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聚类分析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出论文,地方财政论文,结构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地方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典的财政理论根据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将公共产品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公共产品，根据“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相应的决定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支出责任。对于地方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比更能了解居民的偏好，对地方的情况更熟悉，因此，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该种公共服务的提供具有相同成本或成本相差不大时，地方性公共服务更适合于地方政府提供，这也就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应该具有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目前中国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达70％以上，如果试图优化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就必须重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问题。
一、文献述评
自19世纪末以来，Wagner等著名的经济学家就开始了公共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后，许多学者对这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Arrow和Kurz[1]在构造公共支出模型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近几十年来，面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思潮的兴起，各国政府纷纷开始严格控制财政支出规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而在进行财政调整时，面临削减部分财政支出的选择。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受到财政约束的限制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削减保健支出、教育支出、基础建设支出，还是削减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Devarajan，Swaroop and Zou)[2]。
长期以来，对于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在理论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学者的研究得出了三类不同的结论：第一类学者的研究指出经济增长与生产性支出正相关，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甚至有负作用。Grier和Tullock(1989)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15个国家的截面—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的经验分析表明，GDP的实际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性支出比率是显著负相关，相反，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环境。Aschauer强调要区分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资本积累的不同作用，他的经验分析表明，政府资本存量对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正效应，但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要小得多[3]。Barro明确区分了财政支出中的非生产性政府消费和生产性公共投资[4]，并对98个国家1960—1985年间的人均GDP增长率进行了若干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公共消费对人均GDP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公共投资对人均GDP有正的影响，但统计上不显著。第二类学者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正相关，与生产性支出负相关，Devarajan，Swaroop and Zou(1996)通过对43个发展中国家近20年的统计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总支出中的比例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而政府的非生产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基本建设上投资比例太大，而忽视了经常性的公共支出，如行政管理费用、社会治安、社会福利等。第三类学者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与生产性支出的关系不确定，如Hulten和Schwab[5]的研究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公共基础设施对生产率的替代有正的效应；Munnell[6]和Gramlich(1994)的研究认为公共投资中基础设施的生产性效应不确定。
国内学者郭庆旺等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7]，其结论为：财政总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财政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大，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远远高于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马拴友对我国财政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8]，部分生产性支出(基本建设支出、企业增拨流动资金等)和部分非生产性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行政管理费用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部分生产性支出(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文教支出、国防支出)和部分非生产性支出(工商部门事业费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曾娟红、赵福军的实证分析指出，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社会文教支出和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我国财政支出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9]。
纵观学界对中国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同学者在模型设置、计量方法和测算口径上多有不同，但是绝大多数的学者在模型变量中都仅采用了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变量，而且很少涉及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而对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就更匮乏。针对已有相关研究的不足，本文拟就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关联性展开研究，并用聚类方法和面板数据(panel data)对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二、以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为主要指标聚类划分区域类型
为了克服传统区域划分方法的缺陷，本文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各地区经济类型做进一步的分析。为了更加简捷地说明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并且为了消除各地经济存量的影响，我们在分析中采用了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和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即以基本建设、科教文卫、行政管理和社会保障支出分别占地区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类型结构分类的指标。我们对2005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采用的统计软件为SPSS11.0，按照不同的类距离定义，整理得到如下分类结果(如表1所示)。各种谱系聚类图由于篇幅所限而省略，备索。
这3种分类结果基本一致，考虑到分类分得越细越好，这里倾向于采用第二种，即按最远距离的分类结果。如果某一个地区至少两次出现在某个类中，则将此地区归入这个类，重新整理数据，得到2005年截面数据的最终分类结果(如表2所示)。
如果某一地区至少3次出现在某个类中，则将此地区归入这个类，对这6组分类结果重新整理，得到最后的分类结果(如表4所示)。
从2000年的数据开始，除了个别省份外，各省的类属基本稳定，大体分为4类，这可以分别代表4种不同的经济发展类型。
通过观察发现，前两类所包含的地区大部分属于我国相对发达的地区，并且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较合理，但可能由于影响发展的因素不同，又被分为两种类型；后两类所包含的地区大部分属于我国相对落后的地区，这两类地区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也亟须优化，同样可能由于影响发展的因素不同，也被分为两种类型。
西藏由于在大多数聚类过程中，都是自成一类，然后才与某一个大类聚为一类，同时也考虑到现实中西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故分类中排除了西藏。海南省由于数据不全，故分析中也不包括海南省。
此外，传统的地区分类与本文分类对比如表5所示，两者有显著差异，其中，东部(除海南)和中部地区分别包含有3种发展类型的省份，西部地区包含有两种类型。由于不同类型的省份影响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同，因此，传统的分类中每类都包含不同类型的省份，以此分类为基础的进一步分析难免会产生片面性。
三、基于地区类型划分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实证检验
考虑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根据上文划分的四大区域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采用的回归方程为：
表6中5个回归方程的Hausman检验W值都显著。因而这5个回归方程均采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地方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负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地方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地方行政管理费用的比重在回归方程(2)中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在回归方程(5)中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地方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其中在回归(5)中有很强的显著性。在进行回归分析时，仅仅考虑某一类支出的比重与综合考虑多类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呈现不同的回归结果，这主要是因为本文考察的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单独考虑某一类财政支出时，因其有正的边际产出，增加这类支出会促进经济增长，但若将几类财政支出同时考虑时，在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某一类财政支出会减少其他类财政支出，若增加的这类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低于其他类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就会出现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问题。从表6中还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城乡从业者总人数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正相关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
表7中除了回归(3)没有通过Hausman检验外，采用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其他的回归方程都通过Hausmsn检验，采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结果显示，地方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负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地方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地方行政管理费用的比重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地方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正相关的，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城乡从业者总人数的增长率反而与地方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可能与我们所选用的城乡从业者总人数的增长率并不能反映所有的就业情况有关。
表8中每个回归方程的Hausman检验W值都显著，因而这5个回归方程均采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地方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地方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地方行政管理费用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地方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其中在回归(5)中有很强的显著性。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正相关的，城乡从业者总人数的增长率与地方经济增长正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
表9中除了回归(1)和(2)没有通过Hausman检验外，采用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其他的回归方程都通过Hausman检验，采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地方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地方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地方行政管理费用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地方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与地方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其中在回归(5)中有很强的显著性。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正相关的，城乡从业者总人数的增长率与地方经济增长正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
四、简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根据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特点，本文使用聚类分析方法将全国的区域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4种类型。前两种类型的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比较合理，但是也有待进一步优化。后两种类型的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亟须优化。同时，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比较鲜明的地区差异性，不同地区的各项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差异性较大，因而，在优化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时，一定要注意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及各项地方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相适应。在经济发达和较发达地区要适当降低地方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比重，在经济欠发达和落后地区要保持一定量的基本建设支出比例。在经济落后地区，行政管理费的增长是必要的，而在经济发达地区，行政管理费用的过快增长已经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科教文卫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在发达地区和较发达地区对地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需要加大支出力度。
总之，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一方面，各地区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强地方财政实力，另一方面，各地区要在现有财力的约束下，整合地方财政资源，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科教文卫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比重，逐步缩小区域间差距，增强地方财政的公共保障能力，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和环境质量，促进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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