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语境下流量权力与偶像身份探析
胡芷语
摘 要： 当下，粉丝经济、流量权力、偶像身份关系错综复杂，粉丝文化、偶像制造、市场动态以及产业发展动态对主流文化生态圈有着不同的影响。随着流量红利的消失，媒介市场呼吁优质的、富有涵养的媒介内容。伴随着视听市场进一步规范的政策舆论环境和制度，流量明星的号召力已不如以往。媒介内容与偶像身份之间的关系建构，成为后社交媒体时代行业发展的主题之一。
关键词： 社交媒体；流量权力；偶像身份
1 娱乐时代与社交媒体
当今正值互联网大数据的奔腾年代，微博、微信、B站、抖音等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在国民实时信息交流与线上娱乐活动等领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社交媒体的强大共融力将来自社会各群体阶层随时随地的信息动态紧密联结在互联网大数据的联动传播机制中，其中的粉丝群体正是通过这一机制逐渐从边缘亚文化圈走进社会主流文化的视野范围。“粉丝经济覆盖人群范围度在增加，商业价值不断提升，基于社会网络成为粉丝经济爆发的重要机制，每一个粉丝都形成社会网络的节点，而逐渐壮大的节点在社会化媒体中通过信息的获得，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最终成为粉丝经济中的意见领袖。”[1]
2019年7月21日至7月22日，新浪微博上演的一场“偶像超话争夺大战”——台湾著名唱作人周杰伦的粉丝团体通过微博实时投票、动态跟踪打榜等线上粉丝应援活动，使周杰伦的超话排名超越新生代唱跳歌手蔡徐坤成为全国微博超话排名第一位，随后这一事件也成为了微博热搜第一，引发全民关注与热议。作为台湾华语乐坛“黄金十年”代表性人物的周杰伦与在2018“偶像元年”热门综艺“偶像练习生”中所诞生的新生代唱跳歌手蔡徐坤之间的“不期而遇”，再次将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所掀起的“全民造星”大潮中的“流量偶像”议题推至舆论之巅。
在“全民造星”大潮中，“偶像”这一概念从“明星”概念中脱胎换骨，实现了从泛化意义上的“明星”到精准定位后的“偶像”的身份转变。亚洲范围内的“粉丝亚文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已诞生，而其所伴生的粉丝经济实际上是从20世纪末与新世纪初至2010年才开始同亚洲娱乐文化产业紧密结合，走向规模化与多元化。这一时期也是全方位造星模式的发端孕育阶段，以日韩为代表的“偶像”—“文化产品”生产流水线模式经历了从萌芽雏兴到逐渐流行的发展小高潮时期，早期的“明星”逐渐从各自的单一、专业化领域中走出，迈向了“多栖艺人”和“跨界演艺人”等多元化的艺术发展道路，而“偶像”这一名词的诞生恰好反映了这一时期亚洲娱乐文化产业链的这一系列变化与发展。2010年至今，“在新的粉丝文化结构下，偶像和粉丝结成了一荣俱荣的利益情感共同体，前者需要流量数据来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从而获得更多参加演艺活动的机会，后者为了让自己心仪的明星持续走红使尽浑身解数为其冲销量，刷票房，造声势，提高市场指标。”[2]
但“流量”与“实力”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实力”来源于“偶像生产”，“流量”则归结于“粉丝消费市场”，二者之间最健康的关系应为：“实力造就流量，流量反映实力”。而现今的偶像生产与粉丝消费市场之间存在着关系错位的问题。以下，将从流量权力与偶像身份两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探析。
2 流量权力延展与偶像身份消费
“流量权力”是“意见领袖”概念在互联网大数据的联动传播机制中的具体体现，其权力构成可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粉丝意见领袖所拥有的、偶像本身所具有的。
2019年在中国网络直播平台上线的暑期档海外电视连续剧中，来自韩国TVN电视台制作的由韩国当红偶像李智恩主演的魔幻/悬疑类连续剧《德鲁纳酒店》一经播出，便成功霸榜该时段的腾讯微博超话，排名第一。该剧首播两集后，在豆瓣电影上的网友评分高达9.2分（直至目前，评分稳定在8.1分水平段），首播次日，B站中与该剧相关且热度排名第一位的视频播放量高达38万余次，淘宝网7月14日跟进的主演李智恩剧中同款服饰链接中口碑前三的店铺在线预售实时累计付款人数破万。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事件中，范思哲、蔻驰等国外奢侈品牌在亚马逊网站开通了印有反华标语的体恤售卖服务，国内与此类品牌有商业合作的明星纷纷与其解除合约并发布声明。这也是当商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时，偶像的榜样身份需高于其他身份的有力体现。
2.1 粉丝话语权与偶像形象的制造
在粉丝经济的偶像制造环节，粉丝话语权的导向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偶像作为一件特殊的文化产品，与其他实物性的产品制造原理相同，在出品前都需要进行精准的市场定位和精细的受众群体划分。以日韩“练习生”造星模式为例，这一模式通过民间海选和星探定向发掘两种主要途径，挑拣出符合娱乐公司要求、迎合当下市场偏好的初步种子选手，对这一批人员进行一定程度的专业化训练后投放到当地驻唱酒吧等娱乐场所进行一段时间的街头表演，娱乐公司通过观察调研筛选出其中更具有人气、更受欢迎的“考察期合格者”，针对各自的特点对这一批艺人进行精准的“人设”定位，制定个性化的“形象塑造”方案，通过更严格、更全面的专业化培训（包括歌唱、舞蹈、表演、主持等项目）和“形象改造”对“准艺人”们进行“产品包装”，再结合专业化的经纪运作与公关处理团队，借助各大综艺或影视剧等机会作为艺人们的“首秀”进行市场宣传造势，继而正式推出“产品”。
来自不同粉丝受众群体的需求引导了不同类型偶像产品的制造，而这些偶像们通过多元化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活动反哺了庞大的粉丝消费市场，从而拉动了粉丝经济的发展。
在此种造星模式中，产品受众即粉丝群体对自家偶像的喜爱程度作为娱乐公司重要的产品考察标准，使得粉丝话语权逐渐成为偶像制造环节的重要导向。新世纪初至2010年正是亚洲娱乐文化产业的雏兴时期，涌现出一大批诸如“东方神起”“super junior”“big bang”“少女时代”等风靡亚洲地区的“日韩初代偶像团体”，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港台地区也深受“练习生”造星模式的影响，涌现出“F4”“S.H.E”“飞轮海”等偶像组合及其粉丝群体。
2.2 偶像话语权与粉丝消费市场的张力场域
如果说粉丝需求催化了偶像制造，那么，偶像行为便引导了粉丝消费。
偶像话语权是衡量一个偶像市场潜力的重要参考系数，与其商业价值紧密关联，偶像话语权通过其“流量”大小得以体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明星的“流量”体现在唱片、磁带、歌碟、海报、明信片等的销量上；新世纪的初代偶像流量体现在短信投票数、贴吧与论坛的讨论群组人数、歌曲下载量等；而当今互联网时代偶像的流量则主要体现在微博粉丝数量、视频在线浏览点击量、热搜话题访问量、偶像超话排位等方面，“流量”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中已经成为粉丝亚文化的共生性标签。
纳入标准[3-4]：①签署知情同意书；②无严重心、肝、肾、脑等重要脏器及系统病变；③经病理学核实的早期声门喉癌；④无颈部淋巴结转移；⑤术前未接受其它治疗；⑥具备开喉手术或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指征。排除标准[5]：①不符合上述任何一条及一条以上纳入标准；②麻醉禁忌症；③合并其它系统或器官严重病变；④精神病史；⑤哺乳期或妊娠期女性。
偶像的社会影响力也是偶像话语权的重要体现。2019年7月的“香港暴乱”事件持续发酵，引起全球各界人士高度关注。来自中国各地的艺人们纷纷借助自己的社会影响力，通过社交网站的平台表明自己的爱国立场，维护祖国形象，对社会精神导向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影响。以著名影星成龙为代表的香港爱国艺人集体发声，纷纷转发“我是护旗手”微博，其中，香港歌手王嘉尔因转发该条微博遭到来自港独分子的人身攻击并曝光了其私人住址和在港行程。除此之外，主演迪士尼新片《花木兰》的中国女演员刘亦菲也因表明爱国立场而受到港独分子的“新片抵制”，但在这一事件中，中国偶像们的爱国行为得到了粉丝群体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和坚定支持，受到攻击的明星的粉丝群体自发集结，组织成了规模庞大的舆论反击阵营，通过社交网站集体控评、高效反黑，维护偶像权益，捍卫祖国形象。在大型社会心理波动时期，来自偶像们的正面社会影响力对正面的社会舆论导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助推效力。
1.3.9 早期经口进食及下床活动 传统组病人术后待肛门排气后才可经口少量饮水、进流食、半流食等，对术后肛门排气前要求禁食禁饮。ERAS组术后第1 d根据病人意愿，开始咀嚼口香糖，并开始饮少量平衡液等，饮液量按照病人耐受程度而定；第2 d如无特殊不适，可增加饮液量，逐渐过渡至流质或半流质饮食。传统组病人术后早期下床活动无特殊要求，既不鼓励，也不反对。ERAS组鼓励病人早期下床活动，即使不下床走动，也鼓励病人在床上由家属辅助下进行活动肢体训练。
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作为偶像话语权的有力体现，不仅反映了偶像在其粉丝市场个人形象输出的成功，还刺激了粉丝群体极具导向性的消费行为，当粉丝的消费达到一定规模后，偶像与粉丝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高粘度的文化消费圈场。偶像与粉丝意见领袖，都具备强大的流量权力，二者之间形成一种默契的导向信息传达与反馈效应，在社交媒体语境下与其相关的文化、经济纽带无形勾连。
全民造星时代，人人都可以是偶像，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为素人成为明星提供了可能的同时，也消解了偶像作为某种文化精神符号的神秘感和特殊性。偶像意义的泛化并非“庶民的胜利”，那些参与分解偶像功能的角色碎片，如网红、非艺人的网络大V等不同程度地分享着偶像的商业价值，但遗憾的是，他们的社会价值往往被忽略了。当偶像的价值浓度被冲淡之后，其附着的符号内涵与不可替代性是否也会随之远去呢？
2.3 偶像双重身份的构建
偶像的双重身份由其双重价值所决定，即同时具有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具有商业价值的部分，承担起作为文化产品的身份；具有社会价值的部分，承担起作为某种价值观标榜的身份。在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传播积极正能量的文化语境下，偶像的社会价值较其商业价值而言，显得更为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15年新修订）第二十二条规定，“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或者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单位、个人，应当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第二十四条对发证权限进行了明确规定，“申请取得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向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受理申请的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依法决定是否发给生产经营许可证。其他种畜禽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放，具体审核发放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偶像身份”指的是，偶像作为一件特殊的文化产品所具有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其中，偶像的商业价值反映了其经济影响力，偶像的社会价值反映了其文化影响力，这两大方面的影响力共同造就了偶像在不同领域的多元化身份。
3 后流量时代媒介内容与偶像身份展望
The “sleeping” kidney refers to a non-functional but potentially viable kidney that may recover function following revascularization.
与此同时，随着当下视听市场政策、舆论环境的转变以及相关制度进一步的规范，流量红利的大潮正在逐渐消退，流量明星的号召力也已不如以往。业界与社会对偶像们参与其中的媒介内容抱有更大的期待，他们能否清醒地认识且全面地把握创造更优质作品的重要性和时代机遇呢？
以2019年上映的两部国产科幻类型电影为例，开年春节档的《流浪地球》与年中暑期档的《上海堡垒》，同为大热科幻IP改编的影片，但二者在口碑评价与票房收益的对比中差距悬殊。《流浪地球》“从剧本改编到后期特效基本都是中国制造，显示了国产电影在类型化和特效技术上的进步；叙事逻辑和文化价值观带有中国特色，是一部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电影，真正开启了中国的全球叙事，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经验和主体状态。”[3]其中，作为新锐演员的屈楚萧在影片中的表演也成为该片的亮点之一。而反观《上海堡垒》，除去作品改编上与原著原旨相距甚远外，松散的世界观架构、主体剧情上巨大的常识性漏洞以及演员的表演更是为观众所诟病。主演鹿晗的偶像光环并没有与其表演实力相匹配，从流于表面的肢体动作到与段落情景极不协调的台词表达能力，使得整部影片在创作的多处环节都经不起细节上的推敲。
如今的大众影视剧创作，诚然还是少不了明星偶像等商业元素加持，但真诚的创作态度和优质的作品内容才是文艺产品能够经受住市场与时间的严格考验的立足点。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系列电影就在明星演员的使用和作品精神文化内核的把握上相对成功，将主旋律文艺作品与当红偶像正确的结合在一起便是后流量时代文艺创作的重要途径之一。除此以外，偶像的自我定位与身份觉醒也十分重要。偶像在适度输出自己个人形象的同时，也要结合自身定位对将要参与其中的媒介内容作出正确的选择。
2.1.2 慢性型是稻瘟病的典型症状，病斑呈梭形，两端常有沿叶脉延伸的褐色坏死线，边缘褐色，中间灰白色，外围有黄色晕圈。潮湿时背面常有灰绿色霉层。叶上病斑多时，可连接形成不规则大斑，发病重的叶片枯死。
在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号角引领下，偶像们的正面影响力对青少年的身心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偶像们的身份定位与价值实现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广角形态，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事业的内核紧密相连，互为表里。其实，流量与实力，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优秀的实力造就优质的偶像，优质的偶像正面影响着其粉丝群体，正能量的粉丝群体带来健康的粉丝文化，健康的粉丝文化激发积极的粉丝经济，从而带动文化娱乐产业的良性发展，迎来久违的文娱市场高质量井喷。只有让偶像们同社会文艺大方向正面结合，正确使用其流量权力，才能在全民造星时代、社交媒体迅猛发展的语境下站稳脚步，扛起新时代主流文化先锋队的大旗。
粒子个数的选择根据具体问题有所差别，粒子个数过少，优化效果和速度难于保证；粒子个数过多，计算量大以及相应的运算时间加长。因此，对于不太复杂的问题，粒子个数可以在20～40范围内进行选择。本文粒子个数设为30，惯性权重ω从0.9随迭代次数线性递减到0.5，a1=2.7，a2=1.3。
参考文献：
[1]宋凯.社会化媒体中粉丝经济的传播机制探究——以2018年“粉丝电影”的微博传播为例[J].当代电影,2019(4)：113-116.
[2]孙佳山,高寒凝.粉丝经济乱象须因势利导[N].环球时报,2019-03-21(015).
[3]张慧瑜.《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电影的全球叙事[J].当代电影,2019(3)：2,23-26.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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