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新调整与中美关系走向”研讨会发言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林顿论文,中美关系论文,研讨会论文,摘要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构筑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意义
1997年10月末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呢？下面仅就其内涵和意义谈几点粗浅看法。
首先，分析一下所谓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从字面上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关键词是战略二字。只有站在战略高度上，才能看得远，看得全，看到21世纪，看到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能用长远的、全面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两国关系，而不会被个别时间的个别问题所纠缠，以致损害中美面向21世纪全局性的关系。此其一；
所谓“致力于”是说中美决定要去构筑这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而这种关系尚在建设中，还没有建立起来。说明这种关系的不成熟性。此其二；
所谓“建设性”的关系，是说它不是动辄制裁的破坏性关系；是积极、合作的关系，不是消极对抗关系。此其三；
所谓“伙伴”（partner）关系， 既不是对第三国的同盟（alliance）关系，也不是互相对抗的对手（opponent）关系，而是一种比一般合作关系更加密切、更加成熟的关系。此其四；
构筑这种中美建设性战略关系不是为追求宣传效应的空中楼阁，而是具有很大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中美联合声明》明确规定了：（ 1）构筑这种关系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对付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2 ）达到这种战略目标的手段（是构筑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3）战略合作框架（包括高层对话和磋商、 能源和环境合作、经贸关系、和平核合作、防扩散、人权、法律合作、两岸关系以及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还建立了避免两国关系陷入危机的机制（包括建立两国元首间直接通讯联络并就海上军事安全达成协议等）。此其五；
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冷战时期建立的中美联盟关系比较，这种中美建设性战略关系有以下联系和区别：从联系来看，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强调了三个原则，即：（1）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原则；（2）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3）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这次《中美联合声明》中美国和中国明确表示恪守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说明二者的联系。但是有很大区别。冷战时期中美建立的同盟关系其目的是为了共同对付安全威胁，而最近正在建立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其目的却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不针对第三国。此其六；
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相比，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从相同点看，这两种关系都是在冷战后世界格局多极化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新型大国关系，都属于非政治军事同盟性关系，不针对第三国，并且都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而建立的面向21世纪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从不同点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尚在构筑中，还相当不成熟，这可以举一例说明。在《中美联合声明》中，不仅列举双方合作的战略框架，而且还突出了双方在人权方面的重要分歧，以便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通过对话方式加以处理；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业已建立，双方不存在为此重大的原则分歧以至必须在《联合声明》中加以强调的问题。另外一个不同点：冷战后，中俄新型关系的发展经历了由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平稳过渡，到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再到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三个阶段，相互了解和信任程度比较深，因此有条件在中俄《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了中俄两国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和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证；《中美联合声明》没有提出上述保证，说明中美两国相互了解和信任程度尚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其七。
其次，探讨中美构筑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意义。
中美两国领导人根据战略框架在两国双边地区和世界范围的利益汇合点加强合作，在分歧问题上采取平等而有礼貌的对话方式加以处理，从而使中美关系摆脱个别问题的干扰，而能长期平稳地发展。这样，从中美关系发展史角度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意味着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突破和历史性转折，即由过去几年那种时好时坏、一波三折，有可能滑向对抗的“漂流”〔 1〕式关系，很有希望向着更加稳定、更加积极、更富有成果〔2〕的方向发展， 从而使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其一；
中美两国首脑在会谈和《联合声明》中，美方一再保证：恪守三个联合公报精神，只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以及台湾进入联合国。这就有力地打击了台独势力的气焰，有利于台湾和平回归祖国。此其二；
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将使中美双边经济关系获得巨大发展。1997年2 月1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国会提交的经济报告说：“中国和美国加在一起占全球贸易的近16%，占全球产值的30%，我们能否在地区和全球……达到使贸易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目标，部分取决于中国和美国双边关系的强弱。”随着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逐步建立起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将进一步扩展，这将使地区贸易和世界贸易自由化及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大，从而为亚太地区和世界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和繁荣。此其三；
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将使中俄美和中日美两个三角关系得到调整，使原来俄中关系、俄美关系好于中美关系，以及日美关系、日中关系好于中美关系，这种对俄国、日本比较有利，对中国、美国比较不利的形势，得到调整并向利益均衡方向发展，反映了冷战后平等互利新型大国关系时代的要求。此其四；
克林顿总统就江泽民主席访美发表的讲话中谈到要同中国建立加强合作的战略关系，承认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批评了孤立和遏制中国的言论。这是对美国“接触法”制派的热情支持，就是对在美国泛滥一时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和“对华遏制论”的有力打击，有利于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和持久的发展。此其五。
江主席访美与中美关系的新发展
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10月末到11月初对美国进行了为期8 天的国事访问。这是1985年已故李先念主席访美后，12年来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美，引起了世界朝野各界的广泛瞩目。江主席这次访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达到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目的，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果，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积极作用和影响，意义重大。
首先，为中美关系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在中美两国共同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第一次提出了：“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新提法，也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新目标和基础。两国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不是要建立针对任何国家的中美同盟，而是要在应付国际上的挑战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加强中美合作。江泽民同志10月30日在美中协会等 6团体举行的午餐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人类社会正处在新旧世界交替的历史关头。要和平、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持久和平的因素在增长，但天下并不太平。世界和平仍面临着威胁，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没有根本改变，局部冲突时有发生，环境恶化、武器扩散、国际犯罪、恐怖主义等跨国问题向人类提出新的挑战。世界各国人民都期待21世纪成为充满希望的世纪。这个历史性的课题，摆在各国领导人面前，也摆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面前。”在应付和解决这些新威胁、新挑战、新课题上，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显然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也拥有更大的能力和影响，应该加强合作。中美致力于建设战略伙伴关系，就是基于对这一历史责任的深刻理解，体现了中美两国在应付上述威胁和挑战上加强合作的共同愿望和决心，奠定了中美关系更加广泛和更加坚实的基础。
其次，为中美交往开辟了新的渠道和机制。
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的一大突出特点是既肯定了两国的共同点，又不回避两国之间的分歧。例如《中美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中美之间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重要分歧”，“中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上，国与国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中美之间由于制度上的不同、发展水平的差距、文化传统的差异、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分歧，以及多年来在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中的对抗，过去、现在和将来存在矛盾和歧见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发生和存在矛盾和分歧，而在于如何对待和解决矛盾和分歧，有没有解决这些矛盾和分歧的有力渠道和有效机制。这次中美会谈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开辟了中美之间交换看法、加强沟通、增进了解、解决分歧和缓解矛盾的新渠道和新机制，即元首级的直接通讯联系，内阁级和次内阁级的定期互访。
最后，将中美合作水平提升到了新高度。
《中美联合声明》中，在开展两国合作上列举了“能源和环境合作”、“经贸关系”、“和平核合作”、“法律合作”、“两军关系”、“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等六大方面。这样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它反映了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多方面的合作愿望，也标志着两国合作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浩瀚的太平洋既将中美两国远远地隔开，也把中美两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正如江泽民同志11月1 日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中所说：“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和发展需求，美国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巨大的物质力量，两国之间有着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的潜在市场同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资金优势结合起来，就能形成众多的发展机遇和强大的发展活力。”这种互补互利的经济关系，其所以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发展，关键在于美国领导层的一些人对中国抱有偏见和敌意，对中国进行封锁、制裁、遏制，常常是他们的战略的主张和政策取向，从而大肆制造和散布“中国威胁论”。这是早已过时的帝国主义逻辑，是冷战时代的思维模式。我们深信，随着中美两国交往的增大和加深，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确认识中国，美国政府倡导和推行的“遏制中国”的政策，也将日益失去人心和实现意义，加强美中友谊和合作将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旋律。
中美关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中美联合声明》的发表表明中美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当然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这种关系仍具有曲折性和易变性，因为在中美关系中，合作与冲突两种因素并存，而且当前美国还存在有相当影响的反华势力，有些美国传媒和学者也在鼓噪煽风，影响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
现在和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样，有相当多的美国人再次把中国看作是对美国利益的长期威胁，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前些时，美国有两位驻华记者合写了一本题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书，大肆鼓吹中美冲突不可避免。1997年10月，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的论文，其中断言美国现在是，以后仍将是一个全球霸主，并宣称中国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新敌人。上述美国记者和学者所提出的观点都反映了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中敌视中国的一派——把中国视为敌人，主张对它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的看法，也反映了一部分美国公众的情绪，因而有可能影响和误导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所以，尽管《中美联合声明》已经签订，这一派的论点及其表现出来的情绪都是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
美国公众对世界事务的了解是相当简单化的，即“非黑即白”模式。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所经历的国际事务，先是对德国、日本打热战，而后是同苏联打冷战，阵营分明，目标清楚。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时在大国里没有敌手，美国外交的指针一时也好象失去了目标。因此，当舆论传媒指责日益崛起的中国公然向美国的领导地位“挑战”，据说它还在政治上拒绝接受西方的民主模式，威胁要用武力统一台湾时，美国公众的情绪是很容易被煽动起来的，仿佛又找到了一个主要敌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曾有句名言：即一些美国人不习惯也不甘于没有敌人，总想找一个敌国来确定美国的外交方向。
为什么当前美国的反华势力和部分公众把中国视为今后的主要敌手呢？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目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是经济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大国，很有可能崛起成为世界新兴的强国。历史上，占据既得地位的现有强国对行将兴起的新兴强国有三种不同的态度：（1）求实的和平共处；（2）由恐惧和敌意而产生的对抗；（ 3）介乎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即一种走向和平共处或最终实行对抗的过渡状态。从历史上看，大凡现有强国对正在或行将崛起的新兴强国，几乎普遍持有第二种态度，它害怕权势格局大变，忧虑经济优势受损，担心战略地盘丧失，即使后者与它在意识形态、主要族裔和基本文化传统方面大体一致或相似，它的这种心态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19世纪后期，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对崛起的新兴美国的态度就是个例证。英、美两国尽管在意识形态、主要族裔和基本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属于同源，但大英帝国无论是在美洲或是在亚太地区都对美国的扩张和发展采取反对和阻挠的政策。其中特别应指出的是，在美国内战期间，英国偏袒反叛的南部，支持它反对联邦政府，并在英国港口为南部建造和装备军舰，南部就利用这些军舰（其中最著名的是“亚拉巴马”号）抢劫联邦的商船，破坏了联邦的航运业，给联邦的海军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后据美国官员估算，由于英国对南部反叛的支持和物质援助，使美国内战不必要地延长了两年。因此，战后美国要求英国赔偿21.25亿美元， 约占内战军费的一半。从这个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内战期间美国曾吃过英国支持反叛的南部阻挠美国统一的苦头，有过切肤之痛；但现在美国却在台湾问题上干得是与19世纪中叶英国对美国南部同样的勾当，想方设法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美国制定的“台湾关系法”和向台湾出售武器等。这对这个自诩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榜样和高举民主、自由大旗的美国不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讽刺吗？
美国亚太经济战略的调整与中美关系走向
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对其亚太经济战略进行了新的调整。即把亚太地区作为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立足点和出发点，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以贸易、投资与技术输出和经济援助为手段，全方位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通过加深和改善与中、日、俄等亚太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加强区域内双边合作关系和区域内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同时，推行美国的民主、价值观点，依此为基点，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进一步巩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由于美、中两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所处的特殊政治、经济地位，克林顿连任总统以后，对中国的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即从以“对抗—遏制”为主，转变为以“接触—遏制”兼容。这是因为，中美关系不仅是中国和美国两国间的关系，它对亚太经济政治态势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都产生着重要影响。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不仅是亚太地区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基本保证，也是带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基础和重要因素。近年来中美经济贸易合作进展较快，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1997年10月下旬江泽民主席访美以后，中美两国正式签署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中美关系还将会经常出现一些矛盾与摩擦。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其最大障碍就是来自美国。美国企图借机迫使中国做出更大的让步，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要求中国应消除金融、保险等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和歧视性措施，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中美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的斗争，实质是中美经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延续和扩展。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全方位开放为未来中美两国经济贸易合作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发展中美两国经济贸易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作为世界上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美国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管理经验与巨大的市场。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也很需要中国的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和巨大商品与资金市场。因此，今后中美经济合作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从中国方面看，要继续坚持全面的改革开放，保持社会稳定，尽快消除阻碍美国资金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制约因素，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应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对美制成品出口的档次和技术含量，增加出口商品的附加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既满足双方的需要，又使中美经贸合作建立在比较平等合理的基础之上。而从美国方面来看，无论是对华经济关系，还是对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都应抛弃经济大国强权意识，必须站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共同发展的立场上，利用资金、技术上的优势，扩大双边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美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中国的巨大市场、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相结合，有利于促进两国的经济振兴。展望未来，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两国经济贸易合作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谈谈进入新时期的中美贸易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两国间政治关系和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甚至左右。因此，在谈论中美贸易关系时，人们往往容易忽略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随着1996年下半年以来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由“遏制”战略向“全面接触”方针的转变，特别是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和“面向21世纪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经济因素作为两国贸易关系的基础地位日益突出出来，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间国家关系的发展大体分为四个阶段。中国贸易关系也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因素为主导向经济因素为主导的转变过程。第一个阶段是从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两国关系完全中断。双边贸易额也从1950年的23 812万美元降至1953年的0.2万美元。在此后的18年里， 双方没有任何贸易往来。政治因素完全决定了双边贸易的命运。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这是两国关系的恢复和稳定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美恢复政治对话和国家关系，完全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贸易关系的发展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非经济因素。 如美国对华出口限制从1972 年至1983年用了10年的时间从管制最严的Z组放宽到V组，极大影响了中美贸易的发展进程。第三个阶段是从80年代末至1996年年中。由于9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变化，“遏制”政策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占了上风，使两国关系进入低潮。从1989年美国宣布对华“制裁”，停止高层互访，到1995年5月李登辉访美和1996年3月的台湾海峡危机，两国间冲突不断。但也是在这一时期，美国整体对外政策发生了从“安全因素第一”向“经济利益第一”的转变，使中美关系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各种政治冲突不断，而另一方面是双边贸易在冲突和摩擦中得以较快的发展。按中方统计，从1990年到1996年，双边年贸易额从117.67亿美元增加到428.4亿美元，年均增长24.03%。其中，中国对美出口从51.79 亿美元增至1996年的267亿美元，年均增长达31.43%。从美国进口从1990年的65.8亿美元增至101亿美元，年均增长16.08%，是中美贸易增长最快的时期。从这一事实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贸易主要受政治因素所左右的时代已经过去，经济因素已开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第四个阶段始于1996年年中。随着美国国会的一番论争，“全面接触”已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两国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面向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使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已经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的政治基础。尽管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军控问题等仍可能使两国关系出现波折，但今后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将主要取决于各种具体经济因素的变化。
我们不难看到，近年来促进两国贸易发展的各种经济因素仍将是世纪之交促进两国贸易发展的主导力量。
首先，中美两国经济的较强的互补性是发展两国贸易的基础。中国需要美国的技术和市场，美国也需要中国的产品和市场。这决定了中美贸易长期发展的总体趋势。其次，两国的经济状况决定两国贸易的发展速度。从9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美国经济已连续回升7个年头， 使美国进口需求增长较快。这是同期中国对美国出口能以年均31.43 %的速度递增的主要因素。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从现在起到2000年，中国进口总计将达7000亿美元以上。双方经济各项指标目前均表现良好，贸易的较快增长将是走向21世纪中美贸易关系的主流。此外，双方近年来出口竞争能力都有所加强，中国市场准入程度将不断提高，这都将促进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两国间贸易不平衡、中国的市场多元化战略、西欧经济的复苏、其他发展中国家同中国在美国市场的竞争等因素，也会对中美贸易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今后的中美贸易发展状况，将主要是各种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注释：
〔1〕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语。
〔2〕参见克林顿1997年10月24日就江泽民主席访美发表讲话， 译载《参考消息》1997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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