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是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集中体现。马克思通过对自然界优先地位的肯定、对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重视、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阐述、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根源的揭示以及对生态问题的社会化解决路径的探析,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对人们理解和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生态文明思想;人化自然;实践;物质变换;生态文明建设
关于马克思是否具有生态文明思想,在国外学界颇有争议。但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创新过程,梳理其丰富的理论文献,我们发现,马克思一生中不仅专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积极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自身解放的出路,而且也十分注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深切关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劳动环境对工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问题的出现所应承担的责任,从而前瞻性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类生存环境恶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展现了马克思对自然环境问题的关切及其在自然环境保护问题上留下的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显性与隐性、现实性与前瞻性等特点,其生态文明思想主要散见于马克思各个时期的著作文献之中。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从人化自然观、劳动实践观和社会批判理论等多重维度深刻阐述了其生态文明思想。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挖掘、梳理和研究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这对于我们学习、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中的生态文明思想
关于自然人化的思想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重要内容和理论创新,其实现了西欧自然观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结合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晚年重要著作——《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分别对人与自然间的辨证关系做了不同维度的阐述,从而展现了马克思自然人化思想中所蕴含的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和家园的生态文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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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自然界优先地位思想的阐述展现了马克思尊重自然、关怀自然的生态文明思想
强调并尊重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这是马克思坚持彻底唯物主义自然观立场的重要体现。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重新界定了自然概念的内涵。他认为,所谓自然应该是与人密切相关的经过改造过的人化自然。因为人类周围的世界其实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1]528。但马克思又特别强调,人类改造自然必须要以承认自然的先在地位为前提。因为“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2]58。如果没有感性的人类的各种实践参与对自然的改造,“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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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自然界的先在地位既体现在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体现在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等方面。关于人是自然界发展产物的思想,马克思的观点是:人类的母体只能是自然界,因为人不是从来就存在于自然界,而是经过自然界漫长的演变和进化才产生的。作为自然界产物的人,他“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209,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人类“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3]560。如果没有自然界的先行进化和演化进程,人类就不可能产生。这是一。第二,关于自然界是人类的无机身体的观点,马克思强调了自然界对人类的生存意义。因为人的生命活动归根结底是由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所决定的。自然界既为人类提供直接的生活资料,也为人类提供进行实践活动的对象和生产工具。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自然资源看作劳动的重要因素和前提,他说:“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这个前提,是以财富的自然源泉(土地和水)的天然富饶程度为基础的。”[4]340而“土地本身……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过程提供活动场所”[5]211。马克思认为,自然和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6]138。离开了自然界本身,离开了自然资源,人类将因为失去生存环境和生存资料而无法生存。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告诫人类:人类必须切实保护好自然界这一“人的无机身体”。
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不仅充分肯定自然界的先在性,而且也辩证地分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阐述其异化劳动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思想;而在《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劳动实践为基础,阐述了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关系。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阐述,凸显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
(二)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阐述蕴含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关于自然的先在地位思想直接导出了自然对人类的意义所在,从中彰显了马克思关怀自然、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自然既是人的无机身体,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离开了自然或者自然被过度损害,人类有可能失去自身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对象,因而也有使人类失去生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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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马克思也提出了没有人类的存在也无所谓自然界一说的观点。马克思说:“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220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人类通过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创造和再生产的人化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自然界乃是“人的无机身体”。人类这一有机身体与自然界这一无机身体要达到统一,必须进行各种实践。只有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人类将外部自然界不断地纳入到人类主体活动的范围内,使自然界这一“人的无机身体”不断转化为“人的有机身体”,从而使自然界两重化为自在的自然和属人的自然,并且不断地使自在自然转化为属人自然。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是对象性关系的思想,说明了人与自然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其蕴含了人类必须尊重自然、关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
从图8中可以看出，当试验值取值较小时，各国规范取值基本一致，当试验值取值较大时，各国规范取值的差异性较为明显。中国规范更趋近于试验值，美国规范和欧洲规范的理论设计值偏于保守。
关于物质变换思想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在阐述其劳动价值论中提出了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不但如此,马克思还强调,任何社会都需要人与自然间的这种物质变换。其实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早有强调了人类劳动对人类的生存意义。劳动是人类独有的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感性的实践活动是连接自然与人之间二者关系的重要桥梁。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生产实践这一人类的第一活动,即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进行生产实践活动。只有通过生产劳动实践,才能对自然材料进行加工、改造,才能使自然对象满足人类的需求。也就是说,自然与人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马克思指出:“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5]211马克思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每一社会的人们不可避免的活动。不管人类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社会生产方式下,不以劳动与自然界实行物质变换,人的生存就可能出现问题。显然,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既强调了人类进行物质变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蕴含着人类必须善待自然、顺应自然的思想,否则这种物质变换将会因失去自然对象而无法延续下去。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将其物质变换思想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生态展望之中。
马克思的实践观揭示了其关于人—实践—自然三者之间关系的内在逻辑:人类以自然为对象,进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其过程既确证了人类的自身能力,揭示了人的本质,同时其实践结果——人化自然又满足了人类的生存需要,从而达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
二、马克思社会实践观中的生态文明思想
从图13和图14可以看出，原创比与两个产出指标都呈近似负相关关系，说明设计师原创性的大小与个人产出质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亦有可能原创的作用并未体现在设计师的个人产出上，他们需要通过协作来体现价值(协作是保护原创人员提高其积极性的必要手段)。
马克思的实践观强调,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自身的发展,必须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为人类服务。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如前所述,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类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在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人类都离不开自身的劳动实践。正是人类的这种物质生产活动才使人类和人类社会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离开了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不仅自然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无继续之可能,人类自身也因此会失去生存的可能。
关于人与自然间的对象性关系思想,着重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理论的阐述中。人与自然间的对象性关系思想突出强调了人与自然互为对象、不可分割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类这种对象性存在物所需要的对象。人类通过对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来证明自己的生命存在。人类通过自身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生产出有别于纯自然物的劳动作品。通过这种劳动作品,确证了人类的活动能力,表现出了人类的本质。自然界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物,其推演的结论只能是:人要生存和生活决不能离开它的对象——自然。
(一)揭示劳动实践对人类与自然界的积极意义
马克思的实践观强调,劳动实践是人类把握自然界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的桥梁。如前所述,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就是建立在其实践观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人类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既实现了自然界的人化,也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实践作为一种对象性活动,必定使其改造的对象——自然界实现人化。所谓“人化自然”就是通过工业而形成的自然界,是“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1]193。马克思认为,人类“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163。因此,感性的对象性劳动和创造性实践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存在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正是人类的这种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一方面体现出了人类活动与动物本能活动所不同的能动性。“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1]209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都是属于人类的自觉行为,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确证了自己的主体地位。人类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既发挥出了人的本质力量,确证了人类自己的存在,使自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又在对象性存在物上打上了人类的烙印,从而使自然摆脱了原始的本来面目并开始了人化的过程。如马克思所说,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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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无论是马克思对自然界优先地位的肯定还是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之间辩证关系思想的论述,都突出地展现了马克思在那个生活年代背景下所理解的生态文明思想。虽然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生态环境问题还不是十分的突出,但马克思已经前瞻性地从保护人类自身的高度认识到了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和家园,否则就会破坏自己生命的自然基础,中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主体的人如果不注重对自然的保护,……最终使人类失去立足生存之地。”[7]174显然,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中所展现的生态文明思想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理论渊源和发展基础。
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形成是以1845年马克思完成其新世界观的纲领性文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标志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全面指出了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缺陷,强调了树立新的实践观对区分新世界观与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重要作用,论述了实践对于真理的检验、人的本质的揭示、新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实践对于改变世界的重要性等内容。特别是马克思新的实践观既阐述了人类进行实践活动的必要性,也警示人类进行这种实践活动必须以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从中彰显马克思在实践观上既要改造自然又要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文明思想。
(二)强调劳动实践必须以尊重自然和自然规律为前提
马克思的实践观认为,虽然人类进行有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的社会实践对人类及其自然界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人类的这种对象性实践活动,这种通过劳动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受制于自然界的客观性及其自然规律的,从而警示人们必须在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条件下去改造自然界。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人类为了生活,为了生存,必须按照人的内在尺度去进行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但前提是必须遵循自然的外在尺度。在《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须合理地调节,不能被破坏,从中展现了马克思在实践观上的生态文明意蕴。马克思认为,由于人的受动性以及自然界所具有的规律性等原因,人类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必须把握好人类改造自然的尺度,即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要实现人的内在尺度与自然的外在尺度的有机统一。毕竟人只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临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人“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209。人类对自然界的这种依赖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改变。人类决不能违反自然规律,挑战自然界的承受度和底线,否则必然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当然这绝不是说人只能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消极不作为。马克思认为,虽然人类不能脱离外部自然界而生存,但是与动物的消极、被动地去适应自然界的本能活动不同,人类的活动它具有主动性、积极性、有意识性、有目的性和能动性等特点,人类在掌握自然规律前提下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163。如恩格斯所言:“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560人类只有在认识自然规律和把握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现实世界,并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显然,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蕴含有丰富的尊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环境、关爱自然、关心人与自然和谐等生态文明思想。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了劳动实践活动对人类与自然界,尤其是对人类的生存意义;另一方面,马克思要求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树立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既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思想提供了理论来源,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一生的重要工作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马克思为此留下了大量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文献成果,从而构成了其颇具特色的社会批判理论。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中,马克思特别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对自然以及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影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这一经济事实出发,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并对共产主义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展望。在《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和生态批判,并将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思想应用于对共产主义的生态展望,从中彰显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关于“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生态文明思想。
(一)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凸显了马克思对生态环境问题内在根源的揭露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其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异化的客观事实。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异化,不仅导致了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与劳动活动本身发生了异化,而且也使工人与自己的劳动对象即自然发生了异化。马克思曾指出:“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1]157异化劳动“使自然界同人类相异化”[1]161。因为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因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被夺走了”[1]163。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异化通过工人与自己产品的异化来完成。“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对感性的外部世界、对自然对象——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1]160这样,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揭露了资本主义外部自然异化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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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残酷剥削,摧残工人身心健康进行了无情揭露。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工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日趋恶化,工人这一有机人体自然遭受了严重破坏。资本家不是把工人当作人看待,而是仅仅把工人当作工人,当作消费者甚至当作劳动的动物一样看待。“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1]225马克思批判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资本对自然的无止境索取和对工人的无情剥削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生产“它同时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5]579。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的异化使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1]161。
在《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然成为了占有的对象,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被割裂了,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关系发生了“裂缝”。即“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8]919。“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5]579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不再是表现自然界本质力量的对象,而变成了与自然发生本质裂缝的异化者。自然界也不再是人的自然界,而是成为了可以支配人类的异化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发生了裂缝,并不能正常进行。
显然,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正是由于资本的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驱使资本为了实现它的趋利性,无止境地掠夺、摧残和占有外在自然界,对工人这一有机自然体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从而使本是体现人的本质自由活动的劳动出现了异化。在这里,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对立、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根源。
(二)对共产主义的生态展望彰显了马克思关于生态问题的社会化解决思路
既然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因此马克思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解决与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的解决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通过对共产主义的生态展望,探析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提出了生态问题的社会化解决思路。马克思把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的解决作为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解决的前提。马克思强调,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解决,光是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资本主义现存制度进行完全的变革,进而实现共产主义。未来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实现了自然界真正复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双重和谐和双重解放。在这个社会中,人将第一次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3]300在这个社会中,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8]929这是一个自由王国,人们通过努力可以从外界的自然必然性的枷锁和社会的必然性枷锁中走出来,熟练地运用自然规律来改造自然、支配自然,这个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和谐共生的。马克思这一生态文明思想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这就为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重温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首先,马克思生态文明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重要理论源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十八大以来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9]394,“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0]49,“象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0]23等生态文明思想,既是对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坚持和继承,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其次,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要求我们,既要对我们以往对待自然的态度进行反思,也要对我们以往改造自然的行为后果进行负责和纠正。当今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正是因为人类没能处理好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关系,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发挥,无节制、无理智地掠夺自然界的结果。因此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路,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正确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矛盾,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推进绿色发展,“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9]52。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给予我们应有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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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x’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New Era
XU Shuihua
(Marxism School,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093,China)
Abstract： The manuscript of economic philosophy in 1844 and Capital are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Marx’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Through affirmation of the priority of nature,emphasis on the object-activity of sensibility,exposition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revelation of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of capitalist ecological environment,and analysis of the path of soci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blems,Marx concentrated on his rich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Marx’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us to understand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and carry out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human nature;practice;material transform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 2019-04-11
基金项目： 2019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资本论》的生态解读与新时代的意义研究”(19YJA710042);2018年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18MKSZY09);2018年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项目“马克思《资本论》的生态解读与新时代的意义研究”(18MKSZY15)
作者简介： 徐水华(1964-),男,副教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E-mail:13386215888@189.com
中图分类号： A 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9)02-0167-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9.02.012
(编辑: 程爱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