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生命论的现代启示_孟子论文

孟子生命论的现代启示_孟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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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后人称他为亚圣。在孟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人生论是最为独具异彩的智慧之见,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旨在循着孟子人生论的构架,对其进行辩证分析,探寻蕴涵在其中的经过现代诠释可以古为今用的有价值的思想。

一、天人合一与现代化建设

人生论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而人生论和宇宙论相互交织、渗透并不相区分又是中国哲学的特点。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言:“中国哲人的文章与谈论,常常第一句讲宇宙,第二句便讲人生。更不止此,中国思想家多认为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本根,宇宙之本根便是道德的标准;关于宇宙的根本原理,也即是关于人生的根本原理。所以常常一句话,既讲宇宙,亦谈人生。”(《中国哲学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165页)这是极其深刻的见解。综观中国哲学人生论的产生发展, 就不难发现贯穿着这样一个基本脉络: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人生问题。因而这一图式也是我们打开孟子人生论的一把钥匙。

在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孟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肯定天或天命是一切事物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人们只能顺从和接受它的安排。孟子讲,“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孟子对天命的解释是:“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孟子·尽心上》;第二,天是人们道德观念的本原,性善来自天赋。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这就进一步把天和天命赋予道德的属性。他说,君主传授王位给谁,不能由君主决定,而是“天与之”,即天给的。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天”将要把大任降落到某人身上,必然使其人备受艰难困苦的磨炼的著名思想。

孟子“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是根据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塑造出一个“天”,反过来又以“天”或“天命”为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作论证,这是必须予以揭露和抛弃的。但若抛开其唯心主义的虚构成分,其中也不乏正确的合理因素:第一,天人相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活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应当顺应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第二,人与自然界之间是一种相待相成的生态平衡关系;第三,“天人合一”是在肯定天人区别的基础上再肯定天与人的统一,因而是一种辩证思维。把“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思考,至少应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第一,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和一部分,必须依赖于自然。我们无论通过什么途径谋求现代化,都应当尊重大自然的客观规律,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不能随心所欲,甚至对大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不幸的是,人类文明的进程却又真的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恶化的历程: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的矛盾,导致了人类对资源的疯狂掠夺,水土流失、沙漠化、草原退化、生物物种加速灭绝、大气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都是随着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出现的。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的根本性课题。

第二,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前提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一方面,人需要从自然界摄取物质、信息和能量,另一方面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理想和计划改造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人类意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与后患时,便会反转过来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应当赋予“天人合一”中的“人”以主观能动性的含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弘扬人的主体能动精神,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完全可能。

第三,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来探讨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最终是要获得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人的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人生对这一目标孜孜不倦的追求过程来看,也始终贯穿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既表现在人的生理、身体与自然界的息息相关,又表现在人的心理、气质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所谓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必然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之间相互打通基础上的和谐、圆融与有机统一。

第四,人要成就大事,如我们今天搞现代化建设,就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要经历一个艰苦锻炼的历程,要经历挫折、痛苦乃至失败的考验,这是不可移易的真知。

二、性善论与道德建设

孟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从性善论角度较系统论述人的哲学家,性善论是孟子哲学的基础和核心。“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腾文公上》)。孟子的性善论思想,可以概括成如下几点:

第一,人之区别于禽兽而为人的本质在于人性,人性主要表现在“四端”。孟子这样论述人性本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仁义礼智这四端,与生俱来,同人的四体一样,是人人都具有的。

第二,如果人能够不断扩充、发展善端而成为仁义礼智的“四德”,人就可以成为圣人、君子,所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在这个意义上,人都是平等的,由于有的人不注意培养、扩充善端而变恶。因此,人只有不断地扩大善端,培养善性,才能达到“尽心”、“知性”、“知天”、“事天”、“成圣”的境界。

第三,要使人心不断向善,就要养心,就必须寡欲。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这里的“欲”,即私心欲望,直接指向恶,故要寡欲。

第四,在这“四德”中,孟子尤为重视的是仁、义,仁、义实则伦理道德的同义语。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是人心的代表,心是人的生命,仁就是爱人。可见,孟子以“仁”为人心的完善、表现,是以人为生活中心和准则。

孟子的性善论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并以性善论作为其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这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然而其中包含的教人向善、行善、去私欲和确立“四端”的理想,则对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建设至关重要,无论是在经济生活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道德的滑坡现象已成为人们关注和忧虑的焦点,一些人为富不仁、一掷千金、比富斗阔,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权钱交易、腐化堕落等现象屡见不鲜;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坑蒙拐骗行为猖獗。如果有一点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又何至于此!古人尚能向善、行善、爱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们只能超越古人才对。唯有如此,才能无愧于我们这个有着5000年光辉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传统文化经过现代诠释和提升,完全可以古为今用,社会主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应当体现在人们的言行之中。

三、“养浩然之气”与独立人格的塑造

孟子在性善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养浩然之气”的命题。就是指人们在道德意识的支配下产生出一种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这里的气,区别于自然界的精气,是借助于人们的主观意志培养出来的,具有大、刚、直的特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正直无畏的大丈夫精神。孟子还赋予“浩然之气”以深刻的内涵:“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养浩然之气,靠的是人们的正义感,是通过长期道德实践的积累从内心自然产生的,不是通过几次偶然符合道德的行为勉强袭取的。如果缺少了“义与道”,人则丧失了勇气。义就是正义的行为,也即合乎“四端”的行为。只要对这种气的培养得法,就可上下流行、四处扩散,充塞于天地之间。

对“养浩然之气”进行辩证分析,就会发现,“浩然之气”的形成,仍然是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精神追求。人生存和发展的依据在孟子看来就是道德理想,这固然有夸大道德作用的一面,但也洋溢着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发扬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进取意识。这后一方面对于我们现代人独立人格精神的塑造,具有正面的积极参照意义。

首先,独立的人格精神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独立人格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一个人的道德品格的践行,正义、为他、爱人是一个人勇往直前的人格精神的展现,也是一个人主体意识的张扬。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等,都要求和倡导人们要有竞争、进取、开拓、创新意识。而现代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还要求人们在遵守经济法则的同时,必须有高尚的人格和道德品质。用古人的话说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上升到独立人格精神的高度,就是孟子讲的“养浩然之气”。

其次,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既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人之为人的根本方法,也是人达到生活最高境界的一种必然选择。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孟子·公孙丑上》)这里的志,也含有独立人格之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面临什么样的人生,有了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够保持独立的人格精神。这是一种神圣而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

再次,人是“道德人”和“经济人”的统一。在今天发展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绝大多数人把目光聚焦于功利追求,拜金主义、物质享受、感官刺激成为一种社会时尚的背景下,倡导“养浩然之气”,恐怕也是一种起码的道德理想选择。

四、义利之辨与精神文明建设

义的概念在孔子之前就已萌芽,到孔子时乃确立为一个重要概念。孔子一生的活动,皆求合于义。孔子把义利相对照,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子罕》)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思想,另一方面更加尚义反利,甚于孔子。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他还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也就是一切行动唯须以义为准绳,言行唯以合义为归;信果而不合义,亦是不对的;孟子还认为如专讲利,则必会引起危乱,因为利本身是矛盾的,而义则是和谐的,如“后义而先利”,将利看成是最重要的,则会出现此人之利与彼人之利相冲突,必将导致天下的混乱和战争。如讲义,则彼此相融合,相济而互益了。

孟子的义利之辨,实则尚义反利,在思想方法上,走向了极端,也是为统治者利益服务的。但如果我们能够抛弃孟子义利之辨的极端方法,取其合理思想,并赋予义以崇高的精神境界含义的话,对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无重要的启迪。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道德建设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重视物质利益、注重功利是必要的,而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要求我们重视物质利益、经济效益和效率问题。问题在于,追逐物质利益的功利思潮绝对不能淹没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不能以道德滑坡为代价。反观我们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义利观,的确存在着令人忧虑的一面,道德滑坡决非危言耸听。比如,先进模范人物往往受到嘲笑,庸俗、低品位格调的人成了时髦的偶像,唯利是图、一事当前先考虑个人利益等,都是重利轻义的表现。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大声呼吁:社会道德水平的降低乃至失落,必然导致道德虚无主义和大量非理性行为。而只有从重利轻义的误区中走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建立和健康发展。

孟子人生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特色、影响最大的一种,良莠杂陈,既含有深刻隽永的优秀思想和真知灼见,又渗透着天命论、唯心主义的杂质。我们当然不能全盘照搬,而应当充分重视和挖掘其中合理的、积极的因素,如注重天人关系的和谐、重视人生理想和独立人格的塑造、尚义等,即采取扬弃的态度和方法。只要我们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对其进行现代诠释、提升,就完全可以成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裨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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