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及中国的“与国际接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4）02-0026-06
一、两轮经济全球化以及比较
经济全球化起步于15世纪。受商业利益和黄金诱惑的驱动，欧洲地中海、大西洋的一些商业发达的国家开始试行重商主义对外扩张的政策。先是探寻新航线，发现远方新大陆。1497年，葡萄牙人伽马率领的远航船队绕过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翌年登陆印度，历时11个月；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从1492年开始三次率领帆船队寻觅新大陆，抵达美洲。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得到西班牙国王的资助，率领船队开始环球航行。此次航行证明地球确是圆的。全球海上新航线的发现，为随后欧洲列强实行的殖民政策、宗主国经济全球化打开通道。世界经济滥觞于资本主义。对当时经济全球化的景象，许多大师的著作里都有过反映。亚当，斯密说：“美洲的发现及绕好望角到东印度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两件事。其影响已经很大了；但自有这二发现以来，只不过经历了二三百年，在这样短的期间，其影响势不可能全部呈现出来。这两大事件，以后对于人类，将产生利益，或将引出不幸，人类的智慧，还不能预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世界上最遥远的部分，使它们能互相救济彼此的缺乏，增加彼此的享受，奖励彼此的产业，其一般倾向似乎是有利的。不过，对于西印度及东印度两处的土人，这两事件本来能够产生的一切商业上的利益，却被它们所引起的不幸完全抵消了。这种不幸，与其说出自它们的本性，无宁说出自偶然。美洲及东印度通路被发现时，欧洲人的优越势力，使他们能为所欲为，在此等辽远地方，作出各种不合正义的事体。”（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95页。）李嘉图对经济全球化是这样描述的：“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与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3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描述得最贴切、深刻和鲜明：“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的时代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许多原来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落后的民族国家，现在都参加到世界市场中来了，一切国家的生产世界性了，消费世界性了，只有全方位的互相往来、互相依赖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就是精神生活也世界性的了。这不是经济全球化是什么？所以，经济全球化按其内容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已化了数百年了，与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只是在程度和深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可以说是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在化源、化法、程度、深度方面都与前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有很大的不同。
化源不同。前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源头来自欧洲，先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后是英国。英国从16世纪到18世纪进行和完成产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霸主以后，对经济全球化起了巨大的扩张性作用。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源头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化法不同。前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殖民政策来实现的，对不顺从的民族即以暴力征服。如19世纪40年代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托夫勒在他的名著《第三次浪潮》，引述过约翰·艾里斯《机关枪的社会史》一书中的一段史实：1894年，英国武装部队在苏丹中部城市欧姆杜尔曼，用六挺玛克沁机关枪打死了11000个达尔维亚人。在这一战役中，英国人只死了28个，平均每一个英国人的代价是392个苏丹人的死亡。“射杀殖民地居民犹如打猎而不是打仗。”（注：（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37页。）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以高科技经济为主的竞争实力进行跨国投资设厂、跨国经营贸易、跨国生产消费来实现的。其发展势头迅猛。1997年全世界有4万多家跨国公司母公司和28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及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注：龙永图：《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光明日报》1998年10月30日。）2001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将近7万亿美元，跨国公司创造的增加值约为3.5万亿美元，销售总额约19万亿美元，是同期全球出口额的两倍多，跨国公司在国外分支机构雇员约有5400万名（注：葛顺奇：《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回顾与展望》，《世界经济》2003年第3期。）。
程度不同。前一轮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的震憾强度就是到今天也无可比拟的，新航线的开通，新大陆的发现、土著人的曝光，无异于在新天体里发现外星人一样的令人惊异不已。哥伦布第一次航海回国时，只是带回一些小金发带、金腕环，几捆棉花，几株大芦苇，几只羽毛极美的鸟，几张大鳄鱼、大海牛的皮，还有六七个颜色和相貌奇怪的土人，却被按凯旋仪式，由隆重的仪仗队迎接他们归来（注：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33页、第27页、第159页、第160-161页。）。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并不高，主要只是表面上把各国孤立的经济联结为世界经济，形成世界市场而已。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就高得多了，不仅经济资源走向全球性的交互配置，经济上享受国民待遇的世界公民越来越普遍，而且有一体化的趋势，欧盟就带有预示性的味道。虽然，这还只是很遥远的幻影般的憧憬。因为通讯工具的空前发达，“地球村”概念也已形成。
深度不同。前一轮经济全球化既是通过殖民政策来实现的，就带有征服性和血腥味，是强加给落后民族的结果，殖民地人心不服，所以后来都纷纷独立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既是通过以高科技经济为主的竞争实力来实现的，就带有普及提升的进步性和诱惑力，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出主动接应的姿态，自认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而以机遇和动力为较强音。
二、经济全球化并非经济利益均等化
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加速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创造、发展、普及、共享的进程，但同样没有到可以免费享受午餐的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受益也绝对不会均等。各国享受的档次高低与他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实力大小是相适应的。两轮经济全球化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是由经济实力最强者主导的，当他们感到发展空间挤压狭小、需要扩张而又估计自己有实力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走向全球的念头，唯一的动机仍然是本位利益最大化，互利是主观意图之外的社会结果或世界结果。在经济全球化轨道上奔跑的现代资本家，不过是亚当·斯密说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33页、第27页、第159页、第160-161页。）的动机和后果由一国放大到世界而已，并非改变了德性。斯密说：关于美洲殖民地的“欧洲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支配着最初计划建立此等殖民地的动机，似乎是痴想与不义。探讨金银矿山，足见痴想；贪图占有一个由从未损害欧洲人，而且亲切殷勤地对待欧洲最初冒险家的善良土人居住的国家，足见其不义。”（注：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33页、第27页、第159页、第160-161页。）但这种不义的行为，客观上“在一个方面，只在一个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它哺育了造就了能够完成如此伟大事业，建立如此伟大帝国的人才。……这些殖民地应当把它们富有积极进取心的建设者所受的教育与他们所以具有伟大眼光归功于欧洲的政策。”（注：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33页、第27页、第159页、第160-161页。）他们是受各自利益的驱动走到一起来的，就必定会有冲突，这就是代价，就是成本。经济利益的冲突是最根本的冲突，可能有无奈的妥协和忍痛的退让，但决不会消除。各个国家，无例外地都是从本民族利益来考虑全球化的，推动和主导全球化的。最典型的是1937年日本发动的八年侵华战争，刺刀直逼中国人的胸膛，还说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经济人的理性就是集中在个人主义的算计上，个人如此，国家如此。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不可能有国防全球化，各国都在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经济全球化的魁首美国，2004年财政年度的国防经费是3687亿美元，比上一个年度增加了40亿美元。李嘉图说的“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是太理想化了。别说在他之后有无数次大小战争，就是今天的欧盟也亲密有间。德法为首的欧盟大国希望进一步集中权力，而其他成员国却要坚持各国主权原则。随着成员国的增多，矛盾也会增多。现在也有经济全球化的理想主义者，认为世界将走向大同，使人人幸福。如几年前，美国纽约市社会研究新学院世界政策研究所所长斯蒂芬·施莱辛格在一篇题为《全球主义透视：世界向大同发展》的文章说：我们正以几十年前无人预料的方式组建一个秩序井然的大同社会。“华盛顿在联合国中开展工作，帮助达成了300多项国际性条约，涵盖了诸如经济制裁、飞机航线、核能核查、人权、控制污染、海洋权利、空间法律、海关手续和新闻自由等，这些全都是建立一个良好运作的大同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注：参见王锐生：《论反全球化现象》，《深圳特区报》2000年5月14日。）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国家要宣扬全球利益至上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重要的是不在于别人说什么，而在于自己要做什么，看到什么，从本国利益考虑对经济全球化的参与度。
中国在前一轮经济全球化中，是在西方列强炮利船坚的攻击下，以丧权辱国为代价，被迫屈服而卷入的，从此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窘境，退无路，进无途，置身在西方列强的刀俎下。这便是前一轮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的命运。在面临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当今的中国当然不可昔比，世界对屹立东方的大国也早已刮目相看。但中国还是要掂量一下自己在经济全球化的列车中，究竟处在怎样的位置？要能得心应手地与狼共舞，只能是狮虎大象，而不是羊鹿小兔。中国在历史上曾有被咬的累累伤痕，是不会忘记惨痛教训的。经济全球化既有正面影响的全球化，也同时有负面影响的全球化，如矛盾、摩擦、风险，甚至恐慌的全球化，一荣未必俱荣，一衰必定俱衰，中国应当有忧患和防备意识。
三、与国际接轨就要奋力发展高新产业
现在中国最时髦的口头禅是“与国际接轨”，不论什么问题的争论，只要说“与国际接轨”似乎就无从反驳，一切以外国的是非为是非、以外国的时尚为时尚。
须知，经济全球化中，被主导国的意志是很难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的，只有经过艰苦奋斗，使自己成为强者大者，才有自己的大道之行。无数事实证明，马克思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是绝对真理，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仍然是经济。前苏联自1917年以来经历多次国内外战争，特别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被打垮，1991年12月2日却自己宣布解体。根本原因是苏联在二战后把主要力量放在军备竞赛上，忽视了民生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1961年8月13日由两万东德士兵、一夜间建成的43公里长、4米高的柏林墙（后扩建为166公里长、50米宽的警戒线，封死192条街道），也不是被什么大炮摧毁的，而是过了38年以后的1999年由建造者自己拆除的，贫困的东德终于挡不住西德繁荣的经济的诱惑。柏林墙建成后的第二天，马上使6万多东德人不能到西部继续上班，以后也没有使东德人过上好日子，就不断有人冒死越墙去西德谋生，以致265人先后死于非命。最后不得不夷为平地，只留几处断墙残垣作为文物遗址供后人参观。这是对一个真理的历史印证。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在改革开放中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1997年以来世界经济不太景气的颓势下，中国还能“一枝独秀”，以8％左右的增长率在高速增长，因而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可是中国产品制造的高新技术水平总体上还落后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还处在初级阶段，重大的技术装备，自动化、机械化的工业设备，高档微电子芯片，精密仪器、仪表，移动通讯等等，主要靠引进。许多家电产品的主要配置，如冰箱的压缩机、电视机的显像管、电脑的芯片、移动电话的机心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农产品的加工设备、奶制品生产线也依赖进口。我们基本上还处在核心技术靠引进的装配、仿生阶段。高新技术的原发性创新极弱。而发达国家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是一波接一波奋进，特别是将掀起空前深刻广泛的产业革命的人类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已取得重大进展。200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宣布耗资30多亿美元，从1990年10月1日启动的国际人类基因工程，由上千名各国科学家经过10年的艰辛努力，已经制出人类基因草图，即已将人类23对染色体的35亿个碱基对按照自然顺序排列出来。1980年以来，世界科学界兴起一股纳米热（注：据有关文献介绍，纳米是一种度量单位，1纳米为百万分之一毫米，即1微毫米，也就是十亿分之一米，约相当于45个原子串联起来那么长。）。美国自1991年开始，把纳米技术列入“政府关键技术”，每年拨款3500万美元。2000年年初，克林顿总统宣布为美国纳米技术研究拨款50亿美元。2003年，布什政府年度研发预算中，纳米技术投入是6.79亿美元。日本也从容不迫，1991年开始实施为期10年的纳米研究开发计划，耗资2.25亿美元，1995年又将其列为今后10年开发的四大基础技术项目之一。通产省从2001年起又实施为期7年的“纳米材料工程”计划。同时，科技厅设立“纳米材料研究中心”。德国、欧盟各国都十分重视纳米技术的研究开发。这两项技术的研究开发成功，意味着生物可以人为重组，物质可以人为重构，将给世界带来巨大商机。人类基因工程的研究与开发虽然以“国际参与，免费分享”为宗旨，但各国分享程度还是要以自身具有的分享能力和手段为前提的。美国《未来学家》杂志几年前就预测基因技术产业将在2025年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达2万亿美元（注：参见谢玉堂：《加快抢占高科技产业制高点》，《光明日报》2000年6月9日。）。纳米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使许多大型设备微型袖珍化，并会产生奇功异效，带来巨大效益；如国家图书馆的图书可以储存在一个糖块大小的芯片中，可以制造出比头发丝还小的马达，米粒般大小的能动汽车，蜜蜂大小的可控直升飞机。纳米材料制成的装甲车可以使击中的导弹滑落或反弹回去，还可以把分子机器人植入昆虫的神经系统，控制昆虫飞向敌人收集情报，等等。（注：中国在2003年3月12日在北京组建“国家纳米研究中心”，国家为该中心初步投资2.5亿元人民币。）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首先要考虑的是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方面“与国际接轨”。与此相比，其他方面都是次要的。只要能以历史上造“两弹”（原子弹、氢弹）的精神和投入来研发当今的高新技术，中国没有不成功的，估计20—30年就可以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
两轮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都是以高新技术经济为后盾、为先导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注：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84页。）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也最能浅显地让人领会这个道理。冶铁业在英国也是古老的产业。但是，虽然英国有丰富的铁矿却一直发展不了，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7世纪以后，产量还不断下降。原因是都用木炭冶炼。要烧木炭，就需要森林。由于全国对森林破坏焦虑不安，只得限伐木材以保护森林，冶铁业就发展不起来。炼铁业就从英国转移到德国和瑞典，再从瑞典进口铁。英国产煤，很早就有人设想和试验用煤代替木炭炼铁。可是一直没有取得成功。因为煤中含有硫化物，会使铁变质、易碎，不能锤炼加工成器具。如何使煤炼出好铁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无数次失败，终于在1709年有个炼铁世家的后代叫亚伯拉罕·达比的人将煤先烧脱硫化物成焦炭，再用焦炭炼铁的试验成功。这一成功，不仅能炼出好铁（注：参见（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第二篇第二章，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美）汤姆·斯托尼尔：《信息财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2页。），还大大降低成本。过去每个高炉一年所消耗的木炭费用是500英镑，现在用煤只要50英镑。同时提高生产率。过去用木炭每炉每周只能炼5至6吨，最多12吨，现在是40多吨；从此，英国的冶铁业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为机器大工业造就了充分的铁，并且普遍被使用，铁制机器代替木制机器。1767年开始铁轨代替木轨，1779年建起了第一座铁桥，1787年建造了第一只铁船。钢铁是工业的脊梁。全世界钢铁业的发展都得益于焦炭的发明。随后，1769的蒸汽机的改良成功，使工厂摆脱以水力推动的限制，不必都依赖河流建厂了。历史上生产力的任何一次重大发展，都是科学技术重大突破带动产业革命的结果。近代更是如此。1903年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1920年第一座大型发电站建成，1926年第一台电视机诞生，1940年第一条高速公路开通，1946年第一座电子计算机运行，等等，都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繁荣、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现代的纳米、克隆、干细胞、转基因等类技术的影响，更是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可是，中国除了古代四大发明以及其他发明外，近几个世纪以来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科技发明几乎没有。2001年，我国首次采用国际权威的米勒标准（1979年时任美国伊利诺宜大学公共舆论研究所所长米勒教授所创）进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科学素养的比例只有1.4％，即每千人中只有14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而美国人1990年的调查是6.9％，几乎是中国人的5倍（注：参见金振蓉：《中国人科学素养怎么样》，《光明日报》2002年1月25日。）。这绝非是中国人缺乏智慧，而是缺乏科学技术的薰陶。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无非是要强调重视和发展科学技术，以科技兴国。中国的科学技术不能再长期落后了！上世纪的50年代，毛泽东就说过：“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注：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页。》）
毛泽东的这个时间预期也急了点，现在看来超过美国比原来想像的时间要长。重要的是提出“球籍”问题的尖锐性，苏联不就开除出球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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