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_可持续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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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可以分解为生态的持续性、经济的持续性和社会的持续性三个方面,但将它们综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研究更为重要的。鉴于此,本文将对哲学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探讨。

(一)

马克思把“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确定为“个人的存在”和“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他指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从这些论述不难发现,人类在不同时期的存在和发展类型,首先受制于他们对其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和处理,表现为不同的人地观。

古代主张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希腊人赋于自然界以“灵魂”,相信天空星体运动与人生在世的变迁,都受同一“灵魂”的支配。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更是崇尚天、地、人三者统一。古人虽然存在着对自然界的顶礼膜拜,但已素朴地认识到,包括天地人在内的自然界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存在体系,人类只有融合于其中,才能共存和受益。当代著名生态哲学家卡普拉对此高度评价说:“这些思想“强调本源的唯一性和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能动本性”,“提供了最深刻和最美妙的生态智慧的表达之一”。[(3)]

随着工业革命,素朴辩证法被形而上学代替,“人是自然界主宰”的主张占据统治地位。培根认为“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是合而为一”的[(4)],由知识所赋于人类的力量将是无所不能的。笛卡尔认为借助科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5)]。这种主张虽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却片面认为“人们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因为大自然中仍有着取之不尽的财富,可让匮乏者用之不竭。人们可以为所欲为。[(6)]恕不知这样的结果,产生的却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严重报复,以至形成威胁到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全球环境安全问题。

通过历史反思,面向21世纪的人类才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从哲学上思考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必须将人和人类看作是未完成的、有待不断完善的社会存在物。马克思指出:“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7)]。这一思想或如德国哲学人类学家米切尔·兰德曼所说:“人的非特定化是一种不完善,可以说,自然把尚未完成的人放到世界之中;它没有对人作出最后的限定,在一定程度上给他留下了未确定性”[(8)]。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着眼于这种“未确定性”,促使世代相继的人类走向不断完善,防止中断或逆转这种发展。这取决于对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合理解决。为此,必须变革传统的思维定势,确立新的悟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第一,要认识到引发全球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人自身。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改造与被改造、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人是主动的方面。正是由于人类价值观念的设定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偏差,使得他们对自然界改造表面上取得的主体正效应,但本质上往往不抵自然界反主体的负面效应,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破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实现人自身的革命,转变价值观念和相关的行为方式,用理性和道德的眼光同等地看待自然和人,实现从“不顾自然的人类发展”模式,转变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模式。

第二,必须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恰当位置。马克思认为:“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9)]从本原看,“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0)];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看,自然界为生产提供了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活动是社会的基础;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看,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反自然规律”“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11)]。以为人对自然界的能力是无限的,不尊重自然界本身存在和发展的权利,那么这种对自然界的“人化”,就会产生自然界的“异化”,反过来加倍地报复人类。汤因比说:“人类如果想使自然正常地存续下去,自身也要在必需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话,归根结底必须和自然共存”。[(12)]

第三,不能简单地将人类活动其中的自然界视作外在于社会的、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实体。普列汉诺夫说:“社会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出乎寻常地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进一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13)]新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地观作为辩证的综合,既不是复归古代的,又高于前工业社会的人地观。它既以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为前提,又充分认可人在自然面前的积极能动性。它明智而适度地对待自然界,既肯定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界的改造,又要求将这种改造活动保持一定的合理阈限。它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要求将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将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和谐,将“人化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相和谐,从而实现在保持自然资源质量和持续供应能力前提下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不超越环境系统涵容能力和更新能力前提下的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

“发展”是人类有意识追求的目标,是各国政府决策者第一需要重视的问题。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哲学研究的课题。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意味着社会发展观的根本转变。

首先,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的转变。

传统的发展模式,将社会发展仅仅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其战略目标追求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收入的增加,将其增长率视为社会发展水平的尺度。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并不令人满意:它主要依靠大量资源和资金的投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得到这种保证;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造成对有限资源的掠夺性浪费,破坏生态系统;它无法使人们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得到真正的整体幸福。于是人们对其弊端进行反思,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社会发展虽然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决不能顾此失彼。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其哲学特征是强调发展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要求将社会当作复杂有机体看待。这种发展符合现代系统科学。所谓系统,贝塔朗菲认为。“其定义可以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14)]钱学森认为,“所谓系统,是由相互制约的各个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15)]因此不能孤立地、片面地发展某一方面,也不能以牺牲其它部分为代价换取某一方面的发展。必须从社会的整体结构和功能出发,寻求总体的最佳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应当将可持续发展视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生要求。这就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还要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即使经济发展,也要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

其次,从以发展的“客体”为中心到以发展的“主体”为中心的转变。

历史发展中的“客体”指的是对象,“主体”指的是社会的人,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模发展模式,看不到经济发展只是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它把经济增长视为目的,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其中心是发展的“客体”。可持续发展与之不同,它是一种以作为社会“主体”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面向人类追求真善美统一境界的发展观。它由个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构成,保证人的素质不断提高,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可持续发展把人当作中心,具有人学意义。第一,对待人类的未来发展,它倡导代际平等原则。强调当代人对后代人应当赋有自觉的“类”意识,担当起为后代开创更美好生活的责任。即如江泽民所说:“必须切实保护环境和资源,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绝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16)]第二,对待人类的现实发展,它倡导代内平等的原则。强调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特别应当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从整体上防止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间的贫富分化”第三,将人的不断完善当作战略旨归。可持续发展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其根本立意在于把人从与自然的严重对立中“解放”出来,进入人与自然的高级阶段的统一。一百年前马克思就指出,“共产主义”将“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7)]可持续发展所体现的人学意义,从一个侧面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价值。

再次,从开发自然资源为主到开发人的资源为主的转变。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它的合理开发有赖于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资源是无限的,是一种比自然资源更为可贵的资源。如果只是从自然资源看,会得出增长有限的悲观结论;如果转向人类自身资源开发的无穷性,对人类的未来就能充满信心。罗马俱乐部博特金等人在《学无止境》的报告中指出,面临自然资源的逐渐衰竭,人们应当看到“人类依然拥有没有束缚的想像力、创造力和道德能力等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被动员来帮助人类摆脱它的困境”。同外部极限相反,人的“内部界限在我们自身中存在着并孕育着无可比拟的发展潜力”。因此,应当“把目标放在开发人们潜在的、处在心灵最深处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上面,以便使事态的发展最终能得到控制。”[(18)]这一观点极具启迪性。

(三)

人类对其自身未来的关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他们关心自己周围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关心这种变化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影响。可持续发展就是人类对未来发展的一种理性思考和理想架构。如果说可持续发展的提出主要是通过历史反思,那么它的付诸实施则需要有超前认识作为指导。所谓超前认识,指的是人们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对自身当下和未来活动及其结果的提前认识。作为对未来的一种观念形态的改造,它具有超前性、系统性、综合性、创造性的特点。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有长远预测。超前认识提供了这种可能,它对人们的实践活动起着长远性和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为实践决策提供趋利避害、择善而行的根据。

人类对未来的发展能否有科学的超前认识,直接受到生产方式的制约。恩格斯说:“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结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后果,是完全被忽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唯一动力是利润。“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19)]全球现在面临的生态危机,究其社会原因,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片面追求自身利益造成的。如今它们又想将这种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以“保护生态”为名剥夺这些国家的发展权,完全是毫无道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不可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因为未来是“黑箱”,它的帐幕是无法预知的。这种认识领域中的不可知论。这涉及到科学预见与规律的关系。诚然,未来对当下是缺少绝对确实性,但不是不能预测的。因为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实和未来是具有统一性的,贯穿其中的规律使它们一脉相承。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形成的也是统一的有机系统。在其中总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只要人们确定正确的价值观,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注意获取和加工信息,加上用心思考,从对现实的周密研究中,就能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为超前认识和预见未来提供可能,重要的是人们不能急功近利。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矛盾是: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矛盾、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矛盾。因为每当人们只是追求局部和眼前利益最大化时,其结果往往总是导致对整体和长远利益的破坏。

这涉及到实践标准的辩证法。列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20)]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具体的、历史的,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往往只是局限于眼前的实践,孤立静止地看待实践,第一步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这就是自然界的报复。实行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决不能对实践检验抱近视的态度,决不能去做那种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蠢事。要精心把握实践的辩证法,注意将人的整体的、世代相继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21页。

[(3)]弗·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中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45页。

[(5)]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6页。

[(6)]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456页。

[(8)]《哲学人类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95页。

[(11)][(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20页

[(12)]《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版,第40页。

[(1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0页。

[(14)]贝塔朗菲:《普遍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2期,第71页。

[(15)]钱学森:《工程控制论》序

[(16)]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

[(18)]W·博特金等:《回答未来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20)]《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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