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美国安保系统的重新定位_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论文

日本和美国安保系统的重新定位_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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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1996年4月17 日在东京共同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强调坚持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牢固同盟关系在冷战后仍具有重要价值。日美安保体制将“继续成为21世纪亚洲太平洋地区维护安全和繁荣的基础”。宣言首次正式使日本承诺考虑在其边界之外发挥军事作用。这表明日美同盟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冷战期间,日美安保体制的主要目标是遏制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的“威胁”。安全问题是日美两国优先考虑的课题,在经济方面美国对日本表现得十分宽容。在美国的安全保障下,日本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由于面对共同的“敌人”,日美安保体制是稳固的。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经济对抗时代,军事同盟的作用大大削弱,贸易不平衡引起了新的利害冲突。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不断升级,美国高喊重振经济,抱怨日本“白坐安全车”,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减少贸易顺差,在此期间,两国的谈判也大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并且,经济摩擦也引发了安保摩擦,两国都出现了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呼声,一时间,日美同盟存在的价值受到了怀疑。

现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发表,使日美关系的重点又重新转到安全领域,美国成功地将日本作为军事伙伴纳入其新的亚洲战略。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日美安保体制再定位呢,这既有较深远因素,又有直接因素。

1960年代末,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失败已成定局,美国决心逐步从亚洲撤退军事存在,并且表示,美国士兵不会再为亚洲的盟国流血。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大有南进波斯湾之势,美苏对立进一步加剧。由于美国在越南的长期战争使国力消耗很大,因而在同苏联的对抗中一时处于不利地位,70至80年代,美国事实上把中国作为潜在盟友,美日中共同对抗苏联霸权扩张,日美安保体制的主要目标是针对苏联威胁。这期间,中国对日美安保体制的态度也是人所共知的。

1980年代末美苏关系缓和,东欧剧变,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紧张。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动后,中国作为第一社会主义大国事实上已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克林顿上台后,美日经济矛盾升级,在经济上打击日本,改变美日贸易不平衡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课题,但日美关系紧张并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力强大,特别是为实现军事现代化所作的努力更引起一些国家的不安。近几年在美日等国不断出现“中国威胁”的论调。

美国转变对亚洲的战略。其主要着眼点有两个,一是亚太地区对美国利益攸关,二是遏制中国。由于东亚经济高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美国同亚太地区的贸易量已经远远超过欧洲,并在其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认为保持在亚洲的强大力量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近来美国一再重申,要继续在东亚保持10万人规模的前方战力,改变了从亚洲逐渐收缩军事力量的战略,重新确认亚洲的“安全稳定”对美国的重要意义。但是,只靠美国自己不能建立起亚洲的“安全秩序”。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军事基地,驻有陆海空军4.7万人, 因此继续坚持和加强日美同盟是十分重要的。自1994年以来,美国一直主动要求同日本就日美安全保障伙伴关系的问题进行全面讨论,准备对日美安保体制进行重新定位。对安保体制重新定位的依据,日美两国具有共同的认识。美国防部长佩里说:“日美安全同盟在防止中国扩充军备上是重要的”,以驻日美军为主的在亚洲10万美军兵力“是对付朝鲜半岛冲突的最低限度兵力”。日本前外相河野洋平在国会就需要给日美安保体制重新定位的问题回答说,“重要的是考虑中国的存在”。显然,双方对防范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不仅在安全方面,在经济上也尽量阻止中国过早强大起来。美国控制尖端技术进入中国,日本减少对中国的长期贷款数额,并且贷款的内容也重点转向环保、农业等领域,不希望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增长。

有两件事促使日美安保体制加速重新定位并走得更远。其一,1995年9月3名美国士兵强奸冲绳一名女童事件,导致抗议浪潮席卷日本列岛,大有动摇日美安保体制之势。其二,中国加强海空军力量,从俄罗斯购买先进飞机,特别是中国军队向东南海面发射导弹试验和在福建沿海举行军事演习。中国加强军事现代化实属正常。然而,这却成了日美安保体制再定位的重要直接因素。

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使日美安保体制的防卫对象、范围、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

关于日美同盟所面对的地区形势,宣言中说,亚太地区依然存在着不稳定和捉摸不定的因素。朝鲜半岛仍然存在着紧张局势。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依然大量集中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潜在的地区争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是造成这一地区不安定的因素。这段修辞尽管没有指明具体国家,但谁都明白,即中国、朝鲜已经取代苏联成为日美安保体制的主要对象国。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美日安保滑入危险道路》明确指出,“再定位”的美日安保条约是全面“围堵中国”。

宣言确认冷战后“日美安全条约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基础”。对宣言日本《东京新闻》评论说,“它进一步表明,在冷战时代以防卫日本为主的日美安全条约体制变成了以亚洲太平洋地区为对象的广泛地区性同盟体制,它是一个意味着维持了36年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发生变质的重要的文件。日本《每日新闻》的评述中说,宣言表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由冷战时代以苏联为假想敌国的‘对付威胁型’向维护朝鲜半岛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日本也要作出相应负担的‘地区安全保障型’迈出了一步。日美安全条约自1960年进行了修改以来,这次可以说是最大的转变”。共同社认为,“在战后多达66次的日美首脑会谈中,桥本与克林顿的会谈堪称是一次转折,冷战时代以保卫日本为主要目标的日美同盟已变为在广泛地区抑制地区纠纷的安全体制”。《日本经济新闻》的社论指出,“日美首脑会谈是‘历史性’的会谈,给人的深刻印象是日美关系进入新阶段,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将具有更大更广泛的机能”。美国防部长佩里对《朝鲜新闻》记者谈亚太安保问题时说,美国把西太平洋的安全与稳定看作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如有必要,美国将动用军事力量。日美同盟不仅是为了日本的安全保障,而且也是为了整个地区的安全保障。日美安保范围的这一重大转变,同美国对亚洲战略的转变是相适应的,美国通过宣言正式把日本纳入它的新亚洲战略之中,携同日本充当“亚洲宪兵。”

日美安全保障关系合作的内容进一步扩大。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的前两天,日美两国政府在东京签署了《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协定所规定的相互提供后方动摇的项目非常广泛,这为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之间的军事合作提供了物质保证。克林顿总统与桥本首相的东京会谈及发表的共同宣言,对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有重要突破,即美国促使日本在其领土外真正发挥军事作用。路透社的新闻分析中说,“日本将成为美国在亚洲重要的军事伙伴”。东京国际大学的前田教授说,“在此之前,日美两国的安全作用是十分明确的,日本是保卫自己的盾牌,而美国则是出鞘之剑”,“但是,今天的日美宣言意味着这种明确分工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也许要促使日本起到某种利剑的作用”。宣言中正式写明“要开始重新研究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而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的主要内容是防止对日本的军事侵略,指导方针的基本原则还属于“被动防御型”。这次在宣言中双方确认“为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形势更加和平稳定,两国政府都应当共同或分别作出努力”,日美安保体制已开始由被动防御型向主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稳定型转变,可以说日美安保体制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

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合作,必然涉及到战后日本宪法所禁止的“集体防卫权”问题。日美共同宣言使日本和平宪法出现了危机。战后日本政府通过扩大宪法解释的途径,使自卫队及扩充军备合法化。海湾战争后又通过了“海外派兵法”,向外正式派出了自卫队,突破了宪法的一个重要禁区。对此,日本政府的解释是,协助联合国的维持和平活动,为国际作贡献。禁止“集体防卫权”已是和平宪法所剩下的最后一块重要禁区了。宣言的发表,在日本再次引起了有关宪法的辩论。自民党、新进党内一部分人主张乘势修改宪法,社民党、新党魁党持反对态度,日本共产党更是反对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升级。不过,冷战后日本政治趋于保守化,维护宪法的力量已经减弱了。这次是再扩大宪法解释呢,还是干脆抛弃和平宪法,或曰战后和平宪法的运用已经到了极限。

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发表,当然是基于两国的共同价值观和利益。对于日本来说是进一步对美国新亚太战略的确认与合作,但也将使日本在亚洲的处境更加困难。对于美国则是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即有利于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主导权、遏制中国、控制日本脱离日美安保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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