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人：科学研究并非“价值中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研究论文,克隆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夏娃”的“诞生”搅动了又一轮有关克隆人的争论。从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的优劣来分析，克隆人是反自然的；从人类的伦理问题看，克隆人的后果更为严重。
自1997年2月22日世界上第一头体细胞克隆羊多莉在英国诞生以来，克隆技术一直备受世人关注。随着克隆牛、克隆鼠、克隆猪、克隆兔和克隆猫的出现，人们对是否应该克隆人的问题争论愈加激烈。然而，就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一个叫雷尔教派的邪教组织成员、法国女生物学家布瓦瑟利耶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宣布世界首例克隆婴儿“夏娃”已于2002年12月26日降临人世。消息传出，国际社会一片哗然，由此引发了新一轮有关克隆人的争论。
与试管婴儿比照并不恰当
事实上，在多莉羊诞生之时就有人宣布要克隆人，并预言不久就会问世。尽管全世界反对克隆人的呼声高涨，不少国家已明确表态禁止克隆人，但克隆人的实验从未停止。美国著名科普杂志《发现》估计，目前全球可能有数十个实验室拥有克隆人的知识、设备和技能。虽然社会普遍反对，但名利的驱使会让更多的克隆人陆续出现。
所谓克隆，乃是英文clone的音译，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无性繁殖。自然界生物繁衍后代的方式有两种：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无性繁殖主要发生在低等生物中，高等生物产生后代主要通过有性繁殖，即雌雄两性生殖细胞的结合。克隆技术就是用人工手段通过无性生殖产生生物个体的技术。作为一项技术，它并非现代的产物，早在50年代生物学家就成功地克隆出两栖动物蟾蜍，但将此技术成功地用于哺乳动物则是90年代的事，而今天的克隆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克隆人类自身的地步，不能不令人惊叹。克隆人不仅对它最初确立的造福人类的宗旨提出了挑战，也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的理由也主要基于这两方面。
从技术上讲，目前的克隆技术尚不能支持克隆人。动物实验表明，克隆技术目前的成功率大约仅有2%，而且，克隆出来的后代常常短期内出现死亡、畸形和早衰等多种生理异常。而就目前的技术水平，科学家尚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克隆人和克隆动物虽然原理一样，但实验要求更加苛刻，在此情况下，克隆人风险必然很大。另一方面，由于克隆人与供体的遗传基因完全相同，必然会继承前者的遗传病史，加之操作上的偏差，会使克隆人患病机率较常人高。即使克隆人能够健康成活，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大量基因结构完全相同的克隆人可能诱发新型疾病并广泛传播，对人类的生存不利。
然而，赞同克隆人者常常用试管婴儿的成功事例来为克隆人辩护。美国撰写科学方面文章的作家赫尼格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当前反对克隆人的很多观点与当年反对试管婴儿的理由非常类似。虽然对试管婴儿的某些批评不乏合理性，但就近50万的案例来看，当初的绝大多数预言都落了空。因此，他相信，随着克隆婴儿诞生的可能性日渐增大，人们对待克隆人的态度也将发生转变，克隆人也许很快将像试管婴儿一样被社会接受。
应当指出，试管婴儿与克隆人属两类性质不同的技术。试管婴儿是将夫妇双方的精子和卵子通过在体外授精的形式达到繁育后代的目的，仍然是有性生殖，只是授精方式（体内与体外）的差别。而克隆人是体细胞繁殖，属无性生殖。因此，用试管婴儿的例子比照克隆人是不恰当的。
从适应生存环境的角度讲，有性生殖显然要优越于无性生殖。因为有性生殖的基因来自父母双方，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掩盖某些遗传缺陷，从而使生物个体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克隆人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因而在科学家内部就有不少人认为克隆人是反自然的行为，是一种倒退。
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克隆的更重要的原因不仅在科学研究的层面上，更多的是因为这一技术的运用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可以设想，即使未来的克隆技术能够突破目前的各种障碍而使克隆人顺利成长和发育健康，他（或她）能否顺利地融于社会，被大众认同也尚不能肯定。由于克隆人特殊的产生方式和在家庭中难以确定的成员关系，必然会带来诸多的社会伦理问题。
形似而“神”不似
众所周知，人是理性的生物，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道德的人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决定都必须遵从社会认可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原则。而在社会所认可的伦理价值标准中，“不伤害”原则（包括肉体和精神上的不伤害）、平等原则（每个人同等地享有资源和承担义务）和自主原则（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尊重和对人的知情同意、选择权的尊重）是最基本的原则，个人利益的维护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都有赖于此。当把克隆技术引入到制造人本身的时候，就必然会发生与这些原则相冲突的情况。
人既具有生物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从生物学上讲，每个人都拥有的独特的基因类型，使他具有了独特的生命价值，这种神圣的生命价值是大自然最精致构造的展现。克隆人的出现却消除了人的基因的独特性，从而消解了人的独特的生命价值，这显然是一个反自然的过程。从文化的角度上看，人区别于动物的特质就在于他的文化内涵。当人仅仅被当做一种纯粹的物质存在并沦为技术操纵和利用的对象而在流水线上被大量复制时，他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也就随之消失了。
人的生命价值还在于它是两性共同参与的结果，一个新生命的孕育必然是两性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协作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维系家庭、婚姻和情感的基础。克隆人的出现表明新生命的产生不再需要两性共同参与，因而也就无需传统意义上的夫妻情感、婚姻乃至家庭。它的后果必然是促使稳定与和谐的家庭结构解体。由于克隆技术速度快、周期短，可以随心所欲地复制生命个体的特点，大量复制的结果将势必造成社会性别比例结构的失调。
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个标准的家庭，只要克隆人的身份不能确定，他与供体之间的关系就无法纳入现有的伦理体系。即便克隆人发育正常，他（或她）们与被复制者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还是兄弟姊妹关系？从社会层面上看他们像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但从其基因序列上看，倒是更像兄弟姊妹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克隆人与供体分享荣誉、财产或共同承担犯罪过错？由于无论从遗传上还是生理上都无法区分两者的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等关系，克隆人的出现必然会给家庭成员角色的关系带来麻烦和混乱，使法律地位难以确定，必定造成社会的混乱。相信任何一个有道德的人都会对一个年龄比当事人小30岁、却说不清是当事人的弟弟还是叔叔的人要求平分财产这样的事感到厌恶。
由于克隆人的出现，人被人为地分成了两类：“自然”人和“技术”人。尽管从这两类人中可以找到共同的基因类型，但他们仍然会有文化上的差距。由于我们目前尚不能对克隆人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如何能使“技术”人与“自然”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将是未来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此外，人们还担心，克隆人可能因自己的特殊身份而产生心理缺陷，形成新的社会问题。
两个基本目标
克隆技术在发展之初就确立了两个基本目标：弄清细胞全能性表达和细胞分化机理；通过克隆产品造福人类。尽管克隆技术用于动植物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克隆人的事件也使我们看到科学技术恰似一柄双刃剑，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难免给人类带来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克隆人的出现，向全社会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虽然科学研究本质上是探求真理的活动，但科学研究活动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其中也蕴含着伦理问题。这意味着科学研究也要受到伦理规范的制约，科学家不仅应当考虑其研究所承载的伦理义务，还应当承担研究所带来的社会责任。
对克隆人的不同观点反映了人类亟须科研道德和法律制度化的完善，而解决克隆人问题不能仅靠科学家的道德自律。对克隆人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莫过于通过立法使这项研究能够在社会各方的严格监控下谨慎地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一切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