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科学 现代化——兼评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卡西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是现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通常，都把他视为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重要代表，认为他继承并发展了H·柯亨所开创的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 同时还认为他的符号论就是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其实，仔细研究他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文化哲学，其中有不少可贵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本文以卡西尔的晚期著作《人论》为主要代表，着重评析他的文化哲学观点及其意义。
当年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广的《在世哲学家文库》中，曾将卡西尔与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当代名家相提并论，专门编成一本厚达近千页的《卡西尔哲学》（1949年纽约第一版），作为该文库的第六卷，并在扉页上把他誉为“当代哲学中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现今思想界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一位学者”。卡西尔生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早年受业于H·柯亨，不久以后很快与其齐名成为马堡学派的主将。即使如此，实际上他与柯亨等人就已有不少的分歧，正如逻辑经验主义的著名代表卡尔纳普所曾经指出的，卡西尔的哲学观“不是正统的新康德主义，更多地是受到了晚近以来科学思想发展的影响”。〔1〕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体系”，在他于1923年至1929年先后出版的煌煌三大卷《符号形式的哲学》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和详尽的阐发。而《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一书，是他晚年用英文简要地阐述《符号形式的哲学》基本思想的一本书。同时，他自己也说此中已经包含着许多“新的事实”和“新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老问题也已经被作者根据新的眼光在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看待了”。因此，《人论》历来被看作是反映卡西尔文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同时它也是卡西尔著作中被译成外文文种最多、流传最广、影响甚大的一本。那末，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体系的内容和实质究竟是什么？它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呢？
一、人的哲学就是文化哲学
人是什么？这是《人论》所要回答的一个总的问题。
哲学史上各种流派的哲学家都曾对“人是什么”提出了自己的译解，虽然都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但也给我们积累了某些有益的思想资料。
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是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漫长过程中，逐步认识自身本质的。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表明，要在观念上形成一个“人”的概念，必须在人自身与自然界的区别达到一定的程度，并具备了较为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的时候，才有可能。
在西方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把人、自然、社会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政治动物”；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教义将人看作“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欧洲近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人性论者，把人看作是一种具有更高感觉能力的动物，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康德则认为，人只有不受感觉世界的支配，服从自己理性发出的“绝对命令”，才是一个自己主宰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人；黑格尔注意人的社会性的本质，认为人是理性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坚持人本主义，认为人是一个感性的类的存在物。
现代西方的哲学，在研究人的问题时尽管提出了某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但仍落入历史上的窠臼。他们或者宣扬人的本性就是人的生物属性，或者宣扬人只是一种理性人的存在物，人的本质就是由这种理性造成的。
按照卡西尔的说法，当代西方尽管科学昌盛、技术发达，但对人的认识问题不但没有真正解决，相反地倒是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接着，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或“文化的动物”），企图开辟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卡西尔认为，“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它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这样，“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2〕因此，只有“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3〕正是这种符号，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也是这种符号， 把人和文化联系起来。卡西尔指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实质上就是“理想与事实”、“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别。在他看来，人的生活世界之根本特征就在于，他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而不像动物那样只能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予的“事实”，从而永远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而这种区别的秘密就是：人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创造出自己需要的“理想世界”；而动物却只能按照物理世界给予它的各种“信号”行事，始终不知何为“理想”和“可能”。
从这里可以看出，卡西尔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对人的研究，必须从对人类文化的研究着手，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也就必然地应该是一种文化哲学。《人论》一书的副标题——“人类文化哲学导引”，正好说明了这个出发点。卡西尔所要论证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卡西尔看来，人的本质是永远处在制作之中的，它只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的辛勤劳作之中；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即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他说：“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 〔4〕
这段话反映了卡西尔关系人的本质的看法。也就是说，人的劳作怎样，人的本质也就怎样；人的创造性活动如何，人性的面貌也就如何。说到底，从事创造历史活动的人，都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必然地把人塑造成“文化的人”！这就是人的真正本质，人的唯一本性。认真分析卡西尔的思想，其中有不少可取的地方。第一，他把人的本质与人的劳作创造联系起来，同人的本质来自劳动的观点十分接近（work译成汉语既可作劳作，也可作劳动）。他所说的人的这种劳作，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说明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这是值得借鉴的。第二，他认为人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抽象本质，也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永恒人性，人的本质是永远处在制作之中的，它只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的辛勤劳作之中。这不仅摒弃了抽象的人性，并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也是合理的。此外，他反对把人看成是自然动物，认为人的生活世界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世界：人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而动物只能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予的“事实”，永远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实质上就是“理想与事实”、“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别。有批判地吸取这些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对于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和文化理论，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在卡西尔那里，符号活动功能是把人与文化联结起来的中介物、媒介物。由此可以看出，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这就是卡西尔文化哲学的一个基本公式。因此，“人——符号——文化”成了三位一体的东西，而“人的哲学——符号形式的哲学——文化哲学”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同一的哲学。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卡西尔所谓的人的创造活动其实就是符号活动，亦即能自觉地发明、运用各种符号形式的活动，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号的宇宙——人类文化的世界。正是由于“符号功能”建起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符号现象”构成了一个文化的世界，而这个文化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康德意义上的“现象界”。这样，卡西尔虽然致力于把握现实而非抽象的人，但实际上，人在卡西尔那里仍然是抽象的，因为他完全溶化在符号之中，失去了自己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而，“符号活动”、“符号功能”也就只能被规定为“先验的活动”、“先验的功能”。用卡西尔自己的话说，我们不能不认定，在人的意识结构中有一定“自然的符号系统”即先验的符号构造能力。〔5 〕进而，人类的全部文化都被归结为“先验的构造”，而不是历史的创造。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出卡西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仍然走不出康德先验主义的樊笼。因此，在人是什么这个本质问题上，也就自然走不上马克思已经指明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康庄大道。
二、科学是文化的一个扇面
在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中，科学、艺术、宗教、语言等都是人类文化这个圆的各个扇面（部分），它们内在地相互联系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人类文化。这些方面（部分），也就是符号的各种形式。各种形式的符号活动，都是人创造文化历史的活动，所有这些活动的产品都是文化的产品。
根据这种观点，自然而然就推论出：一种人的哲学，必然地同时就是一种科学哲学，一种艺术哲学、宗教哲学、语言哲学……，一句话，人的哲学归根结底不能不是一种人类文化哲学。为此，在《人论》中依次详细考察了神话与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各个方面。撇开其它文化形式暂且不加讨论，仅就科学而言把它作为组成“人性”圆周的一个扇面，这是一个重要特点。而且，卡西尔还把它看作是“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6〕， 这足以反映科学在他的文化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具体地说，卡西尔关于科学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科学的功能问题。卡西尔开宗明义就说：“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7 〕在肯定科学的重要地位基础上，他指出了科学的重大作用：“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人们可以对科学的某一成果或其基本原理提出质疑，但对于它的一般功能似乎是无可怀疑的。“正是科学给予我们对一个永恒世界的信念。对于科学，我们可以用阿基米德的话来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推动宇宙。在变动不居的宇宙中，科学思想确立了支撑点，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支柱。”〔8〕在这里， 卡西尔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趋近了恩格斯关于“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9〕的论断，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科学的开端问题。卡西尔认为，“科学开端于对简明性的追求。简明标志着真理似乎是它的基本意愿之一”〔10〕。这是因为，人类文化开端于一种远为错综复杂的心智状态，于是自然科学都不得不通过一个神话阶段，如炼金术先于化学，占星术先于天文学。科学只有在引入一种新的尺度，一种逻辑的真理标准，才能超越这些最初阶段。如果人把自己局限在直接经验——观察事实的狭隘圈子里，真理就不可能获得。科学不是要描述孤立分离的事实，而是要给予一种综合观。这种综合观不可能靠对普通经验进行单纯的扩展、放大和增多而达到，而需要新的秩序原则、新的理智解释形式。语言是人统一其感智世界的最初尝试，用相似或相异去识别现象。但是，科学远不止寻求现象的相似，而是秩序。“科学的术语不是任意制造的，它们遵循着一定的分类原则。一套首尾一贯的系统的术语的创立绝不是科学的纯粹附加特征，而是它固有的不可缺少的成分之一。”〔11〕
卡西尔的这种观点，虽然有别于马克思的科学来源于实践的理论，也不同于波普的科学始于问题的说法，但他并不否认直接经验在科学形成中的作用，尤其认为科学语言——数的语言的发现标志着科学概念的诞生的思想，为科学发生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
第三，科学的本质问题。卡西尔认为科学体现着规律性和普遍秩序，他说：“在各种自然事件——天体的运行、日月的升落、四季的变换——之中，存在着一种规律性，存在着某种一致性——这是人类最早的伟大经验之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关于自然的一种普遍秩序的观点之最早迹象”。〔12〕这种秩序，早在毕达哥拉斯时代以前，就已经不仅用神话的术语、而且还用数学的符号来描述了。后来，毕达哥拉斯派的思想家们最早把数设想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真正普遍的要素。它的用处不再局限在某一特殊的研究领域以内，而是扩展到了存在的全部领域。毕达哥拉斯派有一句原话：“数是人类思想的向导和主人，没有它的力量，万物就处于昏暗混乱之中。”〔13〕在这里，卡西尔从一个正确的出发点走向了数的神秘主义，主张在数中“才发现了一个可理解的宇宙”，这是一种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表现。
但是，卡西尔承认科学工作是创造性工作。他说：“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如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尔、赫尔姆霍兹、普朗克和爱因斯坦，都不是从事单纯的事实搜集工作，而是从事理论性的工作，而这也就意味着创造性的工作。这种自发性和创造性就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核心所在。它是人的最高力量，同时也标示了我们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天然分界线。”〔14〕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对科学工作的本质及其力量的认识，也是值得借鉴的。
第四，数学哲学问题。这是在科学问题上所花篇幅最大的部分。卡西尔认为，“数是人类知识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伟大的客观化过程中的一个必要步骤。这种过程开始于语言，但是在科学中它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形态。因为数的符号体系是一种与言语的符号体系完全不同的逻辑类型”〔15〕。这就是说，卡西尔把数看成是一种新的强有力的符号体系，对一切科学来说，这种符号体系比言语的符号体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清晰而明确的结构法则。
卡西尔在论定数学作为科学的语言的基础上，依次分析了它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运用，足见“数学是一种普遍的符号语言”〔16〕。正是因为数学的这种作用，继毕达哥拉斯以后，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数被看成是理智世界的真正中心，它成了找到一切真理和可理解性的线索；当柏拉图晚年提出理想世界的理论时，就试图用纯粹的数字来描述它；对他来说，数学是可感世界与超感世界之间的中间领域。在莱布尼茨那里，明确认识到数学符号系统的真正特性，并且直接得出富于成效而意义广泛的结论。当然，现代认识论不再把数学看成是对可见和不可见的物的研究，而是看作对关系和关系的类型的研究。当说到数的客观性时，并不把它看成是一种独立的形而上学的或物理的实体，而认为数是发现自然与实在的一种工具。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能充分自由地构造各种形式的数学符号体系，以便能给自然科学思维提供一切智力工具”。“科学所需要的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决定论而是一种方法论的决定论。我们可以拒绝接受在拉普拉斯著名公式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机械决定论，但是真正科学的决定论——数的决定论，一般是不易遭到拒绝的”。〔17〕必须指出，卡西尔在正确论定数学作为一种方法和工具在科学中的作用的同时，他忽视了数的现实原型这个重要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科学文化问题上的先验主义性质。
归根结底，卡西尔上述种种关于科学的思想，像对待语言、宗教、艺术一样，“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造他自己的宇宙——一个使人类经验能够被他所理解和解释、联结和组织、综合化的普遍化的符号的宇宙”〔18〕。尽管如此，卡西尔把科学看作是组成文化这个圆的独特扇面，用重彩浓墨加以阐释，这些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对比，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三、开创中西科学文化互补的新时代
传统的中国文化，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特殊的形式，不能简单地论列。从总体而言，而是以儒家为主，儒、道、佛互补的，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与优势，也有自己的弱点或缺陷，尤其是不利于科学（这里仅指自然科学）的成熟。这是因为，它把伦理问题作为本位，就不可避免地把人的道德价值看得比科学更为重要，这就难以推进科学的发展。一旦使这种文化积淀为一种思维定势时，人们关注的只是混沌的整体。而从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发展的轨迹都是整体——部分——整体。其中，部分的分析式的研究，是科学之成为科学的中介环节。没有这一重要环节，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无从谈起，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也缺乏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恰恰在这一重大环节问题上落伍了。没有学科的分化和独立的研究，就无法推进中国科学在近代意义上的发展。出现这种状况，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环境所造成的。
研究文化问题，应把它放在哲学基础上进行考察。中西文化的差异，体现着两种自然哲学观念的不同。
在西方文化中，从来就比较重视科学因子。卡西尔的思想只不过是从哲学层面上对这种传统作了一个在文化上的定位的阐释。在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就是理性主义文化的产物。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机巧”，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主宰，人应以自己的力量和意志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向自然界索取，这就是一种自然哲学观念。对于这种观念的论证，就是对于人具有的知识理性和经验理性的确认，这也就是近代西方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从文化的意义上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样一套哲学，就不会有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就不会有西方的现代化。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也正是文化现代化要吸取的。
从价值观上说，西方的传统文化既然认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人改造自然，无限地向自然索取。因此，它把科学仅仅看作是“认知过程”，把技术仅仅看作是“建造或生产过程”，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独立自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是可以为任何偶然的利益和需要服务的纯粹中性的工具”。它们的发展既给人类带来有益的东西，但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即往往造成不可预料的环境的、社会的和对人自身的后果；在取得物质进步的同时往往要付出人文心理方面的代价。所以，我们在吸收西方科学文化思想时，在现代既要科学、又不忘它的负面效应，避免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片面性，吸取了它们的合理因素，从而彻底扬弃人统治自然的狭隘观点，追求自然—人—科学技术—社会之间的和谐和统一，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建立一个人在其中能获得全面发展的、幸福向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并非完全没有科学。那种认为中国古代只有“东方神秘主义”，没有科学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且不论其它，仅以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古代科学技术成就，就先后得到弗兰西斯·培根、马克思、李约瑟等人的高度赞扬。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主要是技术上的革新和创造，并没有在理论上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而且，就连这些技术上的成就，在很多时候还被斥之为“奇技淫巧”，不予重视。因此，传统的中国文化在古代晚期和近代的发展，就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水平的科学技术。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同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有着自然为大，惧天、尊天，因而敬天、顺天，以把人作为大自然的附属者的心态，去求得与大自然的和谐，似乎只要达到这种和谐，就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哲学观念。与西方“征服自然”类似的“制天”思想，在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但这种思想始终未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没有能发展出如西方文化那样的“人同自然相对立”的思想，因而也就无从谈起西方近代式的自然科学在中国近代的发生和蓬勃发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近代自然科学，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由于缺乏西方式的自然哲学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不但要在文化表层上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且，要在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方面有一模式的转变，这样，我们民族在科学技术理性上才能具有自己的主动精神，开创一个中国科学文化整合的新时代。
注释：
〔1〕转引自席尔普主编《卡尔纳普的哲学》，40页，伦敦， 1963。
〔2〕〔3〕〔4〕〔6〕〔7〕〔8〕〔10〕〔11〕〔12 〕〔13 〕〔14〕〔15〕〔16〕〔17〕〔18〕卡西尔：《人论》，33、34、87、 263、263、263、264、266、267、268、279、268、275、277、280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5〕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英文版），第1卷，105 ～106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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