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件”可以经营和策划吗？——就目前新闻界值得注意的几个动态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新闻界论文,事件论文,动态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一个看似荒唐与滑稽的命题，但却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关党的新闻事业的权威性与公正性乃至与新闻记者本人生死攸关的命题。
纵观近来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实践活动，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些现象：某某媒体与某某单位共同举办什么活动，比如“××千里行”、“××大奖赛”、“××壮举”等等。由新闻单位和新闻记者提出的一个动议，又拉来了某个商家，最后完成了一项活动，结果理所当然是“弘扬了什么精神，振奋了什么精神”。而接下来一定是新闻单位或是新闻记者同商家一样得到了宣传或经济方面的利益。那受众得到了什么呢？真的就是“受到了什么精神的教育，什么理想的启迪”吗？受众花了很多时间阅读、收听、收看，得到的却是不尽公正与客观的报道，甚至是煞有介事完全误导的报道，这对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不公平的了。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的真实性原则，受到了来自己队伍内部的“专家与权威”的挑战与嘲弄，这要算是当今新闻界最大的不正之风了吧？
新闻传播界有以下三种现象：
其一，记者和新闻官员直接参与和策划，直至经营某一“新闻事件”；
其二，凭借自己掌握的传播媒体，记者和记者服务的媒体喧宾夺主成了某一“新闻事件”的主体；
其三，若赶家新闻单位以一家新闻单位的报道，作为自己二次传播时唯一的新闻来源，于是就有了随声附和、串通一气共同营造出来的虚假“舆论氛围”。
如果承认这三种现象存在，那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公允性就不能不受到人们的质疑。
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三个最基本的、又是三个最重要的问题上：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有价值的新闻？怎样报道新闻？
重新认识理论新闻学意义上的新闻定义，对于党的新闻传播业始终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情操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和对于始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过去，我们在批判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时候，知道了“人咬狗”和“能让女人惊叫一声”的东西也是一类新闻；在坚持了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同时，我们也深刻地为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报道给党和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失而认真反省。思想解放运动20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能够自觉地站在辩正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抛开意识形态上那些经不起时间检验、实验检验和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抛开五花八门和哗众取宠的那些非本质新闻定义的表述，于是我们发现，自从有新闻学以来就有一条不曾被动摇过的“天条”，那就是最基本的新闻定义：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是对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问题的核心是：这个“事实”是在自然状态下独立发生的，记者闻讯或预知后赶去采制的报道，还是由新闻记者和新闻传媒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策划并与当事者共同精心制造出来的新闻事件”。
比如，一个正规的新闻传播机构经常“直接参与策划”那种将新闻事件的当事者和报道者之间的关系有意无意地模糊起来、主体与客体颠倒起来的什么“现场直播、卫星传送”节目，或许能够营造出一种轰动的氛围，但是就有了许多受众的疑问：你的报道到底想让我们了解新闻事件的主体呢，还是新闻事件的报道者或者支持、策划、制造了这个“新闻事件”的新闻传媒呢；抑或是出资赞助了这个“新闻事件”的赞助商呢？
中外新闻史上凡是经营和策划出来的“新闻事件”，无一能够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前不久黑龙江省有一家电视台出资赞助的“阎庚华只身攀登珠峰”的报道，就是典型的“策划和经营出来的新闻事件”。
阎庚华是一个“无极限运动爱好者”，在他的身上有挑战极限、战胜自我的常人绝对少有的毅力与勇气，但在他身上也有着相当大的诸如素质方面的局限性。他的学识、经验、科学态度，包括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他向珠峰顶部冲击的那些日子已经完全展示出来了。将黑龙江省半个世纪以来三代英雄的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战胜高寒禁区的精神”强加在他的头上，是出于深思熟虑的考虑吗？
勿庸讳言，“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战胜高寒禁区的精神”，首先是“‘三老四严’的科学精神，是英雄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操”，绝不是鲁莽、冒险、愚昧和偏执的个人英雄主义。人在大自然面前十分渺小，以至微不足道。妄称什么“征服自然”、“敢与珠峰试比高”是不科学的。社会发展到今天，聪明的灵长类不是早就懂得了“人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了吗？怎么还能妄谈“征服、战胜和超越”呢？
笔者是阎庚华的挚友。1999年，他第二次前往珠峰地区做试摆性攀登前与我告别时，我有两句极端负责的忠告：第一，绝不能提只身攀登珠峰口号，一定要结伴而行，审时度势。第二，如果你一意孤行，不听规劝，只身攀登珠峰，你将必死无疑（必死无疑这句话，笔者确实是在极为冷静的心态下指着他的鼻子一连说了5次以上）。这是基于笔者对阎庚华的了解和与他十几年的友情，以及凭借曾几次翻越6000公尺以上的高峰苦不堪言的经历发出的肺腑之言。
至于把“从来就没有经过登山训练的年轻记者”派到海拔8000公尺以上的地方跟踪报道，那是对年轻的生命珍爱与负责吗？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关怀是事后的奖金可以补偿得了的吗？如果仅仅是想“开创中国电视机构在珠峰海拔8150米进行现场直播的先河，开创世界职业记者携带设备登上8150米高度现场报道的先河”，事先也一定要对记者和工程师们进行缜密和极为严格的体能与技能训练。同时还要查查资料、上上网，看看国外的同行们是不是早已登上了珠峰，并从那里向全世界传送过电视画面。中国的电视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染上一种自吹自擂的恶习，当年有一家相当一级的电视台记者，跟随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到了北极点，拍了那么几十公尺曝光不准的片子就公开断言“他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专业的电视记者到达了北极点。”事实证明，这种讲法是欠妥的。
今天我们也许不能完全回答，但我们明天必须认真回答这些问题：
新闻被反复“炒作”之后，味道可能鲜美了，营养会不会降低？
一家新闻单位的报道，成了若干家新闻单位唯一的信息来源，那么独立思考、独家报道的魅力何在？
报道“正在发生的新闻”时怎样把握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
报道“新闻事业”和经营“新闻事件”有什么本质区别？等等。
江泽民同志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因此，新闻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意识一刻也不能模糊和淡化，更不能一味地追求“卖点意识”、“轰动效果”而导致导向上的偏差。
今天的新闻记者和新闻传播业面临的诱惑与考验、风险与艰难、机遇与挑战、责任与道义要比过去大得多、多得多。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忽视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要特别清楚：什么是新闻和怎样报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