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复教授的训诂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教授论文,论徐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489(2000)02-0069-06
徐复教授是著名的训诂学家，语文教育家。“训诂的产生和教育有关。”（注：赵振铎《训诂学史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训诂和教育的关系如此密切，徐先生的事业，一身二任，两径密合，无不备具胜致，游刃有余，从必然进入自由，求其深邃，则积淀在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生涯中的精髓，是科学思想，亦即他的训诂学说。学说是成果的提升(upgrading of the thecry)，成果是学说的显现外化(appearance and expression)，从理论上说，两者是互渗互动的。对太老师辈的学者来说，具体到训诂学，“基本任务是解释文献字词”，“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献学的知识来解决古书中的疑难问题”。（注：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4期，引文载第3页。）科研成果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可贵的。我们尝试从丰硕的成果中，看到“‘经验训诂学’向‘理论训诂学’转化”，（注：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4期，引文载第3页。）看到训诂学说的升华。
训诂学是一门极古老的科学，春秋战国已萌生，但极盛于清代乾嘉时期。如果把二十世纪的训诂学叫做现代训诂学，那么，徐复先生几乎就是现代训诂学的同龄人。徐先生1929年就读金陵大学，师从著名学者黄侃攻读传统小学课程。1935年9月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旋至苏州章炳麟国学讲习会从师请业。章氏早在1906年就在日本东京举办国学讲习会，他“虽‘在熔铸古今之外，又会通中西’，但由于时代和他本人的局限”，“并未能全面重整训诂学理论”。（注：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4期，引文载第3页。）二三十年代，黄侃“开设训诂学课程，初步建立起训诂学理论”。（注：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4期，引文载第3页。）徐先生的训诂实践，如由从师黄侃算起，至今已七十余年。（注：如从徐先生已出版的三部训诂学著作来看，最早的论文撰于1932年，他说：“余撰《后读书杂志》，始稿于1932年。”“镏、刘、留”等字的考释文字写于1936年，至今已几近七十年。三部训诂著作是：《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后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徐先生的三部书在本文中引用时简称《丛稿》、《论稿》、《后杂志》。）兼综章黄，决意实践，隐涵理据，克绍师裘，成为继章、黄之后的一代训诂大师。我们认为，徐复教授的训诂学说，集中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训诂，须全凭文献语言事实材料得出结论
训诂实际上是以文献语言材料的“经验事实”为对象的考古学。是字音、字义、文义考古，因而它本质上是一门经验的科学。中国的经验传统对世界近代科学的产生有过极重要的影响，训诂学作为一门典范的“经验事实”的科学，无论是它的学术成果，还是它的研究方法，乃至它对特定的主客体世界、主体际世界领域：语言文字的解释的若干规则的揭示，其人文价值、科学价值是十分厚重的。作为“经验事实”的搜罗，对语言材料的辑存，及处理、按断的方法，徐著比比皆是。试以他1936年“镏刘留”等四字的考释为例（《丛稿》第1页），《说文》无“刘”字，一般都认为“为汉姓讳”，章太炎则认为《说文·金部》“镏”字下不录重文“刘”，是因为“刘”字古文从“又”，义不可知，似与“镏”（“杀”义）无关，故不录。徐先生认为章说“最为憭然，足以解众家之纷糅矣”。为发明章说，徐著分四步走。首先释“镏”字，举《玉篇》、《说文》、桂馥《义证》，以证此字为“古者兽类残杀生物”。又举《左传·成公十三年》“虔刘我边垂”，杜注：“虔、刘，皆杀也。”又《盐铁论》引《礼记·月令》“凉风至，杀气动，天子始
刘，以顺天令”，“刘”亦杀义。《汉书·武帝纪》“媵（刘）五日”，如淳、苏林、颜师古注，皆明“刘”为“杀”义。第二步：考释从“又”不从“刀”的“刘”。《说文》：“又，手也。”训“杀”义的“镏”字中的“田”，实为“兽足之‘番’字”，“镏”字就犹言“以兽爪子杀”，“刘”字从“又”言“杀”亦此类。至于从“又”之字为何可解释为“杀”义，徐先生说“古人事简诘质，凡杀不必定从刀，正如椎牛然”（《丛稿》第3页）。“椎牛”，击杀牛。语见《韩诗外传》卷七：“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之逮亲存也。”徐说涉及古人造字之理，甚确。张永言先生在谈到“闻”字上古兼有听觉义和嗅觉义时说：“虽然甲骨文和金文‘闻’字就从‘耳’，但这只是造字时的取象，而造字取象只能取其一端，‘闻’字从‘耳’并不意味着它所表示的作为音义结合物的那个词当时就限于‘知声’这一个意义或用法。”（注：张永言《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9年5月第2版，第8页。）同理可推，表“杀”义的“刘”字可从刀、从又，表“击杀”义的“椎”字近可从“木”。徐说和张说是一致的。第三步，解释“刘”字。徐先生认为《说文》无“刘”字，当“为传写者所脱误”，考其文应在“镏”字之上，而水部从“刘”字（浏）、竹部从“刘”字俱在，可证《说文》当有“刘”字。那么“刘”字曾经从“又”，后从“刀”字，何故？徐先生说：“降及秦汉，人事日繁，故字多改作。刘从又，杀义不著，故亦改从刀矣。”（《丛稿》第3页）这实际上已涉及字形演变，乃至文字形体内部结构偏旁的演变与社会人事的关系，这对研究汉字史是至关重要的。就汉字的本体研究看，“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不能称作汉字史，只有在弄清个体字符形体变化的基础上，考查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且对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作出符合历史的解释和比较研究，才能称为汉字史。”（注：王宁《二十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与跨世纪的汉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这当然是更高的要求，但徐先生在训诂中一是注意到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二是论述这种变化的“外在的原因”及其引起的文字自身内部构形的变化，应该说有很强的理论性，该理据的获得来自一个“刘”字演变史，其研究方法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第四步，解释“留”字的意义。徐先生认为“留”字是古“刘”（杀）字的初文，上从古文“酉”字，《说文》“酉”字下：“酉为秋门，万物已入。一，闭门象也。”“留”字“渐以杀伐之义不著，故加金旁（镏）以说之也”，这实际上是说文字的表义要求成为促使汉字内部结构调整的动因。又因人嫌“番”字从“田”为兽爪之义难依信，故又举证：“凡今隶变从田之字，古籀篆文皆与田无涉。”例如《说文》胃、畏、雷、叠字等皆与田地义悬绝，从而推证镏、留不从田地之“田”，而以“番”之古义“兽爪”说之为确（《丛稿》第3页）。这在训释方法上，又是以某些字同结构的语义来间接地推证所求之字义。证释方法颇发人深省，恰恰也是能体现经验科学的语文逻辑方法的。强调尊重经验事实的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可以把一个词替换为具有相同意义的另一个词”，又说：“每一种图像，无论具有何种形式，如果要一般地（正确或错误地）描述现实，就必须与现实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就是逻辑形式，也就是现实的形式。”（注：参见江怡《维特根斯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112页。）一个汉字既是一个词，又是一个图像，替换、寻找其有现实性的“某种共同的东西”，正是把握其“逻辑形式”的语言的哲学方法，亦即语文逻辑方法。
二、以声音阐明训诂
清代古音学极盛，应用于词义诠释，则有“以声音阐明训诂”，成为中国古代语言学的最大发明之一。王念孙说：“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段玉裁则称：“凡假借必取诸同部。”清儒用古音学从假借字推导本字，解决了古书中的许多难懂字句。徐先生当然是精于此道的，有云：“闻之于师：治训诂者，不能离声音文字，因形音义三者可贯串证发也。段玉裁以声音施于文字，而后知假借引申与本字本义之辨；王念孙父子则以声音阐明训诂，而后知声音训诂之为浑然一体。斯言也，可谓剀切当理矣。”（《丛稿》第374页）试列述徐老以“声音明训诂”而揭橥的若干例：《穆天子传》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有鸟
人”，素无的诂，徐释为“以口拒人”之称的“嚇”字，因该字“与嚇同为晓母字，又同在段氏《六书音韵表》第五部，故得通假矣。”（《丛稿》第11页）《汉书·高帝纪》“襄城无噍类”为“无畴类”，徐云：“古焦声、寿声字通用，无畴类，言殃及子孙也。”（《丛稿》第140页）《汉书·景帝纪》“渔夺百姓，侵牟万民”中的“牟”字为“冒”之借字。（《丛稿》第141页）《汉书·东方朔传》“以上朔口谐辞给，好作问之”句“作”为“迫迮”之字，亦写作“乍”，仓卒之意。（《丛稿》第144页）《汉书·张敞传》“自以便面拊马”句中的“便”为“屏”的借字，“便借为屏，一声之转”，“便面”为障面。（《丛稿》第145页）韩愈《同宿联句》诗“义泉虽至近，盗索不敢沁”句“沁”为“深”字借字，“深”有古义“测”（《丛稿》第185页）。韩愈《征蜀联句》诗“噉奸何噢骨”之“噢”是“懊”的借字。懊，贪也，《广韵》读于六切。谓贪于饮啖（《丛稿》第187页）。韩愈《记梦》诗“绰虐顾我颜不欢”句“绰虐”为“磭硸”二字之假音，当指唇部之表情（《丛稿》第189页）。韩愈《晚秋郾城夜会联句》“儒生惬教化”之“惬”借作“浃”字，意谓和洽教化（《丛稿》第194页）。章炳麟《訄书·订礼俗》：“泰西以冶铜写形，崇为偶像，落成祝灌，比于生人。”“祝”借为“铸”字，铸灌，谓销金铸像（《丛稿》第211页）等等。至于求通假字，徐先生说：“求解通假字，须掌握声音规律。”声音规律应当说是较为复杂的。清儒古音系统，当然是声音规律，此外有何可求？徐老认为，黄侃《求本字捷术》，“揭示由通假字以求本字之途径与方法，所说声音条例，较为全面有用。”（《丛稿》第369页）宗师理据，在应用中广大之，说服力过于万钧。具体破译通假字的成果而外，又在“声音规律”，求本字的“声音条例”之破译规则上刻上了有发明权的新的名字，徐先生是破译通假字的理据方法和实践成果的统一论者。
因声求义，还有其他途径。识别变音叠韵词即其一。徐老著有《变音叠韵词纂例》一文，指出变音叠韵词是“把原来不是叠韵的双音节词，通过上字或下字的改读，变成唇吻调利、语音和谐的另一个双音节词”，例如：“临冲”非叠韵词，改上字而成“隆冲”，成了冬部叠韵词。“荒诞”非叠韵词，改下字而成“荒唐”，成了阳部叠韵词。沈兼士曾撰有《联绵词音变略例》，但举例太少，徐老举例75条，意在对汉语中的这一特殊构词法能“观其会通”，“知类通达”，即由个别推一般，由已知求未知。经验的归纳，得其深往往而有丰富的理论蕴涵。此亦明证。还应说及的是，变音叠韵词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双音单纯词的内部形式。词的“内部形式”是西方近代语义学的一个术语，最早由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1767-1835)提出。徐老归纳的变音叠韵词，实际上是内部形式（语源义）相同的同根联绵词。（注：参见张永言《语文学论集》，第164页、173页。）例：“据梁／强梁（强力之人）、周饶／僬侥（人短小义）、幼眇／幼妙／要眇（精微义）、番吾／薄吾（地名）、岂弟／恺悌（和乐平易义）、属镂／属鹿／独鹿（剑名）、偃却／偃仰／偃蹇（傲慢义）、从谀／从容（奉承义）、纵臾／怂恿（放纵鼓励义）、须摇／须臾（逍遥义）、隆屈／隆强／隆穹（车逢名）、斯磨／斯弥（磨义）、荒茁／荒庄（草盛貌）”等等。词的内部形式是词的词源结构结构词理据，即追溯“得名之由”。例中物名、地名，对进而研究其“名义”也是有益的。
因声求义，还可用来解释词与词在意义上的联结之理。例《汉书·王莽传》：“苇然闵汉氏之终不可济。”“苇然”一词，颜注为“变动之貌”。徐以为“
”字的假借，不悦貌。正与文义合，而颜注“取之引申义”（《丛稿》第147页），甚至还可用于推理校勘。《诗品序》“文约易广”徐按“易广作意广，此涉音近而误。”《梁书·钟嵘传》正作“意广”。
因声求义，还可以用于探求文字孳乳。下文讲语源问题提到的从“畐”字省声之“复”字及其孳乳字可证。
三、求同源字的理论和方法
求同源字必以上古声韵为舘键，是“因声求义”的进一步发挥。清儒已认识到训诂不能脱离声音，凡谐声声符相同者古韵同部的字、声母相同的字或古韵阴阳对转的字意义多有联系，即可能同源。戴震作《转语》分同位变转和位同变转，都是为了说明声音文字意义的联系。光声母近同、韵部近同还不够，还必须有文献依据证其意义相近，方可成为同源字。王力尤其强调同源字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上古音和古代的训诂。（注：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页、12页。）语转之说，徐先生多得益于章炳麟《成韵图》，徐著有《章氏〈成韵图〉疏证》（《丛稿》第44页）。论定同源，徐著必辨证二字古音义近同，具有文献据证。这又是他比章氏高明的地方。（注：有关对章氏语源研究的批评，可参见王力《同源字典》第40-41页。王力曾批评章氏两个方法上的错误：声音并不相近，勉强认为同源；意义相差很远，勉强加以牵合。）例如当章氏指出：阴部字转真部字，例“萌、甿、氓”即“民”，徐先生即举文献《诗·卫风·氓》“氓之蚩蚩”毛传“氓，民也”，《史记·陈涉世家》“甿隶之人”裴骃集解引徐广：“田民曰甿”，《汉书·刘向传》“民萌何以劝勉”颜注“萌与甿同”（《丛稿》第57页）。徐著《疏证》，旨在尽举文献，关联意义，助证章氏古音近同，从而抉发有关文字同源之奥秘。又如以“畐”为字源，找出有关从人、从月（肉），从心、从食、从竹、众车（辐）、从示（福）、从宀（富）、从巾（幅）、从禾、从土的同源字。从“畐”省声之“复”字及其孳乳字从月（腹）、从金（鍑）、从虫、从香（馥）、从穴、从衣、从勹的字也是“畐”的同源字，无不古音近同（上古职部字和可与之旁转的觉部字）、意义相近相关（皆有满义）。徐先生说：“古代文字多经变易，古籀篆隶，不一其体，而脉络所在，要亦可寻。”只要把握古音和古文献字义据证而“善读书”，就能有所“弋获”（《丛稿》第337页）。又如以“爻”为字源的一组同源字：从页、从艹、从寻、《说文》“震”字籀文、肴（杂肉也）、“嚷”的古字从工从交口、“荆”的古文、“驳”、“教”的古文，《说文》“藩”的古字从爻从林、殽凡得十文。《说文·爻部》：“爻，交也，（按：卜卦时遇得老阴爻，即揲著所遇之‘三多’，其数六，画作×），象《易》六爻头交也。”徐得“爻”之同源字十文后说：“总上所说，爻字之语源及义训，既已明切如此，六爻头交之训，岂可施于以上各说乎？余故谓古之造爻字者，盖取像事物杂乱之形也。”（《丛稿》第339页）这段话告诉我们：根字的形和义都能贯于同源字之中，同源字往往有共同的义训，根字之初文多直接取像于事物。还告诉我们，在汉字家族中，某些字族系统与上古《易》理是有关系的。这些要点，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汉语同源字的认识，也大大丰富了对汉语词汇“内部形式”的认识，涉于《易》理，是汉语某些词汇“内部形式”特有的理据。还有更深一层的意蕴：根字的“一”和同源字的“多”吻合，字族的众多性和多样性归于“同一个根”，而这一根字恰恰又是涉于《易》理的爻字，以爻字“取象事物杂乱之形”，确为深邃通达之见。（注：魏建功先生亦有关于×、爻语源的论述，参见魏著《古音系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2-249页。）
四、文法在系统中的运用
作为训诂学家，徐老注意力集中在汉字的音和义，并及字形、校勘，可贵的是，他也极为注意语法问题。他说：“普通语言学讲语言有三个要素，即语音、词汇、语法。”“文字、语音、词汇、语法和校勘这五个方面的知识，在阅读古代作品时，要全面掌握，综合运用。”（《论稿》第268页）他甚至还热情地称叙语法专著，奖掖后学。（《论稿》第354页）经语法而训诂例：《荀子·正论》：“故鲁人以榶，卫人以柯，齐人用一革。”徐按当是“故鲁人……齐人用革，一也。”并举《孟子·离娄》、《淮南子·齐俗训》、《荀子·礼论》同样句法以证之（《丛稿》第134页），又如《新语》“据犁嗝报之士”第三、四字“与据犁当为对文，词性亦宜相同”，参酌各书，徐校为“据犁执槅之士”（《丛稿》第137页）。又《汉书·陈平传》：“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颜注：“视而悦其奇伟。”徐按：“颜说不合文法，当作‘独伟视平’，‘伟’用作副词，谓独奇异视平也。”伟，异。（《丛稿》第142页）又《汉书·儒林传》：“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徐按：“‘言学者’不辞，言为善字隶书之脱误。作‘善学者’义长。”此条亦为据文法作校勘例。又《汉书·酷吏传赞》：“张汤以知阿邑人主，与俱上下。”颜注校为“阿色”，王念孙、杨树达疑之。徐据语法证颜：“阿色为汉时恒语，与‘推毂’、‘绾毂’结构同，下可带宾语，‘以知阿色人主’，自为汉人句法。”阿色，阿谀承色，俯仰随人。又《盐铁论》有“阿色”例。此条亦为据语法作校勘而达训诂本旨例。（《丛稿》第146页）《史通·世家》：“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救世，虽名班爵胙土，而礼异人君。”或删后“爵”字。徐按“班爵为次列等级”删后“爵”字，“则班字列胙土上，为不合文法矣。”（《丛稿》第175页）此亦据文法作校勘而达训诂本旨例。又《史通·探赜》：“误生人之后学。”徐按“误生人之后学”句，“于文为不辞”，校“后学”为“耳目”二字，内证《史通·古今正史篇》有“生人之耳目”为句可证。此亦据文法校勘例。
值得注意的是，徐先生的语法观念既是现代语法学的，又是综合性的。上文如徐说：“对文、不辞、义长、不合文法”等多属于表达性质的，可谓之“综合性的”。用此“综合”，施于以古音求语源，例如说“富”字和“福”字同源时说：“按‘福’、‘富’同从畐声……古者语质，富者安居宫室，丰于饮馔，斯为有福之征。至神锡（赐）之福，尤为恒语，故福字亦从示作。”（《丛稿》第335页）“语质”、“恒语”，皆以表达的“综合性”说之。语法除文句上的位置组织外，还可表现为文字上的音声，“语法也就是语根推断的一种连带的解释。”（注：魏建功《古音系研究》，第249-250页。）徐老求变音叠韵词、推证福、富同源同根，正此适合于训释古书的综合性语法观念的运用。
五、视校勘为训诂的首要环节
古书常有错简、讹字、脱文、衍文、倒文，只有改正错误，得文献之真，才能顺释文义。为此，张永言先生说：“训诂学不能不借助于校勘学。”（注：张永言《训诂学简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新语·道基》“□德而行”，徐补“据”字。《本行篇》“上□天子”，徐补“由”字。《明诫篇》“散之于□□之间”，徐补“天地”二字。《思务篇》“老子曰：上德不德，□□□□，□□虚也”，徐补“是以有德，言非”六字。《思务篇》“□□□□治之耳”，徐补“言无圣人”四字。《思务篇》“是以墨子之门多□□，□□之门多道德”，徐补“仁义，老氏”四字（《丛稿》第137-139页）。徐老校勘时考虑语法，前已述之，又例《盐铁化·忧边》“陛下优游岩廊，览群臣极言，至内论雅颂，外鸣和銮”，徐校为“览群臣极言至论，内听雅颂，外鸣和銮”，有内证可援，且对文也。徐老校勘时考虑到语境、文本表达习惯。《盐铁论·轻重》：“上大夫名为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徐校为“上以大夫名为治粟都尉”，有《史》、《汉》“上以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可证，更因《盐铁论》一书无“上大夫”一说，“故知‘上’字下当有脱字也”（《丛稿》第150页）。以上均为“校勘义自明，无须再训诂”之例，下例为“校勘义渐明，仍须烦训诂”；《文心雕龙·程器》“孔彰惚恫以粗疏。”黄叔琳未作校勘，径直注为“不得志”。徐据《广韵·去送》校作“
詷”，谓言急，又据《三国志·魏志·程昱传》附《孙晓传》和《臧霸传》，更释二字为“言事不谨”，批评黄注“不得志，非其义矣”（《丛稿》第170页）。不论何种情形，也不论用何种方式校勘，均说明校勘与训诂密切相关，徐老均娴熟之。
六、发展并运用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
二十世纪初王国维提出这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法，本指以地下考古资料与地上文献资料相互验证。徐先生把这一方法运用于训诂，而且内涵更丰富了：取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旧籍与中国古籍互相补证，这就在语言文字学领域内发展了重实物证据的科学历史观念。徐先生1933年释“农襄二字古文”，“知二字古文均象人裸体形”，十年后得见洛阳新出《三体石经》上的襄字古文。王国维释之曰“下从女，上不知所从。”“下从女”亦误。徐先生“详审形体，与《说文》古文正合，正象人戴笠荷蓑，解衣而耕之形”（《丛稿》第98页）《歹字源出藏文说》、《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二文，论“歹字形出藏文，而语根由于蒙古”，并论其制作年代“当与蒙人首用藏文有关”，“至迟不出公元1260年”（《丛稿》第12页、28页、29页）。徐先生取本族文献（如文天祥《指南录》、宋《黑鞑事略》、元《南村辍耕录》、清《通俗编》等）与外族文献（如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多桑蒙古史》、藏文字母表等）互相补证，并推究文字使用的“自然之趋势”在“歹”字融入汉字中的作用，而且撷取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是发展并运用二重证据法的范例。（注：这里主要从研究方法上讲徐老的贡献。有关“歹”字本身的语源，仍可继续研究。有的学者认为，说“歹”是蒙古语证据不充分，或认为“歹”字的来源须另考，不宜看作汉语中的外来词。参见徐文堪《张永言〈语文学论集〉读后》，载《中国语文》1993年第1期。）
七、从训诂学向词汇史研究的过渡
徐先生的学术重心在训诂学，但他已注意到向词汇史的过渡，他说：“研究词义，须明时代性。”训诂学人，其有积累资料，细心研核，可以“为方来较为详赡之汉语词汇史增益基址。”（《丛稿》第367-368页）徐先生曾举出古代习见词“顾返”一词说之。蒋礼鸿先生《义府续貂》曾举出《战国策·赵策三》、《吕氏春秋·观表》说“顾返”，已足以说明“顾返”的时代特色，但徐老并未满足，因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外储说右上》找到二例，则“顾返”的“时代特性愈明确”。《史记·屈原列传》有“顾返”用例，“此或有资战国时代之记载”。而《文选·古诗十九首》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句，可知“暨于汉代，其语仍见承用”。可见“顾返”一词从战国到汉代见用。又如胜贵、贵胜为晋代词语，徐先生举出《晋书·郗超传》、《世说新语·政事》、《资治通鉴·晋纪》、《孔雀东南飞》“君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证之。张永言、汪维辉二先生曾指出：“不对常用词作史的研究，也就无从为词汇史分期提供科学依据，也无从窥见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注：张永言《语文学论集》，第394页。）常用词当然应该是词汇史研究的主体。常用词有两种，一是古代常用，今亦常用，这不会弄错。二是古代常用，今已不用，已见生涩，易误解它为非常用词。而古习见、今生涩的词最足以“窥见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更应当是词汇史的研究对象。例：“何等”之省“等”、“底”、“台”字，一直追溯到汉语史的最古文献《书·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史记·殷本纪》作“乃曰其如何”。可见训“何”的“台”字是最古形式，产生于《书经》时代。徐先生还举出若干汉代恒语而今或生涩或仍习用的词语。如：调护、天下解、阿色、合杂、相当、跋（拔）、狎恰、拼命、疾作，等等（《丛稿》第141页、146页、142页、189页、193页、194页、195页、215页、《后杂志》第7页）。此外，徐先生既研究先秦两汉的词语，又研究魏晋、唐宋的词语，既涉儒门，又及佛典，这样做的本身就是连缀汉语词汇和汉字发展史的思路。一一为之深入考释，既是训诂之必然要求，也是词汇史之深入之路。词汇史处处包含的历史发展观，是训诂学作为历史科学之一种的一般历史方法的升华。词汇史是训诂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训诂学的自然史之必然。徐先生在这种学术发展的逻辑生成和必然转换中笔耕不辍，辛勤劳作了大半个世纪。此外，徐先生还有训诂应用的学说，这里就不细说了。
[收稿日期]200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