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近代科学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近代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1)06-0025-11
辛亥革命(1900-1911)（注：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时间起止问题，一般从兴中会成立的1894年算起，迄于1911年武昌起义。本文出于研究上的考虑，把考察的时间范围限定在1900年至1911年期间，特予说明。）不仅是一场发生于近代中国的深刻的社会革命，而且也是一次影响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推动了近代科学及科学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从而构成近代中国科学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就此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诸位学界同仁。
一、近代科学传播途径的扩大
辛亥革命时期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出现新形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传播途径的进一步扩大。辛亥革命以前，近代科学通过报刊、学堂、译书、出版、出国留学、科学团体等途径已经输入中国。戊戌变法以后，这些传播途径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有了迅猛的扩展，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而且还出现了新的传播途径，即科学小说这种宣传科学的新形式。这就为近代科学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大量输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报刊 辛亥革命时期，国人创办的大量报刊成为传播科学知识、宣传科学思想的重要途径。刊登科学知识的报刊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综合刊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各种社会新闻的报刊，如《译书汇编》、《普通学报》、《江苏》、《湖北学生界》等。另一类是专门性的科技类报刊，这是传播科学知识的主要渠道。仅就后者而言，据笔者所见多达48家（注：根据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等书中有关内容统计。）。主要有：《亚泉杂志》、《农学报》、《中外算报》、《科学世界》、《启蒙格致报》、《科学画报》、《理科杂志》、《科学一斑》、《普通科学画报》、《科学杂志》、《数理化月志》、《医学世界》、《地学杂志》等。其数量之多超过辛亥革命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刊行的科技报刊数量。这些报刊多数由民间创办。其中既有综合性的，又有专门性的。它们的具体分类情况为：综合类21种；医学类17种；农学类7种；地理地质学类2种；数学类1种。专门性科技报刊共有4类27种，其数量超过综合性科技报刊。这反映了中国近代科技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2.学堂 辛亥革命时期，在社会变革潮流的冲击下，封建传统教育制度迅速没落，社会上出现了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在这些新式学堂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都开设了自然科学类课程。尤其在大学堂设置了一系列理工科专业。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1](P578-631)规定，大学设置的此类专业为21个，其中医科2个、格致科6个、农科4个、工科9个，讲授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深度和系统性。如大学物理专业开设的主课有：物理学、力学、天文学、数理结晶学、物理化学、应用力学、电磁光学论、应用电气学、物理星学、微积分、几何学、函数论等近20门，还设置与此有关的各种实验课程。像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南洋公学、震旦学院、南洋大学堂等高等学校都开设了理工科专业。与同文馆时期的教育比起来，此期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除了在综合性学校开设科学类课程外，中国还出现了理工类的专科学堂，专门讲授各种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这些学堂包括医学、农业（桑蚕、茶业、渔业）、林业、工业、铁路、矿物等诸多门类。著名者有：山西农林学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保定医学堂、唐山路矿学堂、瑞平化学学堂、北京协和医学校、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上海同济医学堂等数十所。尤其是其中的高等专科学堂，以培养高级专门科技人才为宗旨，讲授的科学知识比较深入系统。所设置的专业有13科：应用化学科、染色科、机织科、建筑科、窑业科、机器科、电器科、电气化学科、土木科、矿业科、造船科、漆工科、图稿绘画科等。
3.翻译出版机构和译书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就成立了专门的译书机构，翻译出版了一批科学书籍。19世纪末，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民办翻译出版机构。1900年以后此类机构的创办犹如雨后春笋，如译书汇编社（日本东京，上海设有总发行社）、江楚编译局（南京）、上海文明编译印书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中国医学会（上海）等。此期创办的翻译出版机构不仅为数众多，而且都把出版发行科技类书籍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人们通常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传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传入的自然科学并不很多，出版译书的种类、数量逊色于洋务运动时期。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所收录的西方社科类译书就多于科技类译书，更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依据。其实，徐书、顾书的统计遗漏甚多，未能全面反映历史实际。笔者曾就这个问题对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馆藏做过调查。调查的结果与人们通常的认识大相径庭。现将以上各图书馆馆藏的部分辛亥革命时期出版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矿物学等学科书籍的数量，与《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的有关记载列表对比如下：
《东西学书录》 《译书经眼录》 北京部分馆藏
数学 32 47 56
物理学15 15 45
化学 18 6 38
动植物学 15 5 67
地质矿物学18 11 38
需要指出的是，《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所收录的书目中有一些是20世纪以前出版的旧籍，如《东西学书录》中所收录的化学类书籍共18种全部出版于1900年以前；动植物学15种中有12种是洋务运动时期的出版物。对其他门类的记载也有这种情况。可见，《东西学书录》和《译书经眼录》的记载不仅遗漏严重，而且所反映的内容大打折扣。笔者所调查的辛亥革命时期科技著译出版的实际数量远远超过此二书的记载已是不易之论。附带说明，笔者的调查也很不完全，只是北京一个地区的部分情况，远不是它的全貌。可见，辛亥革命时期国人在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的同时，并未忽视对于西方科学的介绍，引进的数量和种类相当可观，无疑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4.出国留学 辛亥革命时期，大批青年学子怀着救国和求知的热切愿望，不辞辛劳，远渡重洋，留学异域，不少留学生都把理工科作为学习的主攻方向。据《东方杂志》[2]报道，仅在1904年，南洋公学毕业的15名学生中，有12人被派往比利时留学工科；江西省农工商矿局一次选派10人到日本学习农工商各科；山东省在7月派学生20人赴日专习农学，12月又招学生24人，其中工科9人，商科5人，农科10人。大致而言，辛亥时期的中国赴欧美各国的留学生以学习科技为主，赴日留学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学习文科、理工科、军事等不同学科之别，其中习科技的人为数不少。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记载，清末中国留日学生中除在综合性学校学习理工科外，在工业院校学习者101人，在医学院校学习者52人，在农业院校学习者58人，共计211人[3](P113)。
5.科学团体 1900年以前，中国就出现了许多社会团体，其中不乏讲求科学的团体。如上海农学会、南京测量学会、武昌质学会等。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出现了更多的科学团体。它们的组织与活动比以前的同类团体更加规范和专业化。比较有代表性的科学团体有：上海科学仪器馆（其前身是创办于1900年的亚泉学馆，1903年以后改名。主要成员有杜亚泉、虞和钦、王本祥等。出版《科学世界》）、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1907年由留欧的中国学生在法国巴黎组建，俞同奎为该会书记。成员20余人，均为研习化学的专业人员）[4](P295-296)。中国地质会（1909年由张相文等人在天津创立，张被推举为会长。次年创办会刊《地学杂志》，专门介绍地质学知识。）与以前相比，这个时期的科学团体主要由留学欧美、日本的理工科学人组成，专业理论知识水平较高，社团组织较为规范，学术研究的色彩比较浓厚。
6.科学小说 科学小说是清末民初的文学新品种，是传播科学知识、宣传科学思想的一个新途径。它们的问世是这一时期科学思想广泛传播的必然结果。科学小说有的发表在报刊上，有的则由各书社、书局编辑成书后出版行世。《绣像小说》、《小说林社》、《新小说》、《小说时报》、《新民丛报》等报刊都刊登过大量的科学小说。较有影响的有《新法螺先生谭》（东海觉我，《小说林社》1905年6月）、《生生袋》（支明著，韫梅评，《绣像小说》49-52期，1905年6-7月）、《乌托邦游记》（萧然郁生，《月月小说》第1-2号，1906年11月）、《世界末日记》（笑，《月月小说》第19号，1908年8月）、《飞访木星》（周桂笙译，《月月小说》第5号，1907年2月）等。其中既有创作，又有译著。署名“东海觉我”的《新法螺先生谭》生动地描写了小说主人公法螺先生漫游月球、火星、金星的奇遇故事，后来与包天笑译的《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合刊一册，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幻想小说之一。有识之士把科幻小说看作宣传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重要手段，大力提倡。徐念慈在《小说林缘起》一文中指出：“月球之环游，地心地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载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5]从辛亥革命时期起，中国学界又多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名词——科学小说。
上文提到的各种传播途径有的尽管久已存在，但在辛亥革命时期都已在数量和质量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大大拓宽了。此外，还增添了科学小说这一宣传科学的新形式，这就使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又一个科学传播的热潮。
二、输入的科技新知识和传播主体的转换
辛亥革命时期的科学传播不仅传播途径多样化，而且介绍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所介绍的近代科技信息具有新知识多、系统性强的特点，远非洋务运动时期输入的内容可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技术，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和飞跃。世界科技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备受国人重视，成为辛亥革命时期输入域外新知的热点。择要而论，输入的内容大致包括科学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科学基础理论的介绍
1.物理化学 1895年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在科学界引起轰动。1899年傅兰雅、王季烈合译的《通物电光》及时介绍了这一新发现。该书原著是由美国科学家莫尔登、汉莫尔合著。“通物电光”是当时中国学界对X射线的称谓。该书的最后一卷介绍了X射线在医学方面的应用。1898年居里夫人发现了镭。1903年鲁迅（署名自树）发表《说鈤》一文，介绍了镭元素的性质和使用价值，特别提到居里夫人对镭的发现和提取。文章写道：“法国巴黎工艺化学学校教授古蓠夫人，于授业时为空气传导之装置，偶于别及不兰（澳大利产之复杂矿物，即铀矿）中，见有类似X线之放射线，闪闪然光甚烈，亟告其夫。古蓠研究之末，知含有铋化合物，其放射性凡四千倍于铀盐。以夫人生于坡兰德（波兰）故，既以坡罗尼恩（即钋）名之，既发表于世。”[6]对X射线和镭的介绍都是在它们被发现后不久进行的，对这些知识的引进尚属及时。电化学在当时是一门新的分支学科，也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山西大学堂任教的瑞典籍化学教师常新富写的《无机化学》一书，设专节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电化学”，并指出，电化学是以研究化学能与电能之间转换的规律为对象，介绍了法拉第的电解定量规律、阿累尼乌斯提出的电离学说。
2.生物学 晚清学界对西方生物学新理论的介绍以进化论的影响最大。但是，严复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翻译的《天演论》仅是赫胥黎阐述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著作，并非达氏原著。1901年至1902年，留日学生马君武将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第三章“生存竞争”和第四章“自然选择”译毕，分别冠以《达尔文物竞篇》、《达尔文天择篇》的名称出版发行。虽然这只是达尔文原著的节译本，但这两章乃是达氏原著的核心部分，集中反映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精华部分，其意义不可低估。此期出版的其他生物学译著中，有相当多的作品如窦乐安的《克洛特天演学》、安东伊三次郎的《生物界之现象：动物篇》、横山又次郎的《生物之过去未来》等书都以阐发进化论为中心内容。《克洛特天演学》在从正面阐述了达尔文学说之后，还批驳了非难该学说的观点。安东伊三次郎的《生物界之现象：动物篇》不仅提出了对进化论的新理解，称进化论为“变迁论”，而且还介绍了西方生物学界兴起未久的遗传学，对孟德尔的学说备加推崇：“关于遗传之研究尚属幼稚，异说纷纷，右仅述其一派之说。若以维志莽氏（孟德尔）所言，遗传依染色体而行之者。其一生阅历中所受之变化，无遗传于子之事。而其生变化者，乃依染色体之量而然。”[7](P180,179)日本理学博士箕作佳吉的《动物学教科书》论述了“自然之平均”理论，即生态平衡理论。作者举例说明“动物与植物有因各自之生理作用而助相互生计关系”，认为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之平均”状态经常遭到破坏，人为的破坏造成的危害尤其严重。作者指出：“人为而破自然界之平均时，亦带来意外之结果。例如滥伐森林，其结果尤为可恐，不仅栖息于森林之鸟兽昆虫失其住所，而至消灭，又因之常降多量之雨水，不复止于山中，一时自河川流下，屡起泛滥，为人畜之大害。”[8](P5)书中论述的学理在今天看来尽管是浅显的，但却提出了当时人们所注意不够、而对以后社会发展影响甚大的环境保护问题。
3.地质矿物学 关于地质矿物学值得一提的是对结晶学的介绍。本来在洋务运动时期翻译出版的英国地质学家代拿的《金石识别》一书中就包括了“结晶图学”的内容，但由于受到洋务派在翻译指导思想上过分强调实用性的影响，译者只翻译了其中有关地矿学一般知识的部分，而删去了内容较深的“结晶图学”。这一疏忽迟滞了结晶学传入中国的时间。1910年在德留学的马君武翻译了德国矿物学家胡沙克的《矿物学》，介绍了国人所不熟悉的这一学科。该书涉及到结晶学的形成发展、基本原理、人造矿物研究、矿物分示法、结晶光学性质研究等问题，列举的西文参考书27种，多数内容为该学科在当时的前沿知识。
第二，关于应用技术的介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应用技术方面同样取得飞快的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日用工业、医疗等方面新发明不断涌现，无线电通讯、航空等新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就更是令人目眩。这些技术进步理所当然地受到国人的关注，被大量输入国内。
1.农业 罗振玉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农务会以及创办的《农学报》着重介绍国外农业技术知识。梁启超在《农会报序》中称该报“远法《农桑辑要》之规，近依《格致汇编》之例，区其门目，约有数端：曰农理，曰动植物学，曰树艺（麦、果、桑、茶等品皆归此类），曰畜牧（牛、羊、彘、驼、蚕、蜂等物皆归此类），曰林材，曰渔务，曰制造（如酒、糖、酪之类），曰化料，曰农器，曰博议（海内通人有贻书撰文论农务者皆附印报中谓之博议），月泐一编，布诸四海”[9](P130-131)。该报在10年间(1897-1906)刊登了大量介绍国外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信息。农务会还组织编译出版《农学丛书》百余种，介绍和推广欧美、日本的农业新技术。继《农学报》之后，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农学类报刊，如《北直农话报》、《湖北农会报》、《江西农报》等，都在介绍国外农业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医学 20世纪初，欧美、日本等国的医学事业发展迅速，国人对各国医学的介绍备加关注。在本文前面提到的此期国人创办的48种专门性科技报刊中，医学类报刊多达17种，其数量在各类科技报刊中首屈一指。它们介绍的国外医学新知识是难以统计的。在介绍国外医学知识方面，丁福保的贡献较为突出。他不仅主编《中西医学报》大量刊登介绍国外医学知识的稿件，而且从1908年起主持编辑出版“丁氏医学丛书”。这套医学丛书主要译自日文医籍，出版数量多达数十种。主要有：《新撰病理学讲义》、《临床病理学》、《病源细菌学》、《竹氏产婴学》、《新万国药方》、《新纂儿科学》等，涉及到医学、医药学各个领域。对于处于落后状态中的中国医学界来说，“丁氏医学丛书”的出版无异于及时雨。此外，《东方杂志》、《经世文潮》、《广益丛报》等刊物也刊登了不少国外的医学信息。
3.航空 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航空事业刚刚起步，中国关于世界航空信息和动态的介绍因而屡见报端。如《最新飞行器》（《农工商报》第16期，1907年11月）、《气球与飞机沿革略》（《国风报》第1年第1期，1910年2月）、《飞行船之新计划》（《地学杂志》第1年第3号，1910年4月）、《欧美飞行事业》（《地学杂志》第2年第14号，1911年5月）等文章，就介绍和报道了国外航空的最新动态。《欧美飞行事业》一文不仅介绍了欧美国家的航空业，而且还提到“日本之秘密飞行船”，披露了日本当局加紧扩军备战，发展空军的内情，指出：“日本现已购到各种式样之飞行船十四只，输入本国。是等飞行船概以个人之名义购入，其实皆为日本镇守府所托购。”文章还披露了日本正在建造“船身之长凡百五十米，备二重甲板”、可以停放“飞行船”的大型军舰。《地学杂志》第10号详细报道了旅美华侨冯如自制飞机，成功试飞的消息，称“冯如所造之飞船，乃嘉省自有飞船以来之最大者”。这些关于国际航空技术新动态的报道大开国人的眼界。
4.无线电通讯技术 无线电通讯是20世纪初西方通讯手段中的最新技术。这一新技术在国内得到及时的介绍。介绍的译著、译文有：《无线电报》（〔英〕克尔撰，〔美〕卫理、范熙庸译，江南制造局1900年版）、《无线电话》（《万国公报》188册，1904年9月）、《无线电话之发明》（《直隶教育杂志》第2年17期，1906年11月）、《欧美电信电话事业》（〔日〕中山龙次著，李景铭译，1910年出版）等多种。其中卫理、范熙庸合译的《无线电报》一书讲得比较系统，如其序所言：“此书虽仅数十页，而详述考得无线电报之法，甚为明晰，图亦精细，所言试验之法，毫无差误。”
除以上内容外，关于采矿、机械、汽车、火车、造船等方面新技术的介绍，在当时同样不绝于书。因限于篇幅，兹不一一列举。
辛亥革命时期传播近代科学出现新形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传播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致来讲，从鸦片战争后到洋务运动的几十年间，西学传播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外国传教士的手中。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统计，1896年以前出版的西学译著，中国人翻译者38部，中外学者合译者123部，外国人翻译者139部。中国人独译者仅占3项总数的12.67%，如果把中国人独译和参与翻译的两项译书数量加在一起也只占53.67%。可见，多数译著都成于外国人之手，而参与译书的中国学者多数不通西文，主要从事译文的润色工作，在翻译过程中只起辅助性的作用。这种情况到辛亥革命时期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辛亥革命时期，随着新一代翻译人才的成长，中国译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批经过资产阶级政治斗争风雨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开始成为输入西学的主体力量。在这个时期流行的西书绝大多数都是由中国译者翻译的。在反映辛亥革命时期西学传播状况的《译书经眼录》所收录的书目中，中国学者译著者415部，占译书总数86.28%，中外学者合译者33部，占译书总数6.86%，外国人翻译者33部。其中，仅中国学者独译者就占了压倒的优势。这种情况与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所反映的情况相比，形成了巨大反差。这说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西学东渐中，中国人已经掌握了输入西学的主动权，成为传播西学的主导力量。这种情况同样表现在近代科技知识的译介中。从事翻译近代科技知识的中国译者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诸如严复、马君武、张相文、丁福保、王季烈、杜亚泉、范迪吉、虞和钦、王学来、徐鸿宝、秦毓鎏、樊炳清、严保成、马叙伦、杨廷栋、杨国璋等，均为译著科技书籍的活跃人物。他们全都受过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教育，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较高的外语水平，能够独立地从事科学翻译工作。其中不少人还是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参加者和同情者，在思想水平、文化素质和语言表述能力等方面都胜过他们的前辈。正是在这样一批富有朝气的有志之士的努力下，才使辛亥时期科学知识输入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而科学信息的大量输入，势必会引起国人关于科学理念方面的重大变化。
三、国人科学思想的进步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格致学”向“科学”过渡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格致学”。明末清初，来华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熊明遇的《格致草》、高一志的《空际格致》等书的名称就使用了“格致”一词。在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外学者依旧称西方科学为“格致学”。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版的许多科学书籍大多以“格致”或“格物”为名。就现有资料来看，国人中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学者是康有为。他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出版的《日本书目志》(1897)中就列举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10](P624)等书目。1898年6月17日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多次使用了“科学”一词[11](P211)。查流行于近代的“科学”（指对英文原名的汉文译称）一词，是从日文中借用而来的。1874年日本哲学家西周发表《知说》一文，首次采用“科学”这个译名，即指近代自然科学。以后逐渐流行开来，传入中国。辛亥革命时期，国人使用“科学”一词的频率逐渐增多，出现了称谓使用上“科学”与“格致”并存的局面，而且大有前者取代后者的发展趋势。本文前面列举的科学类报刊中，刊名采用“科学”的有6家，使用“格致”的仅1家。《译书经眼录》收录的科技类书目中，有的称“格致”，也有叫“科学”的，两者交叉使用，反映出时代的特点[12](P10)。许多西学译者论者在自己的著译中都曾大量使用“科学”一词。马君武写于1903年的《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论述了西方科技史，文中所用“科学”一词俯拾即是。如“中世纪之人，无治自然科学者”；“十七世纪之大成功，即科学之进步是也”[13](P187-198)。“科学”一词的使用还见诸于清朝官方文字。在1907年清政府筹备立宪的官员奏议中，御史徐定超奏称：进入学堂的学生学习中学，“兼习泰西各种科学，科学即通，始入大学”。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递呈的奏折标题就是《请变通学务科举与科学并行中学与西才分造》[14](P979,981)。可见，在辛亥革命时期，“科学”一词的使用开始流行起来，形成与“格致学”竞长争高的局面，为在民国时期“科学”一词的使用最终取代“格致学”奠定了基础。关于科学的称谓从“格致学”到“科学”所发生的变化虽然只是一词之差，但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则有重大区别。“格致”一词来源于儒学经典《礼记·大学》中“格物致知”一语，本义指的是儒家提倡的养德修身的方法。后来人们尽管给它赋予了新的解释，用它来作表述西方科学的术语，但它毕竟是一个与传统经学有着密切渊源的词汇，带有明显的儒学色彩，并不能完全涵盖近代科学所包括的丰富内容。它为“科学”一词所取代完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人科学观念的重要进步。
2.深化了对科学内涵及其重要性的认识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国人对格致学即科学的认识尚停留在器物科学观的水平上，只把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或者是其中的某些分支学科，如物理学等。以后的维新派初步摆脱了洋务时期器物科学观的影响，对科学作了广义的解释，即把科学看作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知识体系。而到辛亥革命时期，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更加全面了、深化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
其一，作自然科学的理解。有人对“科学”一词的来源作了论述：“科学者何？所谓形下之学也。科学二字，为吾国向所未有，盖译自英文之沙恩斯Science，英文之沙恩斯，又出于打丁之沙倭Scio，沙倭云者，知之谓也。至十六世纪，沙恩斯一字乃与阿尔德Art一字相对峙，盖沙恩斯为学，而阿尔德则术也。至十七世纪，沙恩斯一字又与律多来久Literature一字相对峙。盖沙恩斯为科学，而律多来人则文学也。兹义实传至今日，传至东方，传至我国，此科学二字所由来也。”[15]文中所说的科学显然是指自然科学。这种认识在当时很有普遍性。
其二，作广义的解释，把科学称为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层次的知识体系。孙中山的科学观正是建立在广义的科学概念基础之上的。他说：“世界之学有二大类，其一曰自然科学，其一曰人事科学。自然科学者，如天算、地文、地质、物理、生物、化学是也。人事科学者，如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历史学是也。”[16]（《平实开口便错》，P386）严复为“科学”下的定义是：“执果穷因，是惟科学。”[17]（《译〈群学肄言〉自序》，P123）他所理解的“科学”也是一个内容广泛、层次诸多的知识体系。他按照“西学通例”把科学分为三个层次，“一曰统挈科学，二曰间立科学，三曰及事科学。”统挈科学包括“名数两大宗”，即逻辑学和数学。间立科学“分力质两门”，“力如动静二力学水学声学光学电学，质如无机有机二化学”。及事科学是指“治天地人物之学也”，包括天文学、地质学，“人有解剖，有体用，有心灵，有种类，有群学，有历史，物有动物，有植物，有察其生理者，有言其情状者”[17]（《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P130）。在严复提出的这个科学系统中，以逻辑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包括了应用科学、思维科学和各门社会科学。沟通自然与人事的是群学，即社会学，因为“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17]（《原强修订稿》，P18）。在他提出的这个科学体系中，社会学居于较高的层次。
其三，从方法论的角度界定科学。西方近代科学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一系列科学方法的运用推广。严复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强调过这个问题，指出：实验法是西方科学发展遵循的一条根本法则，“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17]（《原强续篇》，P45）。辛亥革命时期，严复出版了他的译著《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逻辑学，尤其强调归纳逻辑的重要意义。在此风影响下，一批讲逻辑学的译著先后问世，如《辨学》（王国维译）、《论理学达旨》（林祖同译）、《论理学纲要》（田吴炤译）等书，对于国人讲求科学方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马君武就认为，逻辑学（时称论理学）是“科学之科学”，指出：“盖各种科学皆须以论理学分析之，查其元素之微，明其聚集之故，究其连合之因，考其组织之序。故论理学者，实凡百科学之科学也。”[13]（《弥勒约翰之学说》，P146）严复不仅提倡“以事验理”的科学方法，而且还倡导“黜伪而崇真”的科学精神。在他看来，“汽机兵械”、“天算格致”不过是科学中之“形下之粗迹”，而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才是科学系统中的“命脉”和精华。因为“明者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见者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术，而后可存”[18]（《民约平议》，P337）。
3.进一步认识科学的重要性，呼唤“科学救国”
当时的先进分子强调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主张走科学兴国之路。他们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蒸汽、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字石印之法兴，士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19]科技发展不仅关系到工农业生产，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存亡，有人说：“通世界万国，有急剧的战争，有和平的战争，或战以工，或战以农，要莫不待助于理科（案：科学）。是故，理科者，实无形之军队，安全之爆弹也。凡国于斯土者，能战胜于斯，则其国强、其民富；不能战胜于斯，则其国弱、其民贫。”[20]马君武对比了中国与西方在近世社会发展上的巨大反差，感慨地说：“西方以科学强国强种，吾国以无科学亡国亡种。呜呼！科学之光，其期匪古。及今效西方讲学之法，救祖国陆沉之祸，犹可为也。”[13]（《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P198）为此，学界的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在列强虎视鹰瞵、步步进逼的威胁下，中国提倡科学、发展科学，实行科学兴国，刻不容缓。《瓦特传》作者王本祥疾呼：“吾草瓦特传，吾愿吾国民知实业为生产竞争之铁甲舰、开花弹，而理科（科学）又为实业之基本金。急起而实行之，勿贻后日不能自存之悔也。”[21]各级学校开设自然科学课程、宣传科学的重要性、开展科学研究等做法，就是国人在当时为振兴国家、救亡图存而做出的谋划。
4.深入阐述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
科学与民主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核心内容。大致说来，中国人接受近代科学早于接受近代的民主理念。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魏源以及后来的洋务派已经表示了对科学的赞成。中日甲午战前的早期改良派及戊戌维新派鉴于洋务派片面提倡科学而拒绝民权的弊病，在提倡科学的同时又提出兴民权的问题，初步把科学与民主联系起来。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达。
许多革命派志士都经历了从科学到民主、科学与民主并倡的思想发展历程。孙中山早年曾系统钻研过自然科学，荣获医学硕士学位。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看到，由于清朝的腐朽统治，国家没有民主，使得“新器之创造，新学之发明，人民以惕于死刑，罕敢从事。是故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16]（《伦敦被难记》，P51）他认识到：要救中国，光有科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民主来做保障。为此，他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进行革命。革命派的科学理念更加鲜明，对民主的追求超越了康有为等改良派所固守的君主立宪，以民主共和制度为奋斗目标，把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提高到新的水平。在革命派看来，迷信与专制是阻碍中国前进的两大障碍，要反对迷信和专制，必须以科学与民主为利器，认为：“人类进化，脑关改良，科学以兴，公理乃著，此新世纪革命之本原。”[22]他们还把科学发展与民主革命兴起视为新时代的特色，指出：“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膨胀，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23]这里所说的“革命风潮”指的是民主革命，强调了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时代意义。与此同时，革命派还论述了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科学真理，一本于自然，不外乎人道。”以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为例，父与子，夫与妻，“若顺于科学公理，人当本于构造与生理各从其欲，各为其所宜。”因此，“父人也，子亦人也，故父子平等”；“夫人也，妇亦人也，故夫妇平等”[24]。由此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谬说。用生物学、生理学原理阐述人的自然本质，在此基础上得出人人政治平等的结论。这正体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先进分子在学理上对科学民主并举思想的新理解。他们还认识到，科学、民主只有同时提倡，相互辅翼，才能推动社会进步，指出：“哲学家为其先锋，科学家为其后劲，推阐新理，精益求精”，而且“理想在前，物质在后，理想有进步，而后物质有进步”[25]。这段话同时强调了科学和民主的重要性，并把民主（即文中所说的“理想”）放在前面加以提倡，以民主带动科学（即文中所说的“物质”），这显然是针对当时中国政治黑暗、社会革命迫在眉睫的现状而发。
总之，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科学传播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国人对科学的认识更加深化。国人的科学观不仅开始从旧式的“格致学”向“科学”过渡，而且对科学的认识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理念。人们不再把科学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而是把它视为一个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知识体系，并深入到科学方法的层面予以理解，进一步发挥了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从而把国人的科学观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四、余论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科学传播、科学思想不是迟缓了、低落了，而是有了新的进步：科学传播达到新的规模，传播的途径更宽阔、内容更丰富，并出现了传播主体角色的转换；国人对科学的认识更加深入了，对科学的传播和宣传已经成为在国民中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传播为进步势力批判封建主义、迷信思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如革命派就曾以科学道理揭穿鬼魂说的虚妄性，指出：所谓“鬼火”其实是“磷质之发光”。“磷质”不过是构成天下万物的一种普通元素，“西人谓之光药，吾国译之为磷，土中、石中、植物中莫不含之，而惟动物之骨中，含之最多”；“由此观之，鬼火者，磷质之误认物也；磷质者，鬼火之真相也。磷质可于兽骨中收取，是人而可造鬼火矣；人而可造者，是谓人火，岂得谓之鬼火乎！”[26]（第1-5期合订本）这些科学道理的阐述对于鬼神迷信之说无异于釜底抽薪，直接撼动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时期的科学启蒙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展做了不可缺少的思想舆论准备。
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科学传播新局面是多种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无疑是宣传介绍科学的主要力量，始终站在宣传科学思想、传播科学知识的最前列。许多在政治圈以外的知识分子也积极从事科学知识的译介工作，其作用不容忽视。此外，清政府在清末最后10年所推行的“新政”中的一些政策措施，如举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奖励发明创造等，对科学传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外国在华的文教机构和传教士在这个时期所做的科学译介工作，尽管由于中国学人中翻译群体的崛起而退居其次，但他们发表的科学著译的数量亦相当可观。然而，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与辛亥革命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场革命的影响。辛亥革命对封建主义猛烈冲击的震撼，革命派对迷信、愚昧、保守意识的批判所造成的开放、求新、求变的社会氛围和舆论氛围，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为科学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这场革命不仅为科学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舞台，而且造就和影响一大批中国自己的科学介绍者、宣传者和研究者，打破了西方传教士垄断译介近代科学的局面，揭开了中国近代科学及科学思想发展的新的一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时期国人的科学思想正处于从传统科学观向现代科学观过渡的转折点。它既把前人对科学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又为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口号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有着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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