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群[1]2001年在《冷战后欧洲安全结构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了冷战后欧洲地区1989年至2000年间各主要安全组织的变化和这种变化导致新欧洲安全结构的形成。本文研究了欧洲地区最重要的叁个安全组织：北约、欧安组织、欧盟/西欧联盟，对于它们在冷战后新的安全形势下所进行的内部调整和改造，尤其是职责和任务的重新确定，战略目标与手段的调整，以及这种调整对组织力量的影响和给组织带来的变化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对于欧洲各种力量在各个安全组织中的利益、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特别是冷战后的欧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入探讨，并从组织力量研究中揭示了各安全组织在欧洲新安全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新结构的控制机制、运行原则与方式。本文力图通过这项研究展示新安全结构的特征、形成原因、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对地区秩序的影响。 本文认为经过了冷战结束后10年的发展演变，欧洲已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合中心圆的结构（Comprehensive concentric Circlestructure）。这一结构已相对稳定，但仍然在继续发展演变当中。在这个安全结构中，美国领导的北约是欧洲安全的核心组织，是欧洲安全秩序的控制中心，掌握着秩序的运行方式和规则。与此平行存在着另一个核心，即以欧盟为主的安全核心，它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形成的巨大内聚力，日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安全作用。这两个核心即相互重合又有所不同，其重合部分表明两者的战略利益一致，二者可以合二为一；其不同之处，在于职责分工不同，各自承担不同的安全任务。北约中心由于北大西洋联盟是一个军事政治联盟，其在欧洲安全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以军事安全为主。而欧盟中心圆由于其经济一体化的独特发展和内部的高度稳定，其作为安全中心的功能主要是从“软安全”的角度体现出来，即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角度作为一个“安全锚地”在欧洲安全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两个核心的矛盾和斗 争则预示着秩序的变化所在及发展方向，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重点。这 两个职责不同的安全核心，其内部关系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聚合程 度高，稳定性强。核心通过各种制度化的机制联系着核心周边的国家， 并使欧洲地区存在的其它安全组织逐渐演变成为职能相对单一、接受 核心领导的组织。结构内部从中心到边缘存在着等级区别。内核是具 有广泛共同利益的西方发达国家，它们是一组承诺生死与共、订立有 集体防御军事联盟条约的国家。它们将其外围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看 成是防范的对象，是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来源。它们在维持集体防 御不变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将这些国家纳入到以西方为主的 结构中去，并维待结构的等级分别。核心国家在冷战后采取多种形式 延伸安全地带，扩大势力范围，并通过种种制度化和组织化的手段融 合和改造周边国家，目前的控制方式主要以制度化的多边合作为主， 对结构内的反叛力量也以多边力量予以打击。规范和价值观念在整个 结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认为，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影响了冷战后欧洲安全结构的形 成。两极体制的遗产一方面是西欧的高度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则是 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碎片化，这两个发展趋势为冷战后欧洲新安全 结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经过几百年历史发展形成的西方资本主义的 统治地位、全球化形势下的西方共同利益所面临的共同威胁，俄罗斯 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是使欧美联盟历经冷战结束巨变而不衰，并 使它们迅速调整职能和任务、重新确定战略目标和重整分工的现实主 导原因。而欧洲地区组织化和制度化的高度发达，以及战后长期培育 的多边主义传统，再加上西方的明显优势地位，是使结构得以主要采 用多边主义和制度化合作方式控制的重要原因。 本文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合力论，采用的分析方法为‘ 结构分析、组织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的结合。结构分析主要是围绕结 构行为体的力量和结构控制形式的分析，因本文根据欧洲的特点选取 安全组织作为结构中的主要行为体，因而组织力量的研究采用了组织 分析的方法。同时历史分析方法在本文对各组织职能转变和战略调整 2B 过程的分析中，也占重要的份量。 本文的主要章节安排是： 前言部分主要论述本文的选题意义和学术价值，讨论本论文所涉 及的文献，并概括性地提出了本文的基本观点。 第一章为本文的理论部分，主要对本文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界定’ 和梳理，并提出自己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 第二章论述欧洲安全结构的历史基础，主要是对本世纪以来欧洲
赵姜卫[2]2016年在《冷战后德国国家安全政策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以来,欧洲大陆一直是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而德国就是这个中心最引人瞩目的舞者之一。德国的命运与欧洲紧密相连,德国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德意志民族人口众多,分布又及其广泛,与欧洲各主要民族都有接触,自古以来就战争不断。德意志民族道路可以说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历史。尤其是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德国国力迅速强大,但“迟到者”的尴尬处境使其从来不甘于既有的国际秩序,一直试图以力量为自己在国际体系中谋求一个“恰当”的位置。20世纪上半叶,德国接连挑起两次世界大战,既给自己也给欧洲及整个世界带来不可磨灭的痛苦记忆,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二战结束后,德国开始反思自己的国家定位,追求以法德和解为出发点,实现欧洲政治经济安全的统一与融合,从而保障欧洲的持久稳定与和平。但两德分裂的现实与冷战的历史背景使得德国在安全上必须依赖美国和北约,成为美国欧洲战略的支柱。两德统一后,德国重新赢得主权,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德国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安全政策,以便适应这种新的状况,同时德国特殊的历史经历也使德国不能像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行事。本文试图从历史和现实中探究德国在欧洲安全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梳理其冷战后执行的安全政策,分析德国在维护后冷战时代欧洲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在近几年欧洲及周边地区安全局势持续动荡,对整个国际体系产生诸多影响的今天,研究德国安全政策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广泛阅读和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着重研究了德国自统一以来历届政府重要安全政策文件及各任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重要讲话,以便更好地把握德国官方和政要对德国安全政策的阐述与思考,来试图为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找一个新的资料点。本文在内容上首先借助角色理论,分析了德国两个鲜明的角色身份——贸易国家和文明国家,概述了这两种身份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然后通过研读德国政府发布的多份国防政策文件来梳理德国安全政策,尤其是本文还通过冷战后几个重大安全事件来分析德国的政策倾向,最后本文探究了德国在欧洲安全建构上所发挥的作用,指出德国在新的“东西方矛盾”中发挥的桥梁作用和对维护欧洲地区安全的稳定器作用。
王璐[3]2008年在《冷战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研究》文中认为在冷战两极对峙的大前提下产生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欧安组织),其发展进程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现象。作为在冷战期间东西方联系的渠道和集团之间安全对话谈判的框架,可以说,是一种致力于缓和欧洲局面的制度化过程。欧安组织主要采取沟通与对话的方式来维护安全,之所以使用这种方式,是因为西欧和中立与不结盟国家从军事实力上来说与美国和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之后叁代信任与安全机制和军控裁军协议的达成,稳定了欧洲大陆的局势,有效的防止了大规模战争在欧洲爆发,为欧洲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冷战结束之后,欧安组织的作用日益减弱,迫于时代的要求进行了一些机构调整和改革,但是却效果不大。而且在其对前苏东地区国家实施选举监督职能的实际行动中又不可避免的成为了美国“民主化”进程的帮凶,大行干涉主义,大力推行西方民主和人权价值观。但是,欧安组织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多边主义原则,积极实践预防性外交,其所体现的安全理论和相对成熟的制度化组织机构管理经验,对于地区结构复杂、权力分布不均衡、大国矛盾突出的地区来说,可以借用这些成熟经验,同时有助于促进亚太地区安全体制的建立,创造有利于中国的稳定的地区环境。而且通过分析欧安组织在“颜色革命”中的作用,有助于了解西方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手段,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佟巍[4]2017年在《中东欧国家的多元安全选择：北约、欧盟与次区域安全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纷纷加入北约,完成“回归欧洲”的历史转向。随即,中东欧国家逐步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依托欧盟共同安全防务政策成为双重安全机制参与者。近年来,中东欧国家开始重视次区域安全机制建设,力求通过自身的努力将本地区的安全利益嵌入主导安全机制之中。本文的研究问题就是作为在国家安全方面异常脆弱敏感且战略资源有限的中东欧国家,为什么不进行单一的安全选择,而是在获得北约安全保护伞的同时,通过多元安全选择获得安全感?长期以来,欧洲安全研究还是基于传统的大国主导安全研究。作为夹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缓冲地带的中东欧国家在欧洲新安全结构中的投入、选择以及行为表现方面的战略思维和逻辑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因此,对于中东欧国家冷战之后的多元安全选择没有进行细致的研究,更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本研究致力于对国家行为体参与欧洲大陆上各种安全机制的选择逻辑、参与决定、互动模式和评估指标进行具象化的阐释,在建立国家安全选择模型的基础上对中东欧国家的实践行为进行细致的分析。本研究着重关注中东欧国家对于外部安全环境的主观感知,通过梳理中东欧国家在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事件做出的安全选择,研究中东欧国家的主观情境感知与安全选择中的逻辑联系。本文认为中东欧国家之所以选择北约和欧盟两个主导安全保护机制,并且在近年来开始建设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主要是由于每种安全选择都无法独立满足中东欧国家的需求,因此需要进行多元安全选择维持地区的安全稳定。根据本研究提出的国家安全选择评估指标,北约可以在国家安全保护和国防政策现代化方面满足中东欧国家的需求,但在防务能力建设方面中东欧国家却更重视欧盟防务市场所提供的平台和机会。由于在特别事件中会出现安全治理真空的情况,加上欧洲安全机制发展的次区域化趋势,中东欧国家重视通过次区域安全机制建设对主导安全机制进行补充,并力求建立次区域安全力量加强本土防御能力。本项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本研究将对北约、欧盟以及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条约、政策性文件等官方文件、中东欧国家国内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以及一些知名智库的安全研究报告进行分析,对中东欧国家的安全政策立场以及行为的转变逻辑有一个宏观、清晰的认识。本研究将对欧洲安全的两个主导机制北约和欧盟在国防政策改革、防务市场、武器研发等具体领域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厘清在具体领域哪一种安全机制更加契合中东欧国家的利益诉求。本研究还将对次区域安全机制建设的发展背景、建设进度、过渡作用、对主导安全机制的支持等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本项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安全选择的角度去关注安全结构中中小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通过分析中小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安全治理模式的选择行为,梳理出国家安全选择背后的战略思维逻辑,这对研究安全机制的发展以及理解中小国家在安全机制中的行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研究中小国家在业已构成的安全结构下进行安全选择的逻辑,一方面可以厘清中小国家的利益诉求,从而可以在安全治理模式的设计上进行适当的倾斜,有利于团结成员国从而提升安全治理模式的合作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根据不同安全治理模式的优势进行功能分工,从而尽可能地避免治理模式重迭造成的合作低效和任务竞争,让不同的安全治理模式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从而为成员国带来更多的安全利益。本研究对中东欧国家的国防战略、国防政策、武装力量等重要信息进行分析,厘清中东欧国家对于各种安全机制的选择、投入以及评估逻辑,从而对中东欧国家的安全战略思想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此外,在次区域安全合作的基础上,本研究关注北约在中东欧地区的安全战略部署,梳理中东欧国家能够对北约提供的战略支持,并对中东欧地区的次区域安全合作的发展以及挑战进行详细的分析。本研究将为中东欧国家国防军事安全、中东欧地区次区域安全机制建设、中东欧地区军事安全合作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详实的数据和丰富的案例,对未来相关领域的拓展研究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王骏腾[5]2016年在《安全复合体视角下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困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国际关系史,大国对东欧的争夺曾不止一次地引发了改变欧洲乃至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冲突。一战、二战以及不算久远的冷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东欧问题引发的。如今,围绕地缘位置极其重要的东欧国家乌克兰,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又展开激烈争夺,陷入紧张的对峙中。甚至有观察家担心新的冷战已经降临欧洲。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俄罗斯具有极强大的武力,是东欧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然而,它在本地区却极少获致真正的安全。当俄罗斯强大时,东欧就是俄国安全的“防御盾牌”和“缓冲区”；而当其实力衰弱时,东欧又极易成为外部势力进攻俄罗斯的通道和跳板。客观而言,出于安全和权势的考量,历史上俄罗斯的确对东欧邻国多有侵略、压迫、控制之举。然而在民族国家已牢固确立的时代,任何帝国式的控制架构势必都无法持久。沙俄的覆灭与苏东集团的离散就是明证。俄罗斯为了保障自身安全,消耗大量资源控制东欧,但最终结果却是拖累了自身的发展,从而损害了自己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能力。负面形象一旦转化为某种历史符号,就难以改变。至今俄罗斯与东欧国家之间普遍缺乏信任,影响了该地区安全合作的展开。对于俄罗斯和东欧而言,最大的安全困境是：由于巨大的实力差距,东欧国家对俄罗斯充满疑虑与不安全感,因此倾向于将其排除在地区安全机制之外；然而,一味排斥俄国并不能使东欧获得真正的安全。而接纳俄罗斯又难免其凭借超强实力最终控制甚至覆盖本地区。对于东欧国家而言,引进域外力量制衡俄罗斯不可或缺。但历史已经证明,西欧大国英法的承诺并不可靠,而且它们根本无力同时遏制俄德两强。于是非欧洲的美国就成了东欧的主要助力。美国对欧洲国际政治的大力参与始自一战。二战后,通过北约集团,美国试图牢固控制西欧并主导整个欧洲的安全议程。苏联解体后,欧洲范围内存在着两大安全复合体——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独联体与欧盟(欧安组织,特别是北约在欧洲安全领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本文将它们界定为安全制度而非安全复合体,详情请见第叁章与结语中的有关分析)。虽然存在分歧,但冷战后俄罗斯仍与欧盟展开了包括安全领域在内的广泛合作。然而欧盟在提供“硬”安全上存在软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主导了欧盟的安全议程。而欧盟与北约在成员组成上更是存在重合。俄罗斯原本对欧盟的扩大较为放心,并希望最终实现俄欧安全一体化。但美国与北约的介入使得欧洲安全合作变得复杂与困难。诚然,北约的扩大有其客观需要,但更有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意图。冷战后,东欧地区原先被压制的矛盾重新凸显,引发了新的冲突。乌克兰危机显示了东欧因民族国家建构的滞后而固有的国家脆弱性。乌克兰拥有良好的工农业基础,在原苏联范围内,其实力仅次于俄罗斯。然而,现今乌克兰却因国内政治分歧所引发的内战而逐渐滑向所谓的“弱国家”。乌国内的动荡外溢,造成地区的不稳定,也给外部大国介入制造了机会,激化了东欧原有的安全竞争。俄罗斯在冷战后原本希望融入欧洲最有效的安全机制——北约。但其意图并不被西方所信任,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仍视俄罗斯为“他者”与潜在威胁。虽然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与北约-俄罗斯常设理事会将俄罗斯纳入了制度框架,但由于俄国对北约的实质性决定不具否决权,因而实际上仍被排除在欧洲安全重构进程的核心之外。在北约东扩这个攸关俄罗斯根本安全利益的问题上,俄罗斯屡有受骗上当之感,因而倾向于在必要时越出机制,单方面采取强硬措施。就如它对克里米亚的兼并和对乌东部激进分离运动的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作为特别是兼并克里米亚严重恶化了与西方的关系。如果不存在北约因素,可以设想,假以时日,独联体与欧盟很可能会融合成一个涵盖全欧的超级安全复合体。而如今,欧洲安全合作的前景更加黯淡。对俄罗斯而言,虽然存在可供选择的不同安全战略,但运用它们存在一定困难。因此,俄罗斯在东欧势将面临持久的安全挑战。
张祎[6]2016年在《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是欧盟与北约为实现组织间合作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安排。本文要解答的两个核心问题是: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的成因是什么?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的效应是什么?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合作的战略背景发生了变化。欧洲国家应对的安全议题从安全威胁转向安全风险。这种转变虽然减轻了欧洲国家的安全压力,但地区安全局势却呈现出复杂化局面。新的安全议题的出现需要新的安全制度来应对,冷战后美国的战略调整进一步刺激了欧洲国家对地区安全制度的需求。随着欧盟与北约的转型,二者的多元成员国越来越多,组织功能也开始发生重迭。但在这一阶段,欧盟与北约之间并没有建立任何制度性联系,二者处于分离性重迭的情景中。欧盟与北约的分离性重迭让欧盟与北约的多元成员国陷入一种“嵌套博弈”的情景中,这些多元成员国制度偏好的分歧增加了北约转型与欧盟防务建设的谈判成本。欧盟与北约的分离性重迭也催生了法德等国的制度挑选行为。欧盟与北约的分离性重迭让北约提出的“连锁制度”并未得到实现,相反却出现了组织间“相互封堵”的局面。为了减少安全合作的交易成本,多元成员国就需要协调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制度性安排。作为欧盟与北约的多元成员国,英法德叁国在协调欧盟与北约的关系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英法德以双边首脑会议和欧洲理事会为平台来协调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并为二者建立起了一系列互动的原则和规范。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制度化,开启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大门。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和北约的资源汲取机制具有同质性,二者的资源大多来源于成员国的贡献。资源来源的同质性造成了欧盟与北约的资源依赖。在资源依赖的作用下,欧盟与北约的组织官僚与组织机构也开始了正式的接触。欧盟与北约的大使级会谈以及其他的组织沟通方式增强了两个组织之间的信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与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在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两人通过正式会谈与非正式的接触,推动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由此可见,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是在其多元成员国,组织官僚与机构的双重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协调了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间的分歧,赢得了欧盟大国对欧盟与北约对外行动的支持;欧盟与北约通过建立通用资源与互补资源实现了资源的共享,避免了二者之间的资源竞争,提高了北约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资源能力;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因此,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可以产生协同效应,能够提升欧盟与北约的问题解决能力。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虽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但它的发展演化始终受着内外部诸多因素的制约。这造成了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分析了叁种重要的制约因素:美国因素的制约,欧盟与北约资源共享的不平衡以及欧盟大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尽管如此,相互独立、多样化合作将成为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
郝宁[7]2005年在《德国新安全观探析》文中指出冷战后世界安全环境的变动以及地区安全结构的重塑造成了传统安全的变异以及非传统安全的爆发,在此情况下,塑造新安全观的提法在各国呼之欲出,作为战败国和曾处于冷战锋线上的德国,其后冷战时代的新安全观更是备受瞩目。本文拟从历史考察和现实背景两个层面分析德国新安全观得以构建的基础,阐述并分析德国新安全观的内涵和外延,概括德国新安全观的特点及其本质并对其做出客观评价。依照时间上的逻辑,本文主体部分将沿着“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的路线逐步展开。第一、二章笔墨浓重地回答了德国新安全观何以衍生这一全文头等重要的问题,文章认为,尽管历史因素和现实情况对于新安全观形成的意义不尽相同,但无疑都具备一定的解释力,两者合力才能够完整揭示新安全观的形成缘由。第一章着力于揭示德国新安全观中的历史沉淀因素,而这一漫长的历史又以二战为中轴划分为两部分:传统安全观和冷战时期安全观。在传统安全观一节中,历史文献研究的结果表现为经久作用于德国安全观的诸多要素:地缘环境,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等,尽管时至今日它们仅能造成些许隐性和间接的影响;而由于时间距离的关系,经过冷战时期所传承下来的机制和意识遗产可以更为直接地作用于新安全观,它们确定了联邦军体制以及在欧洲框架内发展德国军力的系统框架,同时也培养了德国社会广泛的克制文化和合作精神。第二章客观地分析德国新安全观形成的现实环境。与第一章纵向的线索不同,本章的写作依照领域层次横向铺开。首先是国际因素的分析,依参与主体数量和地域范畴大小,依次是世界安全格局及相互依赖趋势、欧洲安全态势以及大国双边安全关系,文章分析了德国在多层次的国际环境中所面临的积极与消极、缓和与紧张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基本确定了德国新安全政策的目标和过程;当然,国内因素,尤其是法治体系、政党和舆论等力量亦不容忽视,事实上,它们通过各种渠道也在不断修正着德国的新安全观。第叁章采用陈述和说明的体例,主要通过对各种德国有关安全方面的官方资料的分析以及学者的论述对德国的新安全观做出总结和归纳。尽管中德两国对于安全观这一概念的外延理解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德国的新安全观仍可大致被划分为安全概念、安全目标、安全利益、安全战略、安全结构和安全手段六大部分。其中,对于安全概念、安全目标的阐释基本参照了德国学者迪特·维勒斯豪夫等人的论述;而对安全利益和安全战略的理解则依托于德国政府的官方文件和白皮书;安全结构和安全手段是本章的写作重点,它们具体展现了德国安全观外在的实施状况,如今,德国已经建立了国内、欧洲、国际网<WP=5>状安全结构,同时拥有联邦军、同盟国、发展援助政策和国际组织四项捍卫安全的手段。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一章对德国的新安全观做出评价,一方面概括德国新安全观中的积极因素,如集体安全意识、完整性和层次性、时间和领域间的关联性以及高度的弹性,另一方面也指出新安全观获得实施的种种内、外部局限性,包括国内政治纷争、军队建设困难、历史包袱和集体安全合作实施的具体障碍等等。最后,文章提出德国应发挥自冷战后积累起来的集体安全合作以及经济带动政治等经验,按部就班地部署实施其新安全观。
叶晓红[8]2016年在《冷战后的和平学与哥本哈根学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后形成的世界范围内和平的大规模扩展,使和平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和平研究,或者和平与冲突研究,是对暴力与非暴力行为及其导致社会冲突的结构化机制进行识别和分析的学科。和平研究旨在减少和阻止暴力,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一系列发端于国内的暴力冲突、介于边缘地带的非传统冲突(如种族、宗教争端)与新战争、拓展的安全观、民主化议题和全球治理等开始重新定义和平研究的边界和方法。冷战的结束使战略与安全研究较多的向非军事领域靠拢,和平研究经历了扩展危机,欧洲一体化的现实为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动力。创立于1985年的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1985-2002)成功的从非进攻性防御研究和非军事领域安全理论研究着手创新性的提出了一系列有益于推进和平的安全理论,例如安全化、社会安全与地区安全一体化理论,领导了国际关系中宽泛安全议程研究的全面开展,有力的推动了从和平导向到安全导向的转变,至此欧洲的和平研究便进入了以安全研究议程为重点对象的新阶段。本文一共分为导论、第一、二、叁、四章和结论六个部分。导论部分,从和平研究所面临的扩展困境入手,介绍了冷战后和平学的发展现状和理论流派,以及和平研究向安全转向的概念路径,国内外对该学派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导致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兴起的若干问题,主要涉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界定,安全化理论的本质与类型,安全化在宽泛安全研究中的地位,以及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第一部分,讨论了哥本哈根学派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第二部分,讨论了哥本哈根学派安全思想的确立、扩展与深化。第叁部分,讨论了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第四部分,对冷战后非传统派的安全研究流派,如批判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学派以及传统安全研究进行比较分析。结论部分,梳理了哥本哈根学派安全思想的理论贡献,总结了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的理论化方式、途径及其实质,分析了安全化政治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路径,以及哥本哈根学派对众多疑问和批评的回应。哥本哈根学派作为冷战后的宽泛安全研究的集大成者,在基础理论和创新方面成功的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成为冷战后和平研究向安全转向的领导者。安全化理论是一项杰出的学术创新。然而,哥本哈根学派及其安全化理论仍然不免具有一些时代的局限性和规范困境。本文对该学派的讨论也正是寄希望于再一次展开对安全化理论的逻辑与后果及其理论化路径的研究,从而在学术和现实的空间中寻获对于安全研究的更多新的富有成效的思考与应用。
钟振明[9]2003年在《变动国际结构中的国家权力主导性》文中指出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和威胁均衡理论将制衡军事强权威胁的需要视为国家之间结成联盟的根本动因，并且认为当这个外部威胁消失后，联盟的凝聚力将受到削弱，乃至最终导致联盟的解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西洋联盟(即美欧联盟)同传统联盟一样，是美欧双方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威胁”而结成的特定军事联盟；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应当使得这个联盟毫无例外地失去凝聚力并最终走向解体，这也是冷战结束后许多现实主义者的共同预测。 但是，冷战结束后，大西洋联盟不仅一直持续存在，而且作为该联盟载体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经过一定的调整还发展成为目前欧洲最重要的国际安全制度，这引起了西方许多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对现实主义解释能力的质疑。他们批评现实主义者认为的国家之间将反复地针对强权与威胁展开制衡的观点，认为现实主义已经不能解释欧洲发生的联盟政治事实。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决定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因素已经超越了现实主义者强调的国家对安全和军事力量的关注的影响，取而代之的中心决定因素是美欧之间存在着的成熟的民主制，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和发达的国际制度，作为美欧之间安全合作机制的北约组织的持续存在和发展，就被认为是上述因素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北约组织的扩大也被认为是西方民主制度以及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扩大。建构主义者则强调，文化、规范、和身份认同等非物质因素在国际关系中起主要作用。他们认为，在其它条件相等的前提下，国家更愿意同与自己享有相似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国家结盟。因此，当威胁平衡的格局改变时，这样一种创造了共同身份认同的联盟比独立国家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形成的联盟要来得持久。 本文则在现有的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改进后的现实主义解释模式，以解释北约联盟在冷战后的持续存在和发展调整的事实。这一解释模式集中表现在：(1)强调冷战后国际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美国所处的单极霸权地位对于主导美欧联盟关系持续存在和演变所起的作用；(2)强调国家对于相对权力地位和安全的追求对于美欧联盟在冷战后的持续存在和几个关键方面的调整时所起的推动作用：(3)强调欧洲国家对于北约组织安全功能的认识因素也影响到美欧联盟关系的持续存在和发展；(4)在认识到体系层次上特定的国际又结构对国家对外政策行为起中心决定作用的同时，论文也强调体系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行为的影响必须通过发生在单元层次上一些干预变量的作用才能得以实现，并且，单元层次上的一些因素对于美欧联盟关系和北约组织的具体变化过程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论文通过对北约组织在其成员、力量支柱和使命等几个重要方面的调整(分别表现为北约的扩大、北约欧洲支柱的发展和北约新使命的提出)进行详细分析，利用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该联盟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进行了现实主义途径的让释。这一诊释的意义在于说明，经过正确理解后的现实主义理论仍然可以解释北约联盟在冷战后的继续存在和发展。现实主义的解释强调人们应该继续关注国家尤其是大国对于它们在特定国际结构中相对权力地位以及安全目标的追求动机。同时，我们需要注重研究单元层次上的国内政治因素和国家决策层的解读因素对于形成国家对外政策行为和具体国际结果的干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欧联盟关系和北约组织的未来走向将在根本上取决于它是否满足北约各国，尤其是其主要成员国所理解的各自对外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当它们认为该联盟不能服务于这些需要时，这一联盟的作用乃至它持续存在的前景仍然是令人怀疑的。
曾晨宇, 许海云[10]2018年在《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中的北约角色》文中提出北约在冷战结束之后先后提出建构欧洲安全秩序的一系列设想,例如以合作和对话为主导的建构方向、扩大北约联盟体系、建立多元合作下的欧洲—大西洋区域安全秩序、共同抵御非传统安全挑战等。在实践中则力求加快机制改革以及自身实力建设、以东扩传播北约的安全理念和价值观、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北约上述设想及其实践取得一定进展,其集体安全精神与共同安全理念获得广泛认可,北约和欧盟成为欧洲两大支柱,欧洲缓和形势得以延续。但是,上述设想及实践并未摆脱单边主义思维的制约、在政策与实践中存在诸多错位、以对话协商之名行竞争与对抗之实、应对欧洲多重安全威胁不力,过多倚重军事而缺乏政治、经济与文化关注。同时,本文认为,未来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从长期看会由乱生治,其有序与合理之处将凸显,并将呈现条块化与多层次结构,其外向型横向联系将会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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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冷战后德国国家安全政策研究[D]. 赵姜卫. 吉林大学. 2016
[3]. 冷战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研究[D]. 王璐.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4]. 中东欧国家的多元安全选择：北约、欧盟与次区域安全机制[D]. 佟巍. 外交学院. 2017
[5]. 安全复合体视角下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困境[D]. 王骏腾. 山东大学. 2016
[6]. 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研究[D]. 张祎.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7]. 德国新安全观探析[D]. 郝宁. 中国人民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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