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法的目的论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合理性
盛玉奇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102249
摘 要： 如今，伴随着校园欺凌事件关注度的不断提升，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焦点，其中是否应当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成为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本文作者从刑法的目的出发，区分了刑法责任和刑罚责任，论证了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合理性，并给出了后续完善建议。
关键词： 刑事责任年龄；刑罚的目的；刑法的目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官网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7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持续下降趋势，尤其近五年犯罪人数下降幅度较大，表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及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对手足口疫苗等品种临床试验进行现场检查时，为配合创新药物的加快审评，研究核查处坚持标准不降低、程序不减少，深入到接种第一线，将试验情况及时、如实反映，为总局快速审批提供了可靠依据，为手足口疫苗全球首发上市做出了巨大贡献。某中药在临床试验中发生连续严重不良事件，研究核查处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抽调经验最丰富的检查员奔赴现场，连夜查明原因，完成检查报告，为及时叫停该临床试验提供了坚实依据，保障了公众用药安全。
但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现状仍然严峻，绝对总人数巨大且出现了低龄化趋势。从1997年至2013年，未成年罪犯占青少年罪犯数量的百分比始终在20%上下浮动，每年未成年罪犯人数超过5万人。[1]此外，未成年人罪犯平均年龄也出现了提前化和低龄化趋势。[2]其中，2001年未成年人罪犯平均年龄为15.70岁，到2016年下降为15.58岁。而年龄介于14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罪犯占青少年罪犯比例，从2001年的9.7%提升到2016年的15.8%。[3]如果再加上近10年我国刑法制度改革中对未成年人犯采取的轻缓化措施，那么实际上的未成年人犯罪情况更加严峻。[4]
随着未成年人恶性伤害事件频频爆出，侵害人却屡屡因为年龄不足14周岁而成功逃脱法律的制裁，甚至事后再度实施侵害行为。鉴于此，社会上有关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是学者们对此各执一词，双方争论不下。
一、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现状
刑事责任年龄，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行为人实施刑法禁止的犯罪行为所必须达到的年龄。如果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则其行为就不可能构成犯罪。[5]
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的规定，将未成年人分为了三个年龄段，一是14周岁以下，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二是14周岁至16周岁，为相对刑事责任能力人；三是16周岁以上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此外在立法方面我国还有一系列的法律与规定，但总体上对14周岁以下的侵害人几乎毫无作用。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不受行政处罚。”《公安部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27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应当尽量避免使用治安拘留处罚。对在校学生，一般不得予以治安拘留。”《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应对其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综上所述，年龄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无论行为多么恶劣，行为后果多么严重，都不会受到任何法律惩罚，实践中如果因为伤害等给受害人造成了经济损失的，则一般由其监护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二、对于是否应当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学界存在两派观点争执不下
(一)赞成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一方的观点
首先，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国民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相比于制定我国《刑法》的40年前，如今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更加趋于早熟，12岁甚至更小的未成年人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辨识能力和控制能力，自然也就应该承当相应的刑事责任。
(二)刑法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
再者，如今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恶性案件日渐高发，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但可以让侵害人得到应有的教训，还可以有效地遏制利用刑事责任年龄来逃脱法律惩罚的行为，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体现公平与正义，引导树立正确的社会守法价值观。
(二)反对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一方的观点
(四)刑法的目的是刑罚目的的上位概念，两者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组成的关系
2.2.1 3组小鼠最大用力呼气容积比较 3组小鼠在6、18、36 h后的最大用力呼气容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2a。
其次，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但适用刑罚的对象只能是罪犯，所以将一般预防纳入刑罚的目的将造成对象和目的之错配。一般预防的对象是民众，但刑罚却只能对罪犯适用，无法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
三是认为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还未健全，认知能力相对较弱，对于他们的所犯的罪错应该更大程度地宽容，给予更多的保护，而不是惩罚，应当以教育替代惩罚，而这前提就不能将其定性为犯罪行为，也就不能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三、刑法的目的与刑罚的目的分别是什么
(一)刑法的目的不等于刑罚的目的
首先概念上要明确，一般预防是指预防他人犯罪，即初次犯罪。特殊预防是指预防罪犯再犯罪，即再次犯罪。接下来，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两个角度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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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同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设置为14周岁相对较高。比如荷兰及希腊为12岁，英国为10岁，美国最低的州只有7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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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目的与刑罚的目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刑法的目的与刑罚的目的存在必然相关，但两者必须加以区别。[6]实践中如果可以做到正确区分，从目的的角度出发，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包括是否应该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
从理论上分析，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并且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权力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规范。因此，“法”当中势必包含着国家意志，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刑法是维护统治阶级地位的最重要的法律之一，所以在决定一个行为是否犯罪时，应该从社会危害性和统治阶级意志性两个方面考虑。[7]显然，无论是初次犯罪还是再次犯罪，都是威胁统治秩序的行为，都是统治阶级禁止人民实施的行为，故刑法的目的应该是预防所有犯罪，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从实践中分析，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刑法的任务，没有规定刑法的目的，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完成任务不就是为了达成目的吗？所以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致的。[8]我国《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做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的所有财产，保护公民私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从中可以看出同一切犯罪行为斗争是手段，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统治，而这和理论上的分析结果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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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刑罚的目的是特殊预防，不包括一般预防
首先，将一般预防纳入刑罚的目的，会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将罪犯沦为预防他人犯罪的工具，造成刑罚适用偏离公正、人道的价值观。为了预防他人犯罪，在对罪犯判处刑罚的时候，就要将社会治安形势、民愤、犯罪率等纳入考虑范围，对社会关注度高的给予重判，这显然是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甚至为了威慑他人犯罪，对所有的罪犯都加重判罚，那么罪犯俨然成为了预防他人犯罪的工具，违背了公正、人道主义原则。
二是从保障法律的稳定性看，我国《刑法》从1979年制定至今40年来，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从未变动过，这也从实践经验正面证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设置为14周岁是合理的，不能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最后，对罪犯适用与其罪责相适应的刑罚是发挥一般预防的前提，刑罚过重或者过轻，反过来都会削弱其一般预防的作用。只有刑罚的适用实现了报应的目的，社会上的其他成员才能真正感受到威慑，从而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因为他们知道，只要自己犯罪同样也会受到刑罚，从而放弃犯罪的念想，一般预防才得以实现。所以，一般预防只是特殊预防的副产品，而不应作为刑罚的目的。[9]
Actually, recent data revealed that tumor stroma is a major extrinsic mechanism of resistance to chemo-therapy and targeted therapy of PC. The tumor stroma of PC is limiting the drug delivery to pancreatic tumor cells at therapeutically relevant concentrations[24].
一是当今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为轻缓化，许多国家正在逐渐提高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所以我国应该顺应国际潮流，不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我们知道，触犯了刑法不一定适用刑罚，实践中就有免除处罚的法定情形，刑罚只是刑法的一种手段，所以刑法的目的包括刑罚的目的。[6]为了实现刑法的目的，一方面要从立法上着手，通过制定法条引导普通民众遵守法律，预防一般犯罪；另一方面，通过司法途径对罪犯适用刑罚，坚持罪刑责相适应原则，预防罪犯再次犯罪，附带起到威慑民众，预防一般犯罪的作用。
2.教师在实验环节缺乏对设备使用知识的讲解，以及一些误差的处理方法.比如，在探究“小车做匀变速直线运动”实验过程中，根据打点计时器的打点情况计算加速度，学生往往不能正确处理误差，导致较多学生考试过程中花了较多时间在计算加速度上，而且还没有算对.
四、因为刑法的目的是预防一切犯罪，所以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合理的
首先，一般预防的目的是预防民众犯罪，如果有人故意实施了危害行为，却因为年龄小于14周岁而不被认定为犯罪行为，那么从某种程度上就是许可了这种犯罪行为，完全不能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
其次，那些实施了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完全无需承担不利后果责任，或者后果极为有限，那么也就不能威慑其再次做出危害行为，也不能达成特殊预防的目的。
最后，我们知道入刑并不一定适用刑罚，可以采取必要的教育挽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权益限制，将危害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配以惩罚教育，才能达成预防犯罪的目的。
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完善未成年人特殊预防机制
由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在司法适用上应该与成年人做出区分，在起到惩戒的前提下，对刑罚的适用进行限制，尽可能实现挽救未成年人，促使其最大程度地回归社会的目的。
(一)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与普通刑事司法二元结构。目前我国刑事司法为一元结构，只适用调整符合犯罪构成的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对应措施。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与普通刑事司法体系形成二元结构，在处置上以保护替代处罚，更多地适用教育管教的方法。比如日本在《少年法》中采取了保护观察、移送教养院或养护设施，移送少年院等措施，不但体现了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和关怀，也避免了其由于监禁而受到其他罪犯的交叉感染。[10]而对于实施严重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以不再适用未成年人司法程序，而是直接交由普通刑事司法部门审理和量刑，从而起到威慑他人犯罪，预防再次犯罪的作用。[11]比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法律规定，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未成年人保护司法程序，转送成人法院审理和量刑。
(二)保留适用刑罚种类的限制规定，原则性从轻、从宽处罚。在适用原则上应当从宽处罚，对年龄小于14周岁的罪错少年，应该参照未成年人罪犯，更大程度地从轻、减轻、免除刑罚。对死刑、无期徒刑都应该限制使用，这些内容在后续立法上都需要进行明确与完善。
由图2可知，因素A与B、因素A与C、因素B与C的交互作用均显著。图2A、B提示，OD在因素A与B的交互作用下，随二者的增大而出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图2C、D提示，OD在因素A与C的交互作用下，随二者的增大也出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图2E、F提示，OD在因素B与C的交互作用下，随二者的增大而增大。
(三)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我国刑法包含了档案封存制度，犯罪记录一旦产生将伴随终生，并成为罪犯重新回归社会的一大障碍，对于未成年人更是如此，因此，建议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最大程度地保护未成年人，保障他们回归正常社会生活，并且这也是各国立法的趋势之一。[12]
(四)建立统一的管训机构，整合收容学校、工读学校，实施强制进入制度。[13]对待犯了罪错的未成年人，应该建立有效的教育改过制度，包括工读学校、收容教养等模式，统一规划资金，投入建设基础设施。在适用的规定上还应该采取强制进入的模式，现有制度下收容管教与工读学校制度缺乏强制性，根本没有实际效果，另外还应妥善设置时间期限，不应太长也不能太短。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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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9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379- (2019 )28-0075-03
作者简介： 盛玉奇，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浙江大学，生物化工专业，硕士，海亮集团，董事特别助理，海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中级工程师职称，研究方向：经济法。
标签：刑事责任年龄论文; 刑罚的目的论文; 刑法的目的论文;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