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的理念和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群关系论文,理念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更新“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的理念 密切党群关系最根本的，就是切实维护以工农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里包含几个要素：一是“利益”关切；二是这个利益是“根本利益”为主；三是在各方面利益中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主；四是在最广大人民群众复杂的阶级阶层和社群族群利益中以工农利益为主。 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其中立场即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从根本上讲是由人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和地位决定的。”①马克思在1842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就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他在《神圣家族》中继续强调，“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他以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例，认为正是资产阶级争取经济政治社会利益和地位的“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因而“赢得了”一切。③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即明确提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④必须始终坚持为无产阶级、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 然而，“利益”又是个内涵和外延复杂宽泛的概念。从内涵的视角看，有经济、政治、社会利益的分别；从阶级阶层的视角看，有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立；而在同一阶层或族群内部，还有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社群利益和国家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切身利益与根本利益的区别，等等。对这些利益诉求，既要有所区别，又要辩证统一的对待。在经济、政治、社会利益面前，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原理，首要的是满足人们的经济利益。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立面前，马克思主义政党主要要维护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个人与集体和国家、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切身与根本利益面前，则更多要注意其关系的辩证统一性。一则哲理小故事讲道，从前有两个饥饿的人得到了一位长者的恩赐：一根鱼竿和一篓鱼。其中，一个人要了一篓鱼，另一个人要了一根鱼竿，得到鱼的人只管吃鱼，吃完后就饿死了。而得到鱼竿的人只想着赶到海边钓鱼，但还未赶到海边也饿死了。而只有他们合作共同去找寻大海钓鱼，并在此前共同分享那篓鱼，才能既不饿死又能赶到海边钓到鱼。这则故事意在说明，一个人只顾眼前的利益，得到的终将是短暂的欢愉；一个人目标高远，但也要面对现实的生活。⑤可见，必须将个人与集体和国家、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切身与根本利益结合起来，注重其间的辩证统一。 然而，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政治的因素互为交叉，阶级阶层的社会结构日益复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扭结，使得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并不容易。一般而言，在党群、干群，或官民之间，群众往往更重视经济利益、眼前利益、个人利益和所属社群或阶层的利益，而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往往要从全局出发，而更专注政治利益、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共产党所处的执政地位，又使其面对不同阶级阶层和社群族群利益时，为社会和谐和大局稳定，而不得不注重平衡各方面利益。其结果，就造成了为群众谋长远利益时，如果暂时侵害了群众的眼前利益就会被群众不领情，想讨好所有人却得罪了所有人的尴尬局面，而使党群关系难以相互理解和沟通。 因此，党员干部在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时，既要注重辩证统一、面面俱到、统筹规划，也要注意立场坚定、有所侧重、有所取舍。有句俗话说，只有上帝不选边站，《圣经》上讲“耶和华是公义的”，但在帮助摩西对抗埃及人时，耶和华使埃及人全部的牲畜都死了，而“耶和华必把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人的牲畜分别出来；所有属于以色列人的，一只也不死去”⑥。可见，再公允的仲裁者面对不同阶层社群的利益纠葛时也难以完全中立。实际上，公允和正义不是靠中立来实现的，而是靠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实现的。作为犹太人的神，耶和华一般是支持摩西的，但如果摩西的出走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和犹太人福祉，即便是犹太人的神，耶和华也不见得会支持摩西，就好比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城，若不合道也要被神所毁灭一样。因此，共产党在面对不同阶层社群的利益纠葛时，一般是支持以工农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但也要顾及社会发展的整体诉求，例如在处理劳资矛盾时，就应更加注重利益间的平衡和调和，如果劳资间的利益对立导致两败俱伤，并不利于社会生产的持续发展。而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又应以整体和根本利益为重点，例如在制订税收或拆迁政策时，如果因此侵害了群众的眼前利益或局部利益，或者暂缓、或者补偿、或者试点让群众看到实践的结果再行推广，就更能被群众所接受。 应当明白，群众不是傻子，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在实践中，群众不满的往往不是党中央的理论和政策不正确，而是不满于落到基层后或者不落实、或者走了样，或者阳奉阴违。实践也证明，那些真正把中央政策落到实处的地方，干群关系往往都比较好。 二、改进“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的作风 改进密切党群关系的作风，必须保证人民群众的共富、共享、共有，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近年来，党员干部走转改、面对面、同吃同住同劳动，咨询会、议政会、恳谈会，各种改进作风的方式方法层出不穷、创新颇多，但党群干群官民关系仍然存在疏离感和不信任感，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在一次次公共事件和危机处理中遭到消解。究其原因，不在形式，而在形式主义。如果党员干部说的和做的不一样，承诺的事落实不下来，没出事争相抢镜、出了事推诿卸责，那么到基层去多少遍、和老百姓唠多少嗑，党群关系也改善不了。 要使群众对共产党有信任感和依托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来解读社会和党群关系。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思想”，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已经63岁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刚刚辞世不久就总结道，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我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下面这一点。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而“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⑦而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68岁的恩格斯仍然继续强调：“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⑧。这一“基本思想”告诉人们，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和社会形态更替的，在根本上并不取决于国王、教皇、或精英等英雄人物的个人魅力和言行，也不取决于宗教、主义、信仰等精神力量的控制和影响。尽管这些政治的、精神的因素在塑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会有着巨大的影响或反作用，但归根到底是取决于在“每一历史时代”中起主要作用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这两大因素，而后一个因素也是由前一个因素所决定的。后人用较为通俗简明的用法将之概括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或者“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金钥匙”。 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思想”来解读社会和看待当前的党群关系困局，就会看得很清楚。在《共产党宣言》正文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⑨因此，有多少社会关系、有多少所有制就会有多少思想意识，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⑩。现在群众工作难做、群众思想难理顺，根本原因在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多种所有制和“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趋势，导致了社会群体间的分化疏离和利益矛盾，即便是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仅在眼前和具体利益上，并且在一些长远乃至根本利益上都存在不同的取向和诉求。这时，一些党员干部在处理这些人民群众间的矛盾时，要么无所适从、要么好人主义、要么被资本俘获、要么自成一派与民争利，如果群众既没有看到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的前景，也没有获得改革发展的成果共享，那么所有贴近群众的形式，都将沦为形式主义。 因此，作风问题不仅仅是个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本质上更是立场问题和经济问题。多年来，人们往往就作风而论作风，常常收效甚微，就是忘了其背后的本质问题。从清王朝的覆灭、国民党的败退台湾，乃至苏东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其官吏和干部作风的变质都和立场与经济生产关系的变化分不开的。因此，要改进密切党群关系的作风，还是要从立场和经济上着眼，首先保证人民群众的共富、共享、共有。即在“经济生产”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在“社会结构”上，坚持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主体地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促进社会阶层和谐，防止人民群众内部的分化疏离，使阶层社群的矛盾走向不可调和的渊薮。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1)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2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时强调，在改革中要突出重点，对准焦距，找准穴位，击中要害，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12)。 三、创新“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的方法 真心想要解决困难，那么办法就比困难多，真心想着联系群众，那么办法也会层出不穷。那些近年来所创新的党员干部走转改、面对面、同吃同住同劳动，咨询会、议政会、恳谈会等等，也会由不痛不痒的形式主义，又会还原为鲜活实用的创新形式。 形式和内容之间，内容更重要。就好比计谋无论怎样千变万化，大多不出“三十六计”的范围和变种，而目的是为了争取胜利；卦爻无论怎样千变万化，大多不出“六十四卦”的范围和变种，而目的是为了准确预测。如果党员干部的真正做到了“人民利益至上”，真心想着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那么有几个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就够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制度问题已成少数干部惯用的挡箭牌，工作推进不顺时，有的干部会声称：“不是我们没努力，都怪机制不健全”；促进发展出现失误时，有的人会辩解，“根源在于制度有漏洞”；改革需要强力推进时，有的则振振有词，“先得建立完善制度”。(13)毫无疑问，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好的制度可以保护好人做好事，防止坏人做坏事，并使公权力建设走向正规化、规范化。但是，清末、民末越来越健全完善的制度也没有发挥效力，而建国前的延安各项制度机制并不健全也没有影响共产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也表明，制度也是靠人执行的，如果规章制度上了墙却不走心，仍然是落不了地的。 在方法的选择和设计上，则需要注重科学性和实效性。如果联系群众的方法不科学，不符合人性和规律，则效果不好、也不会长久。比如，在各地基层出台的干部驻村驻点联系群众的方式方法中，有的地方强制要求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其联系群众的初衷是好的。但实际上，今天的陌生人社会和个人隐私权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代，连隔壁邻居和亲戚朋友都不方便住到人家里的情况下，像解放前那样干部住在群众家里的情景就并不容易复制。还有报道说，某镇的干部进村入户劝说群众发展种植养殖业，并扳着指头算账，种一亩葡萄、养一只山羊，能有多少多少收入。因为有干部的倡导和政策的扶持，部分农民投进去不少钱。但试水后却发现“水土不服”，究其原因，才知道之前说的高收益，是领导大致估算的。可见，事先不做认真调研，光看到别人的效果却忽视了“因地制宜”，有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的形式和行动，却忽视了帮扶的科学性，也难以取得实效。(14) 在效果评价上，党员干部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时以身作则、说到做到最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和信服。在互联网时代和信息社会，群众的素质越来越高、眼界越来越宽、信息越来越广，要求越来越严。对于说空话、套话、官话，喜欢作秀、不干实事的干部最为反感。尤其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贪官污吏和裸官庸官，常常是到基层跑一圈、与群众见完面、照完相，走一下调研的形式，回去却继续贪污；还有一方面大讲社会主义好、一方面却将老婆子女送往“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裸官，一旦被群众讥讽人肉，就经不起组织调查；还有在反腐风暴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势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的南郭先生们，无论怎样作秀，都不可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和信服。 实际上，人民心里有杆秤，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就一定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和信服。“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15)对于原中共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即便他没有什么长篇大论的文章讲话，群众一样尊重他。对于原中共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任长霞，即便她没有时间出席所有的治安动员会，群众一样理解她。对于原中共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植树模范杨善洲，即便他没有时间到村民家里嘘寒问暖，群众一样敬佩他。究其原因，乃是群众通过各种层面的咨询了解或亲身感触，判断他们是“心中有群众”，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因此，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思想上的关口是最重要的闸门，思想“闸门”不紧，行为做派就会“漏风”。反过来讲，“思想上的返璞归真，党性上的固本培元，可以激发起行动上勘误纠错、踏实奋行的自觉”(16)。如果在思想上能够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则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思想自觉”就会引领“行动自觉”。 四、营造“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的社会舆论 在互联网+时代和信息社会愈益发达的今天，在更具权利意识和个人见解的80、90后新青年、新群众愈益走上前台的今天，营造“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的社会舆论、防止国内外不同势力和别有用心的分子消解共产党的群众史观、破坏党群关系十分重要。然而，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形式如何变化，载体如何转移，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中宗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信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都不能改变。 面对各种破坏党群关系的社会思潮，共产党有一个自己的“圣经”和“法宝”，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工农群众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在各种势力极力推动全面私有化、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今天，共产党丢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是自废武功，就必然失去工农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如今，网络、媒体、舆论的混乱失序，人民群众的思想混乱迷茫，其原因不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所要求的，即在“经济生产”和“社会结构”上坚持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基本理论上，节节退缩的后果。如果人民群众在“经济生产”上看到的不是共同富裕而是贫富分化，在“社会结构”中看到的不是阶层弥合而是阶层固化，怎么相信共产党还在坚持社会主义，又怎么能让党群关系能像建国前那般紧密呢?! 因此，营造“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的社会舆论，必须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网络、社区等新媒体，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中尽速打造马克思主义的舆论宣讲阵地，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治势力争取群众。更重要的，是党员干部要打通党群关系的“最后一公里”，到“青年学生中去”、“到工农中去”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当年，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相结合，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当年，正是毛泽东、刘少奇深入铁路矿山、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才为中国革命争取了广大群众。如今，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国内外各种势力和阶级、宗教、社会团体都在努力做争取群众的工作，在改革不断深化触及深层利益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要使自己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被群众所接受和认同，必须争取到思想最敏感活跃的青年学生和占中国社会结构主体的工人农民的支持。 现在，不是少党员干部在基层面对群众宣讲马克思主义时，要么自己不懂，以其昏昏、难以使人昭昭。要么不信，自己贪污腐化，如何敢于宣讲，要么不敢讲彻底，担心影响改革开放和私营经济的发展。群众对此也只能以不理、不屑、不解来回应。 实际上，怕接触群众的党不是共产党，怕接触工农的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历经160余年而不倒，靠的是其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审视人类社会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综合表象找规律的，如此才能将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7)。马克思主义历经各种社会思潮辩驳而不败，靠的是其彻底性。“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8) 就以当下许多人讳言的“阶级斗争”为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中，“经济生产”和“社会结构”这两大因素能够发挥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每一历史时代”的限制条件，在原始共产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历史时代”，自然就不再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而在人类社会尚未消灭阶级的“历史时代”，资产者和无产者这两个“社会群体”由“利益集团”到“社会阶层”，再到“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形成”，最终因为矛盾不可调和导致“阶级对立和斗争”，则都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经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因而，只要有私有制的“经济生产方式”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就难以消灭。当然，阶级阶层的对立和斗争也分为“可调和”和“不可调和”的阶段，经济、思想、政治和军事斗争的不同方式，“议会斗争”和“革命斗争”的不同道路，“暴力”和“非暴力”不同手段的应用，都是依据不同时代、国别和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不能一概论之。当前，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在经济上主要是争取集体谈判权和劳资和谐，在思想领域就主要是社会思潮和重大理论论争。 至于资产者所担心的未来会“卸磨杀驴”和“收缴私产”的担心，马克思早就讲过：“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因此“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19)列宁同样强调：“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20)因此，工人革命在“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后，就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1)。何况从中国的“历史时代”来看，当前更是处于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之后的长时期内，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仍是中心任务，不可能对私营经济“卸磨杀驴”，只是为保证社会主义性质和避免两极分化，不使之成为主体罢了。而对于资产者个人，马克思也曾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因此，“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22)。可见，马克思只是要改变不公平不合理的“经济生产方式”，而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资产者或“收缴私产”。并且在无产阶级通过改变不公平不合理的“经济生产方式”解放自己的同时也就解放了全人类的思路看，马克思是要使无产者和资产者都从那种“异化”的劳动关系中解放出来。 可见，如果对这些理论问题置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代”来考虑，将一些理论问题讲清讲透讲彻底，未必不能让群众信服。现在面对一些理论争论和各种势力的攻讦，一味妥协退让或实行回避的“鸵鸟政策”，其结果反而是，敌对势力得寸进尺，资产者担心撤资，工农群众离心离德。 日前，中共中央已经下发《关于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就已经要求领导干部上讲台为高校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上讲台的领导干部重点是省级领导干部，每个领导干部每学期至少上一次讲台，保证每所高校的学生每学期至少听一次地市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报告或形势与政策课。有鉴于此，讲师团应当再下一层，不仅止步于县乡领导和党校干部层面，而应进到村级大讲堂，直接面对村干部和群众。大学教授、青年学生和机关干部也可以告别在“书斋里呐喊”、“茶壶里掀风暴”，只顾埋头读书、忙于琐碎事务的窠臼，走进田间地头、工厂矿山、社区乡村的“最后一公里”，在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和劳动实习之外，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多与工人农民座谈交流。与过去不同“掀起革命”和现在有些人鼓吹的“告别革命”不同的是，现在既不是“掀起革命”、也不是“告别革命”，更不是去群众中鼓吹恐怖主义、极端政治主义，或暴力流血和街头政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23)而是依据当前中国的社会“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结构”条件，开展协调劳资关系的工作，拓展密切党群关系的渠道，营造促进社会和谐的氛围。 注释： ①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年第7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6、28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⑤http：//www.201980.com/lzgushi/zhihui/4576.html. ⑥《圣经·出埃及记》。 ⑦⑧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4、50～5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11)《党的十八大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12)习近平：《科学统筹突出重点对准焦距 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人民日报》2015年2月28日。 (13)杨学博：《岂能动辄归咎于制度》，《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8日。 (14)丰剑：《引进经验需要本土化》，《人民日报》2015年7月29日。 (15)《诗经·卫风·木瓜》。 (16)本报评论员：《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人民日报》2015年8月6日。 (17)(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20)《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标签：社会结构论文; 马克思是个90后论文; 阶层固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宣言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