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网络成瘾”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青少年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18(2010)05-0554-560
1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互联网在中国开始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人数已达3.84亿人(CNNIC，2010-01)，稳居全球第一，其中10～19岁人数占总数的31.8％，约1.22亿人，是中国网民的第一大用户群体。但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仅为28.9％，尚有很大发展空间。
互联网一方面给青少年的学习、交往带来极大便利，使他们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尽情地享受着现代科技文明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快乐。另一方面，网络作为科技的“双刃剑”，其负面效应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多方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网络成瘾”现象。
网络成瘾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形成的一种新型成瘾现象。现在学术界对于网络成瘾还没有一个标准化的统一判定标准。网络成瘾在研究中又称为“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这是一种多维度的综合症，包括认知和行为的诸多症状，这些症状可能导致如社会退缩、逃学、孤独、抑郁等社会性的、学业的、健康等方面的消极后果(Caplan，2005；Davis，2001)。
据我们对累计4千余名青少年的调查，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比例约为5.40％，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比例，尤其是对孩子已经“网络成瘾”的家庭来说，更是因此寝食难安。那么，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呢？我们从青少年发展的角度，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指导我们研究工作的大体理论假设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方方面面在网络环境中也会依样葫芦，并且，互联网独有的特点又会使得青少年的网络心理别具一格——青少年的“网络成瘾”与其现实生活状况难脱干系，互联网本身的特点若用之不慎，则是火上浇油。
2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
关于青少年网络成瘾影响因素的一系列研究以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论框架，围绕影响网络社会中青少年成长和发展的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等方面的因素，试图澄清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特点是如何影响其网络成瘾行为的。
在一系列研究中，我们选取了全国多个省区的青少年学生4000余人作为被试，他们的年龄在10～19岁之间。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调查法、测量法、访谈法、文献研究以及个案研究等多种方法。
2.1 青少年分离—个体化过程、自我中心思维与PIU
随着身体、心理和社会性的发展，个体在青少年期会经历“分离—个体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过程，他们会逐渐从心理上与父母保持一定距离，自我意识增强，希望独立自主，并会努力发展家庭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同时在这些关系中确认自己。与这个过程相联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青少年的自我中心思维，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假想观众”(imaginary audience)和“个人神话”(personal fables)。其中假想观众指的是青少年认为每个人都像他们那样对他们自己的行为特别关注；个人神话指的是青少年相信他们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无懈可击的”、“无所不能的”。自我中心思维被看作是青少年分离—个体化过程所衍生的特殊心理特点，具有防御和补偿的心理机能，对分离—个体化期间的青少年而言有着重要的作用。分离—个体化历程与自我中心思维与青少年的各种行为和心理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Goossens，Beyers，Emme，& van Aken，2002)。
我们探讨了青少年分离—个体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社交及娱乐偏好以及PIU的关系后发现(雷雳、郭菲，2008；郭菲、雷雳，2009)：
首先，青少年的假想观众观念可以作为青少年PIU的预测指标。具有高假想观众观念的初中生更有可能沉溺网络。同时，假想观众观念通过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间接地影响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这些青少年会因为时时感到被评价而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过分关注，对同学之间的取笑和嘲讽可能更为敏感。而网上社交的匿名性和隐形性可使他们感觉更加安全，这样的倾诉和沟通途径更容易得到他们的青睐，也使他们更加喜欢互联网上的社交活动，逐渐产生依赖，从而导致病理性的互联网使用。
其次，个人神话中的无懈可击观念也可以通过社交服务偏好对PIU有间接的作用。无懈可击感高的青少年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并且认为自己对于不好的事有天然的防御能力，因此他们更乐于冒险，可能更加无视在网上与陌生人交往的风险，更乐于在互联网的社交活动中寻求快乐。因此在个人神话观念下，互联网提供的这种充满挑战和变化的社交方式容易让青少年得到满足，从而对互联网产生一定的依赖。
第三，青少年分离—个体化过程中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也可以直接预测PIU。分离焦虑反映出青少年在自我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与重要他人、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的情感距离变大、支持减少，而感受到的强烈恐惧；预期拒绝是青少年预期他人对他们是敌意、否定、不接纳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体现了青少年对于实际或预料的亲密人际关系纽带丧失的一种恐惧，高水平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少而又充满焦虑，因此当面对互联网这样一个巨大的虚拟空间时，他们更可能投入其中，寻求支持和缓解现实的焦虑，从而造成高水平的PIU。
第四，分离—个体化中的“吞噬焦虑”可以通过青少年对于互联网娱乐的偏爱而间接预测PIU。吞噬焦虑反映出由于父母的过度控制和保护，青少年自我和个性受到威胁的感觉。在父母那里受到过分的限制，感觉压抑而又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排解，使网上娱乐成为青少年放松和发泄的一个重要渠道，而长此以往便容易产生对互联网的过分沉溺，导致高水平的PIU。
2.2 青少年的自我发展与PIU
2.2.1 虚拟自我与PIU
网络虚拟环境是一个理想的自我表现平台(Iakushina，2002)，人们在其中可以摆脱现实世界的束缚，随心所欲地扮演自己想要的角色，它可能是一个与现实中的我并不相同的“我”，即虚拟自我，也可能是以现实中的“我”为脚本构建出来的在互联网世界中得到认可的“我”。
我们首先考察了青少年虚拟自我和PIU的关系(马利艳，2008)，结果发现：虚拟自我能够正向预测PIU。个体可以在互联网上体验到不同于现实自我的虚拟自我，这种自我形式对青少年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且会对他们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对于那些因为对现实自我不满而在互联网上体验虚拟自我的个体，沉浸于虚拟世界容易导致PIU。虚拟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异越大，说明个体对虚拟自我的接受程度越高，个体对现实自我越不满，越容易卷入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虚拟世界的价值评价标准与现实世界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在互联网上得到赞赏、认可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不被认可、甚至是被严厉禁止的，如在面对面的交往中表达消极的或者不被社会认可的自我可能会让个体付出沉重的代价(Bargh，McKenna，& Fitasimons，2002)。对虚拟世界价值评价标准的适应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个体对现实生活的适应问题，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导致个体进一步卷入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其次，我们考察了人格因素与虚拟自我表现及其与PIU的关系，发现善良、处世态度能够显著反向预测PIU，说明对人真诚、诚实、能够顾及他人的利益和感受、为人谦逊的青少年和目标明确、坚定、理想远大、对未来充满信心、追求卓越的青少年较不容易沉溺网络。同时善良、处世态度能够直接反向预测虚拟自我，说明在善良和处世态度这两种人格特质上得分高的青少年的虚拟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异更小；而且它们能够通过虚拟自我间接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起到抑制作用。
2.2.2 自我认同与PIU
青少年面临着探索和建立个体自我认同的核心发展任务，他们会受到来自多方面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在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青少年可以使用网上大量的服务项目，很常见的是网络交往，它已成为互联网用户重要的用途，对青少年自我认同形成过程也必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们考察了青少年自我认同程度与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关系发现(张国华、雷雳、邹泓，2008)，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完成对PIU有反向预测作用。自我认同完成较好的青少年，有较高的自主性，较少依赖他人做决定而更多地使用计划、推理和逻辑决策策略；思维活跃，对新事物持开放性的态度，同时又用自己内在的标准去倾听和判断这些新的事物；有更清楚的自我定位和人生目标，行为方式更有计划性和目的性，专注于现阶段的学习和发展任务。所以他们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信息服务项目，把互联网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从网上获取各种学习、生活方面的信息。这种有目的性的使用极大地减少了对互联网的不当使用或滥用，减少了“网络成瘾”的可能性。
相反，处于自我认同扩散状态的青少年，自尊和自主性较低，还没有做出人生的“重要决定”，尚未制定学习和生活的规划，无所事事，上网时没有特定的目的和计划，因此更可能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到互联网上，以得到他们想要的娱乐及维持虚拟的网上“人际关系”，为了不断满足日益增强的网上娱乐和社交需要而增加互联网卷入程度，最终“网络成瘾”倾向随之上升。
2.3 青少年的依恋关系与PIU
依恋是指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双方互有的亲密感受以及相互给予温暖和支持的关系。在青少年期，青少年与父母亲和同伴的依恋关系都是其重要的社会人际网络。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普及的背景下，青少年的成长空间正在从现实世界向网络虚拟世界延伸。青少年与其父母和同伴的依恋关系状况可能会对其互联网上各种服务的使用偏好、互联网的卷入程度等产生影响。
我们考察了青少年的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和同伴依恋状况与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关系(Lei & Wu,2007；雷雳、伍亚娜，2009)，结果发现：
首先，青少年与母亲的疏离程度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IU，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娱乐服务和社交服务偏好间接正向预测PIU。与母亲疏离程度高的青少年更倾向于依赖互联网的娱乐和社交服务，更可能出现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感到与母亲很疏远的青少年有较高的焦虑水平和孤独感，较少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幸福感。他们更可能把互联网当作情感支持，更可能使用互联网来调节消极情绪，更容易形成网上人际关系，依靠互联网来满足自己获得社会支持的需要。
其次，青少年与父亲的疏离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IU，与父亲疏离程度高的青少年更可能出现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这表明青少年与父亲关系的安全感对他们的互联网使用非常重要，父亲的拒绝可能是对这个阶段的个体健康使用互联网的一大威胁。如果青少年与父亲的关系是消极的，以疏离为特征、缺乏信任感，他们更可能通过互联网来寻求情感支持。父亲通常被认为比母亲更经常与孩子玩体力游戏，而感觉与父亲疏离的青少年可能缺乏社交技巧和恰当的应对策略，他们通常更容易形成网上人际关系，发展亲密感。因此，他们更容易成为过度的互联网使用者，更可能报告互联网使用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最后，青少年与同伴的沟通水平可以通过互联网娱乐和社交服务使用偏好间接预测PIU，与同伴的疏离程度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IU。同伴沟通良好的青少年对自己的同伴社会接受性更为自信，能够把自己的困难和烦扰与同伴进行交流，争取同伴的理解和帮助，也能够听取同伴的意见，因而他们卷入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可能性更小。但是如果这种青少年的网上活动主要是为了进行社交或娱乐，也有可能会过度沉迷于网络而不能自拔。此外，同伴之间疏离水平较高的青少年不愿意把自己的烦恼告诉朋友，害怕遭到朋友的嘲笑，渴望增进与朋友之间的情感但又因缺乏适当的社交技巧而感到孤独无助。而在网上，他们可以更自如和放松地进行自我表露和交流，也可以实践新的社交技巧，更容易建立网上人际关系。与同伴之间疏离水平高的青少年更容易转向互联网寻求友谊和支持，更可能报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因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受到影响，也更可能网络成瘾。
2.4 青少年的应对方式、时间透视与PIU
应对方式是个体面临压力时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做出的认知与行为的努力过程(黄希庭等，2000)。应对方式主要有两种：用来解决问题的“注重问题的应对”(如问题解决、求助)和用来减轻情绪痛苦的“注重情绪的应对”(如发泄、幻想、退避、否认)。研究者认为，病理性互联网用户或网络依赖者可能更多地使用指向情绪的非适应性应对方式，如发泄、退避、幻想、否认(Hall & Parsons，2001)。另一方面，时间透视是个体对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的意识和相对注意(黄希庭等，2000)。Zimbardo与Boyd(1999)研究发现，时间透视的三个维度(现在—享乐定向、现在—宿命定向、过去—否定定向)可以预测较多对个体有负面影响的心理行为问题；其它两个维度(未来定向、过去—肯定定向)可以预测较好的学业表现、低水平的冒险行为。
我们考察了青少年的时间透视、应对方式与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发现(雷雳、李宏利，2004；李宏利、雷雳，2004)：
首先，现在定向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IU。现在定向占优的个体因为较敏感于情景中的即刻刺激(如同伴压力)，获得即刻的心理满足，自我控制能力较低(Carstensen，Isaacowitz & Charles，1999)，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经常使用发泄(把不愉快的经验宣泄出来，以减轻挫折和压抑)这样的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青少年使用互联网发泄心中不满，有利于缓解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但是他们缺乏互联网使用中必要的自我调节能力，可能难于控制互联网使用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而卷入PIU。
其次，现在定向也可以通过“发泄”和“幻想”正向预测PIU，通过“问题解决”反向预测PIU。换言之，问题解决对青少年的PIU具有抑制性保护作用，能让青少年更少受到互联网的消极影响，较少卷入PIU。而现在定向占优个体因为较低的问题解决能力更容易卷入PIU。
最后，未来定向占优个体比现在定向占优个体更容易通过问题解决预测PIU。对于时间定向指向未来的个体来说，现实生活中可能经常使用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如问题解决)，其行为活动目标可能经常指向知识性的活动，他们可能使用互联网进行获取知识的活动，较好的问题解决能力能够保证他们较好控制互联网使用带来的消极影响，较少卷入PIU。也就是说，未来定向占优个体积极的认知与行为的努力，能够使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得到解决或压力源得以消除，由于其较好的自我控制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知识目标的指引，可能比现在定向的个体更容易受益于互联网使用。
2.5 青少年的人格特质、互联网使用偏好与PIU
互联网使用者有不同的人格类型，而不同类型的个体根据自己的偏好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互联网提供的各种不同的服务(Amichai-Hamburger，2002)。具有不同人格特质的青少年在选择使用互联网服务时会有不同，进而表现出不同的互联网卷入水平。
首先，我们考察了责任心人格特征与互联网服务偏好的交互作用对PIU的影响(杨洋、雷雳、柳铭心，2006)，发现对高责任心人格的青少年而言，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对PIU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容易导致其成瘾；对于低责任心人格的青少年来说，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对PIU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即不易导致其成瘾。高责任心青少年责任感高、自律性强，这些特质使得青少年更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区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但是，互联网社交服务其终端是现实社会中的人，这会模糊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区别。高责任心青少年一旦在网上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网，很可能会把这一社交网作为一种现实来对待，负责任、守承诺的特征会促使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情感，因此会更容易卷入PIU。
其次，我们考察了神经质人格特征与互联网服务偏好的交互作用对网络成瘾的影响(雷雳、杨洋、柳铭心，2006)，发现神经质人格能够调节互联网服务与PIU的关系。高神经质人格对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信息服务与PIU的正向关系有加强的作用，而低神经质人格则可以抑制互联网服务偏好与PIU的正向关系。高神经质人格类型的青少年，即便对信息服务不偏好也容易卷入PIU；而对于低神经质人格类型的青少年来说，偏好社交和娱乐服务并不能增加其卷入PIU的机会。
最后，我们考察了宜人性人格特征与互联网服务偏好的交互作用对PIU的影响(杨洋、雷雳，2007)，结果表明，宜人性人格能够调节互联网社交服务与PIU的关系，高宜人性人格对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与PIU的正向关系有加强的作用，而低宜人性人格则可能对互联网服务偏好与PIU的正向关系有所抑制。高宜人性的青少年具有有礼貌、灵活、合作、宽容、关心、信任、支持、利他、同情、和蔼、谦让等特点，这使得青少年在现实交往中往往更受欢迎，一般也具有更多的社会支持，这使得其不易卷入PIU。但另一方面，高宜人性的青少年在网上交往中也可能更受欢迎，更容易在网上建立起社交网，他们很可能会把这一社交网作为一种现实来对待，投入更多的时间和情感，因此会更容易卷入PIU。
2.6 青少年的主观压力、心理弹性与PIU
青少年所经历的生活事件所带来的压力会影响其对互联网的使用，而应对生活事件和主观压力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个体的心理弹性。
我们考察了青少年生活事件、心理弹性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关系(马利艳、郝传慧、雷雳，2007；郝传慧，2008)，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主观压力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IU，也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信息服务使用偏好，同时可以通过这三种服务偏好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产生间接的预测作用。主观压力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社交、娱乐和信息服务，意味着压力越大的个体越有可能偏好互联网提供的社交、娱乐和信息服务。在遇到压力挫折时，青少年可以通过网络社交服务方便地在网上向好朋友倾诉、交流，表达自己的情绪和寻求帮助等，这种网上支持会让青少年产生一种归属感，有效地缓解生活事件带来的压力；同时，网上的娱乐活动给青少年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娱乐世界，可以让青少年缓解自己的压力；压力大的个体可能有时候更需要在互联网上通过搜索引擎来搜索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比如搜索和学习有关的资料来降低学习带来的压力、应对消极事件等。主观压力大的青少年使用这三种互联网服务越多，就越容易过度沉迷于网络，导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其次，心理弹性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对互联网娱乐服务的偏好，同时可以反向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心理弹性高的个体更不容易卷入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心理弹性高的个体更可能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他们乐于寻找各种新资源，互联网上的资源能够满足他们对新资源的需求，他们能够利用网上娱乐活动丰富自己的现实生活，而他们的高自控性又能够使他们适度利用互联网上的娱乐活动而不至于沉迷于网上的虚拟空间中，他们能够从互联网上获益。同时，心理弹性高的青少年在遇到消极生活事件后，可能不会放纵自己到互联网上去逃避、去发泄，而更可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来解决遇到的问题(Campbell-Sills，Cohan，& Stein，2005)。
3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测评
在人们密切关注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同时，对此进行科学地评估，也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我们参照国内外研究并结合我国青少年的实际情况编制出了测评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即所谓“网络成瘾”)的工具(雷雳、杨洋，2007)，命名为“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Adolescent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Scale，APIUS)。量表采用Likert式5点自评式量表，从“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1～5分。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最后的APIUS共38个题目，由6个维度构成(突显性、耐受性、强迫性上网/戒断症状、心境改变、社交抚慰、消极后果)。同时，我们进行了内容效度、构想效度、结构效度等分析，APIUS显示了良好的信、效度指标，可以作为我国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测量工具。
此外，为了使APIUS更具警示和预防功效，我们将APIUS的项目平均得分大于等于3.15分者界定为“PIU群体”，大于等于3分小于3.15分者界定为“PIU边缘群体”，小于3分者界定为“PIU正常群体”。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自陈量表本身所具有的局限，在做临床诊断时还需要了解受测者在PIU各项症状上的真实表现。
4 青少年的健康上网
青少年使用互联网引发的一系列心理、社会问题极度困扰着家庭和社会，伴随“网络成瘾”等带来的心理、教育和社会问题也日益严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互联网是双刃剑，它对于个体、社会的作用是双重的。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库，对青少年的积极影响也是很广泛的。有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使用互联网满足他们对健康信息的需求(Cotton & Gupta，2004; Rice，2006)。健康上网对青少年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乃至个人潜能的发挥，都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访谈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个案分析，并结合量化测量、统计分析等多种研究手段，建构了青少年健康上网行为的概念、结构以及有利影响因素、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构(郑思明、雷雳，2006；郑思明，2007)。
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后得到，青少年“健康上网”概念的内容主要包括：①抵制不良：不登录黄色、暴力等网站，限制浏览不良网页及信息等；②不可沉迷：尤其是不沉迷游戏、不依赖、不成瘾等；③不扰常规：不影响正常学习生活，不带来消极影响，或最起码不要有害；④控制时间：由家长帮忙限制、控制上网的时间；⑤健康时限：给定一个健康上网的“健康”时间限度，自觉控制自己；⑥放松身心：愉快身心、释放压力、调节自己；⑦辅助学习：利用互联网，大部分用在学习上，帮助学习、拓展知识等；⑧长远获益：从长期来看有积极影响，给学习、生活和身心带来积极的影响，有益发展。
在对访谈结果编码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本研究关于青少年健康上网行为的概念理论：青少年的健康上网行为指的是，青少年对互联网的使用从外控到内控，形成有节制的上网行为，从而获得对学习、生活和身心发展有益的结果。然后，我们试图提出青少年健康上网行为的标准。对访谈资料的进一步主轴编码分析中，我们根据类别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比较、归纳，将最初的八个类别归为六个类别，它们是：“抵制不良”、“不可沉迷”、“控制时间”和“放松身心”、“辅助学习”、“影响适度”。之后，根据发展核心类别的原则来选择编码，将前三个归到“控制因素”，后三个归到“有益因素”。根据心理行为评估中的“右四分点”标准，我们提出在以上的六条中，在数量上满足五条或五条以上的行为可称为青少年的健康上网行为。
此外，青少年提出的“健康时限”是健康上网行为中的重要类别之一，根据统计分析，对于青少年而言，健康上网的总平均时间为每周9.30±0.62个小时、每天1.40±0.11个小时。因此，我们建议，青少年健康上网行为的健康时间限度为每天不超过一个半小时、每周不超过十个小时。
同时，我们根据访谈结果对青少年健康上网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分类。首先，是来自教师和学校的“教育指导作用”；其次，是来自家长和社会的“经验引导作用”；第三，是同伴关系在青少年的发展中的“心理参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