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龜茲地區流傳的漢文典籍——以德藏“吐魯番收集品”爲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典籍论文,唐代论文,以德论文,中心论文,區流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的庫車岀土文獻
1902—1914年德國的四次“吐魯番考察隊”所得的文物和文獻材料，雖然均名爲“吐魯番收集品”，但實際上後兩次考察的重點都在庫車、巴楚地區，即古代龜茲國的範圍內，最後一次根本就没有到吐魯番去。這兩次考察在庫車、圖木舒克、焉耆等地發掘而得的材料，因爲也被稱之爲“吐魯番收集品”，所以很容易被人誤解爲出自吐魯番地區，從而使得不少原本是庫車出土的漢文文獻被當作吐魯番文獻來研究，甚至用龜茲文書來印證西州的事情，因而忽視了這些資料在研究唐代西域史，特別是龜茲地區歷史文化的重要價值。
其實，我們可以通過編號來判定哪些是庫車岀土文獻。德國四次“吐魯番考察隊”所獲資料最初均入藏柏林民俗學博物館，大概在入藏時，給每件材料編過號碼。這種舊編號以T開頭，指吐魯番考察隊所得資料；然後空格接寫羅馬數字I，II，III，IV，表明是第一、二、三、四次考察所得；後再空格寫出土地的縮寫詞，其中接在T IV後面的“K”，即指庫車地區岀土文獻，遺址縮寫後空格再寫文物或文書的數字編號。目前我們從所謂“吐魯番收集品”中，根據編號總共找到18件帶有“T IV K”的庫車岀土文獻資料，其中兩件背面也有文字。這些文獻已經著録於拙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實際上，這些文書不是吐魯番岀土，所以我們在每條解說中都寫有“庫車地區岀土”的字樣①。
可惜的是，在德藏“吐魯番收集品”中，由於主持考古工作的格倫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不是科班的考古學出身，特別是主持第四次考察的勒柯克，更是以掠奪文物的心理來進行發掘。因此，許多文獻的岀土地記録不詳，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移等影響，現在許多寫本的原編號已經佚失，我們很難判斷它們是來自吐魯番還是其它什麽地方，我們衹能說，在現在没有原始編號的文獻當中，一定還有不少庫車岀土的文獻，不过目前我們還無法把他們明確指認出來，所以衹好缺而不談。即便我們知道是庫車岀土的這18件寫本，由於德國考察隊工作的粗疏，也没有給我們留下具體是在古代龜茲的什麽遺址中發現的記録。我們知道，德國吐魯番探險隊在第三次考察中曾在庫木吐拉（Kumtura）和克孜爾（Kizil）石窟工作；②第四次考察除了第三次考察過的庫木吐拉和克孜爾石窟寺外，還考察了阿及里克（Achik-ilek）、蘇巴什（Subashi）、克日西（Kirish）、森木塞姆（Simsim）等古代佛寺或石窟寺。③這些地點都在這些文獻岀土地的考慮範圍當中，其中以庫木吐拉的可能性最大。
這些文獻一經判定爲庫車出土，就爲我們研究古代龜茲的歷史文化提供了新的資料，迄今爲止，筆者還没有看到學者把這些資料用於龜茲的研究，雖然其中有些文獻被學者當作吐魯番文獻而反復討論。特別是這些文獻大多數出自佛教寺院或窟寺，而不是墓葬，其原本可能是屬於寺院圖書館的藏書，所以典籍類的資料居多。這些漢文典籍大多是唐朝時期從中原流傳到西域的傳統文化的精華，因此可反映傳統中國國學典籍向西域的傳播與接收的情形，這是史籍很少記載的方面，從國學研究的角度也彌足珍貴。
筆者從1985年以來在歐美調查敦煌吐魯番文書，同時收集于闐、龜茲、焉耆等唐朝安西四鎮的漢文文獻。這裏僅就德藏庫車文獻部份加以討論，藉以考察唐朝龜茲地區中原傳統國學典籍的流傳問題。
二、唐朝的法律文書
T IV K 70(+)71（現編號Ch 991）爲《唐律·擅興律》，18.1×23cm，存11行，楷書精寫。紙色呈黑褐色，且紙面有土，或爲使用時間較長的緣故。④1937年，向達先生訪問德國柏林民俗學博物館，曾獲的一幀照片，但没有來得及研究。該照片後保存在北京圖書館，現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⑤1978年，日本學者山本達郎、池田温、岡野誠等據東洋文庫所獲照片，録入《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料集》第1集《法律文書卷》。⑥以後，中國學者均據此書轉録。⑦現將所存文字轉録於下：
《唐律》是高宗永徽年間編成的唐朝法典，頒行全國，我們在敦煌、吐魯番文獻中都發現了一些《唐律》或《唐律疏議》的抄本，應當是經河西道首府涼州都督府而頒下的唐朝法令。T IV K 70(+)71這件文書所寫的《唐律》字體工整，背面無字，應當是正式的唐朝法典抄本。
唐朝顯慶二年（657），蘇定方率唐軍打敗阿史那賀魯，西突厥各部及其所控制的葱嶺東西各國皆降唐。三年（658）正月，唐平定龜茲羯獵顛之亂，於龜茲國設立羈縻性質的龜茲都督府，下轄九州，立故王布失畢子白素稽爲龜茲王兼都督。五月，又將唐安西都護府從西州交河城遷至龜茲都城，下設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龜茲開始成爲唐朝統治西域的中心。不久，吐蕃勢力進入西域，與西突厥餘部聯合，於咸亨元年（670）攻陷西域十八州。唐罷龜茲等四鎮，安西都護府遷回西州，同時派軍反擊。上元二年（675），漸次奪回四鎮，白素稽遣使獻物。但隨即又爲吐蕃攻占。調露元年（679），裴行儉率唐軍打敗親吐蕃的西突厥餘部，重立四鎮，並以碎葉代焉耆，稍稍抑制了吐蕃的攻勢。垂拱二年（686），吐蕃大舉進攻西域，唐四路出兵反擊，但未能阻止吐蕃的攻勢，武則天下詔“拔四鎮”，再次放棄西域。直到長壽元年（692），由王孝杰率軍恢復了四鎮，並派漢兵三萬人前往鎮守，此後約百年間，安西都護府得以穩定在龜茲，故龜茲王城又稱作“安西”。
自顯慶三年至長壽元年，由於唐蕃間的戰争，安西都護府在西州和龜茲間反復移動，龜茲的局勢尚未穩定。因此，這件《唐律》抄本的傳入，更可能是在長壽元年以後，特別是開元、天寶時期。
這裏我們應當考慮龜茲地區在進入唐朝羈縻州系統以後是否使用唐律的問題。按照唐朝羈縻州的制度，在涉及民事問題時，似乎不用唐律斷案。但是在涉及與鎮守軍有關的問題時，龜茲都督府仍然需要掌握唐朝的法典，因此，這個寫本也可能是龜茲都督府的文書。現存文本的內容與出兵征討、鎮戍私放征防人與征鎮士兵逃亡等事項有關，這是龜茲鎮守軍應當要參照使用的。在日本龍谷大學所藏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一組是關於天寶二年（743）交河郡高昌縣訪捉安西逃兵任順兒等人的案卷（大谷2377、3379等），交河郡應當是接到安西都護府的來文，纔在境內訪捉從龜茲來的逃兵。⑧ 這組文書可以爲我們討論的《唐律》寫本在龜茲的行用做一個脚注，間接證明這件寫本很可能是龜茲鎮守軍使用的律文。
三、唐朝的韻書
T IV K 95-100a,b（現編號Ch 1991）《切韻》，13.9×8.9cm，正背書，正面7行，背面6行。韻目銜接，知原爲册子本。⑨從中國國家圖書館保存的原卷照片上看，有編號“T I D”，似說明爲高昌故城出土，但又有T IV K 95-100a,b，則爲庫車地區出土，未知孰是。從後一編號的繁瑣程度來看，似乎更可能是原始編號。這件文書歷來爲音韻研究者研究的對象，其上有朱筆點記，又數字用朱筆，前人刊布的黑白圖版或複印件没有顯示，故此已刊的摹本也有遺漏。⑩
T IV K 75（現編號Ch 2094）爲增字本《切韻》，13.7×19.5cm，正背書寫，正面13行，背面10行。(11)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有王重民1935年及向達1937年所獲照片。(12)按德國吐魯番探險隊所得此書殘片共八件，周祖謨據王、向帶回的照片，復原其先後次序，現存其中第六、七片，其餘各殘片，現已不知所在，當爲二戰時遺失。(13)和上件一樣，有關這件《切韻》的研究，也主要是從音韻的角度進行的。(14)
從文獻的角度來看上述兩件《切韻》寫本，當然這是音韻學上的重要典籍，是後代韻書的鼻祖，而且，從《切韻》到增字本《切韻》，反映了《切韻》系韻書在唐朝的發展歷程，文獻的價值已由音韻學家給予很高的定位，不必我來費詞。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件寫本，似乎没有太多人注意，那就是唐朝的韻書在當時有兩個功能，一個是作詩時的參考文獻，在選取韻脚的時候可以幫助推敲詞句時選取恰當的文字。二是作爲科舉考試的書籍而存在。因爲唐朝的科舉考試重進士科，而進士科考詩賦，因此也需要用《切韻》作爲參考文獻。(15)所以，敦煌、吐魯番文獻中之所以有這樣多的《切韻》及《切韻》系的寫本、刻本，是和唐朝及五代、宋都重視科舉考試密切相關。庫車的這兩種《切韻》寫本從功能上來說，很可能是和詩歌的流行或科舉考試有關。我們知道，在唐朝前期有不少文人學士到過安西地區，著名的有詩人駱賓王和岑參，不見於史傳的還應當有不少，特別是一些未出道的學子在西行時，很可能携帶《切韻》類著作。另外，承柴劍虹先生教示，這些《切韻》寫本，也可能是當地學童教育的産物。(16)這種看法可以得到傳世史籍和岀土文獻的支持。
四、史書
《舊唐書》卷一○四《哥舒翰傳》記載：“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都護， 世居安西。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爲長安尉不禮，慨然發憤折節，仗劍之河西……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疏財重氣，士多歸之。翰母尉遲氏，于闐之族也。”哥舒翰少讀《漢書》的地點，筆者曾推測在于闐，因爲其父娶于闐王女，又任安西副都護，駐扎地應在于闐，所謂“世居安西”的“安西”，是廣義的安西四鎮的範圍，不是狹義的龜茲。(17)大谷探險隊曾在和田發現一件《尚書孔氏傳》的抄本殘片(18)，可以與哥舒翰的事迹相印證。既然于闐都有這樣的漢文化教育傳統，那比于闐地位更重要、交通與中原更方便的龜茲，應當也有同樣的漢文化教育。
在德藏“吐魯番收集品”中，有一件編號爲T II T 1132（現編號Ch.938）的殘片，經比定，正面抄的是班固《漢書》卷四○《張良傳》，背面是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19)，是一件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獻。筆者進而發現，《西域考古圖譜》下卷經籍類圖版（5）-（1）和（2）所刊寫本，正背面也是《漢書》和《史記》，卷次、書法全同，應當是同一個抄本，而且就是同一張紙的下半，兩者不能直接綴合，但可以肯定原本是同一個卷子（見圖）。(20)按德藏編號指的是德國第二次吐魯番探險隊在吐魯番吐峪溝所得，而據《西域考古圖譜》，大谷隊所得殘片出土地標爲“庫木吐喇”，即庫木吐拉（Kumtura）石窟。目前尚無法判定哪個編號對，至少一種可能是出自龜茲，可以爲哥舒翰的故事以及龜茲地區的漢文化教育提供進一步的佐證。
五、唐代龜茲的漢化佛寺與漢文佛經
唐開元間往印度取經的新羅人慧超，在其所著《往五天竺國傳》記他回到龜茲時的情況說：
開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於時節度大使趙君。
且於安西，有兩所漢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雲寺主秀行，善能講說，先是京中七寶臺寺僧。大雲寺都維那，名義超，善解律藏，舊是京中莊嚴寺僧也。大雲寺上座，名明惲，大有行業，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樂崇功德。龍興寺主，名法海，雖是漢兒，生安西，學識人風，不殊華夏。(21)
由《慧超傳》的記載可知，開元十五年時，安西（龜茲）地區有大雲寺和龍興寺兩所漢寺，它們都應當是唐朝敕建的官寺。其中大雲寺是天授元年（690）十月二十九日，敕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各建大雲寺一所”的結果；(22)龍興寺則是景龍元年（707）二月“庚寅，敕改諸州中興寺、觀爲龍興”的結果。(23)
20世紀初大谷探險隊從庫木吐拉石窟切割走的一幅供養人壁畫榜題，殘存文字如下：
大唐□（莊）嚴寺上座四
鎮都統律師□道(24)
馬世長先生在討論庫木吐喇石窟中的漢風洞窟的歷史背景時，曾經指出：“這方榜題的具體出土地點不明。據榜題明書‘大唐’兩字來看，有可能就出於第16窟。這則榜題又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漢寺‘□嚴寺’的例證。該寺有可能就在龜茲，供養僧人的頭銜是‘四鎮都統’。都統當是都僧統的略稱。這一名叫‘□道’的律師，是四鎮的都僧統。四鎮，顯然是指龜茲、疏勒、于闐、焉耆四鎮。根據榜題，我們可以知道，在龜茲設有掌管四鎮佛教事務的僧官——‘四鎮都統’，這位都統是一漢僧，說明當時的龜茲，在佛教上也居於統轄四鎮僧寺的特殊地位。”(25)庫木吐拉題記的頭一個缺字，我們參考慧超關於龜茲大雲寺都維那義超舊是京中莊嚴寺僧的記載，認爲就是“莊”字，也就是說，這位四鎮都統和龜茲大雲寺的義超一樣，來自唐朝都城長安的著名寺院大莊嚴寺。
我曾經在《唐代西域的漢化佛寺系統》一文中，根據《慧超傳》這段文字和庫木吐拉的壁畫榜題，考證從武周至開元年間唐朝盛期的這一時段中，西域地區曾經奉唐朝敕令而建立了一套漢化佛寺系統，這套系統與當地胡人的寺院系統有別，它們統屬於住在龜茲的四鎮都統管轄，而這個曾在庫木吐拉石窟有著供養人像的四鎮都統，與其他官寺的重要僧官一樣，很可能是從京師直接派至安西地區來的。(26)
筆者過去曾經在《關於唐宋時期中原文化對于闐影響的幾個問題》中指出：“隨著唐朝勢力在于闐的確立，漢寺也就陸續地出現在于闐境內，與此同時，漢譯佛典也必然流傳到于闐地區。”並舉和田地區遺址岀土的漢文《大般若波羅密多經》等佛典斷片以及信徒所寫的發願文爲證。(27)現在，我們根據德藏“吐魯番收集品”中的庫車岀土文獻，可以補充龜茲地區唐朝時期流行的漢譯佛典名録如下：
T IV K 75（Ch 171）《金剛般若波羅蜜經》，8.7×21.2cm，12行，唐朝時期的寫本。(28)
T IV K 75（Ch 805）《妙法蓮華經》卷二，27×10.5cm，4行，唐寫本。(29)
T IV K 70(+)71（Ch 2293r）《大般涅槃經》卷三，26.7×19cm，9行，唐寫本。背面寫“《佛名經》一卷”，但無本文。(30)
T IV K 77（Ch 5511）《四分律比丘戒本》，27.4×81.4cm，64行，約9—10世紀回鶻時期寫本。(31)
T IV K 77（Ch 5512）《四分律比丘戒本》，26.8×190.1cm，148行，約9—10世紀回鶻時期寫本。(32)
T IV K 70(+)71（Ch 852）佛典殘片，12.1×22.3cm，12行。(33)
T IV K.75（Ch 1373）佛典殘片，14.1×10.7cm，10行。(34)
T IV K 70(+)71.502（Ch 1998）佛典殘片，17×22cm，12行。(35)
T IV K 70(+)71（Ch 2063）佛典殘片，20×3.2cm，6行。
T IV K 70(+)71.503（Ch 2209），佛教文獻，18.5×15.9cm，1行。(36)
T IV K 70(+)71.500（Ch 2809）佛典殘片，9.6×10.1cm，5行。(37)
這裏《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妙法蓮華經》、《大般涅槃經》都是唐朝最流行的漢譯佛典，表明這裏流行的漢文佛典與同時期的沙州（敦煌）和西州（吐魯番）没有什麽不同。另外兩件回鶻時期的寫本《四分律比丘戒本》，其祖本可能也是唐朝時期的漢文寫本。其他未比定和編號不能確知爲庫車岀土文獻的佛典還有許多。
六、小結
1.德國探險隊在庫車地區所獲文書並不是孤立的，法國伯希和探險隊和日本大谷探險隊曾經在龜茲故城西邊的都勒都爾·阿護爾（Douldour-aqour）遺址，獲得更多的漢文文書和文獻；①黄文弼先生也曾在龜茲地區的古代遺址中發現少量文書。②這些文獻應當是一個整體，爲我們今天從岀土漢文文獻的視角來研究古代龜茲提供了材料依據。
2.德藏“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文獻反映了唐朝勢力進入西域以後漢文化流行的情況，這裏討論的唐朝法律文書、韻書、史籍、漢譯佛典，分別說明了唐朝律令的使用、韻書的功能、史籍的研習、佛典的傳誦，表明中原的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在龜茲地區的傳播。這些漢文文獻構成了唐代龜茲古代文化史的一個重要方面。
3.龜茲在唐朝是統轄整個西域地區的安西都護府所在地，漢文文獻的流傳是隨著唐朝的勢力的進入而大量涌進龜茲地區的。由於龜茲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軍政地位，龜茲地區所流傳的漢文文獻必然也是整個西域地區流行的漢文文獻，在同時期的于闐、焉耆、疏勒、碎葉等城鎮，也應當有同樣的或同類的漢文文獻遺存，其中和田地區已經岀土了一些同類的文獻，而其他地區也將會有同類的文獻陸續岀土。可以說，這些漢文文獻是唐朝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一個縮影。
4.唐朝時期在龜茲流行的中原漢文化，對於西域地區的民族文化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我們對於這些漢文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也將有助於我們對於同時期或稍晚流行在當地的吐火羅語、粟特語、回鶻語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注释：
① 榮新江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相關條目，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
② A.Grünwedel,Altbuddhistische kultst
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bericht über arch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Kuca,Qaras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Berlin 1912; idem.,Alt-Kutscha,Berlin 1920; A.von Le Coq,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tr.by A.Barwell,London 1928.
③ A.von Le Coq,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4.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Leipzig 1928.
④ 此卷著録於榮新江：《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典籍與文書》，饒宗頤主編：《華學》第3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315頁；T.Nishiwaki,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Chinesische und man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Teil 3),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pp.60-61,pl.7；《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81頁。
⑤ 榮新江：《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德國吐魯番文獻舊照片的學術價值》，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魯番學資料研究中心編《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273頁。
⑥ T.Yamamoto,O.Ikeda & Y.Okano.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I.Legal Texts,Tokyo,(A),1978,pp.26,121; (B),1980,p.16.
⑦ 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89-93頁；唐耕耦等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迹釋録》第2輯，全國圖書館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517頁。
⑧ 參看王永興：《吐魯番出土唐前期西北逃兵文書考釋》，同作者：《唐代前期西北軍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340～352頁；劉安志：《對吐魯番所出唐天寶間西北逃兵文書的探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5輯，1997年，118～122頁。
⑨ 榮新江：《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典籍與文書》，317頁；Nishiwaki,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pp.43-44；《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165頁。
⑩ 參看武內義雄：《唐钞本韻书と印本切□との断片》，《文化》2－7，1935年；劉復等：《十韻彙編》，北京，1937年；萬斯年譯：《唐鈔本韻書及印本切韻之斷片》，《唐代文獻叢考》，上海：開明書店，1947年，53～54頁；Wang Lien-tseng,“Notes on Maspero’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8.1-2,1963，pp.251-252；上田正：《切韻殘卷諸本補正》，東京，1973年；周祖謨：《唐五代韻書輯存》，臺北：學生書局，1994年，71頁，825～827頁；T.Takata,“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urfan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Qieyun Fragments”,Turfan Revisited–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eds.D.Durkin-Meisterernst et al.,Berlin:Dietrich Reimer Verlag,2004，pp.333-335，pl.2；高田時雄著，鍾翀等譯：《敦煌·民族·語言》，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24～27頁，37頁（圖2）。
(11) 榮新江：《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典籍與文書》，318頁；Nishiwaki,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p.44；《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172～173頁。
(12) 榮新江：《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德國吐魯番文獻舊照片的學術價值》，270頁。
(13) 這是筆者1996年在柏林調查德國國家圖書館、印度藝術博物館、柏林布萊登堡科學院所藏所有吐魯番文獻後得出的結論。
(14) 參看武內義雄：《唐钞本韻书と印本切韻との断片》；劉復等：《十韻彙編》；萬斯年譯：《唐鈔本韻書及印本切韻之斷片》，52～53頁；Wang Lien-tseng,“Notes on Maspero’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pp.251-252；上田正：《切韻殘卷諸本補正》；周祖謨：《唐五代韻書輯存》，236，239，865～866頁； Takata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urfan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Qieyun Fragments”,pp.333-335；高田時雄：《敦煌·民族·語言》，24～27頁。
(15) 參看平田昌司：《〈切韻〉與唐代功令——科舉制度與漢語史第三》，潘悟雲編：《東方語言與文化》，上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2年，327～359頁。
(16) 柴劍虹：《吐魯番的學童讀本與“側書”——重讀吐魯番所岀“卜天壽抄本”札記》，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編：《第三届吐魯番學暨歐亞游牧民族的起源與遷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548～553頁。
(17) 榮新江：《關於唐宋時期中原文化對于闐影響的幾個問題》，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國學研究》第1卷，1993年，416頁。
(18) 同上。原件見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下卷，东京：國華社，1915年，經籍（2）之（1）。
(19) 《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77頁。
(20) 榮新江:《〈史記〉與〈漢書〉——吐魯番出土文獻札記之一》，《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41～43頁+4圖。
(21) 桑山正進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2年，25～26頁。
(22) 《唐會要》卷四八“寺”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996頁。
(23) 《唐會要》卷四八“寺”條，992～993頁；又見《資治通鑑》卷二○八。
(24) 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上卷，東京:國華社，1915年，圖9。
(25) 馬世長：《庫木吐喇的漢風石窟》，《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221頁。
(26) 新疆龜茲學會編：《龜茲文化研究》第1輯，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30～137頁。
(27) 榮新江：《關於唐宋時期中原文化對于闐影響的幾個問題》，401～424頁。
(28) G.Schmitt and T.Thilo,Katalog chines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 I (BTT VI),Berlin 1975，p.40；《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14頁。
(29) Katalog chines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 I，p.57；《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65頁。
(30) T.Thilo,Katalog chines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 II (BTT XIV),Berlin 1985，p.64；《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188頁。
(31) G.Schmitt and T.Thilo,Katalog chines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 I，p.172；《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321頁。
(32) Katalog chinesischer buddhistischer Textfragmente I，p.172；《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321頁。
(33) 《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69頁。
(34) 《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114頁。
(35) 《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165頁。
(36) Nishiwaki,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p.125；《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182頁。
(37) 《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228頁。
(38) Les manuscripts chinois de Doutcha.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 E.Trombert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Paris 2000；小田義久責任編集：《大谷文書集成》壹，京都：法藏館，1984年。關於這些文書的探討，參看王炳華：《唐安西拓厥關故址並有關問題研究》，《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10～20頁；姜伯勤：《敦煌新疆文書所記的唐代“行客”》，《出土文獻研究續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277～290頁；張廣達：《唐代龜茲地區水利》，同作者：《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71～79頁。
(39)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