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复教授的训诂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教授论文,论徐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489(2000)02-0069-06
徐复教授是著名的训诂学家,语文教育家。“训诂的产生和教育有关。”(注:赵振铎《训诂学史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训诂和教育的关系如此密切,徐先生的事业,一身二任,两径密合,无不备具胜致,游刃有余,从必然进入自由,求其深邃,则积淀在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生涯中的精髓,是科学思想,亦即他的训诂学说。学说是成果的提升(upgrading of the thecry),成果是学说的显现外化(appearance and expression),从理论上说,两者是互渗互动的。对太老师辈的学者来说,具体到训诂学,“基本任务是解释文献字词”,“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献学的知识来解决古书中的疑难问题”。(注: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4期,引文载第3页。)科研成果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可贵的。我们尝试从丰硕的成果中,看到“‘经验训诂学’向‘理论训诂学’转化”,(注: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4期,引文载第3页。)看到训诂学说的升华。
训诂学是一门极古老的科学,春秋战国已萌生,但极盛于清代乾嘉时期。如果把二十世纪的训诂学叫做现代训诂学,那么,徐复先生几乎就是现代训诂学的同龄人。徐先生1929年就读金陵大学,师从著名学者黄侃攻读传统小学课程。1935年9月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旋至苏州章炳麟国学讲习会从师请业。章氏早在1906年就在日本东京举办国学讲习会,他“虽‘在熔铸古今之外,又会通中西’,但由于时代和他本人的局限”,“并未能全面重整训诂学理论”。(注: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4期,引文载第3页。)二三十年代,黄侃“开设训诂学课程,初步建立起训诂学理论”。(注: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4期,引文载第3页。)徐先生的训诂实践,如由从师黄侃算起,至今已七十余年。(注:如从徐先生已出版的三部训诂学著作来看,最早的论文撰于1932年,他说:“余撰《后读书杂志》,始稿于1932年。”“镏、刘、留”等字的考释文字写于1936年,至今已几近七十年。三部训诂著作是:《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后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徐先生的三部书在本文中引用时简称《丛稿》、《论稿》、《后杂志》。)兼综章黄,决意实践,隐涵理据,克绍师裘,成为继章、黄之后的一代训诂大师。我们认为,徐复教授的训诂学说,集中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训诂,须全凭文献语言事实材料得出结论
训诂实际上是以文献语言材料的“经验事实”为对象的考古学。是字音、字义、文义考古,因而它本质上是一门经验的科学。中国的经验传统对世界近代科学的产生有过极重要的影响,训诂学作为一门典范的“经验事实”的科学,无论是它的学术成果,还是它的研究方法,乃至它对特定的主客体世界、主体际世界领域:语言文字的解释的若干规则的揭示,其人文价值、科学价值是十分厚重的。作为“经验事实”的搜罗,对语言材料的辑存,及处理、按断的方法,徐著比比皆是。试以他1936年“镏刘留”等四字的考释为例(《丛稿》第1页),《说文》无“刘”字,一般都认为“为汉姓讳”,章太炎则认为《说文·金部》“镏”字下不录重文“刘”,是因为“刘”字古文从“又”,义不可知,似与“镏”(“杀”义)无关,故不录。徐先生认为章说“最为憭然,足以解众家之纷糅矣”。为发明章说,徐著分四步走。首先释“镏”字,举《玉篇》、《说文》、桂馥《义证》,以证此字为“古者兽类残杀生物”。又举《左传·成公十三年》“虔刘我边垂”,杜注:“虔、刘,皆杀也。”又《盐铁论》引《礼记·月令》“凉风至,杀气动,天子始刘,以顺天令”,“刘”亦杀义。《汉书·武帝纪》“媵(刘)五日”,如淳、苏林、颜师古注,皆明“刘”为“杀”义。第二步:考释从“又”不从“刀”的“刘”。《说文》:“又,手也。”训“杀”义的“镏”字中的“田”,实为“兽足之‘番’字”,“镏”字就犹言“以兽爪子杀”,“刘”字从“又”言“杀”亦此类。至于从“又”之字为何可解释为“杀”义,徐先生说“古人事简诘质,凡杀不必定从刀,正如椎牛然”(《丛稿》第3页)。“椎牛”,击杀牛。语见《韩诗外传》卷七:“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之逮亲存也。”徐说涉及古人造字之理,甚确。张永言先生在谈到“闻”字上古兼有听觉义和嗅觉义时说:“虽然甲骨文和金文‘闻’字就从‘耳’,但这只是造字时的取象,而造字取象只能取其一端,‘闻’字从‘耳’并不意味着它所表示的作为音义结合物的那个词当时就限于‘知声’这一个意义或用法。”(注:张永言《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9年5月第2版,第8页。)同理可推,表“杀”义的“刘”字可从刀、从又,表“击杀”义的“椎”字近可从“木”。徐说和张说是一致的。第三步,解释“刘”字。徐先生认为《说文》无“刘”字,当“为传写者所脱误”,考其文应在“镏”字之上,而水部从“刘”字(浏)、竹部从“刘”字俱在,可证《说文》当有“刘”字。那么“刘”字曾经从“又”,后从“刀”字,何故?徐先生说:“降及秦汉,人事日繁,故字多改作。刘从又,杀义不著,故亦改从刀矣。”(《丛稿》第3页)这实际上已涉及字形演变,乃至文字形体内部结构偏旁的演变与社会人事的关系,这对研究汉字史是至关重要的。就汉字的本体研究看,“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不能称作汉字史,只有在弄清个体字符形体变化的基础上,考查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且对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作出符合历史的解释和比较研究,才能称为汉字史。”(注:王宁《二十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与跨世纪的汉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这当然是更高的要求,但徐先生在训诂中一是注意到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二是论述这种变化的“外在的原因”及其引起的文字自身内部构形的变化,应该说有很强的理论性,该理据的获得来自一个“刘”字演变史,其研究方法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第四步,解释“留”字的意义。徐先生认为“留”字是古“刘”(杀)字的初文,上从古文“酉”字,《说文》“酉”字下:“酉为秋门,万物已入。一,闭门象也。”“留”字“渐以杀伐之义不著,故加金旁(镏)以说之也”,这实际上是说文字的表义要求成为促使汉字内部结构调整的动因。又因人嫌“番”字从“田”为兽爪之义难依信,故又举证:“凡今隶变从田之字,古籀篆文皆与田无涉。”例如《说文》胃、畏、雷、叠字等皆与田地义悬绝,从而推证镏、留不从田地之“田”,而以“番”之古义“兽爪”说之为确(《丛稿》第3页)。这在训释方法上,又是以某些字同结构的语义来间接地推证所求之字义。证释方法颇发人深省,恰恰也是能体现经验科学的语文逻辑方法的。强调尊重经验事实的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可以把一个词替换为具有相同意义的另一个词”,又说:“每一种图像,无论具有何种形式,如果要一般地(正确或错误地)描述现实,就必须与现实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就是逻辑形式,也就是现实的形式。”(注:参见江怡《维特根斯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112页。)一个汉字既是一个词,又是一个图像,替换、寻找其有现实性的“某种共同的东西”,正是把握其“逻辑形式”的语言的哲学方法,亦即语文逻辑方法。
二、以声音阐明训诂
清代古音学极盛,应用于词义诠释,则有“以声音阐明训诂”,成为中国古代语言学的最大发明之一。王念孙说:“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段玉裁则称:“凡假借必取诸同部。”清儒用古音学从假借字推导本字,解决了古书中的许多难懂字句。徐先生当然是精于此道的,有云:“闻之于师:治训诂者,不能离声音文字,因形音义三者可贯串证发也。段玉裁以声音施于文字,而后知假借引申与本字本义之辨;王念孙父子则以声音阐明训诂,而后知声音训诂之为浑然一体。斯言也,可谓剀切当理矣。”(《丛稿》第374页)试列述徐老以“声音明训诂”而揭橥的若干例:《穆天子传》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有鸟人”,素无的诂,徐释为“以口拒人”之称的“嚇”字,因该字“与嚇同为晓母字,又同在段氏《六书音韵表》第五部,故得通假矣。”(《丛稿》第11页)《汉书·高帝纪》“襄城无噍类”为“无畴类”,徐云:“古焦声、寿声字通用,无畴类,言殃及子孙也。”(《丛稿》第140页)《汉书·景帝纪》“渔夺百姓,侵牟万民”中的“牟”字为“冒”之借字。(《丛稿》第141页)《汉书·东方朔传》“以上朔口谐辞给,好作问之”句“作”为“迫迮”之字,亦写作“乍”,仓卒之意。(《丛稿》第144页)《汉书·张敞传》“自以便面拊马”句中的“便”为“屏”的借字,“便借为屏,一声之转”,“便面”为障面。(《丛稿》第145页)韩愈《同宿联句》诗“义泉虽至近,盗索不敢沁”句“沁”为“深”字借字,“深”有古义“测”(《丛稿》第185页)。韩愈《征蜀联句》诗“噉奸何噢骨”之“噢”是“懊”的借字。懊,贪也,《广韵》读于六切。谓贪于饮啖(《丛稿》第187页)。韩愈《记梦》诗“绰虐顾我颜不欢”句“绰虐”为“磭硸”二字之假音,当指唇部之表情(《丛稿》第189页)。韩愈《晚秋郾城夜会联句》“儒生惬教化”之“惬”借作“浃”字,意谓和洽教化(《丛稿》第194页)。章炳麟《訄书·订礼俗》:“泰西以冶铜写形,崇为偶像,落成祝灌,比于生人。”“祝”借为“铸”字,铸灌,谓销金铸像(《丛稿》第211页)等等。至于求通假字,徐先生说:“求解通假字,须掌握声音规律。”声音规律应当说是较为复杂的。清儒古音系统,当然是声音规律,此外有何可求?徐老认为,黄侃《求本字捷术》,“揭示由通假字以求本字之途径与方法,所说声音条例,较为全面有用。”(《丛稿》第369页)宗师理据,在应用中广大之,说服力过于万钧。具体破译通假字的成果而外,又在“声音规律”,求本字的“声音条例”之破译规则上刻上了有发明权的新的名字,徐先生是破译通假字的理据方法和实践成果的统一论者。
因声求义,还有其他途径。识别变音叠韵词即其一。徐老著有《变音叠韵词纂例》一文,指出变音叠韵词是“把原来不是叠韵的双音节词,通过上字或下字的改读,变成唇吻调利、语音和谐的另一个双音节词”,例如:“临冲”非叠韵词,改上字而成“隆冲”,成了冬部叠韵词。“荒诞”非叠韵词,改下字而成“荒唐”,成了阳部叠韵词。沈兼士曾撰有《联绵词音变略例》,但举例太少,徐老举例75条,意在对汉语中的这一特殊构词法能“观其会通”,“知类通达”,即由个别推一般,由已知求未知。经验的归纳,得其深往往而有丰富的理论蕴涵。此亦明证。还应说及的是,变音叠韵词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双音单纯词的内部形式。词的“内部形式”是西方近代语义学的一个术语,最早由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1767-1835)提出。徐老归纳的变音叠韵词,实际上是内部形式(语源义)相同的同根联绵词。(注:参见张永言《语文学论集》,第164页、173页。)例:“据梁/强梁(强力之人)、周饶/僬侥(人短小义)、幼眇/幼妙/要眇(精微义)、番吾/薄吾(地名)、岂弟/恺悌(和乐平易义)、属镂/属鹿/独鹿(剑名)、偃却/偃仰/偃蹇(傲慢义)、从谀/从容(奉承义)、纵臾/怂恿(放纵鼓励义)、须摇/须臾(逍遥义)、隆屈/隆强/隆穹(车逢名)、斯磨/斯弥(磨义)、荒茁/荒庄(草盛貌)”等等。词的内部形式是词的词源结构结构词理据,即追溯“得名之由”。例中物名、地名,对进而研究其“名义”也是有益的。
因声求义,还可用来解释词与词在意义上的联结之理。例《汉书·王莽传》:“苇然闵汉氏之终不可济。”“苇然”一词,颜注为“变动之貌”。徐以为“”字的假借,不悦貌。正与文义合,而颜注“取之引申义”(《丛稿》第147页),甚至还可用于推理校勘。《诗品序》“文约易广”徐按“易广作意广,此涉音近而误。”《梁书·钟嵘传》正作“意广”。
因声求义,还可以用于探求文字孳乳。下文讲语源问题提到的从“畐”字省声之“复”字及其孳乳字可证。
三、求同源字的理论和方法
求同源字必以上古声韵为舘键,是“因声求义”的进一步发挥。清儒已认识到训诂不能脱离声音,凡谐声声符相同者古韵同部的字、声母相同的字或古韵阴阳对转的字意义多有联系,即可能同源。戴震作《转语》分同位变转和位同变转,都是为了说明声音文字意义的联系。光声母近同、韵部近同还不够,还必须有文献依据证其意义相近,方可成为同源字。王力尤其强调同源字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上古音和古代的训诂。(注: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页、12页。)语转之说,徐先生多得益于章炳麟《成韵图》,徐著有《章氏〈成韵图〉疏证》(《丛稿》第44页)。论定同源,徐著必辨证二字古音义近同,具有文献据证。这又是他比章氏高明的地方。(注:有关对章氏语源研究的批评,可参见王力《同源字典》第40-41页。王力曾批评章氏两个方法上的错误:声音并不相近,勉强认为同源;意义相差很远,勉强加以牵合。)例如当章氏指出:阴部字转真部字,例“萌、甿、氓”即“民”,徐先生即举文献《诗·卫风·氓》“氓之蚩蚩”毛传“氓,民也”,《史记·陈涉世家》“甿隶之人”裴骃集解引徐广:“田民曰甿”,《汉书·刘向传》“民萌何以劝勉”颜注“萌与甿同”(《丛稿》第57页)。徐著《疏证》,旨在尽举文献,关联意义,助证章氏古音近同,从而抉发有关文字同源之奥秘。又如以“畐”为字源,找出有关从人、从月(肉),从心、从食、从竹、众车(辐)、从示(福)、从宀(富)、从巾(幅)、从禾、从土的同源字。从“畐”省声之“复”字及其孳乳字从月(腹)、从金(鍑)、从虫、从香(馥)、从穴、从衣、从勹的字也是“畐”的同源字,无不古音近同(上古职部字和可与之旁转的觉部字)、意义相近相关(皆有满义)。徐先生说:“古代文字多经变易,古籀篆隶,不一其体,而脉络所在,要亦可寻。”只要把握古音和古文献字义据证而“善读书”,就能有所“弋获”(《丛稿》第337页)。又如以“爻”为字源的一组同源字:从页、从艹、从寻、《说文》“震”字籀文、肴(杂肉也)、“嚷”的古字从工从交口、“荆”的古文、“驳”、“教”的古文,《说文》“藩”的古字从爻从林、殽凡得十文。《说文·爻部》:“爻,交也,(按:卜卦时遇得老阴爻,即揲著所遇之‘三多’,其数六,画作×),象《易》六爻头交也。”徐得“爻”之同源字十文后说:“总上所说,爻字之语源及义训,既已明切如此,六爻头交之训,岂可施于以上各说乎?余故谓古之造爻字者,盖取像事物杂乱之形也。”(《丛稿》第339页)这段话告诉我们:根字的形和义都能贯于同源字之中,同源字往往有共同的义训,根字之初文多直接取像于事物。还告诉我们,在汉字家族中,某些字族系统与上古《易》理是有关系的。这些要点,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汉语同源字的认识,也大大丰富了对汉语词汇“内部形式”的认识,涉于《易》理,是汉语某些词汇“内部形式”特有的理据。还有更深一层的意蕴:根字的“一”和同源字的“多”吻合,字族的众多性和多样性归于“同一个根”,而这一根字恰恰又是涉于《易》理的爻字,以爻字“取象事物杂乱之形”,确为深邃通达之见。(注:魏建功先生亦有关于×、爻语源的论述,参见魏著《古音系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2-249页。)
四、文法在系统中的运用
作为训诂学家,徐老注意力集中在汉字的音和义,并及字形、校勘,可贵的是,他也极为注意语法问题。他说:“普通语言学讲语言有三个要素,即语音、词汇、语法。”“文字、语音、词汇、语法和校勘这五个方面的知识,在阅读古代作品时,要全面掌握,综合运用。”(《论稿》第268页)他甚至还热情地称叙语法专著,奖掖后学。(《论稿》第354页)经语法而训诂例:《荀子·正论》:“故鲁人以榶,卫人以柯,齐人用一革。”徐按当是“故鲁人……齐人用革,一也。”并举《孟子·离娄》、《淮南子·齐俗训》、《荀子·礼论》同样句法以证之(《丛稿》第134页),又如《新语》“据犁嗝报之士”第三、四字“与据犁当为对文,词性亦宜相同”,参酌各书,徐校为“据犁执槅之士”(《丛稿》第137页)。又《汉书·陈平传》:“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颜注:“视而悦其奇伟。”徐按:“颜说不合文法,当作‘独伟视平’,‘伟’用作副词,谓独奇异视平也。”伟,异。(《丛稿》第142页)又《汉书·儒林传》:“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徐按:“‘言学者’不辞,言为善字隶书之脱误。作‘善学者’义长。”此条亦为据文法作校勘例。又《汉书·酷吏传赞》:“张汤以知阿邑人主,与俱上下。”颜注校为“阿色”,王念孙、杨树达疑之。徐据语法证颜:“阿色为汉时恒语,与‘推毂’、‘绾毂’结构同,下可带宾语,‘以知阿色人主’,自为汉人句法。”阿色,阿谀承色,俯仰随人。又《盐铁论》有“阿色”例。此条亦为据语法作校勘而达训诂本旨例。(《丛稿》第146页)《史通·世家》:“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救世,虽名班爵胙土,而礼异人君。”或删后“爵”字。徐按“班爵为次列等级”删后“爵”字,“则班字列胙土上,为不合文法矣。”(《丛稿》第175页)此亦据文法作校勘而达训诂本旨例。又《史通·探赜》:“误生人之后学。”徐按“误生人之后学”句,“于文为不辞”,校“后学”为“耳目”二字,内证《史通·古今正史篇》有“生人之耳目”为句可证。此亦据文法校勘例。
值得注意的是,徐先生的语法观念既是现代语法学的,又是综合性的。上文如徐说:“对文、不辞、义长、不合文法”等多属于表达性质的,可谓之“综合性的”。用此“综合”,施于以古音求语源,例如说“富”字和“福”字同源时说:“按‘福’、‘富’同从畐声……古者语质,富者安居宫室,丰于饮馔,斯为有福之征。至神锡(赐)之福,尤为恒语,故福字亦从示作。”(《丛稿》第335页)“语质”、“恒语”,皆以表达的“综合性”说之。语法除文句上的位置组织外,还可表现为文字上的音声,“语法也就是语根推断的一种连带的解释。”(注:魏建功《古音系研究》,第249-250页。)徐老求变音叠韵词、推证福、富同源同根,正此适合于训释古书的综合性语法观念的运用。
五、视校勘为训诂的首要环节
古书常有错简、讹字、脱文、衍文、倒文,只有改正错误,得文献之真,才能顺释文义。为此,张永言先生说:“训诂学不能不借助于校勘学。”(注:张永言《训诂学简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新语·道基》“□德而行”,徐补“据”字。《本行篇》“上□天子”,徐补“由”字。《明诫篇》“散之于□□之间”,徐补“天地”二字。《思务篇》“老子曰:上德不德,□□□□,□□虚也”,徐补“是以有德,言非”六字。《思务篇》“□□□□治之耳”,徐补“言无圣人”四字。《思务篇》“是以墨子之门多□□,□□之门多道德”,徐补“仁义,老氏”四字(《丛稿》第137-139页)。徐老校勘时考虑语法,前已述之,又例《盐铁化·忧边》“陛下优游岩廊,览群臣极言,至内论雅颂,外鸣和銮”,徐校为“览群臣极言至论,内听雅颂,外鸣和銮”,有内证可援,且对文也。徐老校勘时考虑到语境、文本表达习惯。《盐铁论·轻重》:“上大夫名为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徐校为“上以大夫名为治粟都尉”,有《史》、《汉》“上以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可证,更因《盐铁论》一书无“上大夫”一说,“故知‘上’字下当有脱字也”(《丛稿》第150页)。以上均为“校勘义自明,无须再训诂”之例,下例为“校勘义渐明,仍须烦训诂”;《文心雕龙·程器》“孔彰惚恫以粗疏。”黄叔琳未作校勘,径直注为“不得志”。徐据《广韵·去送》校作“詷”,谓言急,又据《三国志·魏志·程昱传》附《孙晓传》和《臧霸传》,更释二字为“言事不谨”,批评黄注“不得志,非其义矣”(《丛稿》第170页)。不论何种情形,也不论用何种方式校勘,均说明校勘与训诂密切相关,徐老均娴熟之。
六、发展并运用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
二十世纪初王国维提出这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法,本指以地下考古资料与地上文献资料相互验证。徐先生把这一方法运用于训诂,而且内涵更丰富了:取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旧籍与中国古籍互相补证,这就在语言文字学领域内发展了重实物证据的科学历史观念。徐先生1933年释“农襄二字古文”,“知二字古文均象人裸体形”,十年后得见洛阳新出《三体石经》上的襄字古文。王国维释之曰“下从女,上不知所从。”“下从女”亦误。徐先生“详审形体,与《说文》古文正合,正象人戴笠荷蓑,解衣而耕之形”(《丛稿》第98页)《歹字源出藏文说》、《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二文,论“歹字形出藏文,而语根由于蒙古”,并论其制作年代“当与蒙人首用藏文有关”,“至迟不出公元1260年”(《丛稿》第12页、28页、29页)。徐先生取本族文献(如文天祥《指南录》、宋《黑鞑事略》、元《南村辍耕录》、清《通俗编》等)与外族文献(如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多桑蒙古史》、藏文字母表等)互相补证,并推究文字使用的“自然之趋势”在“歹”字融入汉字中的作用,而且撷取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是发展并运用二重证据法的范例。(注:这里主要从研究方法上讲徐老的贡献。有关“歹”字本身的语源,仍可继续研究。有的学者认为,说“歹”是蒙古语证据不充分,或认为“歹”字的来源须另考,不宜看作汉语中的外来词。参见徐文堪《张永言〈语文学论集〉读后》,载《中国语文》1993年第1期。)
七、从训诂学向词汇史研究的过渡
徐先生的学术重心在训诂学,但他已注意到向词汇史的过渡,他说:“研究词义,须明时代性。”训诂学人,其有积累资料,细心研核,可以“为方来较为详赡之汉语词汇史增益基址。”(《丛稿》第367-368页)徐先生曾举出古代习见词“顾返”一词说之。蒋礼鸿先生《义府续貂》曾举出《战国策·赵策三》、《吕氏春秋·观表》说“顾返”,已足以说明“顾返”的时代特色,但徐老并未满足,因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外储说右上》找到二例,则“顾返”的“时代特性愈明确”。《史记·屈原列传》有“顾返”用例,“此或有资战国时代之记载”。而《文选·古诗十九首》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句,可知“暨于汉代,其语仍见承用”。可见“顾返”一词从战国到汉代见用。又如胜贵、贵胜为晋代词语,徐先生举出《晋书·郗超传》、《世说新语·政事》、《资治通鉴·晋纪》、《孔雀东南飞》“君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证之。张永言、汪维辉二先生曾指出:“不对常用词作史的研究,也就无从为词汇史分期提供科学依据,也无从窥见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注:张永言《语文学论集》,第394页。)常用词当然应该是词汇史研究的主体。常用词有两种,一是古代常用,今亦常用,这不会弄错。二是古代常用,今已不用,已见生涩,易误解它为非常用词。而古习见、今生涩的词最足以“窥见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更应当是词汇史的研究对象。例:“何等”之省“等”、“底”、“台”字,一直追溯到汉语史的最古文献《书·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史记·殷本纪》作“乃曰其如何”。可见训“何”的“台”字是最古形式,产生于《书经》时代。徐先生还举出若干汉代恒语而今或生涩或仍习用的词语。如:调护、天下解、阿色、合杂、相当、跋(拔)、狎恰、拼命、疾作,等等(《丛稿》第141页、146页、142页、189页、193页、194页、195页、215页、《后杂志》第7页)。此外,徐先生既研究先秦两汉的词语,又研究魏晋、唐宋的词语,既涉儒门,又及佛典,这样做的本身就是连缀汉语词汇和汉字发展史的思路。一一为之深入考释,既是训诂之必然要求,也是词汇史之深入之路。词汇史处处包含的历史发展观,是训诂学作为历史科学之一种的一般历史方法的升华。词汇史是训诂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训诂学的自然史之必然。徐先生在这种学术发展的逻辑生成和必然转换中笔耕不辍,辛勤劳作了大半个世纪。此外,徐先生还有训诂应用的学说,这里就不细说了。
[收稿日期]200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