动形成集群层面的文化经济协同演化。最后,从文化经济协同演化视角审视官湖社会变迁,发现官湖文化经济协调发展阶段循序提高;发展阶段提升较快,演化进程迅速;文化经济互动明显,文化经济耦合力迅速形成。官湖模式的活力在于官湖文化经济的高效、快速协同演化格局的形成与深化。第5章是县域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县域文化是重要的文化小区。问卷调查表明,江苏县域新型文化发育水平偏低,同质性较强,文化类型分布随机,在沿海、沿江、沿东陇海分别以盐城、昆山、宿迁为中心形成叁个高值区,具有市区高县乡低的城乡二元特征。文化与经济相关分析表明,整体上文化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均未表现出相关性。按人均GDP分组相关分析,高值组表现出负相关,低值组表现出低度正相关。江苏县市信任空间格局具有类型数量分布中间高两头低,高分值类型主要分布在苏中、苏北地区,各种类型相间分布,南通、盐城及周边区域形成高值区等特征。关系网络资本形成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相关分析表明,信任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无相关性,而关系网络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表现出弱负相关。文化观念替代指标和社会资本替代指标相关分析表明,价值观念、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均有人幅度提升。最后,在定性和定量分析丰县模式、昆山模式的基础上,从文化经济协同演化视角比较了丰县模式与昆山模式。第6章是区域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在明晰区域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基础上,首先把江苏分为楚汉文化区、吴文化区、江淮文化区叁大文化区和徐州文化亚区、赣榆文化亚区、苏州文化亚区、常州文化亚区、金陵文化亚区、淮扬文化亚区、海盐文化亚区七个亚区。进而,运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析文化区、文化亚区之间经济差异的格局与演化过程,研究表明:①总体经济差异在波动中缓慢上升,但未超出警戒线;②从文化区二层次看,区间贡献率在波动中上升,区内贡献率在波动中缓慢下降,区间贡献逐渐成为差异的主要组成部分;③文化区内贡献依次为江淮文化区、吴文化区、楚汉文化区;④从文化亚区层次看,文化亚区区内差异是文化区内差异的主要贡献者;⑤从过程上看,一阶分解、二阶分解波动变化具有阶段上的一致性。文化区、文化亚区间经济差异的形成与江苏文化传统南北迥异有关。从叁大文化区层面看,吴文化地区,以开放和实用为精神内核的吴文化,能动孕育、选择和创新“苏南模式”,形成苏南经济率先发展的能动力量和文化底蕴。苏北文化以传统的农耕文化为主,具有封闭性、保守性,滞重的传统文化使苏北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第7章是促进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对策措施。从微观层面看,动员地方资源、激发和保持企业家精神等是促进企业和集群发展的文化对策。从中观、宏观层面看,强化文化规划、重视文化载体建设、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注重文化传承创新、重视文化交流融合、强化正式制度建设、形成良性路径依赖为促进文化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措施。第8章是结论与创新。主要结论为:①基于协同演化视角研究文化与经济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②文化以“文化场”的形式立体影响经济增长;③“资本”的相互转换与循环互动是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微观基础与实质所在;④文化经济协调发展度及其动态变化体现了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状态与过程;⑤区域发展模式是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结果;⑥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类型多样。主要创新为:①初步提出基于协同演化的文化与经济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②提出并初步构建了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③从多个层面深度探讨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机理及过程特征;④深化了文化差异的定量测度和空间表现方法。
参考文献：
[1]. 新型工业化背景下苏南工业园区人力资本需求的研究[D]. 崔海涛. 南京理工大学. 2004
[2]. 苏南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就业需求问题研究[D]. 韩貌. 南京理工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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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D]. 王雷. 四川大学. 2005
[8]. “人—产”双重维度下当代苏南乡村空间发展研究[D]. 章国琴. 东南大学. 2016
[9]. 基于产业集群的苏北区域经济发展[D]. 张敏.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10]. 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D]. 孟召宜. 河南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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