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财政税务政策的评议和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税务论文,财政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后香港的经济起飞首先归功于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科技、产业结构等的重大变化外，还有中国因素即内地的物资支援和安全保证以及当地实行的经济和财税政策。香港是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区，但它的经济和金融的机制和运作却又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尽相同。本文主要研究二战后香港在财政和税务方面的政策和实践及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以及“九七”后特区财政政策的前瞻。
一、香港的财政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后，一直实行殖民统治，事事听命于伦敦，当地政府在财政及其他方面甚少自主权。二战前，香港的财政一直由英国殖民地部严格监管，财政预算和追加预算经英国政府批准后，再交港府立法局正式通过。战后，英国渐渐改变传统的海外殖民统治策略，开始实行科伦坡计划，殖民地开发和提高福利计划等一系列财政援助计划。在这种背景下，加上1947～1948年度后香港财政收支出现稳步盈余的情况，伦敦的监管逐步放松。
1958年英国政府将财政权力下放给港府。香港不但可以自行决定财政预算和追加预算，而且可以自主发行公债或借款。但有关财政事宜须向伦敦报告，任命财政司和核数署署长仍须报经英国政府批准。
70年代开始，香港的进出口和转口贸易日益发达，国际交易多以美元为单位，而英镑币值则出现不稳定。1972年，港元与英镑脱钩，香港脱离英镑区。于是港府不必将全部外汇资产结存于伦敦，逐步获得自行处理外汇资产，自由选择储备方式的权利。此后港府采取以多种货币存放在不同国家的银行的方式处理其外汇储备。
财政相对独立和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后，香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与此同时，港府的财政收支随着当地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显著增加。1958～1959年度港府收入仅6.3亿港元，支出5.9亿港元，到1989～1990年度，财政收支分别增加到824亿港元和731亿港元（以当年价格计算）。1994～1995年度又分别增加到1740亿港元和1456亿港元。从1970年到1980年的10年间，财政支出实际增长约4倍， 年均增长率为9.4%，收入实际增长约3倍，年均增长率为7.2%。 收支均比同期生产总值增长率为高。以人口平均计算，港府的财政收支额在亚洲“四小”中仅次于新加坡。
（一）自由经济原则下的财政政策
如所周知，许多西方经济学者经过分析研究认为香港的市场经济不仅是亚洲而且是世界上最少受政府干预的自由经济。它努力建立和完善一个人人得以参与的充分自由竞争的公平、公开和公正的投资环境。几十年的经济运作和世界各国的资金云集香港，进行各种规模的投资和投机行为也证明了这个评价。港人在平等的条件下，敢于抓住一切机会，吸纳一切可以为其所用的先进文明，以最高效率创造财富，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世界最富竞争力的经济体系，香港得第二位。加拿大的Frasen Institue 最近把香港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美国传统基金连续三年评香港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系。
上述香港实行自由经济的成就不能不归功于港府相应的财政政策。二战后港府的财政政策可以归纳为十六个字即，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盈余，税制轻简。
收支平衡略有盈余在战后大部分年度内是做到的，但也有七个年头在结算时出现了赤字，均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如1946～1947年度赤字是由于战后经济尚未恢复，1959～1960年度是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1965年、1966年度是由于金融风潮和地产危机，1974～1975年度是受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1980年度初连续三年的财政赤字，即是地产、股市风波所致，也与大量拨付基建基金有关。
港府每年结算时的财政收支金额往往与预算案所列的有较大的出入，这已成为香港财政预算与结算标的的一个特点。在1946～1947年度以后的43个预算案中，只有一次是平衡预算，而许多赤字预算到结算时却变为盈余了。原因是港府各部门往往高估支出和低估收入，如1963年、1964年度实际收入比预算多出17%，1969～1970年度又多出14%。这就是港府审慎和保守理财方法的具体表现。
（二）香港财政政策的演变
港府历任财政司在财政预算和财政管理的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一套理财准则：即1986年、1987年度以前的“五项财政预算准则”，和1986年、1987年度以后的“八项财政预算假设”。
“五项财政预算准则”是财政司郭伯伟从1974年起，根据过去财政预算的经验，对主要的收支比率概括为五项预算准则。1987年后，财政司夏鼎基对准则的比率作了适当调整。五项预算准则如下：（1 ）经常收入最少为总支出的88%（夏改为77%）；（2 ）经常支出不得超过经常收入的80%（夏改为85%）；（3 ）经常账盈余最少为经常支出的60%（夏改为33%）；（4）经常支出不得超过总支出的70 %（夏改为65%）；（5）非经常收入最少为非经常支出的20%（夏改为33%）。 香港的五项财政预算准则的适时调整显示了这一市场经济的特点。
“八项财政预算假设”是彭励治财政司在任内对“五项财政预算准则”作了再修订后，感到仍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于是在他任内最后一个财政年度即1986年、1987年度的预算案中，推出“1985年、1986年度到1989年、1990年度的中期预测”，其中主要内容为“八项财政预算假设”，前两项为经济方面的假设，后六项为财政假设：（1 ）生产总值增长率。假设五年内每年平均实质增长率为4.5%；（2）通货膨胀率。假设五年内，每年平均为4.5%；（3）现金流动盈余／赤字比率。港府的目标是现金流动达到基本平衡即盈亏相抵，但在策划方面宁可由于低估而达到盈余；（4）综合账目开支增长率。 以实质计算控制在略低于香港生产总值增长的水平；（5）非经常性开支增长率。 目标是在扣去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维持在现有（即1986年、1987年度）的水平上下，亦需考虑基本工程在人手费用等方面的经常开支；（6）税务政策。 假设税务负担不会有重大的转移，同时必须顾及维持各项收费和定额税项的实质收益，以及定期检讨各种免缴税入息额等问题。（7 ）经营盈余／赤字比率。由于来自售地的非经常收入的重要性已减低，因此假设大部分的非经常开支，将继续由营业账目的盈余支付。在非经常支出中由经营盈余支付的比率大致订为最少50%；（8）公务员编制增长率。 假设每年不超过2～2.5%的增长。
以上八项财政预算假设为后来的财政司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财政政策。但港府在长期财政实践中，虽然紧扣着“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但是实行市场经济的香港，其财政政策还是根据经济发展的进程有所变化和适应的。例如视房地产市场的兴衰而调整土地供应，又如利用外汇基金参与汇市以维持联系汇率不变等。
（三）最近十年的财政收支比较
在1985年至1995年的十年中，香港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备受考验。因为处于过渡期间，中英双方在新机场建设、青马大桥，政改方案等方面经常产生分歧和争执。此外，海峡两岸关系的变化和内地的政经形势也不断影响香港的资金和人员流动。因此，最近十年中，比较1985 年、 1986年度和1995年、1996年度的财政收支是有现实意义的。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香港如何在坚持低税率高效益的财税实践下，如期完成巨大的公共建设，同时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的艰难过程。
分析1985年、1986年度与1995年、1996年度的财政收支，十年来港府收入总额从43695百万港元增加到180045百万港元，增4.12倍， 其中直接税增4.66倍，间接税增2.55倍，经营收入增4.13倍。
支出方面， 政府开支及注入资本总额从 40692 百万港元增加到183158百万港元，增4.50倍，其中薪俸增3.69倍，退休金增6.09倍，其他费用增3.70倍，教育增3.69倍，大学及理工增6.00倍，医疗增17.3倍，政府开支增3.97倍。
以上分析显示，香港财政收支增加的倍数相仿，各项目增幅也算合理，教育、大学及理工支出增幅较大，医疗增17.3倍，增幅最大。
通过这相隔十年的两个年度财政收支的变化和增幅说明香港经济发展与财政实践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它不但证实了战后香港一脉相承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财政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而且为“九七”后香港特区政府的理财方针奠定了基础。
（四）香港过渡时期的预算案
1997～1998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跨越了中英交接的1997年。因此这份预算案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属下预算专家小组共同编制的成果。此预算案的历史使命不仅要延续现行的财政制度，更要依循一贯的审慎理财原则，为求符合1997年7月1日起实施的基本法规定。 财政司在预算案第20段指出港府的审慎理财完全符合基本法第107条中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
1997～1998年度预算案强调“持恒处变，平稳发展”，这表现在虽有庞大的财政储备及预算盈余，社会福利的增长不足，虽有9.1 %的实质增长，但综援金额并无增加， 社会福利开支仅占公共总开支的8.5%，增幅只有0.1%。尽管如此，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1997年3月13日社论都称赞预算案有利于平稳过渡，对原有理财之道尽量不作大改变，其编制不仅严格依循一贯的理财原则，也力求符合由7月1日起实施的基本法有关的规定。
现在香港特区政府业已成立，今后预算案的编制再不会像过渡时期那样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各种社会服务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形势，迫切需要增加财政支出加以改善，才能实现特区行政首长董建华宣示的：“特区政府要为港人提供足够房屋，改善生活和文化素质。”落实这些计划，而又不违反严格的财政预算准则，确是特区政府及其财政司面临的挑战。
（五）香港财政储备的形成与作用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二战后香港在财政税收方面的实践已如前述。统计显示，财政储备的增加始于80年代中，而增长速度以进入90年代较为显著。1980/1981年度末的财政储备（包括一般收入账目及基金结余）为200.59亿港元，1984年、1985年度末增加到241.97亿港元，但从此到1996年、1997年度的一段时间，财政储备共增加1494.08亿港元， 平均每年年度增加124.5亿港元。 土地基金也是在这段时期累积起来的。
财政储备的增加乃是历次财政收支结余的累积。香港的财政收支经常出现大大高于预算的盈余，例如从1985年、 1986 年度至1996 年、 1997年度的12个财政年度中，除了1995年、1996年度外均有不菲的盈余。出现盈余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个因素来自基本工程建设方面。问题之一是原定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没有列入预算。港府在编制预算时，先订出预算准则或开支指引，以使财政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预算案附录资料显示，最近几个年度基本工程项目的开支预算均大大低于指引允许的数额。1993年、1994年度至1997年、1998年度，基本工程储备基金的“未用尽指引”（即预算低于指引的数额）按上一年度价格累计达323亿港元； 问题之二是基建工程延误造成大量资金积压并以储备形式存在。这种情况尤以近几年比较严重，据悉在12个年度中，共有“未用尽款项”323.94亿港元，其中后6个年度竞达309.03亿港元， 相当于同期内财政储备净增加额的31.8%；问题之三是一些大型建基工程由于前期准备工程滞后，未被列入预算。这些原应支付的款项因而仍以财政储备形式存在，例如铁路发展策略计划，按预算案拟由政府注入资金490亿港元。
第二个因素是香港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有关收入。一是高于原来预算的卖地收入成为高地价带来的额外收入。据计算，12个年度的实际卖地收入超出预算672.86亿港元。上述卖地收入按规定由港府与土地基金分账，综合计算港府约占52.8%。按此比例，港府在过去12个年度由此增加的财政储备有355亿港元；二是高地价高楼价所致的税费增加， 例如与房地产有关的物业交易印花税、差饷、物业税、有关公司的利得税等均随物业价格上涨而增加。我们从地产公司盈利及利得税增收情况可知房地产价格上涨也是财政储备上升的原因之一。
香港拥有庞大的财政储备，其作用如下：
第一个作用是稳定金融市场，绝大部分财政储备存放于外汇基金，1997年3月31日存放在外汇基金的财政储备计有1702.81亿港元，占财政储备的98%，相当于外汇基金资产总额的1/3左右。强大的外汇储备有助于稳定联系汇率，从而能经受国际金融风潮的考验。
第二个作用是保持良好的投资环境。香港的低税率政策和自由经济市场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和基金前来参与营运。雄厚的财政储备使港府实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有了物质基础。香港的经济繁荣主要依赖外资外贸和境外金融业务。在世界经济或发达国家消费下降时，香港的有关业务必然受到影响，从而减少税收和紧缩财政支出。这时，财政储备便产生积极作用，有助于香港渡过经济不景气时期。
第三个作用是使一般收入帐目收入来源发生良性变化。从1985～1986年度至1990～1991年度与1991～1992年度至1996～1997年度的各项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可以看出利得税由26.87%增至28.30%，薪俸税由14.23%增至16.45%，印花税由7.13%增至10.10%，差饷由2.95%增至3.50%。与此同时，应税物品税由6.83%降至5.45%，各项收费由7.56%降至6.48%，公用事业由6.48%降至5.40%， 其他收入由15.23%降至12.85%。 上述各项收入百分比的变化说明港府直接税收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增加，间接税和影响居民生活的公用事业及其他收入则在下降。这种变化对香港保持其购物天堂、旅游胜地、投资福地的地位和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均有积极意义。
二、香港的税务
香港的财政收入从来源来看，可分为税收收入与非税收收入两大部分，其中主要收入来自直接税和间接税。70年代初期，税收占财政收入的60%左右，其中以个人所得税与公司利得税为主的直接税比重在不断增加，以烟酒税与差饷为主的间接税比重则在下降。50年代初，直接税收入仅为间接税收入的30%左右，到了80年代末，直接税收入已达间接税收入的160%。这是因为随着香港的经济发展， 企业营业和居民就业与收入都在不断增加。香港能长期保持低税率和高收入的原因即在此。
总之，税制简单，税率低，稽征费用低和严厉打击逃税避税活动是香港税务工作的特点。
（一）直接税
香港实行分类税制，纳税人要按照四种不同的收入来源：营业利润、薪俸、物业、利息等接受税务局的评税。
1.利得税——只有在香港从事贸易、专业或商业活动所得的纯利，须缴纳所得税。其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获得的利润不需缴纳税。非有限公司的营业利润，目前按15%的税率缴税，有限公司的营业利润按16.5%缴税。税款按课税年度内实赚利润计算。
利得税款可按上一课税年度赚取的利润暂缴，以后再根据年度实赚利润结算。凡赚取应课税溢利时所需开支，均可予以扣除。有限公司支付的股息，无须预扣税款， 从有限公司收取的股息， 也免缴利得税。1995～1996年度，港府征收的利得税为470亿港元， 约占政府总收入的26%。
2.薪俸税——在香港获得或赚取薪酬的人，必须缴征薪俸税。薪俸税按递增税率征收。1996年的计算方法是先扣除入息的免税额，余下第一个2万港元，征税2%；第二和第三个3万港元则分别征收9%和17%的税款；其余入息则按20%征税。但是，任何人所缴税款，均不会超过其入息总额的15%。所谓入息包括薪金或工资、酬金、佣金、花红、退休金、退职金、假期薪酬及其他津贴等收入。夫妇的入息须分开申报及评税。不过，如果夫妇任何一方的免税额超过其收入，或分开评税使其缴税数额增加，则可选择合并评税。1995年、 1996 年度薪俸税收入约达260亿港元，约占政府总收入的15%。根据税法， 纳税人享有许多免税额，如个人免税额、妻室免税额、子女免税额、父母免税额、在职妻子免税额等。因此香港劳动人口中约有53%无须缴纳薪俸税。
3.物业税——这是向香港土地和楼宇业主征收的税，税额是按实际所收租金减去20%作为修理及保养费，再以标准税率15%计算。物业税也采用暂缴税制度。在香港营业的有限公司，其名下物业均豁免物业税（但来自物业业权的利润，则须缴纳利得税）。1995～1996年度的物业税收入共计16亿港元。
4.遗产税——这是属于非经常性的税收。凡是在香港去世的人遗下的财产应缴纳遗产税。1982年遗产税的起征点为200万港元，税率为 10%至18%。1987年遗产税税率调整到6%至18%，现行起征点为650万港元。
5.利息税——1982年以前香港税务条例规定，在香港获得或赚取的利息均须按标准税率，由支付利息者先行扣除税款。1982年及1983年香港分别豁免存放在金融机构的外币和港币存款的利息税。1989～1990年度开始完全取消利息税，现在一切利息都不必缴税了。
（二）间接税
间接税也是香港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税种繁多，其重要者列后：
1.关税——香港是免税港，对一般进口商品不征关税。但对应课税品的进出口、制造、销售和储存均由海关负责征收这方面的税。现在香港对碳氢油类、酒类、甲醇和烟草等4类货品征税。 香港制造或进口的应课税品，不论产地来源均须课税。1995～1996年度应课税品的税收共达79亿港元，占政府总收入的4%左右。
2.差饷——早在1845年，香港就已开征差饷了。差饷（类似1943年前上海英、法租界征收的巡捕捐）是向拥有香港土地和楼宇的业主征收的一种间接税，业主和租户可以分担。差饷收益总额为146亿港元。 教育、慈善及福利等不牟利机构的楼宇一律豁免差饷。差饷最初的作用是维持治安和消防力量。差饷物业估价署根据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按固定的百分率评估及征收差饷。差饷收入可资助政府，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用以提供各项公共服务。
征收差饷的百分率，由立法局根据政府，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的政府需要而厘定。1995～1996年度的差饷率为5.5%。1995～1996 年度终结时，差饷估价册中的差饷，估价约1474000宗。
3.博彩税——港府批准的合法赌博主要为赛马和“六合彩”。投注收益的税率为投注额的12%或18%，根据投注的形式而定。彩票收益的税率则为20%。1995～1996年度博彩税收入约为110亿港元， 约占政府总收入的6%。
4.娱乐税——电影和赛马入场券收费，必须缴纳娱乐税。电影入场费的税率约为9%，赛马入场费的税率平均约为29%。
5.酒店房租税——酒店（即旅馆）和招待所必须缴纳酒店房租税，1974年度以前的税率为租金的2%，现行税率为租金的5%。
6.印花税——根据印花税条例，凡与不动产转让，租约和股票过户有关的各类文件，均须交纳定额或从价印花税。不动产转让文件最高按不动产产值的2.75‰计算，股票过户，有关买卖双方都必须缴纳3 ‰的印花税。1995～1996年度的印花税收入约110亿港元， 约占政府总收入的6%。
（三）其他收入
1995～1996年度各政府部门就提供服务所收费用共99亿港元，约占政府总收入的6%。期间政府从物业投资和租金共得87亿港元， 约占政府总收入的5%，政府经营的公用事业收入72亿港元，约占总收入的4%，土地买卖征收得194亿港元税款，约占总收入的11%。
（四）香港税务的特点
1.税制稳定——世界各国各地区制订税务制度，除了筹集政府经费的目的外，还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调节经济的工具，二是配合政党政治的需要。香港却没有这两方面的问题。因为香港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外来因素，政府奉行自由经济政策，不必利用税制来优惠当地工商业或抑制外资企业。又因香港独特的政治体制，政府不必为政党要求或附和选民来修改税制。由于没有这些因素，香港长期保持着一贯的税务制度，使内外投资者得以安心地经营他们的业务。
2.稽征效率高——香港税务局的工作效率较高，运行成本较低。负责评税，追税及防止避税的工作人员约有4千名。1995年、1996 年度征税1473.80亿港元，税务局开支9.08亿港元， 其运行成本仅占税收款项的0.87%。
3.税制简单便利征缴——香港税务条例的内容以保持税制简单有效，方便居民缴纳的原则。纳税人一般每年只须填报税表一次，税务局根据申报及其他资料进行评算，过程简单，差错极少。
4.无“资本利得税”——香港不对资本性收益征税，维持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从而使本地投资者奋发进取，世界各地资金纷至沓来，香港长期保持经济繁荣。
5.无“全球入息税”——香港税务条例规定，只向来源于香港当地的利得和收入征税，采取属地征税主义。不论香港居民或外来投资者源于香港以外的利得或收入均不征税。
6.长期实行低税率——香港税率之低世界闻名，80年代中期香港财政困难时期，标准税率也只有17%。目前的标准税率仅为15%。在薪俸税方面，应征税收入扣除各种免税额后，虽根据累进税计算，但是税负最后计算不应超过按标准税率计算出来的金额。
7.无“股息税”——香港的公司利得税自70年代中期以来即以标准税率附加1.5%（现为16.5%）征收。为避免重复征税， 发放的股息不再征收股息税。这样，公司企业与股东无不称便。
三、对香港财政税务政策的评议
本文从应付金融危机、资源调拨、平均分配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来评价二战后的香港财政税务政策及其实践。
（一）特区金融经受亚洲风暴的考验
1996年11月，笔者随“九七”后香港经济长线问题课题组赴港考察时，鉴于墨西哥外汇风潮之前车，也考虑到国际外汇投机商可能乘政权交接的机会，对港元进行抛空投机。我们就此问题访问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饶余庆教授、金融管理局货币政策处负责人、港府经济顾问邓广尧先生等。他们表示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但香港的经济发展比较稳定，财政基础可靠，如有人对港币进行抛空投机必然要遭到失败。
1997年7月初，东南亚诸国发生金融风暴， 若干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10月初统计，新加坡元兑美元汇率下跌8%；泰铢下跌38%。 菲律宾披索下跌32%；马元下跌35%；印尼质下跌38%。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将这次外汇风潮归咎于量子基金会的索罗斯（即绍罗什）的投机所为。各国经济学家的分析则认为，东南亚国家金融体制存在问题，外汇储备不足，汇率多与美元挂钩，而对美、欧、日的出口额大致相等，当地金融界支持币值稳定，令偏高的汇价长期不能下调，此乃造成危机的前提。
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港元也在伦敦或纽约交易时段受到投机者的冲击。继7月18日、8月15日港元在外国交易时段被抛售，美电冲破7.750心理关口后，8月29日晚间再度被投机者试探， 一度突破7.750关口，晚11时30分窜上7.7517水平。但是香港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基础与东南亚国家不同，金融管理局胸有成竹，严阵以待，不少外汇商人知道当局将于7.750进行干预，故接近该水平时涌现沽盘，汇价于是回落至7.746水平。
特区金融所以能经受这次亚洲金融风暴的考验，追根寻源还是财政政策的恰当与财政储备的充裕。香港累积的财政储备规模庞大，据库务署公布，截止1997年3月底财政储备达1736.05 亿港元， 加上1997 ～1998年度按预算的316.8 亿港元盈余，1998年3 月底的储备额将达2052.85亿港元，再加上已纳入特区政府财政储备的土地基金逾2000 亿港元，则总财政储备在1997～1998年财政年度结束时将超过4000 亿港元〔2〕。尽管巨额财政储备也受到社会上见仁见智的议论，但它却是应付这次金融风潮的物资基础，它保证了香港经济和金融的正常运作。
在东南亚诸国发生连锁金融危机的极度不利形势下，香港临危不惧应付裕加的事实，便是对二战后香港一贯奉行的稳健财政政策及其实践的最佳评价。
（二）资源调拨方面
资源调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香港公营部门的相对规模是否适当。公营部门相对规模越大，反映它占用的资源越多。公营部门相对规模是以港府综合帐目开支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表示，该比率从50年代初期的10%左右，上升到60年代和70年代的15%左右，到80年代初期急剧上升到接近20%，说明香港公营部门占用的资源越来越多。 但1984 ～1985年度以来，综合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开始下降，一度稳定在15～16%上下。1995年占13.9%〔3〕，1996年占11.3%。 这是因为最近几年港府将有些公营事业放给私商经营。一般说来，香港公营部门的现有规模并不过分庞大。
至于资源调拨的效率，港府奉行自由经济原则，向不资助或保障某一类行业，以免歪曲价格结构，影响对外贸易并导致错误的资源调拨。此外，香港税制简单，税率很低，所以在资源调拨上，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内无意见。
（三）平均分配方面
长期以来，港府的财政收支均有平均分配的意图和效果。税收方面，直接税有明显的均分作用，因为利得税主要来自富裕人士，薪俸税是累进的并有多项免税额，夹心阶层的税负得以减轻。
间接税却使征税以后所得的分配更不平均，因为间接税主要是对烟酒等消费品征收的税。富裕人士消费的烟酒虽然较多，但所支费用在他们收入中的比重甚小，而工薪阶层消费品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大大超过富裕人士。这样，直接税和间接税对所得分配的影响几乎互相抵消。但是近年港府财政收入中直接税的比重和增长率均超过间接税，平均分配的作用有所加强。
香港财政支出中，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方面的比重甚小。这是因为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反对香港成为福利社会，以免增税影响工商业营运成本，从而减少港产品的竞争条件。所以香港在这方面的平均分配作用表现最差。
（四）经济稳定及增长方面
二战后，港府利用财政手段来稳定经济的记录，好坏参半。在50年代，香港财政开支的增长率相当稳定，其波动幅度小于本地生产总值的波幅。1952年至1954年经济衰退期间和1958年的短暂经济停滞期间，政府开支仍有较快的增长，较好地发挥了稳定经济的作用。香港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地区，它的经济和金融极易受到外部影响，它在世界经济不断演变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将财政开支和税率等财政政策都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以达到稳定市场，鼓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四、回归后特区财政税务政策的前瞻
本文撰写时，特区政府成立仅四个月，此际对特区财政税务政策和实践加以评价未免过早。何况中英双方努力制订的1997～1998年度财政预算早已达成协议，公诸于世了。
但是香港回归后既有平稳如前的景象，也有万象更新的设想。各界人士对未来经济财政设施的建议纷至沓来，自可理解。有人提出：自由放任经济一去不返，因为香港今天是一个以服务为主的城市，而不再是加工出口的基地。现在的情况是财富集中于物业，贫富悬殊。工商界人士要求削减利得税，从16.5%减到15.5%，而工联会议员陈婉娴等则建议提高利得税率百分之一。另有人提出增加一种销售税，可以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入，平衡各种人士的税负〔4〕。
在此以前，就有人提出香港经济面临转型和要求发展高科技使香港成为亚洲的硅谷等建议，希望政府拨巨款投资科学园区，投资于研究等等。最近提出增设销售税和提高利得税税率建议也与此有关。
如此而言，今后特区的经济和财政金融的前景何去何从呢？二战后香港已经历过几次经济结构转型，如50年代恢复时期的转口贸易，60年代开始的制造业，70年代起的第三产业。现在号称进入多元化经济，其实从产业结构分析，仍属以第三产业为支柱的经济。此时提出结构转型，难道再转到制造业或转口阶段吗？即使发展高科技或信息产业，仍旧不脱第三产业为主的范畴。
香港现在和将来的经济都是以中介为主的第三产业。只是三产中以人、财、物为标的的中介业务，将随着内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及其他因素如海峡两岸的关系变化等而放缓其增长速度。可是另一种抽象内容的中介业务将随着内地对外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增长。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两种市场经济之间存在差异，尽管在思想上力求接轨，而实践中仍有距离。这种差异使海外企业家和投资者感到通过设在香港的有关中介机构处理内地业务，可以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果〔5〕。
21世纪号称亚洲世纪，中国经济也将蓬勃发展。各国的跨国公司，企业家和投资者，必将涌入内地投资和占领市场，届时香港的中介业务必将应接不暇。
综上所述，可知香港的经济发展必须以客观的市场需求条件，决非任何高明的指令经济所能左右。香港一百多年来是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取得亚洲“四小”和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今后的发展仍须依赖客观条件，中央决定香港回归后，根据基本法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道理即在此。
至于发展高科技问题，香港在金融、通讯、建筑等行业一贯重视及使用高科技成果，并已产生经济效益。发展高新技术并成为科技中心虽是人们提出的一种目标，但在可见的未来香港实不具备条件，要求财政拨款投资是不现实的。
总之，今后香港的财政政策仍不得不萧规曹随，实行量入为出，力求收支平衡和低税率的财政政策。利得税税率不能提高，以免阻吓海内外投资者，也不能增设销售税，以免影响旅游者和内部消费。联系汇率使港元汇价随美元升降，利率也受制于美国利率，不利于出口产品竞争，应可从长计议加以研究。
注释：
〔1〕 董建华在1997年3月8 日国际货币基金与香港金管局合办的研讨会上的讲话，香港《信报财经月刊》，1997年4月号，第49页。
〔2〕 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港澳经济季刊》1997 年第4 期第2页。
〔3〕 刘强：《经济哲学的贫乏》刊香港《信报》1997年10月7日42版。
〔4〕
徐助雄：《重估现时税制此其时矣》刊香港《信报》1997年10月10日，第21版。
〔5〕
杨小佛：《九七后的香港经济：结构转型还是三产升华》，刊香港《信报财经月刊》，1996年6月号，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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